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说起这段历史，东莞市政协主席刘树基向笔者介绍说：“当时我们和辽宁的海城、江苏的张家港结成姐妹城市。我们去参观海城、张家港时，感觉这两个城市比东莞好得多，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非常快，当时我们大家都感觉要使一个地方富裕起来，不搞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回来后，东莞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东莞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农村要发展，必须要实现工业化，农业没有发展资本，不能翻几番，工业可以翻几番，而且农村土地少，劳动力多，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城乡一体化也是这样的，城里不城市化，农村不城市化，就没有商品发展的机会。农民自给自足，不用买菜，不用自来水，不用电，不用煤气，那就没有GDP了，没有服务业了。只有有人搞清洁，有人种地卖菜，有人开商店，你服务我，我服务你，才能带动城市化，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十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与其说是镇，倒不如说是个大城市！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120万人的城市还不算大城市？连发达的西方人听了也会目瞪口呆。

长安镇的镇政府办公楼，已经盖了好几年了，但关于它的新闻一直不断，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互联网上一直在炒作这件事，一会儿说它像“人民大会堂一样雄伟壮观”，一会儿又说它像“天安门一样气派”，一会儿又说它像“五星级宾馆”。总之，长安镇办公楼从建设好的那一天起就引人注目。笔者第一次进人那栋大楼时，确实感到“太大”了，“大得像人民大会堂”！其实比办公楼更大的是大楼之外的长安广场。笔者第一次在傍晚在长安广场散步时，强烈地感到它的美与舒畅——习习清风下，四周的音乐灯正放着轻曼的曲子，无数年轻人席地而坐，正在观看露天电影……还有许多中老年人在几处跳着交际舞。那一刻，笔者觉得长安广场有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没有的许多优点，它能真正让市民们享受一天劳动后的休闲与快乐。“长安虽说是个镇，但光外来打工者就有100多万人，这些人除了上班还得有休息、生活，甚至是恋爱的地方呀！我们的广场就是考虑到这100万外来工下班后有个良好的活动和休闲及娱乐、谈恋爱的地方而建的。”长安的一位干部这样说。

笔者以为长安干部的话有一定道理。长安和虎门等东莞的乡镇，他们所承载的社会人群和这些人群的需求，根本不能与内地的乡镇甚至是县地级市相比。看了长安的办公楼、市民广场和公园，就说这里的干部奢侈，似乎太武断了一点。

东莞的长安，有其自身的发展特色与需要。它当然与众不同。而更主要的是，长安的城市建设完全是靠的自身发展，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桥一楼，都是自己用才能和智慧垒建而成的。他们没有什么不能显耀的，更何况显耀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嘛！

如今的长安犹如在贫清的荒漠中出现的海市厦楼。走在长安街头，街边店铺林立，各具特色的建筑鳞次栉比，完全有置身于现代化都市之感。在东莞所有城镇里面，长安是最富现代都市气息的一个镇。

长安镇的发展高招就是在土地上做足文章。

历史上，靠农业为主的长安曾多次划归虎门管辖。时光流转，长安和虎门如今在经济实力上难分伯仲，在国内“千强镇”的排名中，两镇都堂堂正正位居前列。相信不少长安人还能记起不久前长安镇委书记欧林高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满怀**地宣读一串串金灿灿的数字：“2007年，全镇完成生产总值176.4亿元，同比增长巧.9%；工农业总产值446.2亿元，增长10.4%，其中工业总产值444.8亿元，增长10.5%；税收22.1亿元，增长10.2%；存款余额240.2亿元，增长6.5%，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0亿元，增长0.7%；镇本级可支配财政收人12亿元，增长13.9%；居民人均收人20820元，增长13.9%。”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说起当年这段穷的历史，前任长安镇党委书记袁德和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前，长安只有一家农具厂、一家水泥厂，即使发展到1987年他刚到长安当镇长时，长安也只有外资工厂108家，产值和技术含量都相当低，如当地的水泥厂年产量只有2000吨标号200的水泥，“不能用来建房子，只能打猪圈”。当时的长安镇还是以农业为主，有5500（，亩水稻田和5500亩香蕉园，而且每年还得给国家上缴22万担的公粮。所以尽管每年耕种这么多水稻，但大部分群众还是吃不饱的，人民的生活很是辛苦。

