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号声震动着天空。农民们束缚已久的生命力终于从这农村田野上那条条吁陌中被释放出来。那条条降陌就像一根根粗大的绳索曾经捆绑了多少代农民的手脚啊。这叶陌从中国古老历史的纵深处延伸而来，却永远也无法通向富裕的天堂。如今，中国的改革大潮终于冲垮了这条人类历史上最坚固的堤坝。

东莞的农民也奇，他们没念过什么书，更没读过什么经济学，但对于各种技术活、生意经一点就通，还能融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于是“洗脚上田”后的农民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创业传奇，一首首辉煌的命运交咆曲在此奏响。

笔者早就耳闻宏远集团的老总叫陈林，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应该记录的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传奇不仅仅在于他带领的宏远集团用20年时间发展成为拥有一个上市公司、3个工业园区和54家企业、总资产超过3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他以“敢为人先”的意识使宏远开创了诸多历史新纪元——东莞第一家上市企业，中国第一家民营篮球俱乐部，CBA第一家赢利的俱乐部，中国足坛第一笔转会，他的传奇更在于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带领乡亲脱贫致富，使村里人都过上了比过去更幸福的生活，有了比过去更要美丽的家园，让箕村成了东莞城里人羡慕无比的富裕村。从1988年到2006年这18年，单宏远集团交给I村有账可查的就达四五个亿，而且，陈林还搞了个宏远工业区，有3万多员工，解决了复村的劳动力问题，让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农民都赚上了大钱，还为村里办了几个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以及宏远外国语学校等。这些年来，捐助社会几千万元，每年上缴国家利税也都近两个亿。

一个“洗脚上田”的东莞农民，究竟靠什么成为创造诸多奇迹的传奇人物？

我们眼前的陈林现年66岁，瘦高个，面孔微黑，戴副眼镜，举手投足间依然一副农民的神态，看上去绝对是很会劳动、很能吃苦、也很会养家的一把好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家以前挺穷的，我刚念完初一便辍学务农，17岁当生产小队长，32岁当大队长。改革开放后，我开始琢磨，觉得应该干点什么，思想必须要开放才行。当时我有好几个亲戚在香港，他们在1979年先后送了我三辆汽车，于是我便搞起运输生意，赚了点钱。1983年，我看有不少人做生意，我也跟着潮流做起了小家电、小型发电机等生意，没想到几笔生意做下来，亏得一塌糊涂，欠下一身债务。那时候压力挺大的，只能每天咬着牙往前过。没办法，你不搏不行啊。后来有一个机会，东莞搞市运会，我抓住这个机会做了柴油和化肥生意，很快就赚了钱，慢慢便还清了债务。”

人生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命运的挑战，只有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敢于作出战胜自我的抉择，才能走上通向强者之路。

1986年，陈林用四五百万元买下土地盖厂房，奠定现今宏远集团庞大的产业根基。问起当年怎么想起买地这一做法时，陈林憨憨一笑，说：“1986年还清债务后，手上还有些钱，当时我在琢磨，土地放着不用迟早会被征用，你不发展别人就发展。想来想去，感觉买地应该是一个比较长远和稳妥的做法，于是我们就买了土地。当时也便宜，不过是三四十元一平方米，一共买了320亩，还不用办国土证。另外，当时我也是村里的大队长，觉得自己有责任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因为光你一家富了就不会有亲友，别人就不会帮你。”

在这样的责任感下，陈林于1987年代表I村拿出320亩土地与东莞外经委合作，到香港融资1400万美元建立了宏远工业区，成立了宏远公司，其中，东莞外经委占60％的股份，宏远代表11村社区占40%。

“干了几年，到1990年底时，我们想到香港的银行贷款124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外经委担心我们还不起他们要负债，提出异议。后来我试探东莞外经委，可不可以把股份卖给他们，把整个工业区归外经委？他们不敢要，说一个部门很难管理一个企业。反过来，他们提出将他们60％股份以1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宏远。我考虑之后，觉得这既有风险，但也是机会，考虑再三后决定买下。最后我们给了外经委1500万元买回了60％的股份。买回来之后，我有了搞股份公司的想法，1991年底，宏远搞起了股票，总共发行一亿股，当时一股面值1元，发行价2元。每个董事20万股，剩下的给了每个村民3000股。”

这在当时，连中国城里人都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股票，更何况是一向孤陋寡闻的农民。这不是西洋景吗？听说宏远送股，村民们纷纷串门，打听股票是什么玩意儿，能不能买东西，打听清不能买东西后，很多村民都表示不要，要那张纸干吗呀？然而，过了没多久，村民们不知从哪里又听说这玩意儿将来能当钱用，而且还能发财，今天一块钱，明年就能变成两块钱，于是村民们一传十十传百，个个都争着来买，有的人甚至花双倍价钱去买，后来涨到了4.6元、5.6元。

