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马克思稍微查阅了他的研究笔记。例如，应拉萨尔的请求，他查阅了有关英国农业的统计资料：粮食作物的输入情况(如1847年到1850年小麦和面粉的进口量),1853～1854年休耕土地的情况，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工资等(1855年1月23日给拉萨尔的信)。③还有，从他1854年到1855年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货币问题仍然有很大兴趣。还有一本大约引自24本书、由40多页摘要组成的读书笔记，命名为“完美的货币体系”(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在这本笔记中，马克思频繁地提到他早期笔记中所引用的图书的数量。新闻界对他的排斥，加上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激起了他革命的火花。“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像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耍尽了。”①这是恩格斯的观点(1856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他促使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更有甚者，他认为蒲鲁东的《交易所投机者手册》(Manuel du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1857)和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者达里蒙的《银行改革》的出版是一个新的挑衅。

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波大范围的金融投机，银行、商业、工业、农业的波动遍及法国，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扩展到美国。早在1856年6月，在《纽约论坛报》上，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法国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而不是分析为什么欧洲“没有人能够解释法兰西帝国的繁荣和社会衰败的迹象”②。

几个月后，他预言一场危机将要发生，并且预料到可能出现的后果。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当时为美国报刊撰写关于投机与货币问题的文章而做的大量的笔记。③我们发现，他1856年至1858年的通信中的大量材料都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理论化的说明，尤其是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在1857年至1858年的危机评论中，马克思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归于股份公司。在《资本论》中，他把股份公司的经营看作资本积累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理论。事实上，尽管这种体系的基础仍然是完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破坏性或否定性的方面。①

他不仅仅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还用新闻工作者的语言来阐明信贷体系的巨大发展与他所称的“帝国社会主义”现象之间的关系：

波拿巴过去的各种经历指向了附加在他身上的最困难的经济处境的源泉——信贷。恰巧在法国有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开始时像其衰落时一样，都受到一个梦想的迷惑。这个梦想就是在公共信贷的一些新奇计划所创造总体的财富之前，阶级对抗就会消失。并且，这种形式的圣西门主义在行动失败后并没有消失。这包括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ebats)杂志的经济学家；包括蒲鲁东，他企图在新奇的创意下掩盖圣西门主义的教条中最糟糕的部分；包括两个葡萄牙籍犹太人，他们实际上与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相联系，追随佩里·昂凡金(Pere Enfantin),其实际经验就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面、在圣西门的法律下面大胆进行投机。这些人——埃米尔(Emile)以及伊萨克·佩雷尔(IsaacPereire)——是法国信用公司，也是波拿巴社会主义的鼓动者。②

马克思发现，股份公司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生活的新时代的先兆，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了说明这种发展，他用了蒲鲁东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一个词，即“工业封建主义”(尽管他批判过蒲鲁东)。同时，不管怎么说，他承认了股份公司的积极功效，因为“联合生产力”显然比单个资本的成果具有更加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资本集中已经加速，并且，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中小阶级的衰败。一种工业霸主形成了，它们的权力与它们的责任形成颠倒——它们只对它们的股份负责，打败整个资本社会……这种寡头的“指导委员会”下面是社会代理和实际管理者的官僚集体，而在它们的下面是没有任何转变的巨大的和每天都在膨胀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依赖与无助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扩张而增加，但是他们也会随着其代表数量的增加而更具有危险性。①

马克思1851～1586年分析政治事件的大量的报刊文章都充满了阶级、政党、国家权力的观点。这暗示着，自1845年以来，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都是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研究。他不断地回到那个主题上，不仅受瞬时的经济危机的激发，而且像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被反革命镇压，结果是埃斯帕特罗(Espartero)把土地留给了奥唐纳(ODonnell)]这样的政治事件也会激发他的灵感(《纽约论坛报》1856年8月18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分不开的，正如离开了哲学就不能理解实践和历史的关系一样。在1857年，如同在1845年，马克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1859年，他在《序言》中重申了这一目的。

