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人，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说起来，虎门人的商业头脑历史悠久。

早在明代以前，虎门人在农闲时便开始用沿海边上的野生水草编织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香港开放后，洋人进到虎门，见到漂亮的草制品，便来收购。虎门人从中看出商机，发现水草越高挣钱越多，索性将野生水草变为人工种植，同时又提高了编织工艺，这样赚得更多。后来虎门人看到洋人仅靠贩卖就能赚上大钱，于是便学着自己做商人，把草制品送到香港，又借香港的关系运到欧美，乃至全世界。渐渐地，虎门便成了中国经商的前沿地带之一，明代时就已向外通商了。那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就在广州，而其中一个分关就在虎门，后来这种出口一直延续下来。在民国时期，据日本海关统计，广东最大的出口就是虎门的草制品和顺德的蚕丝。

即使在最贫穷的日子里，虎门人的精明头脑也没闲着。

1963年，中国农村形势发生变化，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化肥紧缺。虎门人听说香港的跑马场需要大量的马饲料，而那里的饲料都是从外国运过来的，成本很高，便琢磨利用虎门的新鲜稻草替代马饲料，跟香港交换化肥。于是，虎门人就悄悄跟香港做起了稻草换化肥的生意，给虎门的农业生产解决了大难题。据说当时虎门公社有一位陈姓领导，主动去跟香港人联系谈判，后来“文革”时，因此事被说成是里通外国，还受到了批判。

可以想见，改革春风下的虎门人，脱离束缚后是如何地大显身手。一代农民终于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中摆脱出来。被长期压抑的生产力，像地层深处的岩浆一样喷射而出。天时地利人和，聪明实干的虎门人终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2006年虎门GDP达到148.45亿元，各项税收总额达30.83亿元，规模超过内地一个中等城市。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从一个农业镇已经完成工业化，成为了工业大镇。过去大家认识虎门，可能是通过虎门销烟，现在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切人点，就是虎门服装，这已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钟淦泉介绍说。

历史上曾与草织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人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上至钟表服装，下至针头线脑，有什么卖什么，缺什么买什么。只要能赚钱，一元两角不嫌少，十万八万不嫌多。汇通天下，财源滚滚。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人“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是东莞长安人，1975年在汕头当兵，1980年转业在虎门党委办当秘书，1990年从政府出来负责富民时装城的工作。他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当时还是我去工商局注册的，那时搞个体户别人还都看不起，我想了想，就叫富民，没想到‘富民’现在成了广东著名商标。”说到这，孙俊才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当时我们虎门自己的服装还只是初级的，都是替别人加工，档次很低，每件衣服批发才五六块钱，那时年销售也就两三个亿。当时我们发现，如果服装没品牌，利润就很低，于是我们很快又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19％年我们又去大连参加第七届服装节，我与钟镇长、邓镇长一起去的，当时大连也发现虎门服装已经做得很红火了，想招我们的客户过去发展，把我们虎门说成‘南国服装集散地’、‘中国女装名镇’、‘服装名城’，我们这才知道虎门在外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名气，于是我们也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后来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办第一届时大家还很担心，怕没有人来，毕竟大连是大都市，我们只是一个小镇，服装协会的领导也很担心我们办不起来。没想到，第一届服装交易会办得非常成功，来了好几万人，销售额6个多亿。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虎门服装交易会不仅扩大虎门服装的影响，促进服装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能才将士。1998年举办的那一届就吸引过来一个人，他就是东越服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东林先生。

说起郭东林，东莞人未必知晓，但说起“以纯”服装，全中国的人大概都有听说。2003年，“以纯”品牌被评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在全国遍布了3500多家专卖店。如今的“以纯”已发展成为拥有14家分厂，员工两万多名，年销售额近8亿元，集品牌经营、产品开发、规模生产、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堪称虎门服装企业的龙头。

