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楚河汉界》，我尽可能寻到你流传在海外的作品。于是，我似乎产生了这么一种直觉——在你的这些作品中，黑暗始终是光明的底色。但你对黑暗的理解不仅仅是承受、解脱，你一直在体味黑暗的力量，包括黑暗对你的残酷屠杀以及你对黑暗的解读。你游历了黑暗的太多角落，之后又获得了光明的非凡刺激。那是黑暗中的光明，是你心底里对人不肯失望的光明。于是光明在你身上获得了永恒的意义。你不为碎然降临的不幸而大怒，亦不为意外的幸运而欢欣。你的超然不是对事与情的不屑，而是对光明终极意义的信任……于是你无声无息地工作在对光明的信任之中，并不曾留意自己在光明中的亮度。

直觉每每是准确的，我相信自己。

这是海外那位女博士的第一封来函。也许讨论作品毋须只用电话，越洋电话的费用是昂贵的。只是，这番话用在《楚河汉界》上似乎是一种反讽。也许，它只是针对最后一句话——而那句话未免又太理性了。不然，可以在电话中与她辩论几句。显然，她要回避这种直面的形式，她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当你用书信回答时，她也许又已超越了这一认识而视你的回答为过时。

秦江这么一想，竟自苦笑了。

光用这段话，便足以断定，你秦江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果真如此么？

连秦江自己也没法承认。

“对人不肯失望的光明”——也就是说人便是光明自身，希望则是光明的衍射。可以这么理解么？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为自己构筑过光明么？处处是血火刀光，血火刀光！

也正是这种血火刀光的黑暗，才使他秦江在接受调查日军细菌部队罪行这一课题之际，有一种无法按捺的冲动——试想看看，人类究竟凶残、黑心、暴庚到怎样的程度，也就是说，“文革”中所目睹的非常的暴行在这一课题上产生某种契合。虽然不能说“文革”暴行与“二战”有什么关系，可那释放出来的人性之恶，却是难解难分的——虽然一方是他虐，一方是自虐，但同出于一个潘多拉的匣子！

这便是秦江当时冲动的背景。一种潜意识，而这与理想主义是搭不上界的。

你可以设想自己怎样才能同时占有黑暗与光明。这比一个人做恶时，突然萌动恻隐之心要艰难得多。当一个人被黑暗吞噬时，容易产生愤世嫉俗的人生；当一个人被光明沐浴时，又往往会忘记他生存的使命。这也是人们活着的形态之一般。越过此点的人并不多，更何况是在极端的世界把黑暗与光明叠印在同一空间。它所需的，便不是毅力、胆量、学识可以言尽的——而你的作品，其情感形式却越过了一般而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产生的是极限中的果实：黑暗与光明的同时拥有。

唉，这种双重性，也许是对理想主义的现实阐释？我对波字8604部队的追查，无疑也是一种对黑暗的占有——这个年代，欲占有黑暗，岂不是一种病态了么？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付之以高傲的轻蔑。对他们来说，滚滚的钱潮、无边的物欲，才称得上是实在的光明。仿佛光明也打上了“一次性消费”的标签，不及时行乐便立即报废了。可光明被“一次性消费”后又是什么了呢？

只剩下了黑暗。

海洋文明，或者在这里可说，南方文化有太多的商业味，市井气、享乐意识，所以，一次性消费也就等同于精品了。这无疑也是一种价值观。而将生命无端地损耗在对已逝去的历史的调研，在这里也许不值得或无意义。难怪“合时而著”的什么财经小说、商战小说如此走红……可它们能流传几天呢，不也给“一次性消费”了么？他们无疑是“与时代同步”的，著者每每在喧嚣的峰谷上自命不朽，堪独步于世界了。

可我却在这方面偏偏缺乏冲动——秦江这么想。每当出版社、书店大吵大嚷以多彩炫目的广告、横幅宣传这些不朽之作时，他竟很难投去一瞥。金钱与名位，当然也是一种价值选择，但并不应是一元的选择。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南方也不例外。人类不会、也不应该最后落得只有钱而不再拥有别的什么了——记得有一个寓言，一位富翁把自己的一切都变卖为黄金后，却独自一人倒在金山里渴死、饿死了。他除了金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博士的来信，无端地引起了这么多的感慨。看来，还会有第二、第三封信——她尚不曾具体涉及《楚河汉界》呢。