1.“经济学”新起点

从1857年7月到1860年10月，由于没有财力支持，同时也不能为《纽约论坛报》写文章，马克思不得不效劳于美国的《百科全书》。①这些细分的学术任务使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经济学”。这种思想产生于1857年美国和全球危机之时。这场危机马克思已经等了七年。恩格斯和他(不知疲倦的社会政治剧变的守夜人)兴奋地与最新发生的事件并肩齐行：“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像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②(1857年11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③“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个大笔记本——英国、德国、法国……”④(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消耗……白天。我(只)剩下夜晚来做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病痛来(打扰)。(我)还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像隐士一样过日子。”⑤

这就是他在起草“经济学”计划的十个月中的遭遇和希望。在《大纲》①(未来《资本论》部分最重要的第一个草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②

2.“经济学”计戈

当谈到研究成果时，马克思很可能想到的就是他1843年以来所积累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笔记。因此，从一个导言开始，进而确定整个体系的方向和计划是合乎逻辑的。他从一部手稿出发，进而认真思索。他不仅需要做大量的脑力劳动，而且企图“预先说出正在要证明的结论”③.

导言的第一部分研究了几个问题：“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④。这部分又细分为四个部分：“1.生产。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第一部分，或者称作第一章，连同它的四个组成部分，始终没有被完成。马克思几乎没有涉及这部分中的第四部分。①从风格上看，这些可以被视作被对马克思特别蔑视的同时代的人的批判和讽刺所打断的努力思考，这些人有巴师夏、凯里(Carey)和蒲鲁东。它的另一个特征是将直接面对黑格尔的方法与零星地运用黑格尔的形式相结合。②有时，马克思的一些语句似乎仅仅有助于他回忆。后来，他无疑力图补充和完成这些回忆。他开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一章，对一些疑问做出解释。他先评论了两个相承的道路③,认为这两个学派的目的就是界定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17世纪经济学家选择明显的实验方法的道路。这个方法从“生动的整体”开始，如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然后分析更为简单的要素，如劳动分工、货币和价值。马克思批判了这条道路伪装的实验主义，转向第二条道路。第二道路从第一条道路通过抽象所达到的“特定的时期”开始，从更简单的要素，如劳动、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出发，继续探讨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体系”的母体。④马克思认为，第二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所以他无条件地坚持它。他将第一种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进行了比较。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具体”是实验数量的综合和统一，被提炼为产生现实的抽象的决定。

我们不会详细阐述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些模糊的解释，他将这种方法界定为“占有具体并将它再现为思想上的具体的方法”。在《资本论》的序言和跋中，他再一次提出抽象方法的问题，将它与自然科学中运用的方法进行比较。①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当马克思确定构建他的“经济学”所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时，他系统地将“经济范畴”的起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与在历史上发生变化的“主导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与不断变化的司法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在这种分析中，对主题进行叙述的顺序是由“范畴”的历史成熟程度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决定的。所以，最简单的和最普遍的范畴——比如劳动——并不必然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尽管它是高度抽象和“中性”的，但一定不会成为分析的出发点。

马克思宣称，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②。为了说明这个可以揭露“经济学”方法和计划的秘密的论点，马克思举了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的例子。后者和农业相连(生产和生活的源泉),从它出发来理解完全没错，因为不懂资本便不懂地租：“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③经济范畴不应该按照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来排列，而是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起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对他前面所说的方法论进行了反复思考并加以概括，把他的研究成果列成了一个富有逻辑性的提纲。他这样写道：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3.“经济学”计划的重大“变化”

最初的一些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六册计划，即1859年《序言》中所说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后来已经有所改变。②卡尔·考茨基似乎是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③然而，事实上，考茨基也仅仅是指出1859年计划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不一致，并没有研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三十年后，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把考茨基的这一简单评论提高到了方法论原则的高度。

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马克思在1862年就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列出的提纲取代了1859年的六册计划，并注明日期为1867年7月25日。①依据马克思和库格曼(Kugelmann)、恩格斯的通信，格罗斯曼断定这个转变的时间为1863年7月至8月。他把R.威尔布兰特(R.Wilbrandt)的解释称为“异想天开”②。按照R.威尔布兰特的观点，《资本论》的四卷仅仅是完成了1859年计划的第一部分，还有五部分没有完成。与考茨基不同，格罗斯曼没有区分“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不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马克思打算分六部分对此进行考察，资本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

