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维的外形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如果说有，那就是他身材矮小。

李近维自己也经常拿他矮小的身材说事。在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宴请李铁映的一个饭局上，当卢瑞华表扬东莞预防亚洲金融风暴功高时，李铁映也好奇地问旁边的李近维是怎么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的。李近维趁机拿自己的小个头调侃开来：“我确实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也没有手段。如果说有，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由于我个子长得太小，我很害怕困难。毛主席不是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嘛，你们想想，我这样的个子能排除万难吗？不能！不能排除万难，那排除几个总可以吧，我就只好在这万难当中挑三个难去解决。”

“说说，哪三个难？”李铁映饶有兴趣。

“第一个是昨天积累下来的困难，第二个是今天出现的困难，第三个是明天可能发生的困难。这三难中，解决起来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是昨天积累下来的困难，相对容易而且成本最低的是解决明天有可能出现的困难。我这人呢，做事一般是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我害怕难呀，所以我尽量防止明天的困难，以此控制困难的增量，想方设法解决眼前的困难，逐步减少困难的存量，使困难一天一天的减少。比如长江洪水来了，快漫顶了，堤坝都快垮了，几十万大军在那儿严防死守，这多难啊！而一旦崩堤，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那时去解决就更难了。但在雨季来临之前，以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提前用来加固这个堤围，那就比较容易做呀。所以最好不要等到困难来临，应该提早做好预防。怎么做好预防？比如说，我们做农民的都知道，天气持续闷热了很久，暴风雨就会来了……”

1994年4月，李近维再次回到东莞出任东莞市委书记，9月，兼任东莞市市长。

时隔6年，今非昔比，东莞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次回来任职的李近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相虽还和6年前差不了太多，除了眼角略添几道皱纹外，没长胖没增高，但做事风格却明显让以前的老同事们感到了异样——李近维不再是6年前的李近维了。

1983年，在中央举办的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上，李近维曾和主办方有过一段语惊四座的对话。那时这种座谈会每年都有一次。李近维发言说：“贯彻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固然重要，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这样做还不够。如果我们在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还能执行明年的‘一号文件’，那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主办方诧异：“那你怎么知道明年‘一号文件’讲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执行啊？”李近维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不知道明年的‘一号文件’讲什么，但我知道每年‘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你们不断总结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通过认真归纳分析论证，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才把它写上新一年的‘一号文件’。先有实践才有理论，才有‘一号文件’。如果我们在贯彻今年‘一号文件’中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取得实际效果，为改革开放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中央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而写上了明年的‘一号文件’，那不就等于我们今年执行了明年的‘一号文件’了吗？”全场一片哗然，这个小个头的东莞人说出来的话可够狂妄的！

当年如此狂妄的李近维，在1988年初离开东莞前一直是生龙活虎，胆识俱全，1984年他就提出“农村工业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并积极鼓励大家贷款投资，甚至停建了当时被列为危房的戏院，把钱用于修路的贷款贴息，愣是让东莞在短时间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县的帽子，从农业社会成功地转向了工业社会。没想到这次回来却跟换了个人似的。

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李近维变了！

话说得再白一点，李近维变得保守了，变得缩头缩脑了。

有例为证。

一例，有香港大老板前来谈判，想要出资收购东莞的电厂。李近维的回话只有两个字：不卖！

又例，又有香港大老板放话过来说要收购东莞的一条公路。手下的人眉飞色舞地过来汇报：“人家大老板这次很有诚意，价格出得很高。你说几个亿人家都说可以商量啦，而且——”汇报者特在此略作停顿，故意把“而且”两字拖长，“人家还说要把这条路反承包给我们，只收17％的回报，而且，人家老板说了，20年后还把这条路送给我们！”汇报者紧盯着书记，希望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也能尽快地感染他，“书记呀，我们东莞的好机会来了！您算算，我们现在集资款的利息普遍是18厘，甚至20多厘，人家的回报只要17厘，比通常的还低一厘呢，再说20年以后这条路又是我们的了。人家大老板说了，他们有的是钱，只是热爱东莞，想要为东莞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汇报者以略带夸张的**说了半天，期待着李近维能够附和他。可自始自终，李近维一直平静地听着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临走时，汇报者又言：“李书记，您快表个态吧。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跟人家签吧，人家立马就打钱过来。别的城市也都跟我们抢这桩生意呢。您就快决定吧！”不料，李近维最后的决定还是两个字：不卖！‘

