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张光斗的情况为他设计了一份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的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萨凡奇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

“张，萨凡奇博士这样宠爱你，让我们好妒忌！”美国工程师们不无羡慕地对张光斗说，而他们也对这位谦和好学的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至于与萨凡奇博士之间的关系，用张光斗自己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了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了。

“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我的这封推荐信交给他，威斯脱伽特博士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自己学生的肩膀说：“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你们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对对，长江三峡特别的壮观美丽，而且水急滩险，可以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张光斗说起自己的祖国时，那份情溢言表的样子让萨凡奇深受感染。

“我一定要去长江三峡看一看。”

“欢迎先生去。”

就这样，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师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

“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

“嗯。”

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谢谢，我一定在中国等待您的到来。”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到处呈现抗战的烽火，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无心搞建设的现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教授。钱教授同张光斗是同乡近邻，听说张光斗是学水利专业的，在美国获得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又任命他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那时能当上工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光斗以自己的才识和学问当之无愧。

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当轮船经过三峡险滩时，张光斗无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峒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

1942年，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首选了。

“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6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高兴得直把高徒紧紧抱住。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萨凡奇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我们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

“那当然。先生是国际权威，理当由政府出面邀请。”

“不不，是因为我要到你们中国去，必须以工作和考察的名义，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说我还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萨凡奇幽默道。

“先生说得对。”

张光斗马上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那当然好，能请萨凡奇先生来中国访问，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请手续我来负责办理。”钱昌照得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妥了邀请萨凡奇先生的有关手续。

不日，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并同意此事。”

张光斗好不高兴，他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荣幸。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简直有如今天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

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六十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了不得的事。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对浪潮，连萨凡奇的同行——美国土木协会也组织集会，愤怒地声讨萨凡奇：“他是老了还是疯了？为什么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个花费如此大的水坝？把萨凡奇从水利权威的位置上拉下马！他已经不配了！”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独具慧眼地把关键的支持票投向了萨凡奇。大古力水坝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大坝的建成，为美国在战后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充足和宝贵的电力资源巨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西部的繁荣。萨凡奇因此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他是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 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 》。建议书中就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这样说：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一千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不行啊萨凡奇先生，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危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关于萨凡奇先生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可以从许多美国同事和中国的科学家那儿获知。张光斗就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美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决意请他出任内务部垦务局的局长。萨凡奇摇头道：“我学水利而未学做官，上帝托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坝！我的本领因此只能是造大坝！”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他对中国、对三峡与中国人一样，同样热忱，同样执著。

一位外国专家对三峡如此痴迷，让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感动了，他亲自出马陪同，并派重兵随团与萨凡奇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那时日本军队为打通中国内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峡一带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激战。萨凡奇一行的三峡考察团几乎天天处在敌我双方的战火之下，情况非常危险。然而萨凡奇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直奔三峡地区。

“萨凡奇先生，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敌人的防区，他们天天都派飞机出来轰炸，轮船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三峡了。”吴奇伟一次次地警告道。

萨凡奇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太阳旗敌机，风趣地说：“它是专打轮船的，那好，我们就改用‘11’号车。”他让轮船靠岸，并令随行考察队员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峡一带。

“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吴奇伟只好向部属下此死令。

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独自躲在四川长寿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 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即“萨凡奇计划”。

“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事关中国前途，将鼓舞华中和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提供广泛之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扬子江三峡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萨凡奇在把计划呈给翁文灏前特意写下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近万字的看法，那字里行间充满着**，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

“委员长先生，我看萨凡奇先生的计划值得好好研究，国民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之！”翁文灏带着“萨凡奇计划”亲自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

正被全国各地抗战烽火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意看了一眼“萨凡奇计划”，对翁文灏说：“眼下战局紧张，建设上的事我哪有心思过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看着办，不过我的国库可是空的呀！千万别向我说钱的事！”

翁文灏的心头如同被一盆冷水浇泼：没有钱建什么三峡大坝嘛！

“我的计划说得很清楚，靠向美国政府贷款嘛！中国政府是有偿还能力的嘛！”萨凡奇听了翁文灏转达的蒋介石意见，不由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道：“对三峡这样伟大的工程，国家应该全力关注和支持，因为它能够将一个国家建设推向全面发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需要将这样伟大的工程建设推进和发展。当年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河上主张修建大古力水坝时，正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才使这项伟大工程获得成功，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才从大古力水力发电站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与好处的。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比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更好，它在中国是惟一的，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上帝赐给了你们如此福分，实在太理想了！我现在65岁，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时日，让我将三峡工程转为现实，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同意我一个心愿，在我死后埋在三峡。那样我的灵魂将永远得到安息！”

“谢谢！谢谢您，尊敬的萨凡奇先生！”翁文灏深深地被这位赤诚的美国专家的“三峡情”所感动，“我会尽我所能，全力促成先生的宏愿。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水利官员的夙愿！”