《资本论》(第一卷，加上恩格斯、考茨基出版的第二至第四卷)不外乎就是“经济学”,因此，它已“基本完成”③。

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改变计划呢?格罗斯曼指出，出于方法论的原因，马克思1859年从“物质的观点出发”制订了六册计划，到了1863年，一个确定的计划则是“从知识的角度”构建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就已从知识的角度来关注自己的主题：建立在六册计划基础上的《大纲》手稿，就包含了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即“三卷”(《大纲》中称“章”)。尽管格罗斯曼在1929年完全没有注意到《大纲》的存在，但是他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④事实上，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就透露了“第一分册”的计划，即在《序言》出版前一年。写作计划是这样的：

(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①

很明显，从物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知识的观点出发所蕴含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三周之前，甚至在还未通知恩格斯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和拉萨尔的通信中说明了“经济学”的六册计划。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在此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大体上，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的整个第一分册应该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大约100页。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犯”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①

在随后1858年3月11日的信中，马克思告知了拉萨尔计划的“第一分册”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价值、货币、资本),没有提及“计划的变化”。最后一部分“资本一般”又细分为三部分，作为将来《资本论》三卷的材料。因此，格罗斯曼所参考的1863年计划与1858～1859年计划几乎是一样的，仅仅是在1867年《资本论》的序言中做了一点修改：扩充了第四卷“理论史”②。

关于“经济学”计划，先前人们所犯的所有的错误都在于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按照1859年序言中的“六册计划”出版“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原因(就像格罗斯曼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把“小册子”写成“大量的卷宗”①。

4.《资本论》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

起初在列“第一分册”的内容提纲时，马克思估计有“五六本小册子”。他紧接着补充说：“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研究整个《资本论》就是以价值和货币为“出发点”的。他接着又分析了资本的三个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约一百页。②

然而，马克思自己也并不排除计算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至于总共有多少印张”,他在给拉萨尔(拉萨尔仍答应为他找出版商)的信中说：“老实说，我还很不清楚，因为本书的材料在我的笔记本中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常常过于详尽，在最后综合时就不会这样了。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整个著作不会少于三十至四十个印张。再者，如果出版商同意这件事，他大约到5月底能收到第一分册。”①

同样在1859年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到他准备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②。确实，马克思不仅提到了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2月底草拟的大量《大纲》的手稿，而且提到1844～1845年的巴黎和布鲁塞尔笔记，甚至还有1851～1854年他在英国所做的研究。每当提到“第一分册”,他往往只是想到《大纲》。正是在《大纲》中，他说出了“第一卷”的内容，并将其命名为“资本论”。要把将近50本小册子(每本16页，总共800页)的材料压缩到100页，而且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这即便对于一个具有艺术浓缩权威的天才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这本小册子将对所有基本原理进行阐述，并将成为整部著作的基础。如果我们谨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的全部并不仅仅是将来的第一卷，我们应该就能领会马克思对“第一分册”的决定性特征的肯定和坚持，以及他后来对恩格斯要他单独出版第一卷的建议的近乎极端的否定。同时，他还告诉了恩格斯拉萨尔的措施以及他自己的“经济学”六册计划的整个纲要。③这是他第一次透露这些重要特点，并将其作为《资本论》的“开端”。下面就是这个提纲的一些重要段落，其中很多与《大纲》非常相近：

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①

马克思接着回到“资本一般”,即“第一分册”的“第一篇”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马克思没有系统地阐述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地产=

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一切问题)。

1.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种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第一篇的第二部分(货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浓缩，其中包括对劳动货币的鼓吹者(格雷、布雷等人),以及蒲鲁东主义者的一些打击。到了第三部分(资本),突然到来的疾病使马克思不能继续研究下去。①因此，这封信没有提及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已提到的“资本一般”的三部分。②然而，马克思在1858年5月底写的“提纲”只是为了整理《大纲》手稿，并且是按照与拉萨尔和恩格斯通信时提出的计划进行整理的。③

下面的要点就是马克思《大纲》的七本笔记的提纲的两个版本中的第一版，“经济学”的“第一篇”。④

(I)价值

李嘉图，马尔萨斯，亚当·斯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斯图亚特，托伦斯。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