李近维到底想干什么？他跟钱有仇？难道6年过后，他开始在意起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了？他当初的胆识和魄力哪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城市乐颠颠地如同天上掉馅饼似的忙着跟那个大老板签约汇款，也眼睁睁地看着有的城市欢天喜地向香港大老板们纷纷卖这卖那，很多人暗自嘀咕开来：这么好的买卖不做傻不傻呀？

不但别人不明白李近维为什么犯这个傻，就连李近维身边的秘书也不解，好奇地问书记为什么要放弃这笔天下最划算的大生意。

李近维没有立即回答秘书的问话，拿笔低头在纸上算着什么，算了半天，回过来问秘书：“你想不想变为百万富翁？”

秘书莫名其妙地看着书记，如实回答：“想啊，但不敢想，那是不可能的呀。”

李近维说：“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很容易的呀！刚才我已经替你算好一笔账了。只要你从家里凑够5万块钱参股买我们一条公路，让我们给你一个17％回报率，获得的利润能以17％回报率继续投资的话，那么20年后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你知道5万块钱17％的回报率，复息计算，20年后是多少吗？是本钱的22.5倍啊！都超过100万了。到时候你还可以把那条公路送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多感激你呀！”

秘书似有所悟，但还是不解：“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利息本身就是很高，18厘或者20厘呀，甚至还有更高的，我们怎么会亏呢？”

听到这话，李近维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慢慢踱起步来，似乎对秘书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是呀，我们现在的利息是那么高。但这样下去行吗？那么高的利息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将来肯定要出事的！我现在真的很怕呀。一怕欠外国人的钱，二怕欠老百姓的钱。欠了外国人的钱，国际官司打起来，我们国家的声誉要受影响，能不还给人家吗？欠了老百姓的钱，老百姓都跑去上访，你敢不给吗？可那么高的利息我们怎么给得出啊？再说，对于国家、集体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卖掉呢？”

秘书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近维，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脑袋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处事应未计其利先计其害，我们可不能做那些便于今而不利于后的事，不能说只要我今天过得去过得好就行。今天的困难有多大，我心中还有底，但明天的困难就难以预测了，就没有底了。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关于方案的成因，在李近维写的一篇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当我布里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胆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的已经“零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了。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任老指出，“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新中国成立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任老的一席话钾地有声，道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使我茅塞顿开，打消了顾虑，明晰了东莞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而这十几年的发展也为我们转向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机，就会后悔莫及。所以这时我就借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么一个词，对东莞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些工业，那些加工业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回报吗？我跟英荷壳牌谈合作，人家投资40多亿美元，科技含量那么高，无非只要求一个12％的回报率，而我们集资利息却高达18厘、20多厘，这能行吗？我感觉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为明天排除困难。对于东莞呢，虽然我离开几年，但我对东莞的发展状况也是一清二楚，而且我感觉不抓紧解决掉这个问题不行。那怎么解决呢？首先是要心中有数，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底子怎么样，所以我就每个单位发了张表。”

东莞市委市政府给每个单位发表的行为被称为“摸清家底”，即摸清各政府、企业等所有单位的资产情况：本单位有多少资产，生产性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各多少；有多少债务，其中欠国外的、私人集资的、包工头的、银行的各多少，利率有多高，每年需付多少利息以及偿还能力等等。李近维考虑到当时的各单位还没有科学的统计手段，所以要求也很简单，只是让大家略花点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粗略地算一下，先大致报出个数就行，但从此要常年跟踪，统计要一年比一年准确，并列为每年考核的重要指标。

不料，李近维“粗略”的这一“摸”引发了不少意见。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亮个底朝天？先不谈企业，首先各镇掌门人就思想不通：别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搞经济建设，你追我赶，较着劲地加快发展步伐，你李近维新官上任要烧火我们能理解，可要烧火也应该在发展速度上猛烧几把才是，那些送上门肥得流油的大买卖你不做，现在却关起门来搞清查，这算哪门子事嘛？有这个必要吗？

在一次书记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镇委书记终于忍不住，直言不讳提意见了：“阿维，您去惠州以前不是一直思想很开放的吗，不是总是鼓励我们贷款吗，这次回来之后，我们怎么感觉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东莞上下之间比较随和，过去一般都不称呼职务，这是老书记林若带出的好传统。大家喜欢叫李近维“阿维”。

“是呀，阿维，您现在是怎么了？”另外一个镇委书记也出声附和。

闻及此言，李近维没有立马回答，片刻，他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往旁边娜了挪，抬脚跨到椅子上蹲了下来。

