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外地人，笔者在采访李近维前，对他的了解和想象非常模糊。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强烈感受的都是东莞人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做，敢闯敢冲，尤其东莞的领导更是思想解放，所做的事情大多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然而笔者发现，从1994年起，东莞突然沉寂下来，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在此时好像突然放缓。此后的几年，东莞仿佛也是无声无息。笔者也曾向很多东莞人打听1994年到2001年之间东莞究竟有些什么大动作，然而他们对我的提问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多数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好像净攒钱了，没干什么特别的大事，问深了，至多也就是几句口号性的概念，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摸清家底”“加强经济管理”“收支两条线”“全民社保”等。

的确，1994年到2001年的东莞是无声无息的几年，然而此刻，当笔者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有些动情。殊不知，这种无声无息，差点掩盖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东莞人不知道，他们记忆中那风平浪静的几年，曾躲开了一个怎样的暗礁呀！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在泰国悄然登陆，这场金融风暴很快席卷整个亚洲，使全亚洲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风暴给中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在朱榕基总理经济软着陆的政策下，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被减到最轻，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的广东省首当其冲。1998年，广东省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乐观。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事后回忆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受冲击非常严重，股市地产大跌，这种影响也波及广东，而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地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外资进人广东的投资逐年增加，境外银行借给广东的资金也逐年增加。1997年后，银行逼债，要马上还，谁能做得到……”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的各个市都纷纷地向省领导伸出了手。

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

领导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东莞。个头不高的李近维坦然回答：“我们东莞不需要！一分钱也不需要！”

这怎么可能？领导一下子惊呆了！东莞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发展路数和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你东莞怎么就能安然无恙躲过劫难？不可能呀！

李近维接着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借钱，而且东莞的金融部门还欢迎你们来拆借！”

各市的领导惊呆了！

省里的领导惊喜了！

中央的领导笑开了！

不可思议呀！这样的事只有东莞人才能讲得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有这实力！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调查报告中编者按如此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金融业呈现良好的运行态势：金融业务迅速发展；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金融机构普遍实现盈利；金融秩序良好，金融‘三乱’问题较少发生，农村信用社没有突出的支付问题……”

广东省委在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调查报

1998年7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市文化广场建设情况。

2000年12月25日，东莞农村老人领到第一笔养老金。告》中写道：“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东莞市金融处于高速度、高效益、低风险的运行之中，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毫不动摇呢？调查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民银行有力的监督、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都是促成东莞市金融稳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华南金融研究课题组在调查报告中也写道：“近几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不太乐观的国内外背景下，广东东莞市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金融运行十分平稳，成为经济金融逆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把东莞在经济金融逆境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运行稳定的经济状况称之为‘东莞现象’。”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前几年李近维的“不作不为”，人们渐渐领悟过来，原来这种不作不为正是大作大为呀！东莞人在骄傲和自豪之际，更感到了幸运——幸运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拥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当家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好管家！

身材矮小的李近维，成功地让东莞躲过一劫。

让东莞人更感幸运的是，东莞因此在外商眼里成了“金融风暴避风港”的代名词。老天爷和陈水扁似乎也想进一步成全东莞似的，那年，老天爷在地理上把台湾搞了地震，陈水扁又在政治上把台湾搞个地震，而此时的东莞凭借着“金融安全区”的独特优势一下子把台湾的大批企业纷纷吸引进来。

台商们这时候的涌进，不仅带动了东莞的经济发展，更使得东莞的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此时进来的外企大多是电子通讯方面的企业。科技含量高啊！东莞的工业开始升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型也因此迈开了新的步伐。

李近维新官上任时的几把火直到三年之后才让所有的人看到了熊熊火光。

东莞这只麻雀在这迟来却绚丽无比的烈火中开始了又一轮的涅粱！

有一组数据足可以令所有的东莞人为之骄傲和自豪：从1995年开始，东莞出口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一直名列第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1998年至2001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158.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新增外汇储备的21.9%，其中1998年国家新增外汇储备50.7亿美元，同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就达26.78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53.4%。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至2001年的8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其中生产总值比全省平均高10.7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4.8％提高到占全省的9.3%；外贸出口比全省平均高10.4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8.5％提高到占全省的19.9%；财政收人和居民储蓄均比全省平均高5.4个百分点，财政收人从占全省的2.6％提高到占全省的3.9%，居民储蓄从占全省的5.97％提高到占全省的8.05%。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占了全省同级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建设了全市供水系统、莞深高速公路、东莞大道、虎门港、沿海石堤及东江两岸整治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迈开了新一轮城市建设的步伐。

笔者在采访李近维时，心中渐生一个疑问，但一直犹豫是否应该直率地向他提问，因为笔者深知那场危机对中国后来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之深远。