(Ⅱ)货币

一般论述。从价值到货币的过渡。交换本身的产物。货币的三个规定(贝利)。

(1)货币作为尺度。

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而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金银作为计算货币不表示任何价值，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一个可除部分。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称(因此，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金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关于直接用劳动时间命名价值。

商品在头脑中转化为货币。货币作为计算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计算货币(斯图亚特，高吉，贝利，弥勒，《经济学家》)。

阿西涅。法国的计算利弗尔(加尔涅)。货币作为尺度需要的不是固定的价值，而是数量(贝利，乌尔卡尔特，格雷，富拉顿)。

(2)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简单流通(斯图亚特)。铸币……货币的特权就是始终流通。

货币的价值。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作为等价物的货币之间的矛盾。……G—W比W—G容易。

(3)货币作为货币。……货币的解体作用(《自由贸易》)。

(4)作为货币承担者的贵金属。蒙塔纳里。热中于“发明”货币。

(5)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

(6)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Ⅲ)资本一般

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1)资本的生产过程。

(a)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b)绝对剩余价值(李嘉图。剩余劳动。斯图亚特)。

(c)相对剩余价值。

(d)原始积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前提)。

(e)占有规律的转变(李嘉图)。

(2)资本的流通过程。①

在索引第一稿中，我们不难发现，最重要的主题是货币和简单流通。它最先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研究，后来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研究。尽管《大纲》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对“资本循环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是这一篇的第一部分并没有按照它来进行研究。看来，马克思在开始第二稿的研究时已经中断了对这个手稿的索引的研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859年他重新开始整理和集中研究这些材料。

与其他文献不同，这个索引充分地证明了《资本论》将作为“经济学”的“第一分册”。马克思并没有中断对这一初始计划的研究，同时也没有抹掉先前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和他已经得出的一些方法上的原理。在“经济学”“第一分册”的另一关于《资本论》部分的计划中，马克思继续研究了这部著作的逻辑和主题结构，并接近他最后确定的形式——除了一个细节之外：《资本论》不是一章或一分册，而是变成了一卷。

5.第一分册

马克思把1858年5月底作为递交第一册的最后期限。但是临近期限的时候，由于材料搜集的原因，他没有按时完成。当他开始认真地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时间已经到了8月。这个新的文本并不比以前的《大纲》更权威。马克思没能够对“经济学”第一分册中提到的三个主题进行扩展，而是又重新开始研究。①虽然他一直想

“压缩”第一个手稿所搜集的材料，但是他的研究领域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的材料，他参考了更多的书目，同时他面临的对抗和批判使他偏离了原来的主题，并在后来以不同的文本进行了新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无法想象的难题。②因此，他的整个工作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理所当然的(Selbstverst?ndigung):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他的通信就足以表明贫困对他的研究的限制程度。③

奇怪的是，与《大纲》中设想的不同，得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商品”而不是“价值”开篇的。④并且，马克思与拉萨尔的通信也揭示出，除了一些无休止的挫折以外，马克思更关心“第一分册”的形式，以及他对内容的不确定。1858年11月，他希望能在“四周”内完成手稿。他说手稿将由“两册”组成，都是作为“第一篇”讨论“资本一般”。他写道，这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因此，如果写得过于简单，一般读者就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①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马克思不得已还是先提交了其中的一部分。“手稿大约可排十二印张(三册),”②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资本一般》,但这几册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它们一共只有两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你可以看到，已经仔细加工(5月间我在你家里的时候)的那一部分还完全没有出来。”③

《序言》完成于“1859年1月”。这部马克思先前仅仅将其作为“经济学”的著作如今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Zur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然而，这个标题既没有在他与恩格斯的信中出现，也没有在与拉萨尔的信中被提到，尽管拉萨尔还曾作为“文本代理”与柏林出版社的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进行谈判。标题后边加上了“第一分册”(Erstes Heft),标题的下一

