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也许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幸运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接近100万），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城市。
新重庆市的诞生因为三峡移民。三峡移民催生了新重庆市。
笔者在20多年前到过一次重庆，那是个极短暂的停留，前后不到三四个小时。照理像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难得去一次曾有“战时陪都”之称的名城重庆，理应好好观光一下，怎么着也得留上一两天。但我没能做到，住惯了江南的名城，游惯了上海广州，我实在无法接受当时的重庆那种出门爬坡、上码头登几十几百级石阶，到处人拥犬噪，污沟臭水满地以及阁楼歪歪斜斜的景致。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5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重庆旧貌，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是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是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我以为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来爱美爱俊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她带给你的是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很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她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件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种爱好到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那种**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第二个发现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并造诣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连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铮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党的一声号令，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并且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之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间两个字）。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 宪法 》，故而经邓小平同意，干脆叫“三峡省”。
“三峡省”的筹建，是中央依据对未来三峡整体建设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个特别决定。这也足见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重视。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有过重大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因而从不轻易行动。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影响。
“三峡工程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再伟大也毕竟是短暂的。可三峡水库的管理与发展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六百余公里长的库区，周围居住着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级别，怎么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优势发挥出来呢？更何况，三峡工程建设时期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移民。三峡因此必须有一个行政级别统筹起来领导和管理。”中央对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意见给予充分肯定。“三峡省”的动议便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个因一项伟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懂水利？！会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呢！
中央有关领导请水利部女部长钱正英协助挑选“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三峡省”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钱正英看中了李伯宁，并向中央报告后获得认可。
“老李，你能行。”钱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宁谈话。
李伯宁不吱声。既不言要“违抗君令”，也不言“干不了”。他的默认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让我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三峡行政区划，湖北、四川30个县市，都不能动。二是由他挑选一位中意的人当省长。三是自己年岁已大，只担当“筹备组组长”，一旦“筹备”结束，就回水利部当顾问。
钱正英把李伯宁的个人意见转告中央。
万里乐了，说：“伯宁同志行。”
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点头：李伯宁同志可以胜任。
就这么定了。
李伯宁因此走马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党组书记一职，在三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前，全盘负责三峡移民工作。这一年是1985年，距全国人大通过《 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还有7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伯宁就打点行李，与秘书一起悄悄来到三峡库区。湖北和四川的省领导们听说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欢迎未来的明星省长到来！”
李伯宁大腿一拍：“向诸位求饶，我这个‘省长’现在是一寸土地也没有，是你们两个省上的‘悬空省长’。”
“哈哈哈……‘悬空省长’好啊，可以独往独来嘛！”
“好什么呀？到时不小心摔下来还望你们两省能给我老李一个埋身之地呢！”李伯宁也开玩笑回敬。
李伯宁就在他当“悬空省长”期间，走遍了三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贫困山区。
当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伯宁作为一员没有地盘的“省长”出席会议，还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
那时我国农村形势非常之好，可以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候。也难怪，打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那几年全国的农村经济形势可以用“突飞猛进”四个字来形容。因此这一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一开始，各省的领导大讲特讲“好形势”。李伯宁在西南组，那几日他整天听到“莺歌燕舞”的好形势，越来越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天他激动地站起来——
“这几天听大家都在讲大好形势，我要讲一讲‘不好形势’。大家讲大好形势时，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满满当当，可一讲全国有多少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时就不敢讲实话了！说是怕影响改革开放形象！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一些地方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认识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难过啊！”
“我就说说我那个‘省’的情况吧：三峡区域地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腹地，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85％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30个县（市）中2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市），每年拿国家财政补贴3个多亿。我这里有笔账：三峡区域1984年人均工业产值仅510元，居全国第25位，农业人均产值228元，居全国第28位。尤其严重的是全三峡区内有30％到40％的农民还处在不能温饱的地步。相当多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农民赵寿合一家，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5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财产啊，同志们！”
李伯宁说到这里已经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们哪，你们知道我在三峡库区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生活吗？”这时，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几页李伯宁刷刷刷地翻过了，然后在其中的一页上停下，“以彭水县为例，1984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户、2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岁至40岁的未婚男子达4300多人。该县有个小厂乡，全乡总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农民欠国家贷款，30％的农户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无棉衣，30％的户无棉被。有的冬天来了只能钻在玉米皮中过夜……同志们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哪！同志们！”
此时的会场上静得能听见李伯宁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长的心跳声。