还是赶紧把这篇小说找出来吧。

翻箱倒柜，整个房间中，过去的作品已摊了一地，却没见到这一篇。

他对自己的作品也许太不珍惜了。

秦江记得，《楚河汉界》发表之后，收到了不少来信，均是读者的。一个小短篇能有这样的反响，已是不俗。所以，也曾把它剪下来，辑人自己的作品选及别的不同类型的选本中。

然而，每次选到最后，它总归被出版社刷了下来。要不，就让他换一篇，更有甚者，一声不响，待出了书却不见回音。

因为选的次数多了，那时复印并不方便，所以，但凡出版社向他要稿，他便把仅存的稿样寄走了。

出版社不用的稿子，也未见退回。

这篇小说的好运与厄运，或光明与黑暗，也就这么并存着。

博士说的没错。

于是，连作者手头上也没了。

最后找到的，是当年发它的刊物。但一打开，这篇是已被撕走了。空喜一场，只有苦笑而已。

看来，在家中已不可能找到这篇《楚河汉界》了。

偏偏远在大洋彼岸，在8年之后又博得一位博士的知音。

似乎有些滑稽。

它的价值何在？

连秦江自己也为之困惑了——写（楚河汉界》的心境今日已不复存在了。甚至具体的描绘也忘却了。当时，只是一种冲动，一种迷狂，以后决不可能复制。

兀地，他又想到，今日对波字8604部队执著的追寻，莫非也是一种冲动，一种迷狂并且不再会有了么？

他不敢回答。

同《楚河汉界》一样难以寻觅，他也陷于这一课题中无法自拔却又找不出突破口。中山医学院50年前的模样已面目全非。后来又去了两次，仍一无所获。而当年的检疫所、难民营，更不可能保存下来。城市在近年间迅速扩张，把一切都淹没在它的楼群之中。走向未来急骤的脚步，踩去了无数历史的陈迹。上哪去找呢？

“香港难民”四个字，久久停留在秦江的眼底。

无疑，这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其数量在几十万之上……

而今日电视，仍不时有关于难民潮的报道。

在卢旺达、在赞比亚；

在土耳其、在伊拉克……

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秦江在海外讲学，没少遇到华裔越南难民——他们其中有的曾在香港的难民营中守候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终于得到了“份额”，各自分派到了美洲、澳洲，连欧洲也有。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当日漂流海上的悲惨岁月——已剥夺殆尽撵上难民船后，仍要遇上海盗、鳖鱼，以及风暴。南洋的台风是一个接着一个，死里逃生的十里余一……有人抱怨，自己投亲靠友，乘飞机外逃，没被当作难民，因而没有救济金，而被当作难民看待的唯一标准是：是否从海上乘船漂泊过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船上侥幸生还的一个人，就足以代表十条生命。他承受过的苦难，是多少救济也无法补偿的。

尤其是孩子。

在经历过死亡、伤残的恐惧之后，在孩子们心灵中种下的，不仅仅是仇恨、多疑、变态……心灵的伤残比躯体的伤残更为可怕，难民营中长大的一代所激发出的人性恶是无法估量的。当他们业已腐朽、若无其事地从累累的尸体边上经过，当他们随意从别的儿童手上夺过食物与玩具，当他们也会把扳动枪栓视杀人为儿戏……人类的灾难之深重便不可言说了。

