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津关的自然条件不错，大坝建在那儿，可以将水库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样发电就更多！”萨凡奇钟情于自己的意见。

“三峡大坝举世瞩目，又那么高，谁也没有建过，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远比美国经济和技术条件差的地方建设，应当对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勘测。”在研究和确定大坝坝址的讨论会上，张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我的张，三峡大坝的地质情况必须经过严格的钻探勘测。我已经想好了，建议中国政府请美国的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担这个重任，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钻探公司，质量绝对有保障。”萨凡奇欣赏自己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张光斗点点头，他敬佩萨凡奇先生不仅是国际级的水利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国政府将与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三峡钻探谈判任务交给了张光斗。经过一阵商讨，最后达成协议，由美国公司派来8台钻机，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负责。

不久，浪涛呼啸的三峡峡谷里，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

正当萨凡奇和其他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憧憬地战斗在三峡工地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彻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三峡建设者们的美好愿望被蒋介石的战车轧得粉碎。

翁文灏的“实业救国”心愿再次受到打击，他辞去了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由钱昌照出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仍由钱总负责。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钱昌照，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积极推动者，但却无法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辞职不干了。蒋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灏，力劝他再度出山。但时隔不久，翁文灏发现已经全面启动的“萨凡奇计划”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报告”里除了“做好与共产党全面作战”的字眼外，没有别的内容可言，他愤愤地找到蒋介石责问道：“三峡工程到底干还是不干嘛？”

“我的翁大先生，这工程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想干的事，你知道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说好了要帮助我打垮共产党的，说好了要给多少武器多少装备，可眼下我碰到麻烦了，他们就开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说我还起什么劲跟他们玩什么三峡工程？通知你们的人，别干了！”蒋介石烦躁地手一挥，接着又忙他的战事去了。

翁文灏极度懊丧，从“总统府”出来的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老天爷，如此庞大的工程就这样一甩手不干了？！我如何对得起大家？如何对得起萨凡奇先生？如何对得起参与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又如何向国人交代？

翁文灏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蒋介石，趁战乱时机，独自流亡法国。这位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甲级战犯”的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关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心爱的地质工作岗位上，更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方面的事。他于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1岁。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建设，就这样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三峡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国家的政治工程。中华儿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梦想成真？！

蒋介石的一声“别干了”并不等于三峡工程就此了结，下马后三峡工程的遗留问题很让人头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国人恼火，负责三峡坝址钻探任务的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赔啥？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孙越崎找到张光斗，说你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萨凡奇的学生，这事由你全权代表解决，不过说好了，除了同意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其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嘛！张光斗叫起来了：“你让我给人家擦屁股，可连张手纸都不给！让我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孙越崎拍拍张光斗的肩膀，把门一关，走了。

无奈，张光斗只好空着双手跟美国公司谈判。对方不干，张光斗说，要不你们把我押到美国当你们的义工去吧。

“张，我们可不敢，你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押你到我们美国当义工，肯定会招来麻烦，最后我们还不得不付你高薪，这事我们不干。”

“那我就只能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张光斗双手抱拳，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道歉姿势。

美国人也有上当的时候，不过是上了他们“最好最好的朋友”蒋介石的当。

此时的蒋介石早已顾不得什么面子了，他已经跟美国人撕破了脸面，正忙着逃往台湾。一日，张光斗接到通知，说政府资源委员会已搬到台湾，要求他所在的水电总处做好准备一起撤到台湾，在人员撤离之前先把水电档案特别是三峡工程方面的资料全部装箱运到台湾。

这可怎么办？张光斗万分焦急，不知所措。身为总处的总工程师，所有的资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运到台湾，那绝不是他想做的，因为张光斗此时已经做好留在大陆的打算，他知道到台湾去就不会有他从事水利专业的用武之地，而蒋介石要把大陆的国家水利资料运到台湾无非是给当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业制造麻烦。可张光斗也知道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后果相当严重。就在这时，他的朋友、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给他出了个点子：“你不会给老蒋运点假资料去！”

对啊，张光斗茅塞顿开。

不几日，在我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满满当当的40箱资料全部装好，20箱假资料被堂而皇之地运到去台湾的码头，张光斗在移交手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资料则悄悄地在夜间被隐藏了起来，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真资料，为新中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孙越崎，还有“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黄汲清（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李春昱（著名地质学家）等人，为完整地保护好水利和地质资料及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揭开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崭新一页。

