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教育哲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时代的教育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促进教育哲学的繁荣发展。

一、从哲学的教育应用到教育的哲学

教育哲学是教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二者怎样交叉，有两种典型的认识。一种认识是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将哲学的原理、思想、方法运用于教育，使教育哲学成为哲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学科。

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把教育哲学分为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和教育伦理学三个部分，就是哲学的论理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的教育应用。直到现在，本体论与教育、人性论与教育、价值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认识论与教育、美学与教育等，一直是教育哲学的经典课题。另一种认识是把教育的一般问题、基本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哲学分析和抽象概括，从而建构教育的哲学。1933年出版的姜琦的《教育哲学》就试图探讨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教育哲学恢复重建后，黄济的《教育哲学初稿》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高度做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他在《教育哲学初稿》中探讨了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知识论与教学、美育与美学等教育基本问题。

关于两种学科交叉的不同方法，前者以哲学研究教育，立场在哲学，成为哲学的教育应用；后者对教育进行哲学分析，立场在教育，旨在为教育实践提供价值引领，从而成为教育的基础学科。两种方法各有侧重，前者作为哲学的应用，以哲学为逻辑，生成哲学知识和理论；后者作为教育的哲学，以教育实践为逻辑，为教育实践问题服务。教育哲学建设初期，教育学者多运用哲学思想、观点、方法进行教育演绎。随着教育哲学的发展，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内涵的学科，越来越强调对教育实践的关注，为教育实践服务，从而使教育哲学成为实践哲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实践的根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就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中，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中，体现在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各方面。教育哲学紧紧围绕对时代新人的培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人学形态的教育哲学。因此，新时代的教育哲学，在形式上关注实践，成为教育实践哲学；在内容上关注人，成为教育人学。

二、从专业的教育哲学到教师的教育哲学

美国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把教育哲学划分为个人的教育哲学、公众的教育哲学和专业的教育哲学三种。专业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哲学视为专门的学科，对哲学的概念、命题做出认真而严密的检验、批判、辩驳、分析与综合，致力于形而上的知识生产，满足于理智沉思的需要。专业哲学是少数哲学家的事业，他们具有超凡的理性和智慧，被柏拉图称为“哲学王”。由此哲学成为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远离生活，远离大众。教师作为教育的实践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哲学家思想的执行者、实验者。

索尔蒂斯认为，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一样，教师也应当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对于自己教育实践的反思和对自己的教育问题的看法，属于个人的教育哲学。当然，每个人对教育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有的处在常识阶段，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系统的教育观点，才是教育哲学。因此，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通过反思教育实践、研究教育问题、感悟教育真谛而形成的教育智慧、教育信念。

专业的教育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致力于哲学概念的澄清，命题的分析，思想的论证。教师的教育哲学不像专业的教育哲学那样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是为实践而哲学，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它不是教师基于哲学的教育演绎，而是对教育实践、教育生活的深度反思。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内生的、主动建构的教育哲学。教师的教育哲学在于唤醒教师的哲学意识，增强哲学思维，促使教师更好地理解教育生活，提高教师对教育生活的感受力、理解力、判断力，从而构建更美好的教育生活。

专业的教育哲学对于教师虽有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指导具有外在性，且缺少具体的教育情景。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内生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和解放性。它从哲学高度关注教育实践问题，通过对教育实践的哲学反思和批判，实现对教师的思想启蒙，提升教育智慧，使教育哲学真正成为教师的实践智慧之学。

三、从“中国化”到“中国特色”

中国的教育哲学起步于对欧美教育哲学的引进和模仿。1929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中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他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现状，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能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它开启了包括教育哲学在内的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著作，都受到了西方相应教育哲学流派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深远。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它们都是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1934年11月5日，吴俊升在《大公报》撰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姜琦在《教育杂志》1935年第1期撰文进一步提出“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针对教育哲学学派纷呈的状况，张君劢在《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撰写《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对各派哲学进行综合，对各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姜琦指出，综合的标准是三民主义。这场讨论使教育哲学开始从“中国化”转向中国的教育哲学。遗憾的是，伴随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教育哲学也从**进入低迷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取消。

恢复重建的中国教育哲学，离不开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使我们了解20世纪西方教育哲学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以及当代解释学教育哲学、批判教育理论、后现代教育哲学、女性主义教育哲学等新的教育哲学，拓展了我们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我们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建设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①

中国教育哲学在初建时期，走西方教育哲学引进之路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建构自身的教育哲学才是正途。正如著名教育家胡森所说：“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毕竟是由它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②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建设中国的教育哲学。这要求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扎根中国大地，放眼世界和未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从而为人类教育文明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