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东莞这块土地。因为在这里，即使一滴滴苦难的泪水，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结成一颗颗闪亮的珠宝。

谁曾料想过，1962年那个长长的浩浩****的逃港队伍，在16年后竟会化成一座从这头到那头的桥梁？！

这是怎样一座神奇的桥梁啊？

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桥梁！

正是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又反回身来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为东莞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你听，他们在1962年匆匆逃港时悲枪的脚步声，和16年后东莞改革发展前进的足音重叠在一起时，合成一首何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啊！

东莞，你何以如此幸运，让幸运女神对你宠爱有加？是何种伟力让你化腐朽为神奇？化悲剧为喜剧？化苦难为财富？

水激则早，矢激则远。然而，记忆依然是沉重的。

关于1962年5月东莞那场大逃港的高峰场景，许多亲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笔者描述过——

据说为了庆贺英国女王诞辰，香港将打开边境大门，听到消息的东莞人已经来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拥到通往宝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那条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结成一条长长的人流，像一条凶猛的洪流扑向宝安。匆匆赶路的人们大多头上还戴着种田时的斗笠，个个面无表情。他们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前程，他们匆匆赶往的将是同一个目的地：宝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时有各个公社的手扶拖拉机急匆匆地开过来，虎门公社的，长安公社的，凤岗公社的，东莞县里的。公社干部们坐在拖拉机上，手里拿着喇叭急吼吼地喊叫：“不要去香港！不要去香港！大家回来！”拖拉机“突突突”地沿着公路开，干部们也一路嘶着嗓门吼着：“虎门的人跟我回去！”“长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没人理睬，人们把斗笠尽量压低，脚步迈得更快……

在这条长长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瘦弱的身影昨天还坐在虎门中学的课堂里。这个少年来到人间才刚刚17个年头，在这17年的人生体验中，饥饿是他唯一的感觉，即使是此刻，这种感觉也是如此强烈。夹杂在疯狂的逃港人群中，他的内心充满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前程，也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命运将怎样的变幻莫测，更不知道又一个17年过后，他将成为中国农村“三来一补”的第一人，为他家乡的经济发展写下极其浓厚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张光。

作为一个逃港人，能改变自己命运已属不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都不要想。然而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却偏偏在东莞发生着。谁敢想象，这次疯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变东莞后来的命运。

东莞的确是块神奇的地方。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着戏剧般的因果关系，无论这个因是悲还是喜，结果只有一种，喜！

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龙眼村这个村名很独特。龙眼村盛产荔枝而不是龙眼。龙眼得名于村口的一口古井，相传是龙王的一只眼睛而得名，可惜这口井早在’‘文革”期间就被填平了。另一种说法是，大岭山脉屹立在虎门镇东北面，大沙河蜿蜒盘山而下，宛若游龙，河口湾处恰好有两座小山丘，对峙在河的左右，如同龙的双眼，龙眼村因此而得名。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这就是如今的龙眼村，与现代化城市没什么两样，笔者丝毫想象不出当年贫穷落后的旧貌。

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他告诉我们，龙眼村方圆8平方公里，全村两千多人大部分姓张。“改革开放前，我们这里很穷的，10个工分只有六七毛钱，能有一块钱是最好的了。分了口粮就没有钱了。当时听说香港那里比这里好很多。说香港那边‘吃油当吃水，没有老婆有老举（妓女）’。”

1978年改革开放时，张志伟刚刚高中毕业，此后做过教师，种过地，跑过运输，当过外资厂厂长，1993年到村委会当委员。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敞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对于这件事，2008年11月，在本部书稿即将下厂印刷之前，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的黎桂康也向笔者作了补充回忆：“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省委组织部的读书班，张旭森受到很大的委屈，含着眼泪，长途跋涉跑到广州找到我，向我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太平已引进了中国第一家镇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镇可以搞‘三来一补’，那么，村是否可以搞呢？我感觉应该解放思想。龙眼村的经济以前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也是搞单一的水稻，另在山岗边种一些红薯和木薯，经济非常落后，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村的分配每年只有300元，如果按张光办厂的合作合同，一个进厂的农民一个月的收人就有300元。一个月等于一年的收人，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人，对农民来说，应该是好事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于是，我特地请假回来，赶紧召开了公社党委会议，组织学习全会精神，并联系龙眼村办假发厂的事情展开了辩论。会上，公社‘驻片’（龙眼和北栅同属一个片）领导坚持三个立场：一是张细家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让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回来剥削贫下中农；二是不能让宜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变成工厂厂房；第三龙眼村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不能插上资本主义的黑旗。但多数党委认为，过去我们长期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单一经济，农民不能富裕，现在有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旧的思想束缚？有些党委说，张细家家庭成分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来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坏，祠堂也不是天天用，腾出来办厂搞收人有好处，农业学大寨不能越学越穷，眼前有一条致富出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经过两天的讨论，我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同意龙眼村与港商合作办假发厂。”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如今的龙眼村早已致富。像许多村一样，龙眼村早已没人种地了。张志伟告诉我们：村里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分两块，一是租厂房，二是租铺位。村民的分红每月1000多元。到了一定年纪的农民（男60周岁、女55周岁）每月还能领上200元的老人金。村里的文化设施应有尽有，有广场、运动场、老人活动中心、游泳池等。他还向我们介绍：张细、张光兄弟俩后来又介绍了不少其他港商进龙眼村办厂。他们自己在虎门有5个厂，投资几个亿，建成了三四万平方米的厂房，成了香港最大的美发公司。张细现在是虎门香港同乡会会长。另外，龙眼村还有个叫张佛恩的人，是村里最富的人，在中国富人榜也排名靠前呢。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之前我父亲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亲生我小弟弟张光时，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浆，很快就病死了，父亲一伤心也跟着去了。父母死后，我们家的家产被亲戚给搬走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

