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新一轮的改革开始了。

然而，东莞农村工业化的起步也是充满了艰难，首先要辟出一条路来。按照东莞县委县政府对农村工业化的宏图构想是：将工厂办到农村，让农民们“洗脚上田”，穿鞋进厂，离土不离乡，农民变工人。但要实现这一宏伟构想必须得从脚下的路修起，因为要想让工业之花盛开在农村田野，必须给人家铺起一条条进村的道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要修路，得花钱，当时的东莞困难重重，1984年全县财政收人才8469万元，上缴省后，自己能够用的只有3013万元，仅够吃饭，何况东莞当时像这种张着嘴傲傲待哺的项目还有的是。

但“农村工业化”不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必须真枪实弹。没道，也得踏出道来。没“米”，也必须想尽法子做出“饭”来。

那一年，东莞把找“米”的手伸到了中央。

当时，东莞烟花爆竹的出口贸易受到外贸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严重亏损，于是东莞便呈上报告，请求中央同意东莞用留成外汇进口一些东西回来，以弥补其亏损。经过多方努力，中央终于批给了东莞一些汽车、电视机、尼龙丝的进口指标。于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便从这一纸批文奏响了……

为了使这笔生意能多赚点钱，尤其是汽车的差价，1984年农历七月十四，东莞县委书记李近维亲自带领6人的代表团去了日本。这次他们联系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厂，他们要购买600辆丰田面包车。其实，李近维亲自出马有两个意图，主要是希望对方能多给点优惠，另外看看能不能将丰田引进东莞。

他们去的这一天是盂兰节，日本的街头热闹非凡，丰田方也相当热情，不但派出漂亮、豪华的车队来迎接李近维一行，而且给他们安排的也是一个特别高档的大酒店，同时将东莞代表团在日本的10天行程安排满当，不少行程还是令人动心的旅游项目。

然而，这样的盛情款待却使得李近维颇感不安，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如果一切都听从他们的安排，还白吃白住的话，那还怎么开口谈判？于是李近维便向丰田代表表明态度：“非常感谢你们这次热情的邀请，但我们出来是公务活动，在这里的费用还是由我们政府来承担。另外，我们在日本还有好几家汽车公司约了我们，我们也想在价格上做个比较。”

丰田代表听到这些话，立马明白这次的谈判恐怕不会轻松，东莞人肯定要提条件。果然，谈判一开始，李近维便提出在华润公司订价的基础上降低5%。一提到钱，丰田方立马掷地有声予以拒绝：“在一个季度内不能调价，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

谈判进行了好几个回合，在优惠5％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

接下来的几天，东莞人暂停和丰田的谈判，佯装出去和其他汽车厂家接触。其实，东莞这帮人为了省钱，早已搬到便宜酒店。

这天是个周末，丰田代表特地找到这家小酒店，将他们带到一个酒吧，说是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招待节目。一人室，一些衣不遮体的女子热情地迎了上来，丰田代表向这些女子介绍说，这是台湾来的客人，你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接着又宽慰他们说，这个地方很高雅，北京来的客人我们也经常带他来，大家放心玩。这些东莞人一看这场面，一个个心里发毛打鼓，这日本人搞什么鬼？难道施以美人计不成？李近维不解地问，你让我们看什么呀？丰田代表笑眯眯地说，等一下她们跳舞，这是艺术表演，是我们专门招待贵宾的，你们就放松吧，不会有事的。 日本人说得心诚意诚，可东莞人岂敢真的放松。只见这6个穿着土气的大陆干部一个个腰板挺直，一个紧挨一个地坐成一排，神情紧张，眼光根本不敢落向面前的美女，这滑稽的场面大家尽可想象。坐了两三分钟，李近维说，我们这些人不懂艺术，也看不懂，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丰田代表再三保证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李近维一行还是态度坚决告辞走人，回到酒店后大家还心有余悸。

再次和丰田谈判时，对方终于有了一点让步，但不是优惠5%。对方说，我们在车身上喷两条漂亮的线条，这样你们回去就可以把价格卖得高一点了。李近维立刻说，中国很穷，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中国人现在需要实用，对外观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们与其喷上线条，不如把钱省下给我们。对方连连摇头。

