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无法生存。三门峡移民们经历的那一幕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像的，然而它是真实的。几乎从移民们迁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踏上了“返库”之路（回到三门峡库区）。从1957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三十多年里，返回三门峡的移民多达一二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中央［1985］29号文件下发后迁回的“合法返迁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回三门峡，流落各地，有的则在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悲剧……

三门峡移民留下的伤痛，像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决定之前，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性、现实性以及绝不能动摇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几点，特别是最重要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将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三峡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座水库的移民，甚至是过去几大水库的移民总和。根据规划，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实际超过120万人。这还仅仅是人，须知迁移一个人，就会有随之同迁的物，而物的概念远远比人的数量大出几倍。长江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水位基本稳定在175米，也就是说在这水位之下都属于淹没区。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993年向国务院报告的三峡水库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以下的实物大致有：房屋面积共为3479万平方米，其中城镇1611万平方米，农村1087万平方米，工矿企业751万平方米，其他30万平方米。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还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合计被淹的耕地果园等面积就达48万亩。另有工矿企业1599个，码头593处，水电站144处……更有外人并不知情的城镇淹没移民这一大块。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市级县级城镇13座，乡级建制镇114个。其中全淹的县城有8个，他们是湖北的秭归、兴山、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以上这些县城别看它们“在册”人数只有几万十几万人，但它们都是历史名城，而每一个城市不仅供养着固定居民住户，还有相乘数倍的“外来工”。可见，三峡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个简单的“百万移民”。实际上每一个移民背上担起的则可能是一个家园，是一个码头，是一条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厂，是一座城市……

1990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这个方案差点促成了一个省的诞生——这是后话。重庆市领导们听说“150方案”后提出了异议，说水库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庆，这对重庆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这么诞生的。

1991年春“两会”按惯例又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和《 政府工作报告 》中没有提到三峡工程问题。几位力主工程上马的委员不干了，再次联名上书给江泽民总书记。

这里面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他们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崇高利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将军一生铁骨铮铮，此时也被沸沸扬扬的三峡工程搅得热血沸腾。老将军在无数次亲临三峡地区视察和实地调查基础上，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三峡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来张光斗、严恺、张瑞瑾、杨贤溢等十来位著名水利专家，大年初三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峡工程诸葛亮会”。会上这些水利专家和老将军汇成一个共同心声：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百万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好时机，排除干扰，尽快促成三峡工程上马的法律程序。

“这个会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给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体同志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作出决策！”刚刚送走专家们，王震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心潮，对王任重说。

“好啊，有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三峡工程，我这个‘主上派’劲头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在您的信上签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兴地说。

“还用说嘛，呼吁三峡工程啥时少得了你嘛！”王震乐开嘴巴，用拐杖亲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现在就写。”

于是，老将军回到房间，铺开纸，提笔写道：“……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三峡工程上马……”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小平同志的手中传开了。小平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三峡工程看准了就早上。而其他那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高层领导们也纷纷响应王震老将军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资深老领导李伯宁就当时争论的焦点——“三峡移民问题”给王震写信，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将军热血沸腾。

那封信这样说：“……三峡移民由于数量大，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要想实现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补偿为开发性移民所采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办法，关键在于早动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丧失了有利时机，不及早掌握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会重走过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极大被动，甚至丧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条件，这样三峡就可能修不成了……我们的水利水电专家呕心沥血地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了几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论据越来越充分。特别是近两年零八个多月的重新论证，集中了全国50多个学科，在国内最知名、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的400多位水利水电专家和权威，对三峡工程所存在的每一个问题和社会上每一点疑问，都认真地进行了客观研究和反复论证，从而再一次得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学结论。当然，还有少数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允许的，绝大多数是好心的、善意的、爱国的，但主要是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水利水电专家那样了解三峡，因此即使三峡再争论100年，也很难有百分之百的赞成……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的关键，因此建议中央早日进行移民工作的准备。移民工作动手越早，移民和三峡工程就越主动……”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为移民的事影响三峡工程上马了！王震老将军又一次为三峡的事坐立不定，当即挥毫给江泽民、李鹏写信——

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同志：

……我虽然没有分管过三峡工程的有关工作，但几十年来接触过许多水利专家、学者，并几次到实地看过。凡是参加过这一工程勘察的专家基本上都主张早日上马。与此相反，没有参加勘察工作的也不懂水利的一些所谓“专家”，则拼命反对。

大江滔滔，日夜不息，每年相当多少万吨煤炭的丰富水力资源付之东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如果几十年内再遇特大洪水，那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毛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完全相信总书记、总理能代表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下定这个决心，使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我也完全相信，在你们的正确领导下，把这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圆满光荣地完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此致

