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他曾诚恳地告诉笔者说：“后来调我去省里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的。我很想在基层干点什么，囚为我自己有一些课题要做，我想探索一些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李近维考虑最多的便是如何合理利用劳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使人口过多这个包袱变为财富的问题。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农村人口多，固然是受多子多福等旧的生育观念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把过多的劳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会越穷越多生，越多生越穷。乡下人常说：“人穷望仔大”，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生小孩看做是一种“投资”。他们并没有把教育费用计算进去，多养个小孩，无非就是做饭时掺点薯芋瓜菜，添一勺水，加一双筷子就是了，因而成本比较低；小孩十来岁就得帮家里干活，“投资”的回报也就比较快；家里穷得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败家的，风险自然比较小；再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穷孩子后来干得很不错，因而对生小孩的期望值相当高，以至盲目追求生育数量。相反，达到中等生活水平的人，要维持并提高这已经比较好的生活，就必须重视教育，重视生育的质量，计划生育也就自觉得多了。然而，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但此时，他还拿不定主意。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再说，如果老是那么多人搞农业，农副产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比如说，五个农民养一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很有限，农民就很难富得起来；如果一个农民养五个工人，农副产品的市场就大得多了，农民致富才有出路。我们必须扩大社会分工，让大家相互提供商品，相互提供市场，相互提供服务。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也使得东莞这个农业大县对于“勤劳致富”一词产生困惑，更使得无数个东莞人毅然踏上了重寻天堂的大逃港之路。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m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也是城市化最为迅速的时期，在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阶段后，至少会有一半人口进人城市，这也是一种必然。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显得步履维艰，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0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这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到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人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如何让这批从土地上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当时我们意识到就农业抓农业是富不起来的，必须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同时考虑，统筹安排。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当时，我们初步勾画了城乡一体化的蓝图：以县城为中心，以加工制造业为起步产业，积极接受广州、深圳、香港等周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通过发达的交通、电力、通讯把犯个工业卫星镇和广大农村连接起来，逐步形成具有都市气派兼田园风情的组团式现代化城市。1985年6月，我们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打基础、办实业的问题，突出要求加快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上我们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交通、电力、通讯等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从时间上缩短农村同城市的距离。买卖方便，信息灵通，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村有了公路、电力、通讯，就可以把工厂办到农民的家门口，使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就地进工厂。第三，农村消费水平比城市低，转移到工厂的劳动力依然全家生活在一起，就算每月工资比在城市少拿十元八元，实际生活水平也不比城市差，因而在农村办工业价格竞争能力比较强。第四，农村办起了工厂，可为集体提供利润和积累，搞好农村建设才有资金，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1985年三级干部会议这个分析虽然很肤浅，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基本还是合乎东莞当时的情况的。”

可不！只须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事实上，这里不光让外来人感觉不到城乡差别，住在村里的人们也并不向往住在东莞市中心的人，村里的房地产价格甚至比市中心的还高。东莞的各镇各村里，住着数不清的亿万富翁。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人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对于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惊叹东莞政府当初的超前意识！当初决策者究竟是如何思考的？请教李近维后的答案是：

“我跑过很多国家，也跑了不少地区，在这过程中，我感觉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感受尤其深刻的是：第一，其差异主要在于穷人而不在于富人，非洲的富人和发达国家的富人在生活上差异并不大，但非洲的穷人、印度的穷人，包括我们中国的穷人，跟发达国家比起来差异就大了。第二，农村的差异又甚于城市，即使是落后国家的城市也还说得过去，但是真正穷的是在农村。第三，城市之间的差异也不小，但主要不在于外观而在于内涵，表面看来都有高楼大厦，都是车水马龙，但人的素质、城市的创造力和辐射带动力相差就大了。为此，我们确定发展的重点放在解决穷人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城市建设则重点解决其功能问题。”李近维向笔者娓娓道来，“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决不割瘦补肥，反而处处注意让着那些较贫困的地方，从而增强他们的活力。如果把农村这个瘦的差的地方拿出来补贴到强的地方去，那样发展的天平是要倒的，不倒也很难。所以我们一直把高的拿到低的地方，让这个社会更平稳一些。在城市建设上，我们要求功能和形象同时考虑，但在百业待兴，资金不足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必须功能优先，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而又缺钱的时候，一定要把钱先用于治病，然后才做西装打领带，这就是我们前期的努力。”

真理的力量常常积蓄在简单的观念里。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前几年，全国政协委员、江门市副市长李威就曾向上提交提案，建议撤销县级建制，形成省——市——镇三级地方政府架构。这样有利于小城镇合理布局和发展，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体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东莞这种市直接管镇的体制，最根本是广东省委的思想解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为此，我们一直在创造条件，希望从当时的惠阳地区分出来，由省直管。当时惠阳地委的领导也是很开明的，他们对我们的想法很支持。经过层层报批，1985年9月，我们便获得了中央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县级的东莞市。撤县设市后，我们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加努力创造地级市的条件，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又跃上了新的台阶。当时惠阳地区有12个县市，而东莞的经济比其他11个县市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时，广东省也正向中央报请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地区改为市带县的建制，并于1988年1月获得中央批准。东莞就是在这个时候升格为地级市的，但依然以原东莞县的行政区域为东莞市的行政区域，不带县，由市直接管下设的32个镇。这一行政架构，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为此也作了不少努力，毕竟当时全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因此，我们除把经济总量搞上去，让它具备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外，还得到上面做一些游说工作，宣传这样设置的好处，让上面支持，放心让我们试。说实在的，如果升格时在东莞原有的2465平方公里范围内，要分出几个县或县级区，再由县区去管镇，我宁可不升格。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犯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我非常重视那种气势。当时我对东莞的设想是，东莞的每个镇每个村就像一颗珠子，然而我用交通、电力把这些珠子给一颗颗地穿起来。镇与镇之间保留一定的间距，发展城郊型农业。用城郊型的农业去净化城市的空气污染。要知道，农业的净化率是很高的。另外，东莞分成咒个镇（区），每个镇管十几二十万人，这样便于管理。如果一下子融合成一大块城市，那整个城市管理就很难，而且费用也高。这种分散管理的好处在‘非典’时期就可以看出来了，广州、香港这些大城市‘非典’就比东莞严重……”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