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年轻的卡尔·考茨基在拜访马克思时问道，如果时代最终不是像马克思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发展，会怎么样。马克思回答说：“它们会被先写进书里去的。”考茨基确信自己是马克思忠诚的追隨者，期待看到《资本论》第二卷的完成。“我的确是这样”,他这般宣称。②这次谈话发生在马克思去世前两年，也就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年后。马克思用简單的语言描述了他尚未完成的著作。1875年年初，马克思向着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迈进。作为一个永不疲倦的学生，他又开始了可观的读书计划，好像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尽了，仅仅是为了论文而进行准备；好像他从不考虑任何事，无论出版还是不出版，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它。“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①《资本论》出版时，马克思很感激恩格斯对这卷的判定：“我的东西印出来后总是很不合我的意，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②然而，马克思对考茨基的回答，揭示了另外一些东西。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的底层民众，被教育机构排斥，被官方机构驱逐，并被谴责花费自己的时间在新闻业上以换取生活收入，其政治活动的有用性和其科学的目标也遭到质疑：“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③区分了他所了解的“短暂的”政治构成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历史意义”后，他决定不再参与国际会议。他认为这能让他更好地完成“经济学”研究。

在抛弃了自己的阶级之后，马克思拥有了科学的思维。首先，对他来说，最好的革命实践形式就是详述无产阶级的理论。然而，他认识到单个人的思想并不能完成这一巨大使命。最后，他认为不能失去对理论的解释和鼓动活动。对政治活动的需要可以被解释为想要加入思维活动中，执行道德准则的根源。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关于行动的观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人。生活与思维都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的马克思，是对贫困有意识的见证者，指责神圣化、永久化的机制。他的“政党”就是整个工人阶级。

在受到《德法年鉴》①的干扰之后，马克思起草了正面的请愿书，这同时也是他在对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阐述以及对经济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谴责——剥削劳动力的资产阶级体系：这是他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案。②他现在必须超越借助费尔巴哈、蒲鲁东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即他的导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也仍然有自己的观点：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对哲学的需要。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著作中，他宣扬哲学是“解放”的首领，而无产阶级是解放的“中心”。后来，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用哲学取代了其他所有的东西。③

虽然马克思对最初的经济学方面的负面文章并不满意，但恩格斯劝他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即使其中包含了“许多你不满的地方”:这本书应该在“四月之前”完成，为了“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①10天后，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是出版两卷本的、题名为《批判的批判》的书。②由于抨击普鲁士，他被法国巴黎的《前进报》(Vorwarts)杂志社驱逐，并于1845年2月搬到布鲁塞尔。两年过后，他与列斯凯签署的合同到期了。他被驱逐至比利时，这阻碍了他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先完成另外一部作品是绝对必要的。《神圣家族》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与新黑格尔主义的、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中心的哲学家们进行清算。它并不以创建新哲学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所有哲学的重要性，为了表现出哲学是解决人们问题的一种虚幻的方式。在所有形而上学的领域中，马克思都坚持所谓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后来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③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又一次让自己沉浸在对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中。从1845年2月至6月，他编写了60本书的笔记。①出版商合理的不耐烦对马克思来说不怎么重要，因为在取得平衡之前，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而且，为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他还需要把它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这种分析水平把马克思同他的前辈们基本区分开来，尤其是蒲鲁东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锋人物。

1.“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

因此，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导致马克思顷刻间放下其他的“经济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宣称他的目的是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呈现对“法律、道德、政治等的批判”,然后“在特殊的著作中来呈现整体，表现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对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推测性行为的批判”。很明显，马克思渴望为另一个计划保留时间，这个计划就是他暗指的更具普遍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人们能够发现“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①。另外，他也触及了方法问题，这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批判的自然结果。这些篇章是马克思被称作“唯物主义者”的分析观点的开端。对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的思考是贫瘠的，问题仅仅在于“人类的实际能力”。自相矛盾不是知识单独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科学和工业之间关系的最初框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关系被视作“人类社会的活动”。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人类的经济异化，马克思想要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批判。接下来，也就是马克思1844年的文章，见证了他开始使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③在《神圣家族》的开头，相似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并更为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虽然积极为蒲鲁东进行辩护，认为这位《什么是财产?》的革命作家已经“根据自己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作了批判，但马克思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来责备他，认为他仍然被囚禁在资产阶级的体系中：“蒲鲁东从经济异化中去消灭那种异化”,他既没抛弃私有制的机制，也没抛弃雇佣劳动，他的梦想是取得财产和工资的平等。④