敬礼

王震

9月12日

晚年的老将军，已经很少再像当年开垦南泥湾那样动**了。但这回为了三峡工程他又一次喷发着“南泥湾”时的那种**。

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见王震副主席的信和政协转来的委员“上书”后，会心一笑，立即指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毛毛雨是什么？那是上海话，人们对春天里那种蒙蒙细雨的称谓。总书记通过几番调查考察和听取各界意见，心里已有几分数了。对长江三峡的正面宣传的“毛毛雨”从此开始“下”起来。

中宣部、水利部随即包下一艘游轮准备赴三峡实地采访，回来好在各媒体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见到，华东的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江浙皖闽和上海等省市，损失惨重。显然，华东特大洪水主要是因为长江的原因，这条大江实在无法顶住上中游的巨流滚滚而下，于是把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淹了个“咯噔咯噔”。这场洪水对华中的湖北湖南来说是小头，但两省损失也不是小数，1000个亿哩！

别说，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原来一些对建三峡工程有些不同意见的人，这会儿转得特别的快。一个月前还明确表示对三峡上马与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灾的严重后果后大声疾呼道：三峡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视！迫在眉睫！

总书记笑了：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处。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提交议案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这就有了一个多月后那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

三峡的命运注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被三峡工程“主上派”称为“领头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这一消息传出，令“主上派”们心头好一阵紧张。关于王任重对三峡工程上马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在党的领导层内人人皆知。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任期间，经历了1954年武汉被洪水围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在决策三峡工程问题时，王任重全都参加了，而且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三代领导的最终决策。“三峡工程能上的话，我愿意前去担当工程总指挥。”王任重在年富力强时曾多次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过态；在他年高体弱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向江泽民总书记表过这样的态。“三峡梦”是这位坚定的老革命家毕生的追求和夙愿。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在三峡工程进入最后几年的论证阶段，只要有人向他谈论有关三峡工程的事，身居要职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立即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有位专家说，仅他一人通过王任重之手转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三峡方面的建议书就不下十几次。每一次，王任重都办得非常认真，直到有回音为止。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别人早知道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要将三峡工程上马的决议提交表决。作为政协的领导，又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动地期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愿即将实现时，他因劳累过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两会”开会前4天突然病情恶化，猝然逝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长江滚滚东流，不舍昼夜。共产党人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群山峡谷同在。

伟人逝世，举国悲哀。然而历史仍在前进，三峡工程如同已经扬起的风帆，它正以不可逆转之势等待人民代表的审定。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注目的表决，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

笔者当时作为中央某机关报的一名记者，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 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突然，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大厅的西侧。全场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主席，我要求发言！”老者挺直身板，在万众注视下毫不含糊地面对主席台，高声说道：“三峡工程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应作为重大方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方案处理呢？”

那一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片哗然。

人们等待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的声音。

万里终于说话了：“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代表席上又是一阵躁动。在代表们按下自己神圣的按钮时，只见那位要求发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离开座位，退入与会议大厅一墙之隔的宴会厅。后来这两位人大代表虽然对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没有获得充分表达有些不满，但仍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中国决策层是尽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仅这一点便值得载入史册。

正当这两位代表向记者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梦想七十多年，调查50余载，论证40个春秋，争论30个冬夏，三峡长梦终于成真。

作为那次“两会”的历史性见证人之一，我同样感到激动，但也同样有种感觉：我们的那些决策者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担心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其实恰恰相反。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对我们这样一个水利大国和修建水电站非常在行的国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之前，三峡大坝的不远处，中国建起了另一座大水电站——葛洲坝。由于葛洲坝的坝址地形、地势、河流等因素远复杂于三峡坝址，加上葛洲坝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级大坝水电站，早在中央决定建设葛洲坝时就提出了要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所以，业内人士早有定论：既然我们能建葛洲坝，三峡大坝就不在话下。可是三峡工程毕竟是超世界级的人类从未有过的巨大水利工程，技术难题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可专家们包括那些社会学家们甚至有相当多的政治家们更担心的是移民问题，一百多万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辈辈的家园，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这谈何容易！更何况，伴随这一百多万人的还有那些城市、乡镇，那些工矿企业、学校医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

今天的移民，移的单单是一个活脱脱的人吗？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结……

百万三峡移民因此被称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国家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解决百万移民的难题。

移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是难民、贫困、危险因素的代名词。

是你们中国人有特别的能耐？你们以往搞过的水库移民不是已经有过极其惨痛的教训吗？三峡移民人数众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们经受得起这100万移民可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冲击波？

我们不仅能经受得住，而且要使百万三峡移民都能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国领袖们如此说。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解“世界级难题”的壮举也全面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