在2005年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提及了此事：“这次危机实际上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调整。伴随着这个深刻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年到2002年间相对比较低一点，这5年平均是7.7％的增长，CPI在一些年份是负的……从1998年至2002年这5年期间，尽管每年差不多都有200亿美元上下的贸易顺差，同时我们有4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出口收汇率低，因此储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

笔者最终还是将此疑问直言向李近维提出：如您前面所讲，您已经预感到经济过热的危机，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危机不仅东莞独有，而且在全国普遍存在，那为何不向政府提出，让别的城市也提高警惕有所防范呢？听到此话，李近维深叹了一口气，他告诉笔者说：“我虽然有一些预感，但也不是说就那么高明。我曾把东莞清产核资、减债降息、防范风险的做法请教过老书记林若，他很支持我们这样做，表扬我会自己找工作干。省里开会时我也作过汇报，时任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叫我写了个材料，后来刊登在一个刊物上。但当时全国各地都在追求发展速度，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危机，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等工作不容易被摆到重要位置。再看我们东莞，工业化、城市化用了那么多土地，如果效益不好，一场危机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以后再想发展就难了，这又怎能对得起父老乡亲，对此，我能不优虑吗？”

明代朱柏庐曾有一个治家格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假如人们都能像李近维有这样的意识该有多好！

各镇各企业的成本得以控制，不能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000年之前，只要看过东莞市委、市政府办公楼的人，很多人都诧异东莞经济发展那么快，政府办公的地方怎还如此寒掺！几个人挤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办公，门上的把手还是老掉牙的那种木头做的齿轮……

外界的批评一多，东莞人的脸上就挂不住了，于是不断有人向市委书记进言献策：

“书记啊，这太影响我们东莞的形象了。”

“一个城市的形象很重要的，人家其他市早就搞得那么漂亮了，可我们这儿看上去还是很落后。这不太好吧？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这方面的事了。”

李近维听罢，呵呵一笑，摇摇头：没钱！

知情人也劝，我们财政不是有钱嘛。李近维说：“不急。纳税人的钱，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该用来修桥、筑路、建学校、建医院，扩大再生产。如果我们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不上人家，要检讨；如果我们的医院、公园等地方的建设比不上人家，也要检讨；如果我们的学校等关系子孙后代成长的地方建设得比不上人家，更要检讨；但我们的办公楼比不上人家可以不用检讨。古往今来，凡是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都是富日子也当穷日子过，何况我们的老百姓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又岂能穷日子当富日子过？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办公的地方，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决策质量和行政效率，能够方便群众办事就可以了。”

东莞的这个大管家做任何事，只要牵涉到钱，必须得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用钱有三种选择：一种是用债，另一种是用本，再一种是用利。用债来得最快，用银行贷款，或群众集资，或包工头带资施工等，很快就可以把一个大工程干出来，但风险很大；用本呢，量人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比较稳当，但建设没有用债来得快，再说，把本钱花光了，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用利呢，那就不同了，我们如果能积累一定的资本并使之不断增值，从长远来看，速度不但不会慢，而且后劲会更足，这就看我们管理经济和运用资金的水平了。”接着，李近维又开始打起比方，“我这个母鸡养大了，下了5个鸡蛋，我才吃2个，还剩下3个在孵小鸡，这样小鸡长大后又可以生蛋了，如果我把5个鸡蛋全吃了，那就等于你不能再扩大生产了！如果借来的母鸡还没有下蛋你就把它吃掉，那拿什么来偿还？东莞以前曾种过许多橙柑橘，当年种当年挂果我们也试过，但产量很低，每棵才一二斤，即使每亩地种100多棵，亩产才一二百斤，三年加起来也就是五六百斤，但如果培育到第三年才挂果，挂果的枝条多了，每年亩产一般就有两三千斤、四五千斤了。发展经济也是如此。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要过早消耗自己的资本。东莞已经消耗不少土地了，资源变为资产之后，必须使它迅速转化为资本并不断增值。”

显然，李近维不喜欢用债，最主张用利。在他看来，有了本钱和稳定的收益，干什么事情都好办。

这里，1995年底动工的东莞供水工程便是很好的一例。

改革开放之初，东莞的自来水建设还很初级，说白了，也就是由各镇各村自己建一个小水厂，把河水抽上来输送到各家各户，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过滤和处理。随着引资项目的增多，用水量大大增加，而下游污染又越来越严重，缺水情况愈发突出，长安、厚街等镇的老板们纷纷抱怨。这种情况迫使市里必须在上游找取水点进行统一供水，否则将严重影响东莞的经济发展。

当时，深圳也想到东莞取水，于是两市领导便坐到一起研究商讨。深圳方感觉东莞应该资金短缺，便直言：“这个工程就不用你们东莞出钱了，由我们深圳投资，把水供到你们家门口。”李近维心想，我们给了你水资源，今后用水还要受控制，还要向你买水喝，便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谢谢你们，工程的投资还是由我们东莞出吧，只是到时候你们别忘了给我们交水费就是了。”