不道知当年香港难民中的孩子如何？

而惟有孩子，才大都能活到今天！

秦江一征——他突然意识到一条重要的线索，能寻找当年的香港难民。

几十万人，总归有不少人能活下来吧。

他找到了年过八旬的父亲，让他提供当年在香港的亲朋好友。

名单开了一串。

这些，都是他飞走后留在香港，过若干年后又在广州或其他地方见过面的，被证明当过“香港难民”的人。

一旦寻找起来，却又得打上折扣：至少一半人已不在人世了。

千辛万苦找到几个，均说自己是从陆路逃出来的，没有被检疫，也没有进过难民所——他们均为之庆幸，要是真进了难民所，只怕早就不在了。

这句话仍教秦江听了心惊肉跳。

——那么，你们认得进过难民所的人么？

——我们只是听说，但从未见到过从难民所里出来的人。是的，只听见有人进去，没听说有人出来。

——难民所在什么地方？

——弄不清楚。

——检疫所呢？

——陆路走的，都躲过了检疫。在香港时就一个个要检查，我们不干，才从陆路走。

——这么说，经水路的，才被检疫，而且，才进难民所？

——对，我们这么听说过。

从日本提供的资料看“珠江弯曲部”、“旧炮台”，分明都应是在水边，也就是说，资料中提及的检疫所、监狱、难民收容所，均在上述地点的旁边，也只可能在水边。

进一步可以认定，这里，是拦截从水上返回广州的香港难民的地方。

天哪，竟同今天一样，船上来的才算难民，须进难民营，而别的都不算！50年了，竟用同一条“法则”！

所有从船上回来的香港难民，也就首先被收人了难民营。惟有找到当日乘船回来的香港难民，才能在调查上有所突破。

只是，今日乘船的难民，可以获取类似月薪的救济，一直到你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不少难民均可凭救济买房子、买二手车，生活反而没有从其他途径外逃的难民艰难。

而当日的香港难民呢？

那时，并没有联合国救济总署，更没有今日的各种优惠在广州，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

令秦江更为惊诧的是，他寻访了几百个当年的香港难民，竟没一个是乘船而归的。

乘船归来的，莫非只是子虚乌有？！

显然这并非虚构。

那么，莫非乘船归来的难民，均地遁似的消失了，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怎么消失的？

秦江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人，能一下子消失么？

但乘船归来并非虚构！

在图书馆里，秦江见到一本画册（香港日占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刚刚出版的，作者为高添强与唐卓敏。

由于刚刚购回，图书馆尚未编号入库，不能外借。

秦江只好死乞百赖了：

——我正在研究这一课题。能不能先借给我用上几天？

——过几天再借行么？

——早几天有早几天的必要。很急的。

图书管理员是一位50多岁的知识妇女，见他那惶急的样子，不经意翻了一下书页，说：

——研究香港沦陷史的？

——正是。

——唉，我的一位叔叔，说是当年从香港乘船回了广州，可一去便杳无音讯。如今50年了，我那80老父，还在到处打听他的消息。老人也真是，50年了怎么还会有消息呢，要活着，早找到了。

妇女长叹一声。

秦江急忙问：

——你父亲还在？

——在，老了，常叨念失踪的亲人。

——我正是在查找香港沦陷期乘船归来的难民下落。有可能，想同你父亲谈一下。

——可以，每天清早，他都在越秀山脚下练太极拳。我介绍你认识。

——那这本书呢？

——你先拿去，写个借条吧。真查到谁的下落，你也功德无量了。

秦江有点喜出望外。他不仅借到了书，而且找到了一位可能掌握线索的老人。

史料实录

在该书前言《日占时期的历史档案》中指出：

在众多的史料中，历史档案是被认为最堪信赖的原始材料，而这是有原因的。

为此，它强调了三条，第一，是其包含范围广，文献、影音、地图均在内；第二，其资料最全面也最真确。因其是为公事而来且作为证据，双方的立场及利益均顾及，故很详尽。且因执行公务所制档案，故蓄意作伪的动机甚少；第三，由于政府本身功能，其主题繁多而广阔，包罗万象……

在申述了此书的宗旨，表澎了作者“求证史事，指点兴亡，态度诚恳，实在令人感动”，笔者在文末特有一段文字：

日军侵港，对港人而言，实有横逆如天怒如海啸之感受。种种吞声之恨，顺受之辱，生离之苦，死别之憾，无不与此有关。沧桑虽变，情何以堪！今年适逢日军侵港结束50周年，捧读此书，瞻望于前，回顾于后，自有倍加殷切警惕之情意。应当说，此画册的史实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第96页，是此书的第22节《归公政策》，正文如下：

日军占领香港后，即意识到大量的人口（日占初期估计约150万）除了会带来严重的粮食负担外，亦会对香港的防卫、资源的分配构成重大问题。因此，早在1942年1月，军政厅即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并由民治部成立“归乡委员会”（后改称“归乡指导委员会”），以劝谕、利诱，或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居民，特别是无业及无以为生者，离港返回原籍。民治部除在广播、报章上大肆宣传所谓“归乡政策”外，同时亦让归乡委员会发动数以百计的社团，包括慈善机构、同乡会、宗亲会、工会、商会等，鼓励他们属下的会员离港回乡。