别说村民们觉得这是个西洋景，就是陈林自己也搞不明白股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做了一世农民，哪懂得什么股票。当时真的不明白股票是什么，是县里推荐的。县里说宏远有个新科，有个这么好的工业区，应该去上市。当时东莞首先搞内部股份的是石龙通达，后来是东莞水厂，我们是第三家，前两家发展都不好，最后只有我们到省里争取到了上市指标。当时乡镇企业上市的，我们宏远是全国第一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宏远的生意越做越大。纵观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改革风云，多少英雄几经沉浮，那些浮不起来的，最终都是因为自己的内力不足而致。正如海明威所说：人生往往失败在自己手里。陈林懂得这个道理，他时时告诫、提醒、反省自己。“也许以前宏远风光得太多了，后来公司大了，什么都干，最后越干越搞不下去，从2000年开始，宏远开始重新整合，开始有了起色，这几年一直比较好，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成功的同时也有不足，不过不要紧，关键是能够认识到不足，知道去改进它，这是最重要的。”陈林满脸诚恳，“我一不会吹，二不要当英雄、模范。我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这样我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在走，就会有追赶他们的信心，有前进的动力。因为你看不到比你强的人，你会缺少全力奋进的动力。”

一晃20多年，陈林早有了孙辈儿，大儿子陈海涛还接了陈林的班，儿女们的独立和成才让陈林感到分外欣慰。

在宏远大厦，笔者远眺着窗外的两平方多公里，这一片都是宏远开发的，其中一条宏远路，陈林投了一个多亿。作为一个“洗脚上田”的企业家，言谈中，陈林总是流露出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的深深感激之情，他说：“短短20年间，企业能从320亩低产坡地上起家发展到如今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以工业区经营为基础，药业、进出口、体育产业、服务业等配套发展的国内知名大型集团企业，是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和整体规划给了企业广阔的发展平台。”

说到宏远，我们不得不提及宏远拥有的篮球队。

众所周知，东莞是中国篮球重镇。篮球一直是东莞人的第一运动，几乎村村都有篮球队。据不完全统计，东莞目前有公共免费开放的篮球场2314个，学校室外篮球场1044个，工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露天球场1万多个。

早年，东莞人就喜欢打篮球，村与村之间经常是打得热火朝天。改革开放富裕后，村里人不再满足自己打着玩，于是便有了原始阶段的“外援”，你今天找来省队的，我明天就能找来国家队的。一来二去，陈林发现，自己手下凑起来的国手都够一个首发阵容了。于是令旗一展，从村联赛就杀奔CBA了。

没有CBA的年代，东莞人自己打球自己看，进了CBA之后，全国的高手来东莞打球给全国人看。宏远队扎根东莞这么多年，从来没担心过球市问题。说起宏远队，当地的铁杆球迷谈得头头是道。要说担心，就是担心看球的人太多了球馆不够大。所以，东莞当年第一批被评为“全国篮球城市”，可谓实至名归。

引发陈林搞篮球的动机，则是一条广告。1990年初，陈林想在（南方日报》刊登一个版的广告，但广告费至少要16.2万元。陈林一算，如果一个月登一次，一年就是200万，何不想个别的法子给自己做广告，既能提高知名度，将来还可能赚钱？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篮球。年轻时的陈林就爱玩，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篮球。当生产队长时就经常带着人到处去打球。于是，他找来一些从专业队退役或即将退役的“老国手”，后来又建起青年队，走自己培养人才之路，杜锋、朱芳雨、易建联3位人选国家队和国青队的新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宏远男篮征战全国联赛8年来，多次荣获冠军。

陈林把自己的爱好遗传给了儿子陈海涛。如今的宏远男篮主要由陈海涛打理。陈氏父子不仅仅为了自己的爱好去烧钱，他们更希望借体育来带动生意。与很多国内俱乐部挂羊头卖狗肉相比，这家俱乐部是中国最职业的俱乐部，而他们也是所有俱乐部里面最先宜布赢利的一家。如今，宏远篮球队已经成为东莞的城市名片，从这里走向NBA的篮球明星易建联，则将“东莞制造”向更广阔的世界传播。

陈林不喜欢把偶然的因素说成必然的结果，他认为人生重要的是，在偶然中学会抓住机会，并走向成功。

如何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东莞人这方面有独特的超人的领悟性。也许，他们的骨子里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求变求新、敢于开拓的基因，改革开放的东风恰好把他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基因激发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东莞人这样开始“洗脚上田”，开始发动自己的基因马力，走向了自己各自的人生之路。

见到邓晓玲是在一个夜晚。那天下午，东莞市政协的一位主任打电话来，问愿不愿意采访一个做服装的女老板，很能干的一个女人。笔者一听，求之不得。

那个晚上，我们按时到了事先约好的一家茶楼。她还没到。

十几分钟后，典型的王熙凤式出场，人没进，笑声先飘了进来。清脆的笑声把一个身着紫红色旗袍的美丽女人带进了茶室。见到我们，她大大方方跟我们一一握起手来。

落座之后的她看上去端庄俏丽，然而一讲起话来，那种大大咧咧不带任何矫饰的神态尽显豪爽之气。她语速很快，讲话时绘声绘色，表情丰富，说到有趣处，自己先放声咯咯地笑，根本不像是在接受采访，倒仿佛和多年的朋友聊天似的。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王熙凤”。