大家观察着李近维怪异的一举一动，心中纳闷，书记今天要演哪出戏？

这时，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开腔了：“你们大家看着，我蹲在这张椅子上，现在呢，我可以蹲到椅子的最边边上，我都不怕。你们说为什么？”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觉得这场面滑稽，想笑。

见无人答腔，李近维便自己作答：“因为这椅子离地面近嘛，我即使摔下来最多也就是擦伤一点点皮，感到痛一点而已。但是，假如你让我蹲在一个离地面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墙挡住，也让我这么蹲到边边上，你们说我敢吗？”

会场开始有了**，还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也有人笑出了声。

李近维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敢啊！我害怕啊！因为这个危险就大了嘛！我蹲得那么高，又没有墙挡住，蹲都蹲不稳，我的心能不慌吗？不错，我去惠州以前，确实鼓励你们贷款，但我现在又要求你们了解自己的底子，尽快减轻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我希望同志们清楚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就像蹲得离地高与低，有没有墙壁挡着那样，负债量少时，负债率高，不怕，负债量大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体经济的管理不那么到位，这就非常危险了，就像蹲到几十层楼高的边边又没有墙壁挡着一样了。”

说到这，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所做所讲的这一切，为的是请同志们注意和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风险。 目前，有的镇区管理混乱，高息集资，用群众批评的话来说，就是‘用钱靠贷，还钱留给下一届’，以至收不抵支、资不抵债，甚至靠卖农民的土地、卖集体的资产过日子，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主动把这个风险降下来，化解掉，不然，就会搞垮集体经济，就会葬送一批干部。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步都力求稳重。最关键一点，先全部清还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逐步把资产负债率给降下来。当年我是主张贷款，市里还帮你们贴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刚刚起步，需要贷一笔钱来启动经济。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又用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现在就要特别强调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要从靠举债建设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进行建设了。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好，我们只能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把一堆烂债留给后人。我们从弄清家底做起，为的是心中有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堵塞各种漏洞，把防范经济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并以此推动经济跃上新的台阶，实现经济健康的更快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进行资本积累。”

关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李近维后来曾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向笔者作过详细引证：“我在家里把我儿子叫来，让他帮我算一笔账。我把前提条件告诉他：一、你很有面子，银行给你1个亿贷款；二、利息不高，年利率6厘；三、建设周期一年，投资保证成功不失败；四、你还好，回报率保证在巧％，但赚到的钱全部用于还本付息。我让他算算看多少年才能把本息还清。他算了后，说需要10年零5个月！我说好，还清了本息，这些钱成了自有资金了，不用付利息给人家了，把这些钱和每年的收益继续用于投资发展，回报率同样巧％，看看怎么样，结果，不用5年就翻一番。同样的回报率，同样按投资建设周期1年和年息6厘计算，负债发展，把所有利润全都拿出来，10年半时间才能还清本息。而自己有了本钱，不用5年，这个资本就增加了一倍，我们能不重视积累吗？这是电脑计算出来的，那现实情况又怎样呢？东莞第一个亿的存款约花了29年，1949年解放，到1978年全市的存款才达到1亿零400多万元；从存款1个亿变成10个亿，这期间用了约6年，1984年我们东莞的存款就达到11亿零200多万元了；从10个亿存款变为100亿存款，用了约8年，1992年全市存款已拥有147亿3000多万元；从100亿存款变为1001）亿用了多少年呢？大约7年！1999年全市已达到1040多亿元存款了。你看，在白手起家的时候，花29年才弄到一个亿，但有了一个亿以后，平均7年就提高了10倍，当然，这期间是改革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在同等的情况下，有没有自有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精打细算的缘故。我实在深感自有资本的重要啊！在经济发展上，我决不放慢步伐，但我更清楚，要加快这个步伐，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积累而老是靠举债发展。我们必须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另一方面要节省开支，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说，从长久一点看，我们的步伐也绝不会比别人慢的！”

各镇书记领会了李近维的意图之后，接下来的局面也就顺利打开，一切按李近维要求的那样一步一步落实。首先，各镇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因为李近维不断告诫他们节省100万比赚100万意义大得多。“赚100万需要成本，还有其他风险，节省100万不用成本，更没有风险，而且经济越来越好。”各镇也因此尽可能将资金投人到扩大生产，重视投资效益。如此下来，虽然总负债没减少，但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全部还清，每年节省利息10多亿元，净资产大幅度增加，到2001年，镇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39.7%，净资产234亿元，村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27.8%，净资产286亿元。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下，全市金融风险为零，被誉为金融安全区、金融风暴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