“以苏为师”是新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取向。早在1945年，毛泽东讲过：“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①1949年10月，刘少奇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②。1949—1950年，《人民教育》发表了凯洛夫《教育学》部分章节的中文翻译稿，并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于是，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潮。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奠定了“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基调。1951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翻译引介后，引起学者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属于什么范围。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学基本上以苏联教育学著作为模本。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教育学者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以及编撰的教育词典等，很少探讨教育的本质问题，以及其他各项教育活动的本质问题。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为例，从第1卷到第25卷，几千篇教育论文，仅有一篇论及“教育本质”问题，这就是郑宗海在第24卷第4号上发表的《教育改造声中对于教育本质之探讨》一文。①从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教育学著作来看，除了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外，还有论及教育及其他教育概念或活动的本质问题，如张子和的《大教育学》(1914)、范寿康的《教育概论》(1931)、吴俊升等的《教育概论》(1935)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教育词典的编撰中。从最早的由京师译学馆印行的《教育词汇》,到1928年由余家菊等主编的《中华教育辞典》,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版的教育辞典，都没有收集有关教育本质的词条。

1952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先是《人民教育》杂志5月号刊登潘培新的《苏联杂志展开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一文，并配发了编者按；后是《人民教育》杂志同年7月号和8月号连续刊登苏联教育学者《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也配发了编者按。应该说，这是1949年后最早将教育本质问题介绍给中国教育界并号召中国学者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研究的。受此影响，张凌光、朱智贤、陈选善等编辑的《教育学》(1953)在第一册第一章第一节就讨论教育的本质，致力于从教育的起源、历史变迁等方面寻找教育的本质。不过，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辑的《教育学讲义》,尽管也着力阐明教育的历史性、阶级性等特征，但是却未明确使用“教育本质”范畴，只是在下册部分偶尔使用“自觉纪律的本质”的提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