页是“第一篇关于资本”(Erstes Buch.Vom Kapital)。这册的两章(“商品”与“货币和简单循环”)放在了前边：“第一分册(AbschnittI):资本一般”。因此，第一卷第一分册的第一篇后边还有其他的篇章。都是哪些呢?《大纲》计划告诉我们，在“资本一般”之后，马克思还要写其他的三篇，分别是“资本的竞争""资本作为信用""资本作为股份资本”①。

出版商似乎并不急于出版“第二分册”。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卖得不好，而且在于马克思又没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新的原稿。②他曾认为自己能在1859年12月底提交“第二分册”,尽管他不得不“全部重新加以修改，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以前写的”③。尽管第一分册的内容比初始计划要多得多，但他仍不打算对第一篇的商品和货币进行删减。不过马克思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又改变了想法，因此他推迟了第三章，即《资本》的出版。④

在1859年序言出版前后，马克思丝毫没有透露改变“经济学”写作的意图。但是，报刊与政治的争论占用他很多时间。尽管他想继续回到研究工作中，却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不过，在1859年序言中，他得以用二十行左右的文本提出了十五年以来研究的“纲要”。⑤他在这里所提出的纲要，从各个角度确证了他分六部分辩证地研究“经济学”的意图。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不自觉地重复了将要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

我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册：

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第一册：资本，共分四篇。

第一篇：资本一般，共分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约十印张)构成最先出版的一个分册的主要内容。……同时，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你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①

马克思打算在1859年10月底之前完成“第二分册”,同时修改已在《大纲》(总共250多页手稿，或者说是将近600页的印刷稿)中详细阐述过的“资本”一篇的原稿。实际上，他需要花费六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篇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包括“经济学”第一分册第一篇的1857～1858年手稿的不同计划)。至于第三篇，必定要扩展为三卷，其中第一卷就有800多页。马克思曾经担心的计算失误显然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想象。马克思按照自己的方法对计划所做的一点点“改变”实际上只是使他完成了这一巨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且这部分日益趋向不可预知的规模。恩格斯对1859年计划的默默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神话的发展给予了很大支持，但是这绝不能说明马克思有放弃六册计划的打算。同样也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尽管没有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①看来恩格斯不是不知，而是相反。格罗斯曼认为，“改变计划”和“再生产计划的方法论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写作再生产计划的”②。

格罗斯曼决定填补这块空白以回击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第三卷没有完成的主张。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试图去重建马克思逻辑体系中所缺失的联系，并以此来证明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论著,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碎片和断章，而是一个完整的详细的体系，即没有缺陷”③。格罗斯曼并没有很好地阐明真正的矛盾所在，这一点我们渐渐就会发现。

6.《资本论》计划

1861年8月，历经《政治经济学批判》商业出版的失败以及随后的“沃格特事件”,马克思又继续他的新闻工作，并开始着手第三章关于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的研究。他先列出了提纲和概要(包括在《大纲》中提出的),为的是避免与1857～1859年计划出现矛盾和差异。①他即将研究的材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独立出来的三章，开始的两章(商品和货币)将作为一种导入。在整理《大纲》的概要所要用的笔记时，马克思已经简单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但没有按照计划精确地整理它们的逻辑顺序。②

一写完这些概要，马克思就写出了第三章的一个具体的计划。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一般”的三“章”。马克思曾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过这部分。这个在1859年2、3月起草的计划，晚于马克思已经提交给出版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的手稿，其中写道：

I资本的生产过程

1.货币转化为资本

(a)过渡③

(b)资本④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c)劳动过程

(d)价值增殖过程

2.绝对剩余价值

3.相对剩余价值

(a)大量人的协作

(b)分工

(c)机器

7.新的开始(1861～1863年)

当按照提纲进行研究时，马克思意识到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增加了历史性的附录(特殊的商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以及二者的统一)。同样，看起来很有必要对新增的三章进行关于剩余价值的历史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至少要花费他三年的时间。后来，

他把第三章扩展为三卷，因此他想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

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计划；相反，他在不断扩展他的视野。当发现新的问题时，他总能有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力，如“绝对地租”和“固定资本更新”理论(1862年8月2日、20日给恩格斯的信)。④再次，他想在“两个月”内完成手稿(1862年4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⑤最终，他意识到他不可能完成“经济学”。尽管如此，他决定至少应该在三卷中列出一些“基本原理”,并决定在完成这些之前不再出版任何东西。