当列斯凯取消了与马克思的合同，马克思(同时与恩格斯、赫斯、魏德迈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他写了封充满了申辩和解释的信。这封信有力地证明了，他关心的是让读者了解到他的“经济学”是基于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的。“自从这个手稿接近完成——第一卷放在手里很长时间，对其内容和形式在没进行一次以上的修订之前，我不能让它出版。”因此，在英国他又进行了深入的阅读；“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两卷本，对开纸的版本出现后(马克思已根据戴尔那版做过笔记),马克思又对其进行研究。“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①(1846年8月1日)

简单来说，马克思想在他的“经济学”之前写一部论战的(《神圣家族》的精神)和理论的著作，这就阐明了他那源于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唯物主义者”的地位。事实上，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在提及他的“经济学”第一卷几近完成的时候，他态度鲜明地提到在巴黎起草的1844年的手稿。因此，当他与恩格斯随后合作写《德意志意识形态》②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这部著作。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放弃这些手稿，这些手稿在写作风格方面是很超前的。他后来也认为这种风格是很个人的，他的根本需求是废除雇佣劳动，进而废除私有制、国家和资本。而且，马克思认为他就快就要写完他的“经济学”了，只差300页：在三个月内，他已经递交了总计900页的八开纸。1844年的手稿说明了其中的200页；我们所见到的剩下的笔记本，充斥着对其他作者的著作的摘要和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性评论。后来，马克思认为他在这个主题上已经耗尽精力。在准备这部著作的题目(“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我们相信马克思已经囊括了1843年的反思，尤其是来自克罗茨纳赫的反黑格尔的手稿。这个手稿是对政治学的批判，换句话说，是对国家的批判。这也是他在1846年中期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的基础。

2.“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

马克思是一个信奉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社会批判的人。1846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社团“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并与人民宪章主义的领导人联合，参与到了“新的宣传体系”中。当继续他的“经济学”编写工作时，他想要参与在1848年革命之前那个紧张时期的工人阶级活动。他不认为他正在放弃这部著作，至少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时，他是一位教育家。相反，宽泛地讲，这些文本都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以历史、社会、经济三个维度来释义这个词语。这在他于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的讲话中也有所呈现。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讲授资本与雇佣劳动问题。①所有的这些努力构成了他后来在《导言》(1859年)的前言中所提到的“调查”。对它们的总结体现在这个前言的字里行间，并被视作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概括。②马克思不想把自己局限在双方的决斗中：无视他们的环境方面，对他们所做的个人阐述和对他们的憎恶之情。1845～1851年的论战性著作包含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原则的完整的表述。1857年，当最终完成了他的“经济学”最初的草稿，他就开始了一部包含6个题目的著作的方法构思和规划，并把这些原则作为这部著作的基础。

1845年，允诺列斯凯的手稿的题目和同时期马克思作品的大量的参考文献清楚地表明，“政治学批判”是这部作品两个方面的其中之一，而且它也会成为国家问题的中心。例如，一本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笔记，就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①另外，还有11个关于费尔巴哈的主题。笔记中包含了对国家研究的计划，提出了接下来的11个主题：

(1)现代国家或法国革命的起源历史。对政治因素的专横的夸大，与古代的国家相混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将每个人都分成商人与政治动物。(2)宣布维护人权和国家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3)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4)议会国家和宪章。议会宪法国家；议会民主国家。(5)权力分离。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7)行政权力。集权和等级制。集权和政治文明化。联邦主义和工业主义。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律。(9)国家和人民。(10)政党。(11)选举权，为取消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②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我们已经记下了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观点。他随后关于历史或关于政治的写作的所有内容都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假设，即在这一规划之后就是对“政治学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定义的方法迫使马克思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要么放弃“经济学”这一他最初设想的一种能跨越其他学科的著作，要么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投入这一工作中来。他的决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1848年革命的失败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划。在政治学批判(对国家的批判)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的批判)中，马克思是如何保有这个问题的诸多元素的?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在同一文本中，马克思也提出了社会结构与工业、商贸、生产、交换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一系列主导性问题，包括阶级权利的作用；劳动分工；城乡对立；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和随后的无产阶级的产生；生产力和通信方式的发展；制造业和机械化的根源；人口问题和工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商业中政治的重要性；美国金矿的发现；殖民扩张以及它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商贸的扩张的影响；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业资本问题；竞争的出现；财产形式的演进和国家、财政体系、库存市场、私有权的现代形式；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间关系的变革；来自生产力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对立的历史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过程的新形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前景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言总结出以下观点：

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①

所有的这些主题在《资本论》中都再次出现，除了最后一个——国家。在1857年对“经济学”的计划中，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论述，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工作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这份文献不仅仅呈现了马克思的方法，也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的活动给予了辩护。他的活动在1848年继续进行，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科隆。“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意识，“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②。前革命时期，即接近《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就是马克思知识生命的关键：对“党”人来说，写作就是行动。

