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东莞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说“惊天”略显夸张，说“动地”未必过分。正是这件“动地”之事，把大学问家于光远给惊动过来，时值1985年。

于光远来东莞的这一天，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碰巧有要事缠身，他吩咐别人带着于光远下乡考察。

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对于于光远，李近维可丝毫不敢含糊，他知道他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国家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几年前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在他的研究课题中，他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这次来东莞，于光远就是为了考察中国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发展情况。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人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又一次地愣住了，他没想到于老真的只让他讲5分钟，而且还是关于东莞的钱。确实，东莞这些年的经济增速很快，老百姓收人增多，外界对此并不十分清楚，有谣言说东莞的钱是走私赚来的，莫非于老也听信了什么谣言··一可钱是怎么来的5分钟怎么能讲清呀，他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哄。还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党中央政策的英明正确，这些你就统统不要讲了，我比你还清楚，你就给我讲清楚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就行。”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在保证粮食产量，完成国家征派购任务，安排好群众口粮，留够种子，还有适当储备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了结构调整，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如果这些土地种水稻的话，一毛多钱一斤稻谷，亩产即使达到2（X刃斤，收人也只有二三百元，而改种柑橘，亩产一般有3000多斤，每斤七毛多钱，一亩地的收人可获得2000多元。也就是说，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人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人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人，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钱就是这样来的。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在东莞跑了一天，所见所闻都使他倍感兴奋。通过和李近维的交谈，更使他思潮翻涌。

1978年，中国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就是于光远在邓小平的旨意下起草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于光远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开拓性研究。 自1979年以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基层，先是考察了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发展，又来到广东，对珠三角一带的改革进程做了一番考察和研究。

在这些年的考察和研究中，于光远非常关注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当他在广东听说了东莞经济发展迅猛这件事后，精神大为振奋，一定要亲眼考证一下东莞的发展情况。

东莞的发展也恰恰印证了他的思考和理论。他深感，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东莞的先行实践也论证了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

这一次考察珠三角，对于光远来说感受颇丰，东莞的实践更是令他欣喜至极，更使他坚定了对中国改革的理论方向，自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人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被看做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即使是农业生产也必须要商品化。

李近维走后，于光远酣然人梦。第二天一早醒来，他推开窗户，一束朝霞直射在他的脸上，老人家欣然喊了一声：啊，这里的晨光真的好鲜亮！

与海做伴的东莞，确实每一个好天气下的早晨，日日都有鲜亮的晨光，由此也使得这块大地上的绿色比其他地方更葱郁和丰饶。

实际上，东莞变动土地种植结构而大获成功的消息，早就传到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此，省领导深受震撼。很快，省委特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来东莞取经学习，向全省大范围地推广东莞的农业生产经验。

“当时那个经验介绍会就在东莞老县委那边开的，全省各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大家听了我们的介绍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东莞已经在全省率先改变农业结构，大种经济作物，开始转向市场化了，因为他们都还在种粮食。当时农业生产还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形态，国家让你种粮食你就种粮食，还得上缴给国家，所以东莞的这个改革对他们来说非常了不起，尽管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一位东莞干部向笔者回忆说。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村民们的举动尽管都是悄悄进行着的，他们也丝毫不敢将喜色露出半点，但这一切并没能瞒得住同村人，于是有人从中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人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有的甚至在自家的院前屋后也不忘种上几棵，就连邻村的村民听说了，也跟着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宜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没人敢多言语，村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几十年来种水稻，越种越穷，这么种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眼下，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召开，中国和美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时局正发生着巨变，那时候他们尚不知道远在安徽凤阳的小岗人正在密谋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且变幻莫测。村领导唯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人。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东莞县的领导们读着文件，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实际上，在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东莞干部们也曾对中国农村的政策问题有过激烈的讨论，一个个牢骚满腹，纷纷抱怨束缚太多，浑身有劲使不上，不知怎么办才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年，我们大家花样翻够了，心思也想尽了，可老百姓为什么还是穷得叮当响？实践证明，肯定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关键就是一个‘左’，搞绝对平均主义，提倡穷光荣，又刮共产风，刮得农民一无所有，好像农民天生就该受穷！我们基层的工作重点，一是学大寨，二是防偷渡。可中国这么大，山区、平原、南方、北方，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为什么硬朝大寨一个模子里套？正因为搞‘一刀切’，所以偷渡就更难防了。我们不是没做工作，可就是拦不住这股潮流。老百姓的心跑了，我们能拦得住吗？”“我们关键是要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样才能拉住他们的心。只有拉住他们的心，他们才不会跑。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上面卡得太死。上面不松绑，下面怎么放开手脚干，怎么让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富裕的日子？社员们都说：‘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没想到上面真的松绑了。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来了精神，每个人的脑筋都迅速转开了：东莞县目前有120万亩耕地，如果把这些耕地拿出一半改种这些经济作物的话，那一年的收人就会增加……哈哈，太好了！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眼前北岸村农民的实践就证明这种农业改革能提高产量，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真理！东莞的农业改革让实践来检验吧！