长安以前是非常典型的农村，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那一张张淳朴的脸上没有一丝凄愁的表情，他们对自己的境遇也已麻木，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不知不久的将来他们天生下来的农民命运将被改写。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粗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人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许多张面孔里，有一张是李柏年的，在长安政府负责招商工作。当时的李柏年每天提着饭盒在罗湖关口守候着港商，终于有一天，他在关口处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再仔细一瞧，这不是他们村当年偷渡到香港的那个姓蒋的吗？李柏年立马迎上前去，和他叙旧探底。几句话后，李柏年探得这人并没发上大财，这也无妨，通过他介绍一些港商进来也是一种办法。于是从那以后，那姓蒋的每次回来，李柏年都要自掏腰包买鱼买肉请他吃喝一通。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眼见着他家屋后的空酒瓶堆了一排又一排，可引资的事一点着落还没有。来来去去吃吃喝喝净瞎折腾了，搞得李柏年在家里被老婆数落得狗血喷头！话说回来，其实那姓蒋的喝了李柏年那么多瓶酒，也是真心想要帮他引进一些港商进来，也为此在香港费过不少心思。事实上，他也确实带过三两个港商进来，可那些港商过来后，瞧一瞧长安这块地方，摇摇头走人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其实，这时候的港商不仅姓蒋的带来过，其他人也都陆续带来过。

长安公社的领导心急如焚，眼见着近邻的那些镇一个个都发达起来，可长安还不见半点动静，尽管一年前长安就踏上了招商之路，而且每个党员、干部也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工，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 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明摆着的嘛，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上了：

“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什么都没有，人家说我们是三没：没路，没电，没厂房。”

“是呀，＿七个月我也带来一个老板，人家一开始还挺有兴致的，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劲，就不肯跟我往里走了，我跟人家好说了半天，人家才肯接着往里走，可看了一圈，人家还是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对。换方式！”肖灼全面露**。

“怎么换？”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大伙看着他，一下子有点发蒙。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是我们拿什么建呀？办公室副主任李卓安提出问题：“我们账上没钱啊！没钱我们怎么建？”

“贷款。”肖灼全回答。

“贷款要抵押，可我们拿什么抵押？”

肖灼全说：“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最近查了一些文件，也向有关领导打听过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么一种做法：我们先成立一个农工商公司，然后我们以农工商公司的名义去贷款，这样就不需要抵押了，能够很顺利地贷款。”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没想到，政府要建厂房的消息一传出，农民们立马找来了，嚷嚷起来：“你们把我们的土地占了，我们吃什么？没有粮食怎么办呀？你政府发给我们农民吃呀？”“你们占有农田建厂房，万一工厂建好了，没人来怎么办？”

听到嚷嚷声，肖灼全出来了，他跟大家解释：“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占用农田的。”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李卓安还告诉我们当年长安招商的一些往事：“1983年，一位姓梁的老板来长安镇考察，看了一圈，实在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地方，说你们这个小会堂还可以，勉强可以做我的厂房，就这个了。梁老板看上的是公社开会用的会堂。当时肖灼全书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梁老板的工厂近百人，当时算是长安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来料加工厂。长安镇前期来的老板都很小，真正的大老板都不来。1984年来了一个大老板，是开达玩具集团的老总。他在长安考察一圈之后表态：我来投资可以，但条件有一个，你们必须先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厂房出来。我租你们的厂房！老板走后，大家都挺为难，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必须得抓住，可是政府哪里有钱建厂房啊？当时长安尽管通过各种途径搞了一些钱，但加起来，一年收人也才十几万，而建造这个厂房要三十多万。其实，钱倒不是最大的问题，可以向银行借款，但这也有风险，大家怕万一厂房建好了他不来了怎么办。因为这个事，党委一次次地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大家还是统一思想：建！后来厂房及相应的设施落实后，老板非常满意。开达玩具厂是当时长安引进规模最大的加工厂，后来员工有1000多人。第一批招工就一百多号人，当时我们将这些招工名额分配到各个村里，村民们可高兴坏了。这样既解决了村民们的就业问题，又能为家庭增加收人，大家逐渐尝到甜头，对辟地建厂也开始有了信心。”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瞒珊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

