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学重建的成就被全部否定，我国教育学遭到了严重破坏。“**”给我国教育学建设所带来的损失深深地刻在了当代中国教育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而又全面地总结这个阶段中国教育学被破坏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教育学重建成果被否定

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满怀信心地去进行中国教育学重建时，“**”开始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的10年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的10年。

(一)否定的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重建成就被全盘否定，这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一文。文章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9月，《红旗》第10期发表了与此相似的文章《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鼓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7年的教育路线进行大批判。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的否定，在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走向了极端。这次会议由张春桥、迟群等控制。会议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工作。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不仅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而且还将“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教育""个人奋斗""读书无用”等称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①“两个估计”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镇压广大师生的两根大棒。在“两个估计”的幌子下，“**”以前，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奋斗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认为教育领域必须进行“彻底砸烂”的“教育大革命”,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教师、干部，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成为必须“彻底改造”或“彻底专政”的对象。

在上述极端荒谬极“左”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的指示下，“**”前教育学重建所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二)教育学重建成果被否定

从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来看，当时我国的教育学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上总结本国教育经验的道路，就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它们被诬为“封、资、修的大杂烩”"中国的凯洛夫""修正主义黑货”等。教育学一度被判了“死刑”。“**”期间，大约在1967年2月后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有些地区的“教育学”又开始“复生”,但它是以教育大批判的面貌出现的。当时教育学课的内容是“批判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孔子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有的学校虽开设了教育学课，但它是政治课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称为“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其实，在学生的心目中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前初建起来的教育学几乎被破坏殆尽。①

(三)其他学科重建成果的被否定

1.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备受践踏和摧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或被撤销，或被拆散；中国教育史的课程被砍掉；有些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只好改行；大量研究资料散佚。在“**”中，虽然也开展了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等教育史问题的研究，发表并出版了有关文章和书籍②,但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破坏。“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炮制了一些如“儒法斗争史”“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等研究，曾盛行一时。1974年，当时的《教育革命通讯》从第6期起开辟“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7月，该刊编辑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研究法家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天津师范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等七院校教育史、教育学教师和工农兵代表二十余人参加。会议提出，要抓住儒法两种教育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批判儒家的反动教育思想，研究法家的进步教育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斗争服务。12月，该刊第12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河南南阳地区教育干部学习班编写的《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概况》一书。①这场“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把中国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搞得面目全非。

2.外国教育史

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指引下，甚至连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卢那察尔斯基也因在十月革命后当过12年教育人民委员，而被定名为苏联教育领域中最大“走资派”"实用主义门徒”,他的教育思想遭到批判。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也被全盘否定。外国教育史的许多研究者在“**”中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过。一些中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末期，虽然也有《外国教育发展史资料(近现代部分)》编写出版，但其目的在于“有重点地、批判地介绍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概况，为我国教育战线深入、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开展教育革命提供一些资料”②。

3.教育心理学

“**”前夕“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从对一个儿童心理学的实验报告的批判开始，袭用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腔调和手段，对心理学发动了新的围攻。“**”开始后，姚文元攻击心理学的文章被当作批判心理学的法典，与之意见不同的人被排斥打击。

他全盘否定过去的心理学工作，诬蔑心理学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伪科学”,因而“心理学必须彻底砸烂”。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心理学教研室被撤销，中国心理学事业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由此可见，举凡“**”前所建立起来的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普遍受到严重破坏。

与此相联系，大多高校的教育系被停办，或停止招生。如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原是山西大学教育系，1972年2月受“**”的消极影响被撤销了，教育系的教师被安排到政治系、编译室、校党政部门、山西大学附中、附小工作。教育系的图书资料、心理学仪器、设备和办公用具等也被分散转给其他系。直到1980年教育系才恢复招生，笔者荣幸地成为第一届被招收的学生。

二、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在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重建成就的同时，“**”时教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大体就是两个方面：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和语录化。

(一)教育学领域的大批判

“**”期间，对教育学的破坏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1970年1月1日，《红旗》第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该评论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这种“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意味着要否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成就。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文科各学科领域几乎都开展了大批判。在教育学领域，这种“革命大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其二，批判孔子教育思想。以下简称“批凯”和“批孔”。

1.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69年9月，辽宁省就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以响应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场批判的重点批判对象是“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等观点。12日的《辽宁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凯洛夫的必须彻底批判》。社论指出，辽宁省是过去推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重点区之一，彻底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极为迫切的任务。辽宁省的批判点燃了“批凯”之火。