如果说，虎门是东莞众多“群虎”中的领头虎，那么，“以纯”就是东莞服装业中的一只领头虎。

我们去虎门时，郭东林正好出差在外地，他的秘书曾伟君接待了我们。说起自己的老板，小伙子满脸敬佩。

郭东林出生于广东河源的一个小山村，因家境贫寒，读到高二便辍了学，不久只身来到广州，在一家水果摊卖起了水果。即使在这样窘迫的生活中，郭东林仍不失进取，白天在水果摊做帮工，晚上匆匆去夜校读书，一年下来学完了工商管理的课程。一个偶然的机会，郭东林认识了一位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从此便跟着在珠三角一带制衣厂收购仓底货转卖。两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珠三角的所有制衣厂，也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7年，郭东林在番禺开了个只有15个工人的小厂，然而，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壮大了企业，员工达150人。1998年，郭东林参加了虎门的服装交易会，此后不久他便将工厂搬到了虎门。

也许是虎门这块风水宝地使郭东林如鱼得水，短短几年，他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地迅速增长。20多岁的郭东林成功地成为东莞最年轻的富翁之一。

郭东林的成功，来自于他极具前瞻性的开拓思路。

在第一次参加虎门的服装交易会时，郭东林还只是一个普通服装厂的小老板，在会展上租了两个展位，展了10多件衣服，即使有外商向他订货，他也因工厂规模太小无力接单。但这个有头脑的小老板这时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他感觉自己要想做大，必须走品牌之路。当时虎门政府也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家打造品牌，于是郭东林创造的“以纯”便成了虎门1999年会展时重点推出的7大品牌之一。在这7大品牌中，“以纯”实力最小，但郭东林当时却做了一件不同凡响的大动作，他从并不宽余的资金中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强势的广告宣传，这吸引眼球的举动使“以纯”一炮打响。

交易会不久，老客户再到富民城去批发“以纯”时，却再也找不到其踪影了。一打听，原来“以纯”已悄悄退出了批发市场转而走专卖路线。要知道当时“以纯”的批发生意有多红火，最多时一个月可批发走200万件。人们对郭东林的举动甚为不解，退出批发市场意味着失去很多老客户，一切得重新开始。但郭东林有他独特的看法，他感觉在人们一窝蜂搞批发的时候，“以纯”应该独辟专卖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市场先机，抢占市场制高点。

事实证明郭东林的感觉是绝对正确的，两年后，当人们感觉到批发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而纷纷转向专卖和特约加盟时，“以纯”早已在全国一级市场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位年轻富翁跳跃式的成功向我们证实两个字的分量——开拓。《棋经十二篇》有“宁输数子，不失一先”一说，若要抢占更多成功机会，还得先行一步。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原东莞市政协主席陈矛认为：早年的来料加工，对东莞各镇的产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总结说：“这些企业一开始都是一两家进来试探性地发展，等事业发展壮大后再产生榕树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莞。有些企业需要配套的产业，比如三星公司，单靠它一个企业无法将所有工序都完成，因此，当它在东莞发展起来之后，就说服包装等产业环节的企业一同来莞发展，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产业链逐步完善起来。现在想来，对于东莞的发展来说，来料加工的贡献是很大的，没有来料加工打基础，就没有东莞今天的大发展大繁荣。来料加工不仅为东莞带来了技术、人才，也积累了资金。像大朗镇的毛织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来了几家较大的毛织厂，许多本地人都进厂务工，掌握了毛织厂的工序、流程、技术之后，一些人就辞工出来单干……”

陈矛所说的大朗镇，我们恰好也采访过，这个镇的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毛织业是大朗民营经济的主体，也是富民强镇的特色产业。

历史上大朗是个小镇，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是由一位姓娄的人从香港带过来的。这位娄老板是广东人，在香港搞毛织业搞得很有成就，改革开放后，他想借此机会在中国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于是便通过香港的一个大朗人来到大朗的大井头村，投建了一家毛织厂，即大朗毛织一厂。这家毛织厂当时采用的还是传统手摇机，但大朗人却像见了西洋景似的感到很新鲜。这家工厂的创办也忙坏了所有的大朗人，人们纷纷走后门找关系，都想跳出农门。当时的大朗实在太穷，虽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但人多田少。为了贴补家用，人们还得上山砍柴。砍柴很辛苦，往往要在凌晨一点起床，带着斧子锄头推着胶轮车到山上去砍，如此辛苦一天，收人也就3毛钱，第二天还得挑到几十公里外的石排去卖。因此，那个时候如能有机会进到外企打工，那可像进到天堂一样了。也因此，当时进到厂子里的这批工人立马身价倍增，连找对象也多了不少筹码。