我上面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

1962年，听说香港有十来天放开海关的大门，当时我大弟弟刚读完初中，我给他做了一些干粮，让他先走。我大弟弟很顺利就逃到了香港，他一到香港就写信回来，说解放军还告诉他们怎么走，从什么地方去香港。那批到香港的人来信后，我们这儿跑的人更多了。5月18日那天是大批大批的。其实那时香港也非常需要大批劳动力。没有偷渡工，香港根本兴旺不起来。接到大弟弟的信后，我一看挺顺利，所以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稍一耽搁，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那次我就没去成。现在回想起来，1962年没去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因为他们走后不久，“文革”就来了，整整10年的“文革”，我吃尽了苦头。假如那时候我也出去的话就不用受这10年苦了。

我的姐姐弟弟在香港那边碰上了头。刚刚去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做临时工，都没有理想工作。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被师傅欺编过，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当时很多外国人流行戴假发，每人都有好几套假发，就像衣服一样。张光感觉到这里有商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他发现做假发产品，最难的就是把头发漂染上色，于是他就买上一个电饭锅和一些化学原料，自己去做试验，对比着做，渐渐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张光是个“语言天才”，他在外面跟洋人一学就能谈得来，做生意没有语言障碍太重要了。后来有家韩国老板诸他去韩国做技术师傅。在韩国，张光找了韩国媳妇，并且学会了朝鲜语。他的脑子很灵光，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产品，比如模特儿头套、接发等技术，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 当时我哥哥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他跟外贸局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样我们也能及早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 当时张光除了在龙眼村办厂外，还在东坑镇和莞城办了厂，都是做跟头发有关的产品。 当时东莞外贸局派了一个叫陈辉的人，是他和张光在深圳签的合同。当时投资才20万。我不会英语，就在大陆这边帮张光管工厂，他在香港那边主要负责接外国货单。

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遥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XX）至一万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我是1980年偷渡去香港的，当时也有过走和不走的扰像。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开始松动了，另一方面我去香港也没问题了。考虑了3天3夜，内心还是担忧多一点：我1962年没去成，一见18年过去了，人生还有几个18年？虽说大陆改革开放了，不走也可以了，但是共产党会不会再搞运动，我会不会再吃一次苦？最后我决定还是走。

那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张佛恩送我去海边的。他妈妈做过龙眼乡乡长，改革开放后，他开手扶施拉机，搞运输，我们俩一起跑。1978年底，张光回龙眼村，捐了一台汽车给村里，张佛恩当司机，我那次偷渡，就是他开的这台车送的我。我是从深圳娜绣中华位里上过去的，坐船半小时就到了香港。那一次，我家里7口人，一下子就走了6口，我最小的儿子6岁，长了脑瘤，当时我没带他走，我在那边安顿后才申请把他接过去的。那一年，我们龙眼村跑了五六十人去香港。

我去香港其实也只是拿个身份而已，还得要回来合作做事，所以第二年我就回来了。那时搞来料加工，我主要的任务是把原料运过来加工。最早和村里合作，合作不太成功，我又跑到厚街搞了几年，后来村里又去请我回来。

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当了30年农民，也做过木工、泥匠、织过渔网。我插袂一天能插2亩地，1亩地给5毛钱，15岁就买了牛耕地，只是后来土改分地时，我成了我们村最差的，因为我成分不好。“文革”时被整惨了。现在别人跟我说，你现在可以报仇出气了。我说算了，以前斗我的那些人，他们看到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有5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都做自己的公司。他们做生意时，我只给他们指一条路，不给钱，只有女儿在广州装修假发店时，我给了她9万元，现在他们都很出息……

张细出生那年，正好与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相隔整整100年。他这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历尽沧桑的张细在谈话中并未过多流露出命运对他的不公，童年捉田鸡的经历似乎成了他童年唯一的快乐记忆，“就是捉田鸡你也得琢磨，一年四季捉田鸡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勤动脑筋。”

正因为勤动脑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目前，他分别担任着香港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限公司、宏达纸品厂、广州金创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君悦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主席。企业年销售收人超过3亿元，在香港每年纳税都在500万港币以上，他个人所得税每年也在300万以上。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来他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捐款100多万元。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人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这是一笔多么令人骄傲的财富啊！

