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伊始，李近维躲在办公室里拨打着算盘偷偷在乐！他的乐是东莞老百姓无法知晓的。东莞不但不需要像兄弟城市那样向国家伸手借钱，而且还悄悄攒下了一大笔发展基金。实实在在的现金，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他能不偷偷地乐吗？

东莞老百姓是幸运的，因为李近维此时的乐跟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有钱了，是时候了！李近维乐着想，想着乐。

接下来真正该乐的是东莞的老百姓了，从城市居民到农村农民，每个老百姓在心底深处乐开了花。2000年12月25日，东莞市16.2万的农村老人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他们一生中的第一笔养老金。当基层干部把这笔钱送到老人家手上时，不少老人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欢呼共产党万岁！这个举动标志着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宜告成立，也标志着东莞市成为中国首家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级市。紧接着，东莞市委、市政府又相继推出了全民社保和全民医保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阳光照射到身上才会感到温暖。东莞，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羡慕不已！

事实上，给予老百姓生活保障，这个念头在李近维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6年。早在1994年回到东莞时，他就在心中惦记起了这事。他深深理解老百姓，理解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内心肯定会没着没落，尤其年纪大了之后。所以他早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优。

李近维告诉笔者说：“关于穷富差别问题啊，我一直都在琢磨，经过多年的观察，我感到差别有两种：一种是量的差别，一种是质的差别。量的差别表现为多与少，质的差别则表现为有与无。比如你有10套房子，我只有1套，10比1，差别虽然是9，我也基本可以接受，当然不是就此满足，而是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取向多的看齐；你有1套房子，我没有，1比0的差别是1，1对于9来说，差别的数量是少得多了，但我无法接受，因为没有房就没有地方居住。我宁可接受10比1的差别，但决不接受1比0的差别。有与无的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有害的，它意味着一部人衣食无着，陷人极度困难，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必须立即解决。多与少的差别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有差别才有激励和推动力，允许一部分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获得正当收人先富起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而是政策允许和鼓励的。多与少的差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会存在，然而，这种差别可以允许有多大，则要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保障程度。犹如水力发电，有落差才有冲击力，落差越大冲击力越强，发出的电力就越多。而这种落差可以让它有多大，就要取决于堤坝的基础、高度和坚固程度了。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收人上的差别正在拉大，社会保障程度必须相应加强，社会改革也就必须不断深化。”

有了想法之后，李近维便开始了行动。他先是跑了很多地方，看其他城市怎么做，接着便埋头苦算，因为他必须搞清楚一年得需多少钱，发展下去后又需要多少钱，这期间经济增长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光算清这笔账和制订方案，李近维就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先是用笔一笔一划地在纸上算，总感到不够放心，为了算出静态和动态情况下60年、100年的变化情况，他学会了使用电脑，逢年过节，稍一得空，李近维就关起门来认真演算。他不断同镇、村干部商量，向有关专家请教，组织干部群众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多种意见、多个方案反复比较后，他拿出几个意见比较集中的方案，召集市几套班子、机关领导和镇委书记、镇长一起开会，用电脑投影到银幕上，亲自操作，同大家一起演算，分析各种可能，把消除各种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确保万无一失。李近维不但要保证他在任期间不会有问题，还必须考虑到这件事在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李近维一边算账，一边等待。他在等着攒够一定的数目。

当这笔钱终于攒到足够多时，李近维感觉时机到了，这个方案可以万无一失了，因为这些钱不仅够用，而且只需用这笔钱的利息就够了。这时的李近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底气。“虽然我们当时的财力是很丰厚的，但我还是把标准定低一点。因为现在低一点，将来每年加一点的话，老百姓就会很高兴，对政府就会更有信心。好事也不能一届领导做完，我们的宗旨是为群众长远的利益着想，如果一开始把标准定高了，后面的领导有困难了，再把标准降下来的话，那就会影响群众的信心和政府的威信了，领导也不好做了。我们只能为后人造福，而绝不能连累后人，所以，尽管积累的钱不少，我们当时也只是先拿出10个亿来做本钱。”