当时大朗毛织一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是一个能干之人，脑袋也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需太多技术，也无需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1打12件）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为了扩销，我们又出去找了代理商，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国外。虽然代理商赚了大头，但还是比给港企打工要强。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领导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因为农民只知道赚钱，却不知道如何买土地、办手续、完税等。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巡，大朗就不会有今天。因为当时的政策很严，一个厂请多少工人，共产党员能不能办工厂都是有规定的，如果有企业家想要人党得看他有多少工人，超过8个人绝对不批准。”叶锦河说到这里时，语气明显沉重起来。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小平同志。后来我们更加放开手脚，对有心贷款的农民，镇里帮办贷款手续，村里担保，免税三年，用水用电免初装费，土地优先安排。之所以采取这么优惠的政策，我们是考虑到企业正在起步时期，这时你不拉一把，企业就成长不起来，就像一棵小树，狂风暴雨成长不了，春光明媚才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到了1995年，我们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0年，我们在上海搞了一个很大的推广活动，让一些女大学生们穿上大朗毛衣，披上红缎带，在南京路上走来走去，当时在上海引起轰动。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朗毛织产品展示会，让世界认识大朗，也让大朗认识各地的朋友。2002年8月，为了把产品更好地打出去，我带队去东欧考察，去了25家企业，带回了400万美元。接着我们又去了意大利的米兰、罗马等国际服装名城。现在有100多温州人在意大利推销我们的衣服，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大朗拿货，一年赚了上百万元……”

有了影响，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产业影响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镇有50（城）多家毛织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市场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采访完叶锦河，我们在大朗镇的巷头村做了一番采访。巷头村在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条街，长100米，宽4米，叫大朗街。村里第一家毛织厂是1979年村干部们到深圳渡口引进来的，叫协和毛织厂，当初还是用村里的库房办起来的。当时，招了三四十名本地村民，开始时工厂将工人的工资交给村里，村里则将工资算成工分，一个工人一天算10个工分，工人们对此很不满意，一番争取后，终于在一年后直接从工厂领到了工资。几年后，这批工人在厂里学会技术之后，纷纷出来开厂，如今都已成了老板。很多村民也学着买台机器回家，买点毛线织成毛衣往外卖。很快，做得好的一些村民又从家里的小作坊跳出来办起了工厂，先是帮港企加工，慢慢扩大规模，后来自己接单。村民们刚开始搞企业时，资金不多，村委会就给他们提供担保，向信用社贷个五六万元，引导他们慢慢发展起来……

在大朗，我们还走访了一些企业，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感谢大朗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大朗民营商会陈会长特别感叹大朗的发展速度，其实他自己的创业神话也令我们称奇。陈会长以前在机械厂做工，1987年停薪留职投了几万元办起了工厂，一开始只有30来人，做一些简单加工，慢慢便发展起来，现在年产值已达1亿多，工厂占地20多亩，还自创了叫“纪帆登”的品牌，搞得红红火火，在大朗毛织界很有知名度。

细细推敲大朗这些年走过的路，再纵观东莞，以及东莞各镇、村这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走着走着，到了一定阶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升华，既是多年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同时也是东莞各级决策者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地区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事实上，东莞各镇的发展也并非都是云龙风虎，比如樟木头镇后来的发展并没完全借助来料加工这个“酵母”，而是独辟蹊径，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小香港”。

