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来说，既没有思想的根本性，也没有观念的运动性；相反，存在的是关于事物的具体或抽象的思考，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在制订整个“经济学”计划时超越了这一合理内核，并且希望在某一天能写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论著来阐述合理内核的合理方面。“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①

因此，对这一计划的选择就等同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如果马克思在详细制订了未来研究的指导原则之后却改变了这个计划，那么他在很多科学领域的历时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必然被抛弃。此外，马克思将被迫重新开始整个计划，并且首先要对方法论的巨大变化的科学假设进行阐述。然而，他生前已经出版的文章和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手稿中没有对他的方法论选择进行怀疑的痕迹。因此，那些想真正研究马克思的人，不应该只关注以怎样的代价来保卫他的思想的系统性结构，而应该研究可以改正和继承的思想系统未完成的计划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果可以作为按马克思的思想路线进行的研究的名称，那么它应当被理解为科学连续性的意识，也就是达到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的研究。然而，说到继承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例外)仍然难以摆脱那些不是服务于科学，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辩护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煽动行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马克思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就是原来属于巴枯宁的几卷黑格尔著作。这使马克思有机会重新与他的“导师”对话。他在十五年前脱离了黑格尔，批判和指责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危险的“神秘化”。十八年后，马克思可能再一次谈到所写的关于辩证法的论文：cf.the letter fromJoseph Dietzgen to Marx,Jan.16,1876(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History,Amsterdam;DⅡ,23)。马克思一定会对不能实现这个计划感到遗憾。这不仅因为他认识到它具有内在的重要性，而且因为他一定会感觉到自己对于黑格尔态度的模糊性。从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关于这个计划的持续不断的争论看，其后悔的感觉也确实被证明是有根据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仍然是马克思学中最富争议的主题。

当他开始审视最初设想为一种“对经济学基本特征①的阐述”的计划和方法的时候，我们追寻到了马克思一步一步走向学术成熟的过程。从1844年到1853年，马克思积累的研究笔记的数量成倍增长。这些笔记中有一些初步的批判性思考，也有一些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当代的读物中所做的简单摘录。他的研究成果明显体现为《神圣家族》(1845年),体现为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1849年)以及《哲学的贫困》(1847年),同样体现为1852～1857年寄给《纽约论坛报》的关于财政、商业和工业问题的大量通信报道。严格说来，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题论文，而是马克思用于所谓“导言”或"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材料。

方法的难题在马克思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就出现了。当时，他决定写一个最终他并不愿意发表的总的导言。在一个始于1857年8月23日的标有字母“M”的笔记本中，他将这个导言分为四个部分：生产一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商业。马克思并未均等地阐述这些章节，但是它们的理论定位非常明显。事实上，马克思在面对关于这些概念的以前的和当代的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并再一次从事他的早期设想的主题。另外，他在面对这些经济学家时没有谴责其中的争论，不管是蒲鲁东还是凯里，不管是约翰·S.穆勒还是J.B.萨伊，不管是“通信的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men of letters)还是“黑格尔主义者”。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虽然不是同一的，但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是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叙述方法的选择与这种关系所表示顺序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上，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①

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按照传统方法开始他们的分析，就是讨论“生动的整体”,即人口、民族、国家或若干国家，包含所有广泛而复杂的概念——他们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和价值。换言之，他们从一个非常抽象的整体出发，到最后得出了越来越精细的抽象概念。根据马克思的看法，18世纪赞成科学方法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已不再使用这种方法，即“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②开始出现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观念上和方法论上解释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世界市场为**的必要性：

但是，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马克思提到了黑格尔，并采纳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头的与“意识确定性”相对的认识理论。但是，马克思谨慎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的老师黑格尔所犯的错误上：后者将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个过程不能与“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混淆。②

这些方法论上的反映是在马克思重新阅读黑格尔的书之前，可能与《法哲学》中的某一段进行了比较，而这本书也是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并且首先对《神圣家族》揭示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思维结构(speculative construction)进行批判。在写作“总的导言”时，马克思费了很大力气确定他与被承认具有科学声望的古典经济学家相对的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黑格尔的确是一个老师，但只有在允许他的学生在相反的意义上学习他的辩证法时，他才是一个老师。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范畴，如果没有明确界定的人际关系(如家庭、国家、社会的类型)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做背景是无法被理解的。交换价值也有类似的情况。换言之，早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前，货币就有一个“古老的存在形式”。这是关于劳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范畴，事实上像人类一样古老。

这样的“具体整体”当然是我们思考的结果，是科学探索世界经验的反映性的思想的结果，其方式不同于对理论思考一无所知的艺术家或宗教信仰者们。如果远古的组织在更先进的社会保存下来，但没有明显的术语上的相似性，从而显露出导致具有全新特征的社会形式和反映的突变过程的秘密，那么一个长期的历史磨砺是必要的。例如，关于货币，“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①。“简单”"具体"“抽象”“复杂”“发达”“欠发达”,这些词是马克思在对经济体系的批判分析提供科学知识工具时使用的方法论上的词汇的一部分。有了这个工具，人们就可以科学地决定人类、个体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在1857年，他决定不出版他在方法论思考上的最初成果。然而十年之后，当用更简洁的语言来揭示它们的时候，马克思却发现如果不依据早期的完整的陈述，人们是无法理解这些词语的。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陈述了读者在开始阅读这本著作时(关于商品和它们的价值形式部分)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这里，马克思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

由于马克思放弃了1857年的“总的导言”,而且他在1867年序言中进行的说明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所以马克思感觉有必要在1873年的跋中回到他的方法论主题，然而却没有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