见谈判陷人僵局，李近维决计提前离开日本，他心里有底，按这个价格在香港签约也一样，很有可能我们的飞机还没到香港，他们的电话就来了。果然，东莞人刚到香港，丰田的电话就追来了，说重新派人过来谈判。不料这新来的谈判代表也是态度强硬，还是坚持价格上不能让步。李近维这时便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既然在一个季度内减价让你们感到为难，那么，我们买100辆，你们送5辆，行不行？这次对方终于答应了。东莞的日本之行总算没有白跑。

这一单生意，再加上进口的电视机、尼龙丝，东莞一下子挣了60（X）万。这时，市委又向外贸部门提出新的要求，出口烟花炮竹补亏还得他们另想办法，这笔钱留给市里用于修路。

东莞修路启动的钱总算有着落了。

对于修路，下面各镇村的干部百姓相当配合，因为他们也深谙“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于是“修路筑桥”成为当时东莞人最无争议的头等大事。“那时的东莞开始了第一波的道路建设潮，每年由政府安排，在全县建设40至50公里的水泥路。当时采用的是‘县镇合作’的方式，县政府每公里路拨435吨水泥，而下面镇则负责出沙石和劳力。但也有例外，像莞太路、旧107国道等重点路线，则是当时县政府主修；一些比较贫穷的镇，县政府也尽量帮忙出钱，这样就保证了当时东莞的路网能够初步建起来。当时，这种做法在惠阳地区非常了不起，总共修了约140公里的水泥路，效果很好，推动了港商回来投资。”当时的东莞交通局长卢锐平回忆说。

正是这样一条条窄窄的水泥路，铺开了东莞通向富裕的发展之路，使得东莞的农村开始有了活力，有了生命力。

在东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大大小小港资企业正是通过这些公路进到东莞，进驻到东莞农村的农民家门口。他们带来了变化，也催生了一个时代。当年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景象是，公路两旁是农田，农田后面是工厂。工厂的工作区和员工宿舍区紧挨着。李近维曾风趣地对投资商说：“东莞是一块非常肥沃的草地。东莞人非常勤劳去种草，你们就在这里养牛吧。我们绝不宰牛。我们那么勤勤恳恳去种草，也就是为一杯牛奶而已。”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牛场”竟孕育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来。

说起当年如何将东莞定位成加工制造业基地，李近维向笔者介绍说：“周边的城市都比东莞强，广州是省会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是国际金融商贸中心，佛山、中山等市工业基础都比东莞好。靠近这些大城市，有利条件是可以得到它们的辐射带动，但搞不好也有可能受到以强夺弱，变成灯下黑。要防止这种状况，必须力求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这就需要一个合理的产业定位。我半开玩笑说，这片地方已经摆了许多糖水档了，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也摆一档糖水，那肯定争不过人家。人家摆得早，地点好，本钱多，经验丰富，我们要是硬跟人家争，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但我们也不能不做生意不发展呀，该怎么做呢？我认为，应摆一档跟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有联系，是为了接受他们的辐射带动；有区别，是为了避免盲目竞争。那么干哪些才符合这个要求？如果摆一档可乐，这有联系，但差别不大，竟争还是很激烈；摆一档咸鱼，差别是大了，但没有互补，弄不好引来苍蝇，人家更讨厌。那什么才是较好的选择呢？我想，不如摆一档炒花生，多放点盐，把花生炒得香一点，花生与糖水搭配，大家生意都会好。具体到东莞的发展定位，我们觉得，周边尽管有好几个大城市，但是，改革开放，我们要走出去，要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经济流向首先要考虑香港，与这国际金融商贸航运中心互补，同时考虑东莞的起点比较低，也就只好先定位为加工制造业基地。”

翻到1987年的中国大事记，有一件事颇让东莞人感到自豪——1987年5月27日，东莞成为全国第一个建成城乡程控电话网的县级市，这一年，东莞市城乡程控电话网首期工程20000门全面开通。