中国人的“三峡之梦”开始了新一轮的苦苦寻觅、苦苦探求。

毛泽东第一个做了“梦”的主角。

……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这首《 水调歌头 · 游泳 》为国人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画卷。这是位诗人气质的大政治家，农民家庭出身，所以对水利建设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深谙水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当毛泽东的目光开始投向三峡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峡梦”必然会发生全新的变化。

“三峡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毛泽东对长江、对三峡的关注，从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长江”舰出巡长江中下游，就带上了人称“长江王”的林一山。

“我们见过面？”毛泽东问林一山。

“见过。”

“在哪儿？”

“在延安。当时我在白区工作，‘西安事变’后回延安开中央会议听过您作报告。”

毛泽东笑了。

“你这样的人才，其实我已经找了好久，现在算是找到了！”那天，林一山陪毛泽东在“长江”舰的甲板上，当他听完毛泽东的话时，眼前不觉一阵眩晕。是自己听差了？主席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呢？还说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他找我做什么？

“主席，您……”林一山想证实一下自己有没有听错，可是一见毛泽东这时完全沉浸在欣赏长江的滚滚波涛时，只好将嗓子眼上的话吞了下去。

“你的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多少工程师？”第二天，毛泽东请林一山与自己一起吃饭，席间他不时提问。

“270个。”林一山答道。

“工程师在你那儿讲百呀？”毛泽东好不惊奇，用筷子在空中点了点，不无兴奋道。

“那技术人员有多少？”他又问。

“一千多。”

“噢，技术人员讲千啰！了不得！难怪有人称你是‘长江王’，有实力嘛！”毛泽东历来对部下说话特别幽默。

林一山低头笑笑，“我哪敢称王，只是主席的一个卒子而已。”

“好嘛，你这个卒子我可是要派大用场啰。”

“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长江委全体同志时刻听从您的指挥和调遣！”林一山“刷”地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敬了个礼。

“坐坐，坐下慢慢说。”毛泽东满意地看了一眼林一山，用手指指椅子，招呼道。

饭后，两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泽东指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之水，语气中带着几分忧虑，“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气好坏，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关系极大，你们可千万不能马虎啊！”

“是，主席。”林一山坚定地回答道。

“要驯服这条江，这是个科学问题，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我问你，现在长江的水文资料有多少？”

“旧政府留下一些，我们自己也开始做了一些，加起来有一两吨重！”

毛泽东来了兴趣：“我说你这个‘长江王’可真不简单，论什么事，都是用大数据说明啊！”

“因为长江正如主席所说，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计大事，我们不敢丝毫松懈。”

“做得对，应该这样。”在谈到上游特别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达三峡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游地区同时下暴雨怎么办时，毛泽东警觉地问：“长江洪水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主要是暴雨。根据资料，像1935年7月1日开始的那场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当时的降雨量达到1500毫米，一夜就淹死了汉水等下游12万余人……”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么多人！”毛泽东听后口中轻轻地“嘘”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可老天要下雨，我们没得办法制止呀！”

林一山不语。

“总得想点办法。你这个‘长江王’对长江洪水问题是怎么想的嘛！”毛泽东终于把他最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对此林一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请主席在甲板上坐下，然后在他面前放上一张桌椅，上面展开《 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 》，他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挡住长江上游的洪水，主要办法只能是逐步在长江干流和大的支流上修建若干梯级水库，通过这些水库实现拦洪蓄水的目的。当然，修建这些水库除了防洪外，还可以发电，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特别是天险三峡江段，一旦在那儿修建水坝，其发电量大得不得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用电结构，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 建国方略 》中就提到建三峡工程一事。”毛泽东插话说：“我的老对手也请过美国人帮助建三峡水库，只是他没有真心想建三峡水库，他的全部心思花在怎么吃掉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以他是注定搞不成的。”

林一山说：“对。根据专家们预测，像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即使蒋介石真心想搞，其结果肯定也是非常惨的，有可能弄到最后他逃往台湾的船票都买不起。”