资本不能在资本的立场上得到充分的讨论，就像贫穷不能在贫穷的立场上得到充分的讨论一样。这条箴言在《哲学的贫困》里得到重现。然而，它是基于马克思所反对的蒲鲁东的理论价值观念上的古典和后李嘉图理论的。蒲鲁东实质上在吸纳了经济学自身改革计划的同时否定了它的社会倾向。作为李嘉图的追随者，马克思回应了他。蒲鲁东曾经拙劣地模仿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则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反驳了他。蒲鲁东凭借经济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①的范畴得到承认。马克思在社会学意义上解读了这些概念和范畴，掌握了古典经济学中对“唯物主义者”的批判。②大多数驳斥和方法论的观点在随后的《资本论》中都有所体现，并频繁地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职业经济学家的范畴外。他也极力保持与乌托邦构筑者的距离。那些乌托邦构筑者在寻求一种再生的科学，“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③。虽然在1847年仅仅是个假说，但“苦难积累”的观点随后却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核心论点。的确，所有《资本论》中的伟大论述都曾源于假定和臆测：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就意识到对金钱的批判应该先于对国家的批判，但是这距他宣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要性，两者都要废除，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随后建议把《哲学的贫困》当作《资本论》的序言了。④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的态度是缺少关注的，就像他早期对待蒲鲁东对黑格尔拙劣的模仿一样。当最终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辩证法”的时候，他谨慎地把它呈现为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他把它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⑤。乍一看，这个定义很难体现理论性，但是《哲学的贫困》的结论给我们提供了关键。在那里，马克思引入了“革命阶级”的观点—-一种一流的"生产力”——以及与此同时历史的终结的视角，“消灭所有阶级”以及所有有关“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①。这个主题随后也被重新提及：马克思想把它应用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结论，就像在与恩格斯的交流中所计划的那样②,并且它早已驰名于第一卷的结论。这本书以《共产党宣言》中声明资产阶级的毁灭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段引文作结。③

不用怀疑，1848年的事件导致马克思很快地放弃了“经济学”。在二月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准备就“工资”发表演讲，那是他曾经在布鲁塞尔向工人听众宣讲的。④在这些演讲中，他总结了某些英国经济学家的学说，采纳了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的论题：生产资本的增长与工资的关系对工人不利。这是他演讲的第一个论点，他随后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⑤。在为《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生产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继布赖(Bray)和舍尔比利埃之后，他把相对贫困的论题当作竞争和机械化的一种影响：作为《资本论》的主要论题，产业后备军的观念已经形成。⑥然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马克思被迫离开了德国。

在伦敦继续“经济学”的工作之前，马克思先着手总结了革命流产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教训。⑦他发现了革命发生的“真正基础”,就是革命的经济原因：1843～1845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推测，后来是1846～1847年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把他的调查扩展至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随后，他研究了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1848～1850年的工业和商业复苏。他提供了对循环危机的第一时间的社会学概括，并对社会剧变的条件进行归纳：“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

这个分析的重点集中在英国，事实证明这是马克思经济研究的未来方向。“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②

3.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1850～1851年)

这位大英博物馆的新读者尤其对金融问题感兴趣。③他逐渐阅读了经济学著作，随后思考了市场的变迁。他已经发现，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胜利者是金融资本家。之前，黄金被存在法国银行中。因此，法国要继续生产纸币。这就导致了“所有的法国信誉掌握在了银行手中”。蒲鲁东认为这标志着改革(法国银行转变为公共银行)规划的确定。他对这个规划的定义抨击了巴师夏(Bastiat)④,马克思则不停地嘲笑他的金融空想改革草案：“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其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

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在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①蒲鲁东的另一著作不久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然而，那时他正在研究金融和土地租让问题。②当时，英国见证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甚至在到达伦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重要性：“这次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③(1849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完成了最初对李嘉图理论的批判。④科技和先进的工业的表现挑战了李嘉图的观点以及马尔萨斯关于减少土地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的法则。⑤马克思第一时间掌握了流通理论。他写给恩格斯的关于这个方面的评论预示了他后来在《导言》以及《资本论》中的态度。

在1851年的准备工作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将近15个笔记本的摘要。虽然因为对资金的匮乏感到绝望，并且被某些德国人中伤，他一度中断了研究，然而他依然相信五周内他将“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①(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然而，我们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真的决定写这本计划已久的书。相反，他1851年的笔记表明他又成了一个不知满足的、充满精力的读者：他阅读了关于金融、农业、农业电气化、工业和技术、经济历史、文明发展史、殖民主义史、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问题的研究。②

