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曾听说长江最初是由东向西奔流的吧？但这确是史实。

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充满着辩证法，从来就不曾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已知的科学证明，人类的产生始于那么一点微生物和蛋白质。江河也不例外。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初始形态也是由一时一地的环境一点一滴孕育而成的。江河属于大地的一部分，并受大地不可抗拒的一次次地质演变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流程与流向。

长江最初好似个腼腆的姑娘，是在历经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地壳运动后，才铸造出今天那磅礴的气势和多姿的丰韵。

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今天的长江流域均在蔚蓝色的波涛之中，西藏至云南中西部和贵州西部等皆是一片汪洋，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也是古地中海向东突起的一个美丽海湾，这海湾一直延伸至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即重庆一带。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一场轰隆巨变，使大地又一次脱胎换骨，长江的雏形才开始呈现。那就是有名的印度支那造山运动，地球上从此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横断山和秦岭山脉。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逐渐隆起并形成陆地，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撤，云贵高原开始露骨现眉。而此时东方大地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变化：在横断山脉与秦岭及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沟壑巨道，遗下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和滇池等几大水域，它们相互呼应和串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奔突古地中海。这是长江的最初风貌，不过它的流向与今天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此时的长江并没有完全发育，它依然顽皮地躁动着。一亿四千万年前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使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隆起，褶皱成无数高山与深涧、洼地与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和现今的三峡山脉形成，古地中海此时大举后退。至白垩纪时，四川盆地迅速上升，云梦泽和洞庭盆地不断下沉，长江中部的身段发育已近丰满。这时，躁动不停的大地突然变得沉静起来，一觉睡了近亿年，在距今三千万年时才醒来。一旦醒来，它又一次出了个大手笔，这就是伟大的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其壮烈的场面非言语所能描述，青藏高原在古地中海不断退缩的瞬间，猛烈抬起，势如破竹，金沙江两岸高山排列有序，整个中华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形就此形成，长江的青春发育期骤然出现！

大江东流从此奔腾不息！

长江不仅一路接纳和汇聚了千万条河川共同构筑起浩浩6300余公里长的世界第三大河流，而且以其两岸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碧水给人类的生息繁衍构筑了温床。

关于人类起源有许多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定长江流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东方人类的主要发源地。

当一次次造山运动铸造了长江的胎盘时，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山川大地已经草茂林密，一群腊玛古猿出现在大江两岸的峡谷沟壑间，虽然它们的步履显得有些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向人类历史迈进的旅途。考古学家不止一次证实，中国早期的人类就是从云贵高原出发，抵经长江中上游，然后再分途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及泾渭流域与汾河流域。

1965年“五一”节，一队地质学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县例行性地进行第四次地质和地震调查考察，他们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猿人类的门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地质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两颗猿人类门齿距今已达170万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还要早！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元谋人”遗址现场，找到了许多石片、石骸和尖状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几块烧骨，因此证明“元谋人”不仅奠定了自己作为人类始民之一的地位，而且证明了其用火的历史远比其他猿人类要早得多。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可以证明的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发现“元谋人”的前五六年，长江三峡的巫山地区，一个名叫“大溪”的小镇同样让考古工作者吃了一惊，因为在这里的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人类在此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辅以渔猎和采集及制陶等，建筑和制陶皆已相当发达。“大溪文化”使我们能够看到祖先在长江三峡一带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和传播文明的辉煌一页。

长江被再一次证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的丰韵首先是她那奔腾不息的江水资源。据水利部门介绍，长江流域水系庞大，干支流纵横交叉，江河径流丰沛，落差5000多米！有关部门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中对长江流域1090条河流进行较全面的水能资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蕴藏的水资源能量达2.7亿千瓦，为全国水资源的40％。可开发的水资源能量近2亿千瓦，年平均发电量每小时约10270亿千瓦，相当于12个我们即将建成的三峡水电站。长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达9760多亿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最多可达13600亿立方米。

啊，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你以自己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啊！

人类离不开水，离不开水的不仅仅是人类。没有水就没有万千生物。月亮很美，但它永远是个没有生机的寒冷与寂寞的世界，太阳辉煌，但它永远只能燃烧出烈焰。它们不可能像地球那么骄傲，因为它们没有水，没有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

首先对长江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源引起重视的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有意思的是，孙先生的一枕“三峡梦”，使20世纪中国的几位伟人“梦”了整整一百年，尽管他的后来者在三峡问题上所倾注的热情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部百年“三峡梦”几乎与中华民族20世纪的历史命运同悲同喜。

这是部波澜起伏、惊天动地的历史！

这是曲魂牵魄动、欲罢不能的壮歌！

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硝烟弥漫的铁幕，一切现代文明都处在朦胧之中的时候，一心追求“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下了一部振兴中华民族的著名论著——《 建国方略 》。在这部论著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宏伟设想。作为20世纪振兴中华民族的号角手，孙中山先生面对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曾经沮丧过，但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依稀地看到“实业救国”之路的那片曙光依然灿烂时，便如此**地描述了长江三峡之梦：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也！”

在那一段时间里，孙中山作为国民革命的创始人，在制定“建国方略”与规划民族复兴的伟业时，其目光已经深情地留在了长江三峡上。1924年8月，他应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邀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学们，中国是穷，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长江三峡那样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这样的电力，可以比现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电力还要大得多！那时我们不但可以供应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农民用的化肥！到那时，我中华民族哪有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

“万岁——中华民族！”

“万岁——长江三峡！”

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学们，被孙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说感动了，他们从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三峡大坝”矗立的那一幕！

那一幕到来之时，必定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中国人对“三峡梦”的情有独钟也从此开始。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千疮百孔，哪有钱来修建三峡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热血，更何况他这个“临时总统”的宝座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与外攻，使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便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三峡梦”。

但孙中山毕竟是想让长江之水变成富民强国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峡梦”永远闪烁着光芒，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

继他之后的蒋介石口称自己是“孙先生的学生”，可在实质问题上却很不客气地背叛先生。他一度大权在握，真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在三峡建设问题上是能有所为的，但他太热衷于经营自己的蒋家王朝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他蒋介石便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一场场血腥的镇压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业。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正因为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所以没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特别是这位独裁者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孙中山先生主政时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这个只有几人组成的地质科后来在20世纪的中国建设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一代教育学家和地质大师，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冒着被贬被杀的危险，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

章鸿钊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的部队时，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国也，则吾未知之也！”

“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 建国方略 》第二部分第4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 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他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因此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 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 》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的某种象征，其身价可想而知。

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 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 报告 》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向来胆小的翁文灏一听政府“首脑”这么来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

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哐当”一声，把它久久地锁在了铁皮柜里。

“真是一群书呆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个三峡工程也是白搭！”蒋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战刀继续挥向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资本论 》，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 》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