“正因为手中有了钱，我才敢这样说。”多年之后，李近维向笔者回忆起那一幕时，笑了，他接着说，“10多亿元的工程投资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是在过去，就得由各镇分担，还得抽一大堆人，惊天动地。但我们自从加强经济管理后，有了自有资金，做事便容易了许多。当时，这项工程由刘树基具体负责，他也只是带着建设部门将此作为日常工作。 目前日供水量已达到650多万吨了。现在很多东莞人还不知道市委市政府当年干过这么一项大工程。同样，莞深高速公路修建时也没惊动多少人，这条路可以说是全国地级市自己投资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投资17亿元，相当于东莞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整个公路投资的总和。由于我们有了积累，由周致纳带着交通部门作为正常工作就干出来了。至于东莞大道，如果我1994年调回东莞就动手建，那就得举债，一年的利息就得几千万甚至一亿多，所以我们到了2（XX）年才动手。虽然晚几年，但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只要从这些积累中拿出一年多时间的利润就够这条大道的投资了。我还记得这条路是当年设计深圳市深南大道这个设计院设计的，当时市委市政府在听取设计院汇报时，大家都提议要比深南大道再提高一个档次。为什么我们敢这样提议，就是因为手头有钱，不是用债，也不是用本，而是用利，讲话底气也就足。结果，路建好了，本还在。又如，大家都知道凤岗镇的雁田村，3000多人，集体有20多亿元净资产，为什么雁田村那么富？就是因为支部书记邓耀辉会打算。举个简单的例子，村里在1995年建公园时，开始准备投资500万元，后来邓耀辉一想，不如第一年先投50万，其余450万用于经营性投资，再把每年的盈利建公园，结果公园每年都新增投资几十万，年年都有新变化，群众很高兴。公园建好了，500万元的本钱依然在，而且年年有收益。精打细算，注重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铭基来到东莞，跟李近维提出建议：“下午的会到你们市政府开，顺便看看你们的市容。”当时东莞的会议室就一个，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的会都在这里开，而且实在不太好看。看过之后，李近维低声问总理.我们这么差是不是很过分？朱铭基却笑笑，回答说，可以呀！

东莞各镇的书记最关注李近维向他们提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书记一向他们提问题，准又有什么新的动作要开始了。

这天，李近维又开始提问题了，问各位书记打算怎么招商。

那是1997年的事，当时的东莞，香港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台湾企业和欧美企业也已经钟情东莞，但招商引资还得再上一个大台阶。

对于招商引资，东莞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可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呀。老规矩叹，还能咋的？书记们一个个踊跃发言，纷纷发表自己的想法，去哪里哪里搞招商会。细听下来，不外乎三个字：出去跑。

“错了！”李近维说，“这次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在香港招商，不是在台湾招商，也不是在欧美招商。”

“那在哪里招？”

“我们就在东莞招。”

书记们面面相觑。

“我不是不主张跑出去，出去参观啦、考察啦，都没问题，你们打个报告市里都会批。但要明白，出去主要是开拓视野、了解世界，打开思路，研究怎样才能让外商往我们这里跑，资金往我们这里流？”

“不出去在东莞怎么招？”

“在东莞招，也就是为企业做好服务，让企业安心在这里发展，不断增资扩产。 目前东莞有外资企业一万多家，平均每家追加投资20万美元，就是几十亿美元。增资扩产不仅是扩大企业规模，而且一般都会购进新一代的设备，推动科技进步。他们的同行，亲戚朋友，母公司子公司见到在东莞的企业红红火火，也就会跟着进来。示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言行举动，比我们在外面开多少个招商会有用得多。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东莞交通、通讯、电力等‘硬件’并不好，人家为什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呢，就是我们行政服务这个‘软件’比较到位。‘软件’胜于‘硬件’，这是一个地方上升的标志，‘硬件’不久就会好起来，因此人家对我们有信心。而现在呢，我们的‘硬件’很不错了，进来的外商也多了，我们决不能自满自足。如果‘硬件’好反而‘软件’差，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危险信号。我们必须时时自我警醒，进一步发挥行政服务上的优势，使现有这批企业在不断增资扩产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示范效应，把更高一层次的企业引进来。”

原来要让他们为已经进来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书记们明白李近维又有一个新的举措了——东莞要“以商引商”了。

其实，“以商招商”的根本核心也就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营造一个万物生长的发展氛围和投资环境。

一次，李近维和一些青年干部聊天，他问大家：“冬天的时候，即使很有经验的老农去播种水稻，也不会有收成，但到了春天，只要把种子撤下去，总会有收获，这是为什么？”