全国范围内的“批凯”是在《红旗》1970年第2期发表《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一文以后开始的。这篇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所谓“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的文章，实际上是为“两个估计”的出笼开路。它表面上高唱“批凯”的调子，但实际上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实质性错误一个也没有触及。它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等问题的论述，否定了学校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也否定了学校教学工作应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这篇“**”中难得的多少有点“理论”味道的文章，实际上是借“批凯”来批判教育中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否定“**”前的教育成就作舆论上的准备。这篇文章指出，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必须做的工作。

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形成了“批凯热”。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批凯”。如上海市闸北区永兴路第一小学，“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校园里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到老年教师，个个拿起笔作刀枪，狠批凯洛夫《教育学》”①。

从“**”期间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来看，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总体评价是：它以“全民教育论”为纲，以“智育第一论”为核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思想的翻版，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思想的大杂烩。②比较具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批判了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全民教育论。批判者指出：凯洛夫从“阶级斗争熄灭论”出发，竭力鼓吹“全民教育论”,强**育以“全民”为对象，教育是“全民的事情”,教育是“完全符合全民利益的”。这种“全民教育论”根本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否认了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背叛了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伟大教导。“全民教育”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教育。批判者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现象，甚至“教育从来就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因而，教育不仅不应该也不能以全民为对象，而且其传授的一切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

第二，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提出的“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批判者认为凯洛夫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前提——“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和“废除私有制”等观点，却剽窃了“全面发展”这个词句，塞进资产阶级黑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根本对立。凯洛夫盗用“全面发展”的口号的实质是发展资产阶级个性。

第三，延续了1964年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有关智育论述的批判，全面否定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教学理论。

第四，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全民道德论”。批判者认为凯洛夫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竭力宣扬所谓“全体苏维埃人民的道德”,并把反映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归结为“新的东西跟旧的衰颓着的东西的斗争”,根本抹杀了道德的阶级内容。此外，批判者还批判了凯洛夫在所谓“全面道德论”基础上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教育和“全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学观点，认为凯洛夫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了道德的核心。

第五，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提出的所谓“天才教育论”,批判者认为凯洛夫一面宣扬“全民教育”,一面又鼓吹“天才教育”,主张把选拔和培养少数“天才”学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的“天才教育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基础之上的。

第六，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提出的所谓“专家治校”。批判者认为凯洛夫是“专家治校”路线的狂热鼓吹者，“专家治校”是凯洛夫整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反对党领导学校，把学校领导拱手让给“专家”,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他们来统治学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专家治校”是在教育领域复辟资本主义所采取的组织手段。

第七，指出引进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目的是刘少奇及其在文教战线的代理人意欲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批判者把所谓“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权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作为所谓“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依据”。

可见，“**”期间的“批凯”,实际上是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全盘否定。从其实质来说，它是以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幌子，为炮制“两上估计”和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制造理论根据，是一场政治骗局。①

2.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

“**”期间，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等书中。《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明确指出：“我们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便是刨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坟’,这是批林批孔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炮制的所谓“儒法斗争史”中，孔丘的教育思想被全盘否定。“**”期间的“经典之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与当时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论孔丘》《关于孔丘杀少正卯问题》等书，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被推荐供人们学习，产生了恶劣的作用和影响。《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明显是从“挖祖坟”的政治目的出发，编造观点的，它将孔子的“因材施教”“举一反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观点都片面地一概否定。

(二)教育学领域的语录化

1.《毛泽东论教育革命》的发行

在教育学领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教育领域，这种状况主要是在《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发行后达到极致的。

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小组指出，要以陈伯达等摘编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作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纲领，号召所有学校立即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纲领的群众运动。此书包括1927年至1967年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书信和语录共51条，其中大量选用的是毛泽东在“**”前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此书发出后，在教育领域就掀起了学习的热潮，不仅对“**”期间的“教育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也对“**”期间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2.教育学教材编写的语录化

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仅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的语录和教育方针政策的汇编与注解上。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教材主要有以下两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短训班：《教育学专题(内部使用、征求意见稿)》,1976年3月印行。