采访中，张细提到的张佛恩，笔者也曾听说过。第一次到东莞采访，笔者住的便是市区的一家国际大酒店。人住当天，有人告诉笔者：这家国际大酒店的老板叫张佛恩，这家国际大酒店是他送给女儿的“嫁妆”。哇，你们东莞的老板这么有钱呀？当时笔者就曾这样惊呼过。

原来这个东莞有名的大亨张佛恩，便是张细先生当年一手提携过的人。“1981年我与张佛恩一起在村口办了一家‘沙河餐厅’，两年后，恰逢虎门镇大开发，我和张佛恩便联合建了‘龙泉宾馆’，这个宾馆当时在虎门是最高档的。我们三人合的股，我10万，张佛恩5万，还有一个香港人出了两万。可17万哪够盖楼房嘛！那个香港人一分钱不愿多出，于是我又出了30万，后来又贷了一些款。宾馆开张后，生意特火。张佛恩很会经营，宾馆一直交给他打理。6年后，我把我赚的2000万元的股份卖给了张佛恩，继续干自己的行当。张佛恩则一直干他的酒店业，后来生意越来越红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盖，成了东莞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张细谈起张佛恩时，言谈之间满是欣慰和自豪。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们不是没有吃的呀，我们东莞在解放后一直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大县，六七十年代的东莞和内地一些地方比较起来，是个富裕地带。可是，越是富裕地带，对国家的贡献就得越大啊！”那天在东莞文联办公室，提起当年的辛酸往事，邓慕尧的眼圈都红了，他说，“我最近为我的家乡搞一个村史。六七十年代时，我们村所有的土地都种粮食，每年生产粮食7万担。7万担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然而我们村4000人却粮食不够吃。因为在人民公社时期，你生产的粮食得要上缴啊，缴公粮，缴余粮，还有三超粮、爱国粮。我们生产得越多，贡献越大，可我们自己却穷得掉眼泪。我小的时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粮食不够吃，每家每户规定多少斤粮食，一个人也就十来二十斤的，肯定不够，当时我们还种那个杂粮，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时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们不是没有米呀，我们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缴给国家了。虎门这个鱼米之乡，有水有鱼，村上的人干活回来，不愁买菜做饭，随便到河里一捞就有鱼，闲时摸鱼捉虾还可到市场卖点钱。1958年开始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要搞共产主义，所有家里的锅都砸烂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记得那年我刚好考上镇里的中学，我去学校得走12公里，都是走路去，走到哪个村，就可以在哪个村吃饭，当时都是人民公社学员，哪里的饭堂都给饭吃，吃到你饱，但这种吃法吃了3个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后来就没的吃了，接下来很快就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艰难了！我记忆中，1959年最紧张，我们学生每顿也就2两米。当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没的吃呀，不但要读书，还得挑砖挑瓦建校舍，办小农场，农忙季节还要下乡抢种抢收，劳动强度也很大，你吃这么一点怎么够呢？学校发动我们上街捡香蕉皮，砍香蕉树，剁碎了后连同那个发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时可真饿呀……”

生存，居然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也变得异常艰难。

贫穷，这是两个多么可悲的字眼，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去考虑，任何人也都不会愿意在他的一生中去寻找这种特殊的“财富”。这远远要比它给虚幻的人生与抽象的社会带来的痛苦多得多。

穷则思变。饿急了的人们开始向香港的亲戚们伸出了求救之手。

1960年前后，接到信的香港人想方设法赶回来，给他们饥饿中的亲人带回吃的，一包又一包，还有一些他们不穿的衣服，而那些回不来的香港人也通过邮寄方式，寄回一罐罐猪油渣等副食品，缓解饥荒，补充营养。

所有的人见到这些东西后都傻眼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以为，香港是人间地狱，社会主义国家是人间天堂。此刻，他们迷茫了，究竟哪是地狱哪是天堂？

他们渴望走进一个能吃饱饭的天堂，渴望能真正吃到卖火柴小女孩火光里的丰盛美味，而不是只能在火光里见到。

再一打听，他们更傻眼了——在香港做苦力一个月能挣几千甚至上万块钱，这边一个劳动力日值才三四毛钱，除去口粮，一年下来也就一百多块。天哪！也就是说，人家干一天挣的钱比我们干一年的还多！

这次傻眼之后，他们不再迷茫。他们相信，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们要奔向真正的天堂！

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人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一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去。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拥入深圳。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可以说，像我这样年龄的虎门人几乎都逃过香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时候逃港是件心照不宜的事。白天，大家还安安静静地在地里干活劳动，到了晚上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去东南角’，于是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人了。生活在海边上的虎门人大多是渔民，自己有船，也熟悉路。”说到这儿，邓慕尧把话题转了回来，“实际上，逃港在今天看来，对东莞后来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1962年左右逃港的那批人，他们知艰识苦，拼搏赚钱，创立了一定的基业，一旦内地的门打开，他们情牵故土，一是他们自己回来投资，二是他们介绍关系进来。所以现在虎门、长安、厚街等地方发展得比较快，其中得益于当年逃港乡亲的先觉精神。”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每100个就有一个是虎门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