这条蛰伏已久的“巨龙”终于开始出动了。

李近维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在推出全民社保、医保之后，李近维又开始了思考。

凡是和李近维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长不胖的缘故，因为他不光得在各种场合滔滔不绝，而且还得不停地思考——医学界专家有这样的理论：特别爱动脑的人不长脂肪。对于思考这个话题，李近维开玩笑说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因为我太怕胖了，所以我要把脂肪消耗掉嘛。怎样才能把脂肪消耗掉呢？不是跑步，也不是打球，跑步、打球虽然消耗脂肪，但同时也消耗了钙，钙消耗了很难补充，最能消耗脂肪而又不消耗钙的是思考。悲伤的动脑，消耗更厉害，但这是一个破坏性的消耗，我要愉快地消耗，让它比跑步还有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凡善于思考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

李近维正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意识里充满着哲学感知的思想家，同时又是善于把这种感知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者。他这次思考的是，怎样尽快缩小差别，让老百姓变得更富裕。为了尽快缩小差别，先富带后富，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富裕起来.思考之后的李近维很快有了行动，他引导东莞人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必须参与劳动，二是尽可能参与投资！

“我希望东莞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我对参加劳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古人都知道，‘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劳动不但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劳动本身也培育人。好逸恶劳就会堕落，就会变坏，所以不管你多么有钱，也必须劳动，不劳动是不允许的，不但要批评教育，而且集体不给他分配。对于参与投资，我们加以引导和鼓励。什么才是富？我们不但要看收人，还要看开支，收人减除支出还有结余才是富。结余越多，并把节余用于投资增值那就越富。我们通过宣传教育，一方面让群众懂得，分配的方式已经变化了，计划经济时只是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已经按生产要素分配了。劳动只是诸生产要素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还有技能高低、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等问题，所以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让群众都知道，投资收人是致富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就要注意节约，增加积累。有了本钱，可以从小到大自办企业，可以参股合资合作，也可以投资物业。我们大力提倡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企业的股东或企业的业主，政府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成功机会，并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不少镇村在集体建厂房、商铺的时候，都吸收当地村民参股，给每人一定的配额，作为一种福利待遇。确实拿不出钱的则由集体暂借，分红时扣还。经过多年的引导和群众的创造，很多人不同程度拥有三四种的收人：劳动的收人；投资的收人；经营的收人；集体分配的收人。”

关于东莞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全民投资”这个措施，从几年后广州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关联：2006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19851元，东莞25320元、深41122567元、上海20668元、北京19978元、宁波19673元、杭州19027元、中山18897元、佛山18894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东莞人均可支配收人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最高。

笔者在采访刘树基时，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一番对话。

笔者：东莞老百姓现在属于中国最富有的老百姓，这和东莞当初提出“全民投资”有必然的联系吗？

刘树基：当然。东莞提出“全民投资”这个概念和东莞老百姓的富有是有密切关联作用的，意义深远。你看，现在东莞农民普遍搞投资，比如一家四口人，每人投资盖100平方米厂房，一家就有400平米的厂房，这样租金费用一个月就会有闷仪刃元，两夫妇打工再有四五千收人，加起来八九千，一年就是十来万。这种现象在东莞很正常，也很普遍。

笔者：很多地方都鼓励老百姓创业，东莞怎么想到将“创业”这个概念换成“投资”呢？

刘树基：当时我们在讨论分析时，发现人人创业那是不可能的。创业就是当老板，美国不可能人人创业，香港不可能，上海、北京也都不可能。做老板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投资每个人都可以，那怕有病都没问题。所以，人人都做老板，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李近维很早就提出来要让全民必须参与投资。

笔者：但是，投资是和风险相连的，也就意味着东莞的百姓也得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刘树基说：你说得没错。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选择那些早涝保收的、物业性的方面投资，风险就大大减少了。比如说：投资厂房、店铺，或者投资到成功的企业上去，我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又是尽可能地在化解这些风险的。你看全国城镇以上的人口的财产性收人，07年人均只有240元，占个人总收人的2%，而东莞个人财产性收人，则占个人收人23% （07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人人平达4849元，农民与之大致相当），是全国个人财产性收人的近10倍，而且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农民呢。

笔者：我注意到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也都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有财产性收益”，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不是一直都在提倡说劳动致富、勤俭致富嘛？