就在该书的96页、97页与98页上，安排了八幅当年的照片。其中5幅是乘9离开的难民，只有1幅是乘车离去的。其余两幅是归乡指导所及归乡领米处的照片。

乘船照片旁的说明有：

日占初期，日人为诱使香港居民返回原籍，曾不惜安排客轮载送回乡。相对陆路回乡，这种方式被盗贼滋扰较小。

大部分从水路回乡的市民均从上环一带的码头登船。

在码头外正等候回乡的市民。

秦江默默地注视着图片上的香港难民——他们或沉着脸，或带有狡黯的目光，或带有一种庆幸的表情，有焦灼、有茫然、有麻木、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警惕……几乎都赤着双腿，挑着担子——担子上是麻袋、箱笼、提篮什么的。人头涌涌，人流看不见尾端……几千、上万，又会有多少批？

他们是在逃脱还是被诱骗人万劫不复的火坑？

总之，照片上的他们都是沉默的，不会说一句话，看得出，都抿住了双唇。

他们无言地接受着任何可能的命运安排。

只是，果真“这种方式被盗贼滋扰较小”么？盗贼无非只是掠去财物罢了，可船到之处，他们被掠去的恐怕就不止是财物了！

秦江为他们有可能的命运而打了个寒哄！

无疑，这照片上看得到的难民，都在无形之中消失了。史料实录这一节的正文还有：

为了让居民尽速离港，日人还为他们特意安排回乡列车及轮船等；但大部分的回乡居民却仍多取陆路，徒步回乡。为了避免宪兵部的审查，轮候繁杂的离港申报程序，或不愿接受疫症检查等。离港居民大都没有正式办理回乡手续，宁可偷渡出境。在艰辛的回乡路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夺或袭击等案例，不计其数。

作者注目于陆路上难民的不幸，这是情理所在。可他们是否想到，以为幸运地上了船的难民其最后归宿又如何呢？

自然，在他们认为，这些船上的难民，全都“安全抵埠”了，毋须他们再多加以关心了。

香港沦陷后一年间，估计超过50万居民离港回乡。及至1943年，由于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归乡政策的执行更显强硬，宪兵队甚至在街头随意抓人，强行押解离境。在归乡政策影响下，香港人口大幅下降。至日占末期，留港居民仅余印万人左右。文前，说是日占初期有150万，前后减少了约90万人口。乘船离去这数年间，就算是小部分，也总有个一二十万吧？

这一二十万就此悄踪匿迹了！

掩卷之余，秦江脑子里一片空白。

第二天，他就约了图书馆管理员和她的父亲，一同到了越秀山下。

老人白发垂髯，精神矍砾，不似在中山医学院见到的两位那样昏馈。秦江心中暗喜。

——我弟弟是乘船回广州的，他通过了审查，算是良民吧。但我没送他到码头，也到不了，几里地外，难民就拥挤不堪了。他肯定是上了船。待我从陆路回了广州，想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有人告诉我，白鹤洞、车歪炮台斜对面，日本人设了卡，把难民全挡在那了。那地方我也去找过，没找到……这算不算是线索呢？年轻人，难得你这一份心。

——当然算线索。

秦江竟有点兴奋，他马上想到了那个“滩石头”，现在，“珠江弯曲处”的范围凭此便大大缩小了。

——要当线索，查得下去，就算找不到我兄弟，你也是有功的了。这年月，还埋头作这种历史考察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年轻人中就更少了。

秦江已年有半百了，可在他面前还是个“年轻人”。

但这番话，却给他以年轻人的勇气。他感到自己有了更坚实的后盾，有了往前冲的力量，较之在学院的同仁中，他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鼓励与理解。

是的，在今日之中国，他秦江也算是一个例外了。放眼于社会，包括高校中号称“读书之家”，能识文断字的红男绿女们，他们还屑于理会秦江这种虚无缥缈的追寻，还记得起历史曾有过的猩红么——包括才过去20年的“文革”他们也不愿反思了。他们以标榜远离历史、远离政治为超脱，以标榜自我放纵一掷千金为潇洒，以标榜饭依宗教无为无情无牵无虑为清静，以标榜商海裨阖巨资在握傲视天下为豁达。至于什么社会责任、民族气节，在他们都斥之以“迁气”与“浅薄”乃至于“伪善”……

所以，才有那半夜的匿名电话。

但这决不等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