会场上叽叽喳喳，热闹起来。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东莞县领导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2000年9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2003—2004CBA总冠军宏远队庆功晚会上，队员们向热情的观众挥手致意。

和基层十部交流后，基层于部更是个个群情激奋。干出成绩，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有了好的思路就有了一切，但在好思路和一切之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时东莞县委那班人在如何调整好农业结构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李近维回忆说：“实际上，东莞调整种植结构，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解放思想的。‘文革’期间，由于天天批‘重钱轻粮’、‘重副轻农’、‘重个人轻集体’，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加上粮食征派购任务过重，以粮为纲实际成了以粮‘唯一’，为了完成粮食任务，只好水稻上地，甘蔗上山，其他经济作物也就‘上天’了。那时不但处处种粮，还要一年三熟四熟，而水稻有强烈的季节性，，结果农忙时忙不过来粗耕粗种，还要动员工人学生支农，农闲时却没有事干，浪费劳力。高高低低全都种粮，不是受早就是受涝，农业生态也不好，病虫害特别多，生产成本相当高。再说，种植业结构的单一使得食物结构也单一，对粮食的压力也就越大，形成薄收一广种、广种一薄收，越是种粮粮食越不够吃。为了既能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又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我们从不宜种水稻的高岗沙质地改种花生做起，粮油轮作，培肥地力，提高水稻单产。种花生增加食油，花生数还可养猪，油和肉多了，也减轻了粮食的压力。接着把低洼地的稻田恢复养鱼，并逐步腾出土地发展水果等经济作物。收益增加，人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原来越徽越穷、越穷越徽，这时变得越勤越富、越富越勤了，许多人甚至端着饭去听种水果的技术讲座。到1984年，我们又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免收农林特产税，后来省财政有意见，我们也只收上缴省的部分，属于县分成的那部分依然让利给农民，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二是对公粮、余粮、三超粮等征派购任务，让农民可以到市场买回来交售，也可以交代金和差价，由粮食部门统一组织回来交售，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做到适地适种、适销适种。当时的东莞基本上是按等高线种植的：最低层养鱼，高一点种水稻，再高一点种花生、种蔬菜，再上面种柑橘、种荔枝，再高上去就是种树、种竹子了，一层一层去利用。最高峰的时候，东莞县110多万亩耕地，有一半以上种上了经济作物，其中，香蕉、荔枝各17万多亩，橙、柑、橘22万多亩，蔬菜30多万亩。”

春潮一阵阵拍打着海岸。许多东莞人还记得当年改种经济作物时的情景，一位当年高涉某村的农民回忆说：“当时我们村支书不知从哪里剪了一大截橙子树回来，就那么一截，绿绿的叶子中间居然长满了那么多的橙子，我们都围着看来看去，觉得真的很神奇。”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奇了！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土地本无灵性，但在充满灵性的人手中，便会产生灵性；土地不能再生，但在新的机制下，却可以萌发生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人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也明白了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于光远在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之后为何如此兴奋。

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个政策无疑是给农村这片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送来一场春雨。东莞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开始了改革的大胆探索。

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人一个调整阶段。当时，于光远等改革派曾向中央决策层进言：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当时这种改革思路却未能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其原因是1980年的经济形势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这一年在取得经济搞活、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人均有增加等大好形势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0有人把出现这种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建议当务之急是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大事。1981年后，中国进人调整期。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说，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拐点之年，这一年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然而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麻利而娴熟地用茶匙把茶叶轻轻放进小巧的紫砂壶里，注水泡茶烫杯，动作老到而随意。注视着他的一招一式，你不会认为这个谦和朴实的男人就是东莞赫赫有名的福华集团大老板霍福华。等你听了他的故事，也绝对难以想象这个颇显品位的人，会是在20多年前竟然被绝望折磨得发疯的穷光蛋。

一股幽幽的茶香弥漫在空中。

霍福华的头上有着一圈圈耀眼的光环：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广东省私营企业商会副会长、东莞市工商联副会长、沙田商会会长，还有若干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拨开层层光环，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史，不难发现，霍福华当年的第一桶金便是从土地里“掘”上来的。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那时候我们沙田可说是万顷农田啊，看着一望无际的农田，真是种得想哭，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那时候我们这样的人像草一样，当时也没通讯工具，一个月不回家也没人管你，生和死也没人知道。种了那么多年田，越种日子越穷，心里就越绝望……”