刘树基：在计划经济时代，过去我们提倡劳动致富、勤俭致富，这是合理的，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那就不全面了。因为劳动工资不是由你劳动本身决定的，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劳务少了，需求大了，工资自然就会提升了，但是老板不可能因为企业效益提高就增加工资，因为他要参加国际竞争、商品全球化。为什么世界制造业先是从欧洲移到日本，又从日本移到东南亚，再从东南亚移到东莞呢？就是因为东莞劳动力成本低。也就是说，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市场来决定的。所以，靠劳动致富那是不太全面的，劳动能解决贫困问题。那么，勤俭能致富吗？也不全面。因为你即使不吃饭也没有多少钱呀。所以，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只有参与投资才能致富。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市场规则。所以，东莞推出的“全民投资”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东莞富了，东莞老百姓有钱了。

世间的事情有时很难说清楚，比如说，人人都向往财富，事实上，当人们真的拥有财富后未必就能感受到幸福。

李近维是一个骨子里面充满优患意识的人。东莞人富裕了，但富裕也会产生问题呀。怎样防范富裕产生的问题？东莞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每年年终都要评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这年年末，虎门镇大宁村获得了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殊荣，那天的挂牌典礼上，敲锣打鼓，整个大宁村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

人群中，李近维看见一位眉开眼笑的老太太，问她：“老太太，你们今天这么高兴是在干什么呀？＂老太太高兴地回答说：“镇里精神文明挂牌。”李近维又问：“那什么叫精神文明呀？”老太太想了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呀，是上面要这样做的。

那天挂牌仪式快结束时，李近维主动要求发言。他在台上跟大家说：“刚才我来的时候碰到一位老太太，她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精神文明，那么我就来简单说一说什么叫精神文明吧。我们有两个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让大家富裕，精神文明是让大家幸福。大家要知道，富裕和幸福是不能画等号的，幸福包含富裕，而富裕不等于幸福。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有两个孩子，改革开放前呢，夫妻俩除了干农活外，晚上还拧草绳，编草席，每天都忙到很晚，但一家人有说有笑，过得很开心。改革开放了，男的出去做泥水工，没多久就做包工头了，后来又搞房地产，赚了很多钱，家里盖上了楼房，也买了小车，但这时候大家发现那女的老是哭哭啼啼的。人家好奇地问，整个村子就数你们家最富有了，你为什么还哭呢？女的说，这钱一点好处都没有，钱是有了，可丈夫没了，我宁可回到过去的穷日子里。原来她丈夫有了钱在广州、深圳、东莞都买了房子，娶了二奶在那里养着。这些事说明，富裕不等于幸福，这家人的富裕反而带来痛苦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只抓物质文明而没有抓精神文明。所以我的感觉，物质文明使人富裕，精神文明使人幸福。你们在广场上写上这两句吧。’，

台下的那位老太太听完直点头：明白了明白了，不用等上级说了。

“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呢？就是怕丢掉富裕。”李近维对笔者说，“我们以前太穷了，以为有了钱就幸福了。其实不然呀。钱这个东西，只能解决穷人的困难，却不能解决富人的问题。富裕有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尤其对后代来讲未必是件好事。东莞这些年富裕了，但要想把富裕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不容易了，就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和教育了。”

1996年9月，东莞理工学院新学年开始时，学院领导请来李近维观摩学生军训，并请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李近维便借此机会和学生们一起为富裕寻根问祖。