这就是东莞女人邓晓玲。

邓晓玲的人生完全可以用蜜蜂来形容，甚至比蜜蜂还忙碌。

她先给我们讲起一件有趣的事来：“那是1995年，有一天，石排镇政府的人捎信过来让我过去一趟。我莫名其妙，到了镇政府一看，是东莞市政府来的人。我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呀！市里的人说，是好事啊，你们这个服装牌子在北京那边卖得相当好，我们去北京，北京政府的干部告诉我们说，你们东莞有个女商人做得非常好。这不我们过来看你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服装已经出名了。”

邓晓玲出生在东莞石排镇，家里姐妹多，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只好时不时地种菜去卖。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小时候穷得甚至连酱油都没钱买，用几粒豆豉加点水就搅成了酱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邓晓玲6岁就开始干活挣钱。最早开始卖鸡蛋，后来学做绣花拿出去卖，“我妈生了4个女儿。农村人都说生男孩子好，那时我奶奶就常跟我们说，做事情一定要靠自己。当时家里穷，我又是我们家老大，所以整天琢磨干什么能挣钱，记得我10岁左右光景，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然后骑着自行车拿出去卖，那时个头还没自行车高，记得最早拿出去卖的是用竹签做的一个手工艺品，赚了两毛五分钱。后来又播点种子来种菜苗，菜苗卖完了，又想还有什么好赚钱的，一下子想起养母鸡下蛋，记得当时8个鸡蛋卖一块钱。有一阵子，还去帮我伯父搬砖头，当时干这种活的都是男的，我那么小，不服气，还跟他们比来着，搞到现在脚上都还留着很多伤疤……”

1979年前后，石排进来了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一家玩具厂，一家网织厂。这可忙坏了邓晓玲，白天在学校上学，晚上去玩具厂上班，同时还把网织厂的一些服装加工活接回家挑灯夜战。折腾几年下来，比蜜蜂还忙碌的邓晓玲多多少少也攒了些钱。1981年，邓晓玲也高中毕业了。她凑出3000块钱，在石排小学门口开了小店铺，卖糖果汽水日用百货等，成了石排镇上的第一个个体户。邓晓玲脑袋活，不但卖百货，而且早上还卖油条，中午卖公仔面，加上人缘又好，她的小卖部生意甚是兴旺，一个月下来能赚上千把块。

在邓晓玲的记忆中，1982年时的石排还都是泥巴路和瓦房，1985年东莞开始搞程控电话和铺水泥路时，石排才开始有起色，陆陆续续有些公司进来。“店开了3年。一边开店一边帮着别人加工服装。1985年自己投资几万块钱，搞了一个服装厂，那个厂房都是我们家里人自己盖起来的。因为当时没资金，只有在旁边的一个水沟里面加盖起来，这样不用买地。开厂不久，正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个香港人想来投资，当时政府的人就向香港人推荐了我，说我又能干又勤奋，那个香港人见了我之后，也觉得我是个做事的人，于是就投了70台机器给我们。后来，我把成本还给那个香港老板后，自己就独立了。我们贷款盖了个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当时有一百多个人，在石排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邓晓玲搞品牌在东莞算是比较早的，1992年她就注册了一个叫“泰东双铃”的服装牌子。“我觉得不应该老是做一个小的加工厂，不能觉得一年赚几十万就是个目标了，应该有长远的整体方案才是。当时我老公反对，让我别那么大的野心，够吃够花就行了。我说不行，必须得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打算。当时做服装的大多是做仿牌，但我清楚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做法，要是被查到是很严重的。你想要把工厂做大做长久，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到工商局注册了泰东双铃牌，这是由于看到圣诞节的铃挡。”

邓晓玲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1988年，邓晓玲怀孕，为了赶一单生意没日没夜，结果早产了20多天。生孩子还不好意思跟老板说，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就骑着车去拉布，老板见到她，觉得纳闷，原先的那个大肚子怎么不见了？邓晓玲大大咧咧地说生了啊。回忆起这些事，邓晓玲又笑开了，“答应好了人家的事情，就得去做好呀。现在回想起来，有今天的成功也是自己当年拼出来的，吃苦熬出来的。不过，一个女人做事业真的不容易，因为工作投人太多，所以对孩子我一直挺内疚的。以前他们经常让我陪着逛商街，后来发现到了商场，反倒是他们陪着我了，后来他们死活都不肯跟着我这个有职业病的妈妈出来逛了”。

多年来，邓晓玲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六点多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刚开始搞内销时，经常背着个大大的红蓝白简易袋坐长途汽车奔波在东莞、广州等地。

笔者问她：“你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工作量，我看你的体力还是相当好的。身体吃得消吗？”

听到这儿，邓晓玲又笑开了，她说：“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身体还是那么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有了目标，有了斗志，就会精力十足的，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不停地去努力做事，我讨厌那些总是呆在家打麻将的人。我觉得人的一辈子不是靠钱来生活的，现在我很渴望去上学读书，感觉自己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毫无疑问，在改革春风吹拂的东莞土地上，只要你有勤劳的双手，肯做肯搏，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