当初的这个“中国第一”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其实，东莞在提出农村工业化时，其通信业还十分窘迫。1984年初，有一位侨商来东莞考察投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美国的朋友及其女儿，晚上在华侨大厦住下后，这位小姐提出要和美国男友通电话的要求，这可难坏了东莞的领导们，感觉这小姐的胆量不一般，这么高的要求也敢提！但是，为了让她感受到东莞良好的投资环境，那个晚上，领导们把整个邮电系统都给紧急动员起来，要求大家克服千难万阻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让她和男友通上电话。在众人的万般努力下，那位女士终于如愿。东莞的领导们也激动万分，心想她这下该对东莞的投资环境甚为满意了。不料次日晚，这小姐又提出同样的要求，闻此消息者无不咋舌，更为佩服她的胆量，昨晚为了她能通上美国的电话，都快全县总动员了！

不过，这件事也给东莞领导们一个很大的刺激：东莞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发展通信迫在眉睫呀！没有通信业的支撑，农村工业化将是一句空话。

不久，东莞县县长郑锦滔找来东莞县邮电局局长丁镜群商量对策。说是商量，其实是出难题，因为郑锦滔把话说得也很直白，县里面没钱，但东莞的邮电通信必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大起色，希望她这个邮电局局长能够帮助东莞解决这个难题。

丁镜群听到这儿，心里便知这次领导交给的任务可不是一般的难题。其实，丁镜群也早就意识到邮电通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她更清楚，东莞的邮电通信要有起色，必须要引进新的设备，那可需要一大笔资金呀！

第二天一早，丁镜群便出发去了广州，跑到省邮管局和省局农话处一通哭穷，恳求领导们伸出援助之手。可领导们无奈地摊开双手：丁镜群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没法子呀，我们整个省一年的农话收人才3000万元，还亏损着呢，哪还有钱支持你们？别说你们这个东莞小县城，就连广州的通信问题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呀……

从广州回来后，丁镜群感到积在心头上的压力像块沉沉的石头。省里没钱，而东莞这头的经济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家大人多底子薄，拿不出钱给你，郑锦滔也早已把话讲得很明白。

没有钱，又要办大事，而且你还不能叫苦。

谁让你是丁镜群？！

谁都知道，丁镜群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老东莞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莞有三位名气响当当的女书记，其中一位便是丁镜群。丁镜群参加工作早，1978年3月被调到东莞县邮电局出任局长之前，曾在太平公社当过党委书记，能力很强，多少男人都干不了的事情，到了她手里都能一一做到。

改革开放年代下的丁镜群果然更不一般。她很快想出招数：既然你们没钱给我，那你们给我政策。丁镜群这时想要的政策便是：先向群众收取电话初装费，用初装费收来的钱发展通信事业。

还别说，这一招没白想，领导们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李轶圣表态说，亏损不需地方补，郑锦滔也表示，赚了钱地方不要。

然而，在运行到选择何种技术这一步时，丁镜群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因为东莞这次想要一步到位，直接搞程控电话。这可是一个大动作呀！

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在那个年代有哪个城市敢想？

北京敢想吗？上海敢想吗？广州敢想吗？深圳敢想吗？

都不敢！

那你东莞凭什么就敢？

省农话处的领导质疑：你东莞不就是一个农业县嘛，只要能打通电话就行了，有必要投人那么多钱搞程控电话吗？连开始支持东莞搞电话的李轶圣局长也表示担优：我觉得人工转接、转盘脉冲式电话就差不多了，完全可以满足你们东莞的发展需要了，搞程控电话不但浪费，风险也大嘛，建议你们就使用香港淘汰下来的那批旧设备吧，我们省局出钱，这也不需要你们东莞出钱。东莞邮电局有些领导想得更多：程控技术风险太大，万一搞不好会造成全县通信瘫痪，搞不好坐牢都可能……

“当时的创业可真难啊！”2008年6月，现为东莞市南信公司董事长的丁镜群向笔者敞开了心扉。我们隔桌而坐，过去的岁月，在她的缓缓回忆中变幻出心血和眼泪，然而，自始至终，她的嘴角一直挂着微笑，“一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毕竟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建设城乡程控交换网的城市，技术人员从哪里来，选用哪个国家的设备，从哪里开始施工等等，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另一方面，很多人反对，但最后我们顶住了压力，在选择技术方面觉得必须有超前意识，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很支持。”

1985年2月，由东莞县政府、县邮电局、县经委、县计委、县建行、县中行和广东省农话局领导组成的“东莞县程控电话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王国润副县长任组长，丁镜群任副组长兼程控办主任。