“很多华侨港澳同胞不是经常回来寻根问祖吗，现在我们也来个寻根问祖，为富裕寻根问祖。我们东莞自己跟自己比，是比过去富裕了。同学们可知道富裕的家谱？比如说，富裕的爸爸叫什么名？富裕的爷爷叫什么名？富裕的儿子、孙子叫什么名？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弄清这五代，哪个同学想好了就请发言。”少停片刻，见没人发言，李近维继续说，“大家可能客气，那我先讲。根据我调查的结果，富裕的爸爸叫做‘勤奋’，勤奋的爸爸也就是富裕的爷爷叫‘贫穷’，贫穷生出了勤奋，勤奋生出了富裕。那富裕的儿子叫什么名呢？通过进一步了解，原来富裕的儿子叫‘骄奢’，骄奢的儿子叫做‘**逸’。骄奢和**逸又是贫穷的祖先。所以，过去为什么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在这个怪圈中循环。这里特别需要知道的是，这不是简单的五个人或五代人，而是五个环节。有的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五个环节全部完成。开始的时候他很穷，通过奋发努力获得了富裕，富裕后变了，忘记了贫穷，丢掉了勤奋，变得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直至腐化堕落了，结果又回到了贫穷。而有的人不是这样，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培养教育，经过多少代人也不会出现骄奢**逸。能否冲破这个怪圈，使我们一代胜过一代，就看同学们的努力了。东莞人过去有句老话：‘耕田最怕寒露风，人生最怕老来穷’。寒露风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寒露时节正值水稻抽穗扬花，冷空气一来，稻花干枯没有收成了，想再播种插秧，但冬天快到，已经来不及了，一年的希望落空了。老来穷就如同寒露风一样，想奋发努力，年纪大了，也是来不及了。东莞还有两句老话，‘有雨不怕寒露风，人生难得少年穷’。刮寒露风时有雨，水稻虽然受影响，还不至于稻花干枯，还有希望。少年穷一般都会刻苦学习，青壮年就会勤奋工作，就会干一番事业，老年自然衣食无优。可是同学们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并没有像父兄那一辈那么艰苦，能否奋发努力，就得靠个人自觉而不能靠环境所迫了，我们必须时时警醒自己的自觉性……”

李近维虽然自己没有机会上中学大学，却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有个关于“魔术”的精彩言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东莞人做了三套魔术：第一套，用布遮住一片丘陵山地，一轮动作后把布掀开，呀！变成了一片工厂！第二套，用布遮住一片农村，七弄八弄后把布掀开，成功了！变成了一片城市群落！第三套，再用布盖住一片农民，弄来弄去，弄去弄来，掀开布一看，糟糕！农民基本上还是农民！”

确实，土地变工厂易，农村变城市也不难，但要把农民变成有一定素质的市民，那就非得下更大的工夫不可了。

“第三个魔术失败了，怎么办？得赶紧想办法呀，再不摸索就变不出来了，变来变去还是农民。”因此，李近维在1994年调回东莞后不久，便在会上宜布自己要当教育市长。他说：“以前，我天天强调修路，几乎成了公路市长。现在大家修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我可以不用那么操心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告奋勇当一个教育市长，实行教育强市了。怎么强？一是基础教育要强，二是素质教育要强，三是成人教育要强，四是产学研结合要强。首先要把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加强基础教育，1995年，无论如何要在全市城乡普及高中，并认真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

由于普及高中教育，东莞市高等教育人学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在1999年达到16.3%，2001年达到26.2%，2005年达到54.5%，2007年则达到了60.9% o

李近维不仅时常自嘲自己矮小的身材，也时常笑谈自己的农民出身，以及自己只念过初一的文化程度。然而，就是这位只念过初一的李近维，每每说起话来，文采飞扬，智慧的火光频闪。

说起李近维，刘树基评价他有极高的悟性。“他这个人的感觉很纯朴、很朴素的唯物主义。他的很多感觉都是非常准确的。虽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说不出经济学、哲学上的一些道理，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眼光，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然后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很朴素，也很真实，所有人听他分析道理，都不得不服。”

刘树基对李近维的评价，笔者也深有同感。李近维不仅博闻强记，能一口气报出一大串数字，连小数点儿后面的几位数字都能背诵如流，有着明显高人一筹的口才艺术，而且分析起道理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无论谈起什么，他总能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妙语中带着睿智和理性，总能使你时时产生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愉悦之感。实在令人折服。

笔者请教只读过初一的李近维怎会如此博学，他笑呵呵地谦虚起来：“我实在没有什么知识，可以说，我吃亏在学历低，没有受过系统高深的教育，想多为人民做些事也力不从心；但又得益于学历低，因为没有学历这个包袱，我就不会不好意思去问人，我有‘资格’每事问。如果我是个大学生，是个博士，我好意思老是去问这问那吗？别人也因为知道我的知识贫乏未脱贫，就像救济穷人一样，旧一点的衣服也拿得出手送过去，因此我的老师特别多。如果说是有一点知识的话，那知识来源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听人家讲的，我很喜欢听人家讲，大家一般很久才见一次面，他用一个半个小时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你看知识多浓缩啊，这就好似稻谷养大了老鼠，老鼠养大了猫，猫被狗吃了养大了狗，狗又被老虎吃了，养分多浓啊，我把这种知识称为新鲜肉；第二个来源是书本，我把这比喻为罐头肉，罐头也是肉，只是没有那么新鲜，我就把它放在包里，在没有人给自己讲的时候就只好吃‘罐头’了；第三就是自己的实践，这个好比是青菜，营养不是很丰富，但是没有青菜是消化不了肉的。”