笔者在长安采访期间，总是能时常听到长安人对现任东莞市市长、当年长安书记李毓全的赞语。很多长安人都说，长安镇能有今天和李毓全是分不开的，他在长安镇的10年为长安打下了良好基础。

袁德和对此记忆犹新：“1987年可苦了。李毓全特能吃苦，招商蹲在罗湖火车站，一蹲就是老半天。有一次我们去香港招商，带上船员证，我们乘小渔船到达香港，在香港港口要接受海关检查，香港人当时看不起我们，把我们撂在一边。没办法，我们只能在公海里，躺在船上晒太阳。”

李毓全不只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而且才思敏捷，悟性极高，每做一件事都是有张有弛，犹如打一出赏心悦目的太极拳，如何开拳如何收拳，每一个招式，都胸有成竹。对长安的发展费尽心血，他先跑出去看，然后对比长安，反复琢磨长安的发展方向，他多次跟身边的人说：“现在形势也开放了，有外商来了，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任何事情都有个机会，机会过了就没了。长安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土地，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土地，让他们来发挥作用，抓住机遇。”

在李毓全这样的几届领导的呕心沥血下，长安镇终于迎来了辉煌。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长安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富裕城。走进长安镇咸西莲花新村，漂亮的小洋楼一排排整齐地盗立着，住宅统一设计为两层半西式别墅。这个村有300多户人家，家家一栋小洋楼，一户不落。这样的景象在长安镇并不稀奇。据悉，长安镇在2002年时人均存款就达到了15万元，近五成家庭购置了小汽车，现在几乎每户家庭拥有两部车。感受最深的是当年偷渡逃港的长安人：“你们月月有福利，年年有分红，医疗有报销，退休有钱支，我们在香港都不如你们啊！”

长安镇乌沙村早在1983年就建立起了东莞第一家来料加工工业区。他们当时牛气十足地挑选投资者，将不符合要求的投资者拒之门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仅约3000人的社区就已经汇集了10多家颇具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后来又办起了5个大型工业区，引进了270家外资企业，并涌现出93家、资产总值近13亿元的私营企业。时至东莞产业不断升级的今天，这家工业区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撼动，其所创造的工业产值仍然超过东莞工业产值的30%。可以说，工业区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东莞工业的发展史，而乌沙设置门槛的发展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启示。

在长安镇采访，我们还听说了一位叫李振强的马术健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成为首位参加奥运马术障碍赛的中国人。

李振强是长安锦厦的一位农民，改革开放后，他同家人一起做生意并越做越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一起到马场骑马消遣，喜欢上了马术，立志要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

其时李振强已年近30，不少人给他泼冷水，一般马术运动员都出自新im、内蒙古，都是自小与马打交道，你一个南方人，近30岁才学马，哪有那么容易获得成功？况且你一无马术知识，二无专业教练。家人对李振强的选择也十分反对，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去玩马，有什么出息？但此时的李振强已铁了心，他不但跑到省马术队看别人训练，还买来一大堆马术比赛录像带学习，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投人到马术障碍项目的训练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长安农民终于成了一名中国马术队场地障碍赛的主力队员，并先后在釜山亚运会、全运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给了李振强一个梦想，也让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难堪：这是中国马术选手进军奥运会最好的一次机会，因为中国作为东道主，自动获得了马术比赛的6个名额。但是马术比赛是一项人马合一的比赛，不仅需要骑手的良好素质和水平，还要有高水平的马匹才行。然而中国马术面临的窘境是，有人有资格，却没有马！能够参加奥运会的高素质良种马匹大都在欧洲，且价格昂贵。由于体育总局无法给中国马术队提供马匹，这意味着李振强这个国内顶尖的马术选手要想参加奥运会，必须自己想办法。2007年12月，李振强在欧洲选定了一匹适合参加奥运会马术比赛的马匹，这匹马的价格高达100万欧元。李振强向马主支付了订金后，便紧急回国筹集资金。回国后的李振强虽然四处奔走，到处举债，但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还是没有筹全，万般无奈之下，李振强尝试着给长安镇领导写了一封求助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镇上很快便给了他答复，并帮他凑齐了买马资金，这令李振强感激不已。