在给库格曼(一个完全赞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读者)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30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

换句话说，马克思保留了1859年六册计划的全部内容。②

到1863年5月，他再次想到他的新研究即将完成。他已经在三卷初始手稿的基础上填充了23本笔记(共1475页)。③

他必须重写那个仅仅作为初始版本的东西。④由于财政问题有所缓和，马克思开始投身于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运动中。他给工人阶级听众做了一个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演讲。①恩格斯再次认为，马克思偏离了他的中心任务。但是，马克思的研究仍在继续：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的著作。②

自此以后，马克思意识到他所能提供的正如向库格曼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本原理”。只要有时间，他就用充足的材料去填充“三卷”,甚至“第四卷”,而且这项研究也只有在作为整体出版时才符合他真正的意图。

1865年3月，他与德国汉堡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签订了合同，同意在5月底提交《资本论》两卷的完整的手稿，总共60本小册子(大约900页)。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最终仅仅能

够出版第一卷，而从1856年就开始搜集的第三卷还只是草稿形式。他曾答应迈斯纳在这两卷中努力把《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合在一起，他甚至还想在近期完成第四卷“理论史”。

当马克思真正确定《资本论》手稿时，他不得不扩展而不是“压缩”文本。1866年1月，他病得很重，不能进行理论反思，而只能扩充他曾写出来的东西。恩格斯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建议他休息一下，在曼彻斯特休假两周。他建议马克思带上一些“笔记”去那里工作，接着又冷静地说：“大十个印张足有厚厚的两大卷。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这样，出版者和读者都会感到满意，并且实际上一点也不会损失时间。”①(1866年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回复道：

昨天我又躺倒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说到这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论述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②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

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③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工作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

此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①

与出版商协定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马克思仍然在从事第一卷第一篇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已经详细阐释了第一卷最终的形式，但他仍然没有按照1863年制订的计划完成《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部分(当时马克思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细分为11章。②这种境况对马克思来说是致命的，他甚至

在确定第一卷的主题时都没有这么筋疲力尽。在把第一部分扩展为一本书的同时，马克思还在进行其他部分的研究，同样也要把它们编写成书。他发现自己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要么提交一份不成熟的手稿，要么承担与迈斯纳毁约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不能进行后边的研究，虽然他已经在1863年计划中提出，并且在1863～1865年积累了几本材料笔记：

(1)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2)生产过程的结果

(3)剩余价值理论

(4)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①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马克思1866年的虚弱的身体状况和他整理材料的艰辛，甚至不用提他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活动，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完成他想写的东西。7月，他希望已经答应单独出版的“第一卷”能够尽快准备完毕。②

1866年10月，在第一卷问世的前一年，马克思仍然没有确定它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仍然认为资本应该贯穿于第一卷和第二卷。一旦使自己听从于仅仅完成第一分册“基本原理”的建议，很明显，他将不再是按“经济学”六册计划进行研究。生活已经告诉他，不要再对物质条件的改善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负责整个国际事务，并为此付出了一生。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真正地完成《资本论》,这将是他一生的作品。

库格曼是第一个得知他首先要出版的第一卷包括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人：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①

后来马克思讲了一个细节，含蓄地确定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1869年计划的正确性：“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之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②

1866年11月中旬，马克思把书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出版商，希望按时收到校样。结果迈斯纳通知他，除非同时拿到两卷现成的书，否则不会印刷出版。③然而，马克思知道，他仅仅能够提供第一卷。因此，他决定亲自带着最近的手稿去德国，抓住迈斯纳，让他不要用等待第二卷的借口不出版第一卷。④他确实仅仅递交了第一卷的复本。最后，迈斯纳同意了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并且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第三部分，希望它能吸引“普通的”读者大众。①迈斯纳坚持要求第二卷手稿在1867年秋递交，第三卷在1867年冬完成。②在以后几年，直到他去世，马克思一直在从事这两本书的研究，而且他想把这两本书的内容都编在第二卷中。第二卷全部都得重写，但他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形式。第一卷出版后财政方面的失败、疾病，以及他对国际事务越来越热情的参与，加上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慷慨捐助，家庭生计就无法维持，所有这些都带给了马克思极大的精神压力。