“再说说三峡地区由于地质和生态环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给百姓们带来的苦难情况，”李伯宁将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后翻了几页，继续说道，“在三峡库区已发现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丝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甲状腺肿大、克山病等9种，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大、血丝虫和克山病最为严重。仍以彭水县为例，该县因地方病造成的瘫痪者达1000多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农民刘焕云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儿刘明碧今年15岁，身高只有85厘米，脚呈畸形，背弯颈硬，头不能左右摆动。孩子只要一见生人，就哭喊着救救她……那情景谁见了谁都会流泪。同志们哪！这就是我们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库区仅地方病患者就达100万人之多！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有病得不到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上不去，几十年没啥变化。可这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为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说上上上，就是不上！国家无法在这儿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峡库区的投资人均不到80元！这能干什么？能富得起来吗？同志们！”
李伯宁赤子般的声声疾呼，像串串响雷，久久回**在金色大厅里……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哑口默然，他们都因李伯宁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震惊。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李伯宁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也纷纷过来聆听。
李伯宁干其他事一身粗气，但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有说服力，他事先特意制作了一盘从三峡库区拍摄的录像带，叫做《 三峡在呼唤 》，播放给代表们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几十位中央领导每人送了一份。这盘现场录制的带子，是李伯宁走了三峡库区几个月的最重要的收获，他自己录制编辑，亲自撰稿写词。
《 三峡在呼唤 》在中央领导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睡不着觉。”
国家副主席王震当即让秘书告诉李伯宁：“我是《 三峡在呼唤 》的热烈拥护者。”
“看了《 三峡在呼唤 》，我睡不着觉啊！”老将军在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信中感慨万千。
李伯宁的“三峡在呼唤”这一吼，着实让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是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也非资金问题，它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自从中央和邓小平着意想给三峡工程上马增加一些热度以来，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议也随之热浪滚滚。
每每此时，李伯宁是最着急的一个人。他绝不是担心自己这个“三峡省”省长的位子泡汤，而是着急能给国家经济腾飞、能使三峡区域人民脱贫的伟大工程要泡汤。
李伯宁的心思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峡库区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峡移民身上。
“不错，我是因三峡移民而当上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既然这是为三峡移民肩负起重任，我不为移民们着想，还要我做什么呢？”十几年后的今天，李伯宁依然如此说。
1985年，在三峡工程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三峡省省长”却干得正起劲。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抒发着当时的情怀：
魂牵梦绕系三峡，
风风火火贬与夸。
有幸古稀不近视，
拼将余晖献中华。
喜盼三斗彩虹出，
愿作小草绿太阳。
有关部门早期对三峡移民确定的方针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峡库区多为峡江丘陵地带，移民们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宜于种植，也容易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而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来百姓们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库淹没线下面的百姓往后面地势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后靠的山岭山地都是未开发的，能不能开发都难说。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地方适宜不适宜移民们生存。
著名的“李伯宁工程”便是在这种情况和问题下诞生的。
“就地后靠，靠到哪儿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种有果树植的地方！没地种、没果树植的地方，不是让移民们挨饿嘛！那样就谈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宁来到湖北秭归的李家坡。在这里他代表国家给该村投下了14万元作为移民“后靠”开发试点。当地农民从几公里远的地方背来石子砌成坎子，又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泥土填窝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后来农民们又在这些梯田里种上了柑橘树。农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依靠国家的支持，每亩投入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钱，之后每年柑橘亩产收入都在几千元甚至超万元。
“李家坡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的三峡移民不能光靠国家给点补偿费就完事了，只有开发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决过去移民迁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后面再加几个字：‘开发性移民’，这才是我们三峡移民的原则方向！”李伯宁对李家坡的成功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迅速在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向其他地区大力推广。
李家坡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震。这个三峡移民试点村的成功经验，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三峡开发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李家坡，“李伯宁工程”也就这样传开了。
千万别小看了“开发性移民”这五个字，它包含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我们非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
它的全部意义是：既要“移”，更要“安”，让移民们能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的实践活动啊！
新滩。长江三峡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在县级地图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却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很高的名声，几乎无人不晓。新滩的名声是与它所处的险要地段有关。它处于著名的兵书宝剑峡，上距秭归旧县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坝和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坝址分别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万里长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达10米。遥相对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键子崖，北岸是悬崖峭壁，临江屹立，三滩对峙，紧扼川江。早有《 归州志 》称：“楚蜀诸滩，首险新滩。”据当地人介绍，别看新滩在长江三峡如此险要地段上，险得连猿猴都不敢鸣，但它却是峡江上一直比较富裕和繁荣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它险，过往船只到此一般都不敢贸然前进，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这儿有了商店和客栈。本地人利用险滩，吃着险滩，因为他们熟悉兵书宝剑峡的险情，所以过往的船老板们都请当地人引航，收入自然丰足。新滩人靠滩吃滩，却也饱受另一种灾难的惩罚，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险。据地质考察，新滩整个地段是块巨大无比的断裂滑坡岩层，随时可能发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场滑坡灾难降临，新滩镇“人畜所剩无几”，就连这地段的江面也断流整整82天，这是大江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录。新滩新滩，就是因为几乎过百年就要来一次彻底的消亡和重建，这个险滩因而也总是推“陈”出“新”。
新滩的险情自古被历朝历代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新滩的险情几次呈上毛主席周总理的案头。
1985年，就在李伯宁视察三峡不几日，新滩来了一次“隆重”的“欢迎”：
6月8日，新滩人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出现“扭动”。不好，灾神又来了！新滩人万分紧张。当地政府立即动员百姓撤离，省政府的命令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镇每个角落，可是百姓们不肯走。“我活了68岁没离开过这个家，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走！”杨启中老汉抱着门槛死活不走。
李伯宁得知此事后，命令部队：“传我的命令：所有拒绝撤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都给我拖出来！”
部队和民警迅速出动，终于连拖带拉地把不愿走的人全部强行地带上了车，杨启中老汉和众人在哭喊声中离开了新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