“好啊，翁，我们终于想到一起啦！”萨凡奇伸开双臂，与翁文灏紧紧拥抱。

萨凡奇回到美国后，即着手与政府方面商洽共建中国三峡工程事宜，而且特别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水力发电统一管理局，还推荐他的同事柯登先生出任中国三峡工程总工程师一职。

“萨凡奇计划”让中国和美国一起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三峡热”，这在20世纪中叶是很少见的一个历史现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胜利的日子已在眼前，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战后的大建设，中国人的“三峡梦”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此时兴建三峡工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

当中美两国一起为“萨凡奇计划”疯狂之时，张光斗还在美国考察和实习。一日，他接到国内钱昌照的来信，告知中美两国政府已协议合作修建三峡工程，并让张光斗陪同他恩师萨凡奇推荐的柯登工程师回国参加三峡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啊！”张光斗接到钱昌照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行，他决定以一位科学家的负责精神，制止这种盲目行为！

张光斗连夜挥笔向钱昌照写信陈述四大理由：一是三峡工程太大，国力原本贫乏，加上八年抗战，国力已尽，此时修建三峡大坝极不适宜；二是美国政府贷款难以满足全部工程费用，因为美国国内还在为10年投资10亿美元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工程争吵不休，三峡工程远比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贷款在美国国会也未必能通过，一旦美国的贷款不到位，三峡工程半挂着，那时我们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比抗战更可怕的毁灭性打击；三是即使三峡大坝建成了，还要有等量的工农业生产来使用其等量的电力，而中国目前尚没有那么大能力在短期内使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步跟上，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无法充分利用，这是另一种巨大浪费；四是三峡工程位于宜昌，是我中华民族的中心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政治命运影响极大，如果三峡工程的成败命运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中，这对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建设必定有害无益。

几十年后的今天，张光斗对自己当年的这番意见颇有感慨道：“那时我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对政治不甚热情，但却说了真话，现在看来这四点意见仍然是对的。”

是啊，假如三峡工程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伤痕累累的中国开始兴建，中国的今天将不知是个什么样！

长江三峡，你多么让人魂牵梦绕，又多么让人思虑不安啊！

然而国内的“三峡热”已经被美国的萨凡奇弄得不知所向，甚至连原本对三峡工程一点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认为应该利用修建三峡来“光复一下民族热情与干劲”了。

张光斗的反对信发出不多久，又接到钱昌照的回信，说兴建三峡之事是国家大事，而且是已经定了的事，嘱张光斗只管执行任务便是。

张光斗不服，再次写信陈述反对意见。

钱昌照又一次回信，而且干脆说：这是蒋委员长定的事，要张听命回国。

此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不能这样草率。张光斗第三次写信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

这回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发来的电报，不再与张光斗理论了，命他陪柯登先生回国。

无奈，张光斗只好听命于政府之令，因为他赴美国实习也是“政府决定”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一路上，与柯登先生也没什么话可说。害得柯登先生怀疑地问他：“你是萨凡奇先生的学生，怎么不仅不支持他的计划，反倒反对兴建三峡大坝？”

张光斗不想在美国导师面前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深知包括萨凡奇先生在内的美国水利专家们对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的动意都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朋友面前他不便将美国政府利用贷款，插手中国三峡工程背后所有的政治目的说得那么透，所以对柯登的问话，张光斗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秉性耿直的张光斗以科学家的真诚，在之后的几十年水利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这种性格，使他在中国水利史上成为不可动摇的泰斗！也正是由于他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和坚持原则的性格，使中国在一次次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上减少了无数的损失！

柯登在张光斗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水利人员一起筹备建设三峡工程。张光斗被任命为柯登的助手。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三峡工程委员会，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包括了政府部门的领导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专家，张光斗兼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后升任该委员会水电总处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时年34岁。

沸腾了一段时间的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此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具体的工程前期准备了。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指令下，张光斗所在的工程总处重点将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放在首位，那时除了工程自身的问题外，并没有提出移民等问题。“蒋介石政府才不管这些，他历来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更何况三峡工程的建设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放在他的心上，那时老蒋想的是如何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然后再一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位老水利这样对我说。

建三峡首先要确定大坝建在何处，故张光斗接受的任务是配合美国专家，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确定大坝坝址的最佳位置。当时派往三峡地区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光斗他们的水利技术队伍，主要是负责收集地形与水文资料；另一支是“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技术队伍，主要负责三峡坝址和水库库区的地质情况。张光斗身为水利工程技术队伍的上级管理人员，仍然坚持认为，此时在三峡建设水利工程是不适宜的，时下的工作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原始资料的收集与准备而已，故向美国专家柯登和中国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两支技术队伍随即根据各自的工作任务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当时围绕建设三峡工程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坝将建在何处。萨凡奇曾经提出过6个大坝预选地。1945年冬，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并同柯登等人再次到三峡的南津关察看，这位水利大师才有了自己的倾向性的意见：大坝建在南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