8.最后的研究

马克思说，《资本论》的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在理论上它完全有理由独立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然而，几年以前，他还拒绝单独递交第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曾经建议他的那样。当时，他打算以“艺术性”的整体构成出版全部文本。但是从他的生活处境中，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屈服于现实而做出这种必然的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最后一部分，即这本书的结尾所包含的潜在的主要结论。这种解决方案本身就利用了基本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论述“生产过程”的一章中的运用可以说非常有必要。当再次读1857年总导言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包括没有完成的和已经出版的文本在内，统领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的主旨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秘密。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源于人类的劳动制度，源于他们的“生产关系”。这既是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他得出的结论。在《序言》中，他对此已有明确阐述。同时，它也是第一卷的主要观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观点使第一卷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第一卷的这个结论也是整个“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并不打算隐藏其“主观倾向”①:劳动对资本的胜利。

他一直在修改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3年)和法文译本(1875年)的修订都促使他进行修改。他甚至说，法文版“独立于初始版本而具有的科学价值”,因此该版在德国读者当中很受欢迎。②他甚至

还想自己准备第三版，然后全部都重写。

当第一卷要出版时，第二卷的所有内容仍然以手稿的形式存在，离完成还差得很远。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卷还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修改。无疑，与第一卷类似的失败很难鼓励马克思继续进行研究。③但是理论上的困难，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料的缺乏，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中在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在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差很远，因此他必须搜集大量的必需的材料(1868年5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④他求助于国外的朋友帮他搜集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①,计划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使用(我们知道，他已打算单独出版这一卷)。同时，他也有了自己的发现：一天在一个小旧书店②,他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记述。这是宣传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的资料。这促使他给恩格斯写了封信：“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③这正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方法的准确描述。

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教育，为的是让自己能够注意到当时发生的最多的典型事件。因此，他询问恩格斯：“实践胜于一切理论，因此，请你把你们同银行家等等进行业务联系的办法完全准确地(举例)告诉我……由于第二卷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④

恩格斯是一位非凡的对话者，马克思很赞赏他摆脱纯理论的实践性的知识，他很希望从恩格斯这里学到一些东西。况且，恩格斯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马克思同样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⑤

尽管实际上按照原来的计划和方法，马克思想在“资本”之后、“雇佣劳动”之前研究土地所有制，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想把这部分放在第三卷，并且开始研究农业以填充他这几年的研究。土地改革对于他来说是“未来的变革的核心”①。他之所以学习俄语，就是为了比较研究俄国和美国的农业情况②——最重要的是为了阅读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这本书使他想到了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书《工人阶级状况》。③他还准备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因为他怀疑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源于社会底层深处发生的动**。④最后，他研究了官方出版的关于普鲁士的农业报告。法国委员会再次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国家问题，即六册计划的第四部分，并迫使他承担额外的重大的责任。⑤他想“把稿子全部改写”⑥,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被国际事务连累。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国际问题。

从1874年到去世，马克思一直试图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但都是徒然的。在研究和摘录令人惊骇的大量材料时，他写得很少。实际上，他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先于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这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

式”①(1877年11月3日写给西格蒙德·肖特的信),最后写第一卷。他给丹尼尔逊的最后一封信表达出他很满足于“得到一个能够继续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他找到了大量的文献来支持这个借口，尤其是有关俄国和美国1873～1878年持续危机时期的大量材料。他同时也发现很有必要研究英国的工业危机。这场危机的最初征兆就是农业危机。他在“理论上消费”他所记下的事实。另外，他又如何能在由俾斯麦政府统治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社会出版自己的书(1878年11月15日、1879年4月10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②“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卷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③(1880年6月27日写给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一年半以后，迈斯纳建议他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版，马克思回复说将来要换一种情况全部修改。④

虽然最后几年，马克思主要还是进行研究和做摘录，但是他仍然能够集中精力对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J.G.科林斯(J.G.Collins)的“社会主义万能药”(socialist panaceas)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崇拜”(state idolatry)进行最后批判。他把俄国社会“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公社上。⑤这两个主题将要在计划的第四册中进行研究，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忽视的那部分：国家。