2008年5月4日，比利时赛马场，戴着头盔，穿着鲜红色燕尾服、白色紧身裤的李振强骑在价值千万元的赛马场上，在两分钟内，越过10多道1.6米高的障碍，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门票。

在中华古老的历史上，有许多感人的神话传说，比如“夸父逐日”“女娟补天”“界射九日”“精卫填海”，难道太阳真能被追到，天真能补得起来，小鸟真的能衔木石把东海填平吗？当然不能。实际上，这些神话传说传递给后人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开拓的精神。

长安镇开动脑筋，在土地上做文章，先筑巢再引凤的故事，使笔者不仅想起采访李近维时和他的一段对话：

笔者：都说东莞有钱，您能告诉我东莞有多少钱吗？

李近维伸出五指：五块钱。

笔者：此话怎讲？

李近维：第一块钱是财政钱。这块钱数量不大能量大，它的功能是起导向作用，关系到整个经济走向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必须把这块钱用好。如果我们大手大脚，乱花老百姓的钱，财政的钱就不够花，不够就得向企业要，老是乱收费乱摊派，企业回报率就必然低，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这不但影响税收还影响社会的就业率，造成恶性循环，那就太难发展了，如果我们尽量节省财政开支，减轻企业负担，并确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企业就会感到政府在为他们着想，回报率不错，他们就会积极追加投资，这还不单是增加就业和税源，还会推动科技进步，因为他们每次追加投资，都会购进新一代的设备，采用新的技术。所以我尽量节省行政的开支，精打细算用好财政这一块钱，以此把经济导向良性循环。第二块钱是东莞本地集体和企业的钱，这块钱的功能是以资引资，给外来投资者铺一条可进可退的道路。第三块钱就是外商的钱，这块钱主要是用来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增加就业、推动科技进步。第四块钱是老百姓手中的钱，这块钱是稳定社会用的。不但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且要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引导他们重视积累并用于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企业的股份或成为业主，兼有劳动收人、经营收人和投资收人。第五块钱是银行的钱，是润滑用的。通过稳定金融，让老百姓放心把零星款项和不用的钱存人银行，再贷给企业加速经济的发展。

笔者：有意思！

李近维：这五块钱呢，第一块财政的钱，得用有形的手去用，其它四块钱则是用无形的手去用，用好第一块钱，其它这四块钱就能为我所用，能够把这五块钱用好就不错了。

笔者：刚才您讲到第二块钱，说要给投资者铺一条可进可退的道路，能否详细谈谈？

李近维：为什么要可进可退呢？给他退路是为了让他放心进来。人之所以敢前进，一定要有退路，没有退路就不敢前进了。晚上你把门关上睡觉，你会觉得安全，但是如果关上门以后，钥匙由公安局拿走，自己出不来，你就宁可不关门或不进去了。人没有退路是不敢前进的。