这就是少年霍福华的人生体验，一生中最应该快乐最容易幻想最适合感叹的少年时光就这样在艰难和绝望的劳作中度过了。多少委屈，多少压抑，多少辛酸，只有他心里清楚，“我现在有时去别的地方，一看到那里大片大片的农田，就觉得心酸。想起自己当年种田的日子，那可真是难过呀”。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飘流，飘到了沙田，渐渐，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壤，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东莞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当时的沙田人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广州一趟，自己不认识路，还得请个认路的人带着去。

“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但工作很苦，就是有船沉了，我们得潜下水去帮着把它打捞起来。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先得给师傅做学徒，冬天那么冷，师傅说叫你跳下去，你就得马上跳下去，不敢不听啊。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船长要我跳下去，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品着霍福华泡的茶，笔者不禁感慨说：海水多苦多咸呀，说你是从苦水里泡大的，还真是不假。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沙田政府也给了我很大帮助，鼓励我们搞个体承包，一年也就收30块钱算作承包费。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那个时候我最开心了，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真是高兴啊！”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这个劳作的东莞人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沙田穗丰年村的人们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全村最轰动的事，曾经穷得叮当响的霍家老三发财了，回村光宗耀祖盖房子来了，一下子盖起了气派十足的三层小楼……如今，霍福华早已把家人安置在更为舒适的住处，刀p小楼还一直没舍得拆。有时回去看看这个当年第一笔财富物质化的标志物，霍福华感今怀昔。

沙田那片一望无际的承包地也成了霍福华商业头脑最早的启蒙地，陪同我们一起采访的沙田镇党委宣传办的王主任告诉我们说：“他那时是我们这一带的暴发户，种莲藕种了4年，攒下几十万，成了我们这里有名的莲藕大王。他不但种莲藕，还做莲藕生意。开始他先把莲藕拿到虎门卖，慢慢认识很多买莲藕的客户，渐渐他就成了一个长期的供应商。后来他又把莲藕卖到香港，接着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很快就把沙田的莲藕打出名了。后来他不做莲藕了，但沙田莲藕也出名了，现在有很多人在种，沙田也成了亚洲最大的莲藕生产基地，沙田莲藕占中国莲藕市场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

对于后来的人生道路，霍福华只有简短几句：“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透过轻描淡写的几句话，笔者完全能想象到这背后凝聚的拼搏和奋斗。冰心说，成功之花，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

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大潮中，只要你勤奋实干就可以赚钱，霍福华对此有着很深的感悟：“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运气是一方面，另外也在于自己的努力。就拿我来说吧.记得我1989年坐飞机去南京时，在宾馆呆着都不敢出门，因为我不会讲普通话。那年我们和台湾人接触，根本就没法沟通，说不出来只好用笔写，台湾人嫌我不会讲普通话，不给我们生意做，后来我就发誓一定要学会普通话，学了好几年，我一个乡下人学普通话也是很难的。到了1993年，我就很顺利地跟台湾人做生意了。以前东莞很多人跟我差不多，不会说普通话，记得以前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时，我的普通话在我们广东代表队166个代表中也不是讲得最差的，但这些年我们东莞人进步多了，学了很多东西。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要不断学习，这样才会有进步。其实每一步成功都离不开实干。”

听着霍福华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注视着公司大厅墙壁上的4个醒目大字“和谐实干”，笔者深深悟出广东福华集团何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发展成为一家以建筑装饰业为龙头，集房地产开发、酒店旅游、物业管理、五金电镀等于一体的大型民营集体企业。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如今的霍福华早已从一个农民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可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如同背后有狮子追赶着的一只羚羊似的得要不停地奔跑，“因为老是想着要怎样保护好自己的企业，怎样发展，这也是很辛苦的。我现在的压力比以前还大，以前我是一个人，不用多想，只是单纯考虑好自己的事，有个百八十万自己够用就行啦。但现在不行，肩上的责任大，我要为我们企业5000多员工考虑，还要考虑能为社会多做点事。人生就是这样的嘛，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现在当东莞商会副会长，经常跟企业家讲，这个社会就是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努力创造的。”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幸运女神似乎特别偏爱东莞这块土地，即使播种的是贫困的种子，也能收获金灿灿的财宝。如今的东莞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东莞有着世间少有的好风水好吉相，山头、平原、水面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搭配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这样的风水宝地能不发财吗？

确实，想不发财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