马克思的朋友等待着这一著作的出版。一封来自拉萨尔的信准确地反映了“政党”的焦急：“我听说你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完成!一次出三卷!我很惊奇……除此之外，你那反击蒲鲁东的小册子足以激起人们想知道你所做的正面贡献的需要。的确，它证明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文化的博学以及对经济类别的综合性渗透!但是它是有限的——就像它必须拥有正面意义那样……这正是我为何渴望在我的书桌前阅读这三卷巨著。通过把李嘉图变为社会学家，把黑格尔变为经济学家，你自己将成为他们两人的综合体。”李嘉图是"我们直系的祖先”,他的地租理论是“令人敬畏的共产主义者的表现”(1851年5月12日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③在决定写完并出版他的著作后，马克思计划给自己“六到八周的时间”,寻找他的论题的多重“分支”:“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①稍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告诉恩格斯他将用“五周的时间”来写，而他的朋友劝他尽快完成并询问关于出版商的问题——“两卷六十印张的书”②(1851年4月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事实上，他仍然需要寻找一个出版商。马克思希望找一家在斯图加特的出版社，并发给他们关于“经济学”的计划案。但是他的生活收入已经耗尽，被迫放弃写作，甚至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③(1851年7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4.对蒲鲁东的新的批判

正是在需要解决这些困难时，马克思读了蒲鲁东的新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对这本书的阅读使马克思相信，自己在1847年对蒲鲁东的批判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蒲鲁东也对某些“邪恶”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对资本本身进行批判。例如，蒲鲁东反对利润。他认为，利润会转变为给资本家的养老金，因此应该被消灭。

马克思对这些关联的评论预示了《资本论》的一个基本论题：社会自动地观察“资本贬值的规律……不需要考虑蒲鲁东的建议”。蒲鲁东想要把他的建议变为社会准则，并建议了一种灵丹妙药，即银行。没有什么比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的争论更加“法国式”了：“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相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否则，马尔萨斯牧师就是对的了。”①(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一星期前，马克思向恩格斯做了一个关于蒲鲁东的书的简短评述(1851年8月8日)。②这个概括对这本书的客观性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启发性的。马克思能够对他自己的“经济学”计划进行思考。例如，让我们考察这个“‘总观念’的第二个方面”:

19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日益发展；它具备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③

后来的研究涉及了联盟，接着权威人士指出：更多的政权将伴随着对普遍选举权的谴责。其后，马克思看到州政府采取的显露其谬论的极端主张。他特别关注蒲鲁东的第五、第六研究。那两项研究涉及“社会清算”和“经济力量组织”的内容。他复制了一系列处理以下主题的文段，这些主题包括：法国银行，官方宣称的“公益机构”;国债，由养老金进行偿还；抵押债务；不动产；地产(公社用来作为经营者的补偿租金和偿还道具的替代品，取消土地税收，根据土地质量进行的土地均化，等等);从循环中和贵重金属的替代物纸币中进行的先进的贵重金属的回收；推动社会的大规模工业孕育的工人联盟(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工人都有在所有地位中接连服务的权利。他们运用聪明才智在劳动中获得利益和足够的收入，有权用自然的运行、才干的重要性以及责任感来衡量的工资比例，对自己的辛勤劳动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马克思接着提出了“价值构成”问题(他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过的蒲鲁东的一个看法)。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通过“公平的价格”的确立而形成“廉价市场组织”。至于对外贸易，由蒲鲁东提出的改革将最终

用来镇压租税。在第七和最后的研究中，关于“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马克思复述了这一理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同时，他补充道：“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辞藻。”①

在这封信和六天后他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反雅各宾派主义表示了同情：“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很好。”②当马克思问恩格斯是怎么看到这种诀窍的时候，恩格斯从三个方面给出回答。③他承认蒲鲁东“有所进步”:“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政府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恩格斯认为，这部著作“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1847年以来，他已经有一种“进步”:“非常彻底地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从此人们不能再说蒲鲁东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因为“他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他自己尸体的最后腐烂阶段”①。恩格斯的回应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怀疑蒲鲁东在1850年从《共产主义的宣言》中和《新莱茵报》上借用相关数据。“一些观点与理论毫无疑问是从那些著作中剽窃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观点，在阶级对立中，政府会随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力量逐步消失。此外，大量的观点涉及1848年法国运动。我不认为他在书中找到了你所反驳他的一切。”他同意马克思的判断：

他复归到圣西门那里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证明：他把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1789—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前提，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狂妄而肤浅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啊，那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①

我们论述这个交换观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1875年关于“经济”的计划包含了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的大量理论。第二，随后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被蒲鲁东的弟子达里蒙的前进改革计划所刺激。在《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之后，马克思又接触了蒲鲁东的“无息信贷”理论。马克思彻底发怒了：“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在这里你应当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②(1851年11月2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他无法忍住不与蒲鲁东再次发生冲突。一度，他想将自己的批判理论连同恩格斯的注释出版为单行本。恩格斯认为他的论文集还相当不充分。但是马克思坚持这个方案，并且打算交付魏德迈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约·蒲鲁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