关于退路问题，李近维讲起他小时候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从小就帮家里做饭。那时家里穷，经常吃剩饭，蚂蚁也就经常来光顾。我中午放学回来，一看蚂蚁在剩饭里，就想办法把它赶走。我使劲摇动饭盆，而蚂蚁就是慢慢吞吞不想跑，后来我又找了个盆，放了半盆水，把饭盆放中间，心想你不走我还不让你走了呢，我要把你淹死，因为饭盆四面都是水呀。我把它盖住，先做饭去了，下午下课回来时，以为蚂蚁肯定死了很多，一看，水里并没有几个蚂蚁，再看饭里，也没有蚂蚁。奇怪，蚂蚁跑哪儿去了？再一瞧，它躲在盖底呢。原来蚂蚁不敢下水，怕被淹死，没有退路，它也无心吃饭了，老是在盖底转来转去找出路。出于好奇，我又找来一块糖，先把蚂蚁引来，再做试验，这使我知道，原来蚂蚁没有退路是无心吃东西的。我后来在想啊，蚂蚁那么小都有这种智慧，人呢，没有退路也是不敢做事的，对于外商来说，你越是不让他走他就越不敢进来，所以我们先给他准备好退路。因为外商开始时对我们还不了解，不放心把钱固定在土地上，有的还不一定有那么多资金，所以在初期，厂房等不动产的投资基本由当地兴建租给他们使用。既想他们之所想，我们自己也可把积累转化为投资，这是双赢，何乐而不为？”

看得出，李近维是个打小就爱思考的人，民间生活的朴素辩证法不但被他运用自如，而且充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

李近维所讲的蚂蚁的退路实际上也就是先筑巢再引凤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后来被东莞基层干部深刻领悟，实践到工作中。厚街陈屋村的发展便是明显的一例。

改革开放后，厚街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得到港商们的青睐，“三来一补”企业很快发展起来。每个村都陆续引进了企业，使厚街的经济有了起色，唯有北面的陈屋村还穷得叮当响，一条水泥路都没有，村里男人都娶不上老婆，成了光棍村，及至1987年还没引进一家外来企业。

如何改变陈屋村的落后面貌，厚街镇党委把眼光放到一个叫陈志明的年轻人身上。

陈志明是陈屋村的才子，曾做过宣传工作，后来村里小学缺教师时，他便在小学做起了“园丁”o 1984年陈屋村党支部改选时，头脑灵活的陈志明被村民们选为村官。

1987年7月，陈志明出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陈志明早在读书时就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在日记上郑重地写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难题对年轻的陈志明是一种挑战。实际上，在他出任村支书之前，他早在心里琢磨开了：陈屋村占地面积约1.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1000多人，相对来说，土地嫌多，在种田上找窍门，没戏，但想要致富，又只能在土地上动脑筋。而村里目前的状况是投资环境很差，连条水泥路都没有，想要引进外企，不改变现状绝对不行，必须有所突破。陈志明觉得应该先建出一个厂房，把巢先给筑好。

可是钱呢？钱有一点，上任这天，同时兼任村支部出纳的陈志明接到手的是6700多元的流动资金。这点钱能算钱吗？杯水车薪而已。陈志明找到厚街领导，把自己这个筑巢引凤的想法跟领导如实做了汇报，希望能得到支持，并请求贷款20万给他建厂。领导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即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陈志明一有时间就往外跑，到处游说港商到他们村来投资。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被陈志明的热情和执著打动，当然更被陈志明开出的3万块钱一亩地的低价打动，来到陈屋村买了90亩土地。90亩土地一卖，扣除征地费用外，陈志明的手上一下子有了几十万元的收人，再加上20万元的贷款，陈志明顺利地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厂房。不久，一个做鳄鱼皮手袋的新加坡老板看了厂房，甚是满意，想买，陈志明求之不得，厂房土地一起卖。卖出之后立即开始投建第二个厂房，同样的方法，又建了第三个厂房。短短一两年时间，陈志明就把陈屋村给发展起来。

陈屋村变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使村民有了奔头，一个个不再土头土脸打不起精神，连外村的姑娘都愿往陈屋村嫁了。

1991年陈志明被评为东莞市十大杰出青年，1992年，陈志明调厚街镇政府，临走时他给后面的领导留下了900多万元。

说起当年在陈屋村的冒险作为，陈志明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不敢闯，不敢冒险，那你怎么发展？

新的财源开始以涓滴之势滋润着这片干涸日久的土地。

当年的东莞人就这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热土上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掀起了当代中国人的风流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