2006年7月7日，笔者来到离东莞较远的樟木头镇。这是个山区小镇，如果说东莞在地理上有着与深圳毗邻的优势的话，那么樟木头镇与这样的优势毫不相干。1990年前的樟木头镇还是很穷，眼看着虎门、长安等乡镇的飞速发展，樟木头人着急啊！光着急有什么用？镇党委书记黄伟明上任后，他分析了樟木头的情况，认为樟木头虽然没有虎门、长安与深圳毗邻的得天独厚优势，但作为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山区，樟木头可以做虎门、长安没有的东西，比如能不能吸引厌烦了闹市生活的香港人到山区来买房居住休闲度假呢？“香港一年有300万至500万人外出度假旅游，我们樟木头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把港人引过来，让他们住在我们樟木头，只要他们在这儿买了房子，我们还怕招商引资不成？”黄伟明向干部们这么‘讲，大伙茅塞顿开。

“是啊，香港和深圳的房价那么贵，同样的别墅、公寓房，我们这儿便宜一大截。不相信香港那么多中小老板看不上我们樟木头！”

“是呀，咱樟木头虽然边远了一些，但我们这儿有一条铁路，从深圳下来也就半个来小时，交通上不会构成香港人的不方便。”

“盖几幢房子上香港市场试试，看有没有人来买！”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就开始“试吃螃蟹”起来。

“只要政府支持，我看准行！”东莞最早一批“三来一补”的港商梁英伟先生听说后，很是鼓舞。他表示愿为这事给樟木头贡献点力量。在他的穿针引线下，港商钟汉强带着他的展基集团捷足先登樟木头，建起了第一批针对港人的商品房——“展基广场”。当时的房价是1800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这价格对香港人来说，等于是白捡一样，首批房子一抢而光。樟木头政府看着高兴，接着便与另一位港商搞了个“翡翠花园”，房价每平方米1500～1800元人民币，几天之内竟然又是销售一空！

“樟木头有便宜房！”“要想住别墅，就到樟木头！”一时间，香港人差不多全都知道东莞有个“可以白捡好房子”的樟木头了。

樟木头从此名声大震。

“最旺时的销售，一天能卖出一二百套！每到节假日的夜晚，我们樟木头简直就成了‘小香港’！大街小巷和公园广场上都是香港人。尤其是一片片连结而成的别墅区、公寓区，那灯火辉煌的景象，真使我们樟木头变成了一个‘不夜城’……”樟木头的一位镇干部自豪地说。他告诉笔者：“过去的樟木头只有一条百米长的老街和一个破车站。现在的樟木头，居住着10多万人，其中中高档公寓和别墅，有一半以上是香港人的。他们在节假日到这儿居住和生活，平时他们的父母和孩子在这儿居住，樟木头因此兴旺起来。人一多，其他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消费业都跟着上来了。我们镇上每年都要举办‘香港人旅游节’，每一届都有不同主题，时间也很长，第一届办了45天，第二届两个月，主要是让来这儿居住的香港人能在樟木头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你别小看了我们樟木头，美国、新加坡等国际新闻媒体都十分关注我们这儿的房价！”

根本不用怀疑，眼前的一切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了：走进如诗如画、宽阔无边的“御景花园”，笔者仿佛进人了“人间天堂”一般的迷宫之中。这里的豪华别墅、新式公寓，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这样规模的地产，在北京、上海也是少见的。据业主介绍，这里住了上万户居民，香港人占了绝大多数。

实际上，樟木头的这种定位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阻碍就是如何突破乡镇发展模式，塑造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把房产品牌在港人中打响。为了集中发展房地产业，营造香港人喜欢的市区集中、生活方便的热闹氛围，也为了避免占地过多和环境污染，樟木头首先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将所有的工厂都搬迁到镇的外围，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樟木头的镇中心已没有一家工业厂家。在这个全国文化广场密度第一的镇区内，镇、村二级文化广场16个，近50万平方米。

这就是樟木头的特色经济。这就是东莞市的特色经济——每一个乡镇，可能就是一只经济腾飞的“小老虎”。这些“小老虎”组成的区域经济所形成的东莞经济，便是虎虎生威的东方经济！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或者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成功典范。这，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