9.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的编辑者

马克思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临终时，他给了小女儿爱琳娜口头指示，指定她和恩格斯作为他的“遗著处理人”。①我们已经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竭尽全力地给予朋友智力上的鼓励与帮助的；而且，马克思也很感激他对自己著作文字上的批评和建议。恩格斯在阅读第一卷的校样时，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支持辩证的结论，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结构上的不足，比如细分和再细分的几部分以及章节之间的不对称，等等。②因此，马克思有种种理由信任他。

恩格斯对马克思未校订完的手稿所提的每一个建议都迫使马克思改变他的想法，即他曾估计书稿将会很快完成，但这越来越不现实。当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认为后边的几卷可能仅仅剩下形式上的问题。因此，在阅读马克思即时的手稿、提纲、草稿，以及“两个多立方米”的美国和俄国的材料③时，他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④(1883年8月30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难道恩格斯真的认为马克思会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对朋友的性格当真如此不了解?当他给倍倍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确实不知道马克思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究竟整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像他在信中和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同时完成文体和形式，因为那显然很不可能。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很不明确。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模糊。虽然由于自己的太过努力延误了出版，但马克思知道，恩格斯能够以他们共有的那种社会批判精神承担起这项任务。①恩格斯没有冒险站在他朋友的立场上，而是坦承自己做不到。相反，恩格斯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尽最大努力对文体和表现形式进行一些改进，使马克思仍然保持这些遗著“唯一作者”的身份。在一周之内，恩格斯既没有为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结构，也没有从这些材料中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对材料有了一个表面的印象。这一中间规则有一定的特殊的价值，并且展现了恩格斯对自己编辑的著作与作者本人作品不同之处的认真、谨慎的态度和关注的程度。它同样也有缺点，它使作者意识到，这些著作仅仅是一些手稿，有时甚至是没有前途的努力，不能被称为完美的“著作”。三卷，四“册”,一个“艺术性”的整体：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当年曾构想的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誓约。尽管他的朋友曾给了他精神上和材料上的大力支持，马克思仍然没有履行这一誓言，完成这一计划。恩格斯大概意识到了这些。一看完这些未编辑的材料，恩格斯立刻觉察到第二卷仅仅是一大堆草稿，其中的一些还有好几种译本。清晰地抄写和翻译它们成为对恩格斯视力的一个严峻考验。②

出版第二卷仅仅花费了他两年的时间。“《资本论》第二卷我还得花不少的劳动。大部分手稿是1868年以前写的，而且有些地方仅仅是一个草稿。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③“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的

问题。但是第三册的一些地方使我甚至怀疑，在德国，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印出来。”①他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几许失望，或许也可以说成是自我安慰。恩格斯很认真地告诉读者，他所出的书“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的著作”②。他尽力去做到这些，因为他是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唯一能够“辨认出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③的人。当他口授第二卷手稿时，他在第二篇中发现了“很多疏漏”,“当然这只是初稿”,但是他很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行了”④。为了保护他微弱的视力，恩格斯只在白天进行口授。⑤

恩格斯认为，人们对第三卷的失望将会少一点。它将带来“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⑥第三卷又“如雷鸣闪电，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然而，他又很不情愿地承认，实际上第三卷的中间“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⑦。这个预先做出的带有修辞色彩的，或者说真正的预言真的可信吗?无论如何，整理这些文本的工作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仅仅用了“四个月”,而是用了九年。德国“学术界”对第二卷书目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他希望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1885年11月13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⑧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第三卷“手稿”最重要的部分仅仅还是一些初稿，“经验研究”的结果还没有被“抽象揭示”:我们说，这两个过程尽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们确实是马克思用的方法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①因此，比如说，我们希望找到第三卷的一个中心论题——金融资本的利率和信贷问题——第四篇。然而恩格斯发现，这些材料既不是草稿也不是提纲，而仅仅是一些笔记和摘要的堆积。②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想尽可能把这些材料表述成“马克思的著作”。为了回复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的责备，他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争论在于平均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率向平均利率的客观转化(但是“历史参与者”却不知道):

那末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③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可见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什么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努力地去进行独立思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