“哈哈哈……”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他真要那么做了，还真连去台湾的船票都成问题哟！”

笑完后，毛泽东又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上。只见他拿起红笔，在图纸上画了一个大圈：“修许多水库，全部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个三峡水库？”

“抵不上！绝对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说。

毛泽东笑了：“这么说你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啰！”

林一山心头不由得更加敬佩毛泽东，绕了一大圈，他终于挑明了主题。林一山此时不明白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到底是怎么看的，所以试探性地说：“我们长江委当然很希望能够修建三峡水库，但就是不敢去想。”

“为什么？”毛泽东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林一山，问。

“因为……因为我们得听毛主席您的话。”

毛泽东笑了：“可我想听你的意见嘛！你是‘长江王’！”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在将自己的军，只好如实招来：“只要条件允许，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建三峡水库！”

毛泽东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但对期望能得到“最高指示”的林一山来说，这次在“长江”舰上他没有听到毛泽东关于上三峡工程的肯定回答。可凭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直觉，林一山心里已经明白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对长江三峡工程十分关注，而且心底已经有了一种倾向。

“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但南水北调的工作得抓紧。”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分手时特意吩咐道。

“是，主席。”

林一山原以为跟毛主席在“长江”舰上的谈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秘密，可不想仅隔一年，此次谈话主题倒由他本人先说了出来。

这是因为1954年武汉的那场大洪水，使得毛泽东连续几个夜晚没有睡觉。当时江淮发生大水，武汉市被洪水包围，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几百万人的生命，只能听天由命，这让毛泽东经历了一场不亚于对付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艰苦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他亲自指挥和领导下，依靠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洪水的包围，但代价是惨重的，不仅造成了几十个亿的经济损失，更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洪灾之中。毛泽东因此决定要把三峡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卫局的一辆小车接送到汉口火车站。他一看车站上停靠的是一辆专列，便知道肯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他。果然，一进车厢，就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

此次直奔主题——三峡工程。

“修建三峡工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一山顿了顿，说：“如果中央想早点上，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有何依据？”毛泽东问。

“因为我们有像张光斗这样的专家，他跟美国水利权威萨凡奇学过大坝设计，又独立设计和建成过一些水库，有能力承担相应的技术。苏联老大哥虽然过去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来华帮助修建中国的水库，但他们自己建设的水利工程，技术和规模跟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苏联专家也能搞好。”林一山回答说。

周恩来插话道：“蒋介石时期，他用的是美国人，而我们现在有张光斗这样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掌握的正是美国技术，要是苏联专家能帮助，那么我们正好用上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术了！”

“那么，大坝坝址你们的意见修在何处更合适？听说美国的那个专家是主张在南津关的。”毛泽东关切地提出了这个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地质人员在解放前后十几年的艰苦勘测和钻探，他们认为最好的坝址不应该在南津关，而应是三斗坪地区。”林一山说。

“三斗坪的地质情况怎样？”

“三斗坪的地质层是花岗岩的，风化比较严重。”

“这可不是理想的好坝址啊！”

“请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岗岩风化层只有三十多米，对大坝坝址没有多大影响。”

毛泽东问完话，直起身子，站在专列的窗口，不再言语了。倒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吩咐林一山回去后继续抓紧对三峡地区的地质与水文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巡视，住在一个市郊的小岛。南国的夏日，异常燥热。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换换地方”。

“银桥，我们到长江边，去游长江！”毛泽东对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游长江？主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李银桥吃惊不小。

“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转眼间银桥发现他们到的不是长江边，而是长沙。

“银桥，我们先游湘江，来个‘热身游’。然后再……哟，天机不可泄露啊！”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一边巡视，一边会见老同学、老乡亲，气氛亲和随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畅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汉。长沙到武汉，乘飞机仅一顿饭的工夫。毛泽东到武汉后心情特别高兴。省委书记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着给主席安排参观或听汇报。“好像并没有想游长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李银桥说。

“主席的性格你还不了解？说不定明天就要游了！”李银桥说。

罗瑞卿摇摇头，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出现。”

李银桥看着在千军万马面前从来都是威风凛凛的“罗长子”，此时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儿，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长。但李银桥知道，在毛泽东面前，这位公安部长“大警卫员”常常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弄得无可奈何。