有人回答说：“因为春天万物生长。”

“对呀，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可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呢？这是因为地球和太阳的角度不同。人与人之间，也有一个角度问题，当地政府跟外商之间，也要注意这个角度，假如我们始终把这个角度调整到春天的角度，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经济就蓬勃发展了。”李近维进一步开导大家，“我们对广大群众更应如此，一定要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处处为广大人民着想，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提到为人民办好事实事，许多人可能会说没有钱。你们可知道从政的原则？孔子讲的第一条就是‘惠而不费’。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还不用掏腰包，这能做得到吗？能。我看小平同志就是最好的典范。比如，能否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争论了几十年，造成不知多少的损失，就是他点了个头，全国农民都受惠；有人要争论‘姓社姓资’，他摇了一下头，‘不争论’，不知节省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至于他想出了四个字：‘改革开放’，全国人.民没有不受惠的，还永远荫及子孙后代。这些惠及全国，惠及子孙的大事，我看小平也没有掏多少钱。小平同志是伟人，我们这些小干部能否也可以做？这就看你对老百姓的感情了。毕竟‘公门里面好修行’，只要你用心做，老百姓就一定能受惠。比如说，你是个普通公务员，见群众来办事，给他一点笑脸，帮他引引路，效率尽量高一点，如果再能够给他倒杯水，拿把椅子那就更妙了，老百姓一定会很高兴，感到这个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自己在没有当公务员以前不就有这种体会吗？其实，给人家一点笑脸和板着脸孔都得吃那么多饭，你的能量消耗绝不会因板着脸孔而减少，难道我们的笑脸就如此珍贵？现在倒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把‘惠而不费’变成‘费而不惠’，大权在手，花了老百姓不少钱，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这就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李近维的思维是独特的，当他的头脑完全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时，他的睿智便会像海潮一般绵延。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超前思维，常人是难以及时跟上的。但东莞的基层干部通过多年的实践也早已习惯，尤其他们在落实过程中看到效果，更使他们恍然大悟，这也令他们对李近维佩服至极。久而久之，大家也已习惯，你李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反正你是对的，我们跟着你干就是。

在东莞采访期间，有一天我们正巧碰上一家化妆品店搞开店庆典。锣鼓声中.两头披着金黄绒毛的“狮子”.在店前的一块空地上摇头摆尾，时而相对甸甸在地，伸舌眨眼抖动绒毛，时而搔头洗耳就地翻滚。嬉闹良久，忽而鼓声大振，只见两头“狮子”腾空一跃，稳稳跳落到长长的板凳上，围观者大声喝彩叫好……

看着长凳上耍出种种花样的“狮子”，笔者心中联想，也许很多事情便如眼前的舞狮一般，那鼓声不知响了多久，也等不来“狮子”的一个动作，突然间猛地一跃，还没等你搞清是怎么回事，那“狮子”已完成了“上楼台”、“过天桥”等技巧动作。

这种舞狮子的艺术，不正是李近维的做事艺术？

李近维的做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门艺术。只要你细心品味他曾做过的每一件事，你都能从中慢慢琢磨出一种顿悟的意味来，而且，当时光的脚步渐行渐远时，你再琢磨，更能从中领悟出其深刻内涵和长远意义。这一点，东莞市政协主席刘树基就有着深切体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近维设计的‘农村工业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图纸，对东莞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深刻和深远的。”一直参与这张“蓝图”建设的刘树基谈起这一话题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向笔者回忆起东莞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时选择当家产业的情形，”1994年时，东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比例由1984年的20％到1994年变成80％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话说回来，工业化初期哪有什么高科技呀？当时说起高科技，大家都觉得挺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非常不实在。但是，东莞当时的工业又必须要提升，要转型，所以这时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当家产业。在选择东莞市当家产业这个问题上，当时东莞市的领导班子经过调研和分析后，首先排除了电器产业，因为南海和中山就是以此作为当家产业的，湛江那边也有环球电器。当时世界产业正在进行大转移，我们感觉电子行业发展前景很好，当时电器业的市场份额每年递增巧％，而电子业的市场份额每年则递增30%。于是大家达成共识，选择电子产业作为我们的当家产业。有了选择之后，我们便对来东莞投资电子的企业给予特殊的照顾，提供特别优厚的政策。1998年前后，进来了大批的电子企业，这使得我们顺利地进行了产业升级。”

从1994年到2001年，不知不觉中，东莞在悄然进行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的外向型工业体系。新千年之际的东莞电脑资讯等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信息产业新高地的形象日益凸现。所有人似乎猛然发现，此时的东莞已从一个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其外向型经济比重达60%，是中国外向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聪明过人的李近维的“舞狮”技艺果然了得！

1999年，东莞市以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值、全市公有资产、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等四项首次突破千亿的骄人业绩，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