北京市教育局师范教材编写组：《教育学》,北京师范学校，1972年6月印行。①

有的教育学讲义，就是“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为基本教材。同时选编了一些辅助教材”②。有的教育学讲义，虽然不是这种形式，但从其体系来看，有的分为九部分内容，即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的教育方针、“五七指示”的办学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学工作、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教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①;有的分为七个专题，即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必须由党来领导、党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学工作、体育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②。无论是哪种体系，教育学实际成了“教育经典注释学”“教育政策解释学""教育文件汇编学"。从"**”期间有的学校开设的教育学课来看，甚至就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其教学纲目是“教育要革命”“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坚持‘五七指示’道路”“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启发式教学”和“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等。如果说教育学在“左”的影响下变成“语录学”的话，那么这段时期的“教育学”可以说是“语录学”的典型。③教育学的研究实际上被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所代替，这不是对教育学的建设，而是对教育学的破坏。

三、中国教育学被破坏的恶果及教训

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来看，“**”10年根本谈不上教育学的建设。“**”10年实际上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所建立起来的教育学破坏的10年。这种破坏的最大恶果就是我国教育学时空上的断裂，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当国外教育学正飞速发展的时候，我国的教育学却因“**”而停滞不前，使本来就落后的中国教育学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更深层次的影响是，“**”10年对我国教育学的破坏，给广大教育学研究者带来了心灵上的极大创伤，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还心有余悸。随着教育战线上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才逐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去奋力探索并建设我国新时期的教育学。

因此，“**”10年谈不上教育学的建设，更无教育学建设经验可言。“**”10年留给我们的仅仅只有惨痛的教训。当我们梳理和总结“**”10年我国教育学的状况时，甚感“**”10年教育学领域一片荒凉!为了使我国教育学不再面临这样的灾难，我们需要对其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毋庸置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教育学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必须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在“**”中，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视为绝对真理，而且用革命导师的观点或理论代替了各教育学科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把学校传授书本知识为主”与“实

践第一”对立起来，把“教学过程”完全等同于“认识过程”,把“教育学”变成"语录学",采用"我注六经"的形而上学方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左”的做法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了教育学几乎被全面破坏，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如何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智慧之友”的本来面目，充分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功能，确是当前我国教育学建设值得思考并需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必须确立起学科的专业独立意识

在“**”中，教育学、教育史等学科都不再对自身规律进行探求，学科的自主意识逐渐丧失。教育政策、领袖人物的讲话成为教育学的内容，教育学更成为“语录学”和“方针政策学”,变为教育政策的附庸和工具；教育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教育史几乎成为“儒法斗争史”。这样，无论教育学，还是教育史，实际上都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自我的品格和尊严。教育学无学，教育史也无史，都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基础，造成了各自学科发展史的时空断裂。历史决定了教育学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但历史不能再重铸这样的命运。为此，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必须重视对各学科自身的研究，通过研究，尽快明确并确立起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体系、范畴、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并把本学科的根深深扎根于教育改革实践中。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具有自己的品格，保持本学科的尊严，不失本学科的本来意义和价值。

(三)必须处理好批判和继承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批判的本质和功能，并处理好批判和继承的关系，对于我国教育学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就其本质来看，批判实际上就是分析，批判就是一个一分为二的分解过程。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批判即是“剥取”那些被裹在唯心主义形式中的“成果”的过程。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讲，批判“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①。从哲学角度来讲，批判不应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应是辩证法的否定。对此，列宁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②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批判也就包含着继承，而继承又不是简单的肯定，是包含在否定中的肯定。从“**”时期的“批凯”“批孔”来看，这种所谓的“批判”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相违背的，它背离了批判的本质和功能，割裂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正因为这种“批判”,才导致了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孔子教育思想等被全盘否定，进而对整个教育学的批判否定，这个教训很值得我们吸取。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必须在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基础上，正确地开展学术批判。我国教育学急需这种批判精神。我们应把学术批判作为繁荣我国教育学的基础、条件和动力之一，使其真正地推进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四)必须全面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重建

“**”10年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初建起来的教育学全盘否定的10年。这种否定割裂了历史的联系，是一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表现，也是现实政治在教育学上的反映。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学的建设是经验和教训并存的，虽然有一定的教训，但也有宝贵的经验。“**”10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教育学进行全盘否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在世界教育学发展的背景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学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理性的目光去进行全面审视，总结其经验，借鉴其教训，以推进当前中国教育学的创建。这既是历史的要求，又是现实的需要。对此，我们在上一节已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