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857年8月至9月完成的导言，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模糊地称之为“总的导言”。该导言在1903年首次由考茨基出版。这篇在马克思死后发表的文章使“科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理论难题：一方面，它证明了马克思早在着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选择好了方法论；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马克思所选择的方法与六册计划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并没有阐释过。考虑到导言的出版，马克思对1859年序言中揭示的“经济学”计划保持沉默——恩格斯也从来没打算解释这种沉默——或者被解释为对不自愿取消这一计划的默许，或者被解释为对选择一种新方法的间接证明。

然而，事实上，考茨基出版的导言在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各种倾向中并没有太大的反响。它并没有引起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或争论。它似乎已经被编纂为法典，因此是不能触及的。这没有引起讨论，因为马克思的计划改变只是模糊地被提及，似乎很自然，而且恩格斯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解释的痕迹。假如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或其他任何地方被提及，恩格斯在去世之前作为马克思著作方面的权威，会毫不犹豫地发表他的观点。但是，他在马克思自己的判断之后保持沉默成为一种保证，从而导致对马克思手稿的任何重要评价都是表面化的。在编辑《资本论》时，恩格斯丝毫没有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分册的序言和后记中都没有提到1859年计划，也丝毫没有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这一册之后为这五册准备的大量没有编辑的材料。综合考察这些情况，恩格斯很可能乐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亡友的遗愿，围绕关于资本的第一个主题而准备的未编辑的手稿“做些事情”。

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接管马克思的手稿的时候，尽管马克思已经声称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时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好了，然而恩格斯并没有试图将用于马克思所列举的五个主题的材料进行分类。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要么这个计划只是马克思在学术上的一个虚构，要么这些手稿由于偶然原因，或者因为马克思在某些方面认为它们没有进一步的用途而丢失了。尽管我们在这里不是有意审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遗留手稿的继承人和编者完成任务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遗憾地注意到恩格斯仍然还不熟悉1857年的“总的导言”和宏大的《导言》手稿，因为这些文章可能促使他重新认真地考虑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本质。无论如何，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所有朋友中最适合承认他的“资产阶级苦难”和他的科学兴趣的深刻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在储存大量马克思写于1857～1861年的手稿之后，仅仅将这些在1859年第一分册出版之前的那些手稿放到了一边。他之所以对马克思留给他的大量手稿采取不感兴趣的态度，似乎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手稿是过时的和无用的材料。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遗产所增加的东西与其说是创造性的，不如说是在注释层面上的。尽管不情愿，但他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编制成法典的重要参与者，并且为未来的继承者标出了指导路线。他赋予这个体系以严格的模式，而实际上这个体系是需要扩展和丰富演绎的未完成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他已经为他所构建的批判提供了“精华”,他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详尽阐述的任务。这一精华主要是(并不仅仅包括)《资本论》的三个过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