说起当年的艰难，丁镜群嘴角的笑变得有些无奈：“当时虽然成立了‘程控电话领导小组’，但大家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有些领导采取不赞成、不反对、不重视、不支持的态度，这给我们的工程建设造成很大阻力。比如说通信建设需贷款，理应由东莞县邮电局提供担保，但东莞邮电局不肯担保，东莞市政府不得已于1987年成立了通讯发展公司（即今日南信公司前身），专门为程控工程提供服务，同时创办邮电企业，弥补程控工程资金不足……”

一项伟大事业的兴旺，总是和那些开拓者的敬业精神连在一起的。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1987年5月，全国第一家长、市、农话合一模式的程控交换网正式开通，东莞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城乡程控化的城市。有那么几年，靠近东莞的惠州人甚至坐公交车来樟木头、谢岗镇等地打电话。

东莞通信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而广东省的通信发展又带动了全国。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由于丁镜群一心为了东莞的程控电话，被惠阳地区邮电局免去了她邮电局局长职务。好在丁镜群性格开朗，无所谓这些压力。为了东莞的程控工程能顺利进行，她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向领导诉说这件事。省局的领导不知，东莞市委领导不知，即使她手下的员工也不知，所有的委屈只有丁镜群一人默默承受着。直到后来无意中被省局知情后，省局领导才主持公道，给她恢复了应有的行政职务和待遇。

然而，不公平的事情并非就此中止。1992年，东莞的程控工程经过两期的工程建设，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0万门，加上已订货的10万门，共有30万门。没想到，正当这棵果树经过多年培育刚刚结出诱人的果实时，邮电系统又伸出手来，把程控电话全部给收了回去。程控电话被收回后，丁镜群只好带领着20多名员工离开了他们拼搏了7年之久的“程控”岗位。

在此，我们不必感叹人世沧桑，英雄沉浮。世事往往带着两面性，是非福祸，顺逆曲直，常常同时降临面前。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次坎坷，才使得丁镜群和东莞诺基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87年搞程控建设时，我和诺基亚就有过接触，还随同广东省有关部门领导一起到芬兰的诺基亚总部考察过，虽然交换机项目没有谈成，但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们和诺基亚就生产移动电话项目再次商谈合作，这一次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从开始接触到投产，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刚开始时，我们主要做诺基亚的手机充电器、电池等配件，但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它的手机整机。”

丁镜群雄心勃勃，但做手机整机绝非易事。在东莞设厂生产手机首先得经过邮电部这道关，进人国家邮电网必须得有准人证。丁镜群等人通过千辛万苦，终于于1997年从邮电部拿上了手机人网许可证。然而，接下来的难度就更大了。

当时最大的难点是：东莞在申报项目时，为了能获得上面的批准，讲明东莞生产的诺基亚手机不进人国内市场，只是搞“来料加工”而已。但这样的说法却和诺基亚总部的意图完全相反：总部之所以在东莞设厂，就是希望合资做中国市场。

丁镜群也想做中国市场，但做中国市场，手机生产必须纳人国家生产计划，也就是说，必须要拿到电子工业部的批文，否则地方不能生产。但是，等待电子工业部的批文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搞不好三五年都没准。

审时度势，东莞相关领导的意见是先拿到批文再生产，先等等。但丁镜群却心急如焚，她担心这一等不知等到何时，她更担心机遇会在等待中不了了之。

丁镜群想要先生产，一边生产一边等待批文。

但这个想法的风险就大了，因为要生产手机，引进设备第一期的费用就是6000万。如果生产的手机不能内销的话，那这6000万的设备将会成为一堆废铁，不仅如此，还得承担诺基亚总部的经济赔偿。

这可是天大的难题！连丁镜群的同事朋友也纷纷劝她放弃算了，风险着实太大。

但丁镜群向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怕一旦放弃，这个机会就会终身错过。

这天，丁镜群等人在市委书记办公室外一直等到将近凌晨3点，才见到了李近维。说起来，李近维还曾经是丁镜群的老部下。“文革”期间，东莞县革委会整个机关只分为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四个组，丁镜群任办事组的组长，李近维则为办事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丁镜群很关心李近维，李近维对丁镜群也非常尊敬。