听李近维讲话，真是一种享受。

“对于经济上的开支，我是量人为出，而我吃东西则是量出为人。”说到吃，他又开始即兴发挥，“我感觉，能够找到东西放进肚子里，是经济好的表现。放进去后又能把它赶出去，才是身体好的表现。你看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胖呢，因为他的脂肪积聚太多，他没有办法把它赶出来。像我这么瘦，就表示我的新陈代谢非常好。胖的人会说因为我胃不好，吸收不好，我说我的胃比你的好，他说你怎么证明你的胃比我好？我说你的胃只有一个功能——吸收，我的胃有三个功能，第一选择，第二吸收，第三把不需要的再赶走。你的胃啊把瘦肉吃进去变脂肪，我的胃啊把脂肪吃进去变瘦肉！”

他讲话语言形象生动，随时随处可以抓住实物举例。此时，他又将饭桌上的番薯信手掂来，发表妙趣横生的宏论，他说：“小时候，大人们说谁笨就说谁“像一块番薯”，谁要这样说我就觉得很委屈，如果现在有人说我‘像番薯一样’，我会说：‘过奖过奖！不敢当！”，

脸廓柔和、笑起来慈眉善目的李近维接着又开始归纳番薯十条让人景仰的风格：第一条是救难充饥、善解人意；第二条是贡献自我、无所保留；第三条是服务社群、不讲条件；第四条是不畏邪恶、一身正气；第五条是不计名利、甘做人梯，人们只知猪肉好吃，不知是番薯养大了猪，猪才得以上大席大筵；第六条，不论南疆北国，随处可以安身立命；第七条是重义轻利，对穷人情深谊厚。富家往往找不见它，谁家穷谁家就有番薯；第八条，胸怀开阔，善于与人合作共事。长的时候不争地，煮的时候更是与它类相容且相得益彰；第九条是谦虚谨慎、默默无闻。这是它和松树的最大区别啦！松树总是喜欢往上爬，站到高山之簸，番薯那么大的功劳，从来不摆架子不招摇；第十条，高风亮节，功成身退。番薯曾伴我们度过艰难岁月，随着生活渐好，锅里番薯渐少，如今东莞，番薯当饭已成历史，眼见人们富裕起来，它倒悄然离去了。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

李近维强调番薯最可贵的是第十条。

说来也巧，笔者采访李近维是在2008年1月25日晚，别人告诉笔者，李近维刚刚从广州召开的省人大会上赶过来，今天他刚刚卸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从这一天起，个头矮小的李近维如番薯一样功成身退了……

临结束采访时，笔者问他：“您做的事情几乎都带有开拓创新的超前意识，既然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难道您不怕失误吗？”

李近维回答说：“我也很怕会造成失误。一个人做事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哪怕是圣人，他也会出差错。我曾经在广场相距一百多米的地方前后两端各放一块砖头，并用石灰画一条直线，把单车轮胎弄湿，从这一头骑到另一头，看能不能完全按照所画的线路走。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不是偏左就是偏右，甚至推着走也不成。我就想，那么清晰的目标和线路，那么短的距离，自己尚操作不好，何况改革开放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为此时时警醒，必须小心谨慎，按小平的教导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直在基层工作，也深知‘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的道理，因而非常重视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一旦出了偏差就立即改正。平时，我也经常用自己的三点土办法检讨自己：第一，我这样做是不是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第二，是不是老百姓得到实惠；第三，共产党是不是得到民心。如果共产党得民心，老百姓得实惠，社会得发展，那我就敢干。”

字字珠矶，句句铿锵。这是李近维内心世界的真诚独白！

驰笔至此，笔者突然又想起李近维当年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座谈会上的那个狂妄的发言，细琢磨，突然有所感悟，东莞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不恰恰印证：东莞所走的每一步，不都是在执行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吗？

越琢磨越觉出李近维身上那种先知先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