那一天毛泽东在省领导陪同下参观完汉口棉织厂，正巧厂子距长江不远，毛泽东便提出到长江边看看。一到那儿，毛泽东就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总算到长江了，准备一下，游！”

“主席，您真要游啊？”李银桥虽然早知毛泽东的“意图”，可还是吃惊地问。

“当然，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对不起中华民族哟！”毛泽东开心地说道。

李银桥可着急了，连忙向罗瑞卿和王任重汇报。

“主席，长江是中国第一大天险，水情极为复杂，别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险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个反对。

“看来你王任重这个书记对长江还是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泽东幽默地冲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说：“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这其二是，长江从来胆怯那些不畏惧它的人，据说在这些人面前，它还是挺温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要真去游长江我可不答应！”罗瑞卿比谁都着急。

“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毛泽东回敬道。

“那也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对您的安全要负绝对责任。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游长江。”罗瑞卿不退步。

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大警卫员，去你的，不要来‘禁’我游长江！”

在场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

“毛主席游长江啦！”毛泽东下水不久，这消息就传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长江两岸本无墙遮席挡，所以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那一刻，长江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足足有几万人。他们既想一睹自己的领袖畅游长江的风采，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

长江湍急的江水奔腾不息，后浪推着前浪，毛泽东被一个急浪冲出十几米。

“快快，保护主席啊——”岸上惊天的呼声，江中的李银桥等随游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沿江两岸的人流，随着奔腾而行的江水，伴着毛泽东的一沉一浮，躁动和奔跑着。人们一边沿江岸奔跑，一边不停地喊着，好像要抓住那一泻几百米的长江之水，愿将血肉之躯为自己的领袖筑成安全的拦江大坝。

那场面太壮观，太令人激动。水中的毛泽东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见附近有保护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远些。

在一条远离毛泽东的小船上，站着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摄影家侯波同志。正是她的勇敢，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时的那张珍贵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泽东在此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著名的《 水调歌头·游泳 》这首气势恢弘的诗篇。他牵挂的还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梦”。

毛泽东总是把自己伟大的政治抱负融入他那诗一般的境界之中。

两年后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的议题，可想不到在党内遇到了阻力。

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把林一山接来”，同时又批示：“将李锐一起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林一山“主上”，李锐“反对”，形成了著名的“林李双雄之争”。

李锐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赶到南宁的。当晚毛泽东就将他们召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听两位不同意见的同志述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同志说完这句话后，便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两个小时。”

“你呢？”毛泽东转问李锐。

“半小时。”

毛泽东对李锐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时，干脆利落嘛！

林、李发完言后，毛泽东没有放过他们：“光讲还不算，你们每人各写一篇文章，这回长点没有关系，三天交卷。”

林一山和李锐不曾想到主席还有这项任务交代，于是只好连夜奋战。

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则感到手头资料不足，事先没有想到要他写文章；二则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残过，写东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毕竟是位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平时积累的长江水利知识与有关三峡的第一手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字，提前交了卷。

李锐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宁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虽只有八千字，文品却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是李锐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直接原因。

林、李文章各有所长，政治局领导全都认真阅读了。最后，毛泽东说：“三峡问题还需多方听取意见，不过中央得有个意见。总之，今后三峡的事，交给恩来同志管吧！”

周恩来一听，忙说：“还是主席管吧，你对三峡的见识和判断比我们都高出一筹。”

毛泽东哈哈一笑，“没有那回事，我也会经常过问三峡问题嘛！”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周恩来，伸出四个手指，说：“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此后，周恩来便开始直接领导起有关三峡问题的工作，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三届国务院总理都是三峡工程的最高领导者。

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三峡工程工作会议就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召开，会址在那艘“峡江”号客轮上。与会人员除总理外，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国务院各部委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做了准备。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因为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的那个“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耐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

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里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

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

“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旧中国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三峡建设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我们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这就意味着“三峡梦”要付诸实施了，三峡工程要动了。这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三峡工程建设上过去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的争议也慢慢云开雾散，逐步取得“上马”的共识。

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立即进入施工准备，相继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开始筹备三峡行政特区（即筹建三峡省），以及专门从事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开发总公司。

从此，伟大的三峡工程建设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