熟知李近维的人都知道，只要不出差，李近维晚上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他总是怕回家早了，少不了有人到家里来探访，或请示汇报工作，更怕人家还要顺便带些礼物。因此，几十年以来，李近维没有几个晚上是在12点钟以前离开办公室的。大家都熟知他的老习惯，有事都在晚上去办公室找他。常常，一个个来访者接待完，时间已是半夜两三点钟。

在详细听取丁镜群的汇报后，李近维思索良久，终于表态支持，并承诺若生产手机事项不成功，需付给诺基亚方面的赔款，由东莞市政府想办法解决。

那天从市委书记办公室走出来时，东方正欲破晓，丁镜群深深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在心里说了一句：东莞诺基亚的朝阳也会很快升起！

在李近维的支持下，1998年4月27日，第一台数字式移动电话走下东莞诺基亚的生产线。但在场每个人的脸上却是愁容满面，此时，该项目尚未取得电子部的同意，还并没纳人国家项目计划。

诺基亚的手机生产那是先斩后奏啊！东莞这次冒的风险可不小。李近维也曾向笔者谈起过这件事，他回忆说：“我一向很重视通讯电子行业的发展，1994年我回东莞时，就感到我们这方面的发展有点晚了，但我不甘心，我们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啊。如果我们在通讯方面没有抢得先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在产业升级方面获得机会，就会停留在玩具、服装、毛织等产业上。所以，听了丁镜群的汇报后，我认为他们所做的论证很有道理。当时一起讨论这件事的还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周致纳，他对工业很熟悉，工作很有开拓性和前瞻性，考虑问题也很周详，他是极力主张上这个项目的。当时大家分析后一致认为：一、手机发展前景广阔，必将势不可挡地迅速普及人人使用，市场没有问题。二、合作方是国际著名大公司，通信技术及其信用享誉全球，不跟这样的大公司合作还跟谁合作？三、根据对方提供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很多原材料都可以在国内取得，国产化程度将比较高，符合发展的方向。四、我们国家在不断走向开放而不是收缩，我们完全有信心争取到国家支持，但产品没有生产出来，现在拿到上面报批也不是时候，不如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先让设备进来生产，到时候上面看到我们设备先进、技术含量和国产化程度那么高，市场又在不断扩大，肯定是会批准的。五、6000万元设备款不是小数，万一上面不批准，合作方有意见，我们就把设备买过来自己生产。即使这样做也不行，以现有的财力，这个经济风险我们也冒得起。在全面考虑这些问题后，我们觉得必须抓住机遇，不要怕冒这个风险，要怕应该是怕错失这个机遇！”

“诺基亚的工作不但得到了李近维书记的支持，郑锦滔市长也披挂上阵，亲自进京到电子工业部去做工作，最终取得了国家主管部门的谅解。曲维枝副部长视察过我们东莞诺基亚后，印象很好，觉得企业有规模，国产化程度较高，管理规范。最后，在多个部门协调下，最终同意将此项目纳人国家计划，并为东莞诺基亚颁发了生产手机许可证。”丁镜群回忆到这里时，终于咧开嘴大笑开了，笑得那么开心。

而今的东莞诺基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已成为诺基亚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从1998年生产手机开始，到2006年底，东莞诺基亚累计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累计纳税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 目前累计生产手机4亿多台，为社会提供了6000多个就业岗位。2008年6月.诺基亚东莞公司第5次获得诺基亚全球品质奖，在诺基亚全球生产基地中，能够获此殊荣的也仅此一家。

从程控工程的建设到后来的东莞诺基亚，以及发展物流产业，对这20多年的人生历程，丁镜群充满了自豪感，她对此的心得是：“要善于寻找机遇，更要善于把握机会。”

紧紧抓住每一个机遇，成为生活的主人。这就是命运，也是人生真谛。如今，年过70的丁镜群每天依然是精神饱满地去单位上班。从十几岁出来参加工作，她早已习惯每天勤奋工作。这是她的生活常态，也是她的人生乐趣。

大仲马曾有这样一句名言：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幸运在这一刹那间对他伸出来的香饵。

这句话不仅对丁镜群如此，对东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