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过，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只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攒下一点钱，但这点钱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钱了。老家这边没走的人这些年都发财了。我现在挺后悔的，没想到，我们这边发展得太快了。他们都有分红，我们这些人就没份了……”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你很难说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其实，人生的命运真是深不可测。当你朝着你期望的这条路走去时，结果走进的却是另一条路。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人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4月29日，县革委会颁布《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笔者在虎门、长安等镇采访时，总是无法避开“逃港”这个词。这两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当时的偷渡重地，公社党委的两大重任是“学大寨，防偷渡”，虎门12公里海岸线竟设有17个防偷渡点。

那天在李玉龙的帮助下，笔者在长安不到半天时间就采访了四五位当年的逃港参与者，在此，笔者顺手摘录两例口述作为论证。

王先生（原长安公社厦边村农民）：我只逃过一次，那是1979年。当时我们村很多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先后逃走了。看别人都走，我和几个朋友也一起商量这事。我有一个朋友逃过好几次，他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他的。我记得我走的那天刚刚过完中秋节，我随身的包袱里还装了好几块月饼，家里人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码头。我们是在虎门那边的一个码头集合的，到了深夜一两点才出发。上了船之后，大家都坐着，不敢说话，挺紧张的，船上一共有二十来人吧。没想到船开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被发现了。现在想想，幸亏当时没走成。后来我跑到虎门做服装，挣了一点钱后又在长安搞了一家电子公司，现在过得挺好，平时没事就打打高尔夫球。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们都送到了国外去念书。长安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当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给我打工的就有好几个……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实我也不是很穷，去之前我有工作，一个月能赚30多块，那时30多块也还可以的了。我有两个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过去的，他们1979年回来探亲时说让我过去，还说帮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门心思要逃到那边去。开始逃过两次，都是开船没多久就被发现了。最后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我23岁的生日，中午时我母亲还给我做了碗长寿面，看着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我说你哭什么，没事的，有叔叔在那边还怕什么，我挣上钱就给你寄……那天晚上我们坐的是一个大的机动船，五六十人，一路上还算顺利，船开出去五六个小时的光景我们就到了……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呢？那是如何一道让人困惑和优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道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十多年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这种平静曾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伴随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贫穷的日子。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谁还会相信黎桂康声泪俱下的“我们国家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那种承诺？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的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那是他们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东南角的红光散发出一种钱的光彩，幻化成一张张数也数不完的人民币，召唤着万万千千的东莞人。人们为了尽快到达黄金彼岸，这次出逃的路线也不同于第一次。第一次大逃港时，人们几乎都采用步行方式，为了躲避公路上的边防军，大多沿山路走（后来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东莞的山，山连着山，一直连到香港那头）。走山路时，为防民兵，人们昼伏夜出，至少得两三天时间。而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径不同，故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别于第一次的散兵形态。这次基本上属于有组织、有规模的，人们私下联合起来，提前凑钱买船或租船。用得最多的是那种可坐五六十人的机动船。

与此同时，许多水性好的人开始采用游泳方式，他们事先打听好海里的最佳路径，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时，更重要的是，游泳比较安全，难被发现。坐机动船目标大，容易出事，当年厦岗村的一条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几十人葬身大海，为此公社书记被降职调离。

事实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游泳方式。因此也带动了塑胶生意的红火，据说当年塑胶枕头（那种吹气的颈套，游泳圈）在虎门长安等地满大街都是，很快便脱销，人们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者卖者心照不宜。此事在当时已成为一件公开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国，何时才能扭转这种人与钱的流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中国领导人也早已用力挽狂澜的气势扭转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的书中这样记述过——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J ）II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忧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惫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奥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衰庚回到家乡大鹅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两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刹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国、灸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软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得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得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谷枚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俄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时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后，谷牧的话终于得到了印证。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我们称他们香港美。他们回来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他们的儿女也都回来了。还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现在虎门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从香港带一件衣服回来可以穿几代人，现在香港人跑到虎门运衣服拿到香港卖。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1979年.邓慕尧在虎门公社文艺宜传队当编剧，不到20人的宣传队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邓慕尧拿自己举例比较起来：“当年宣传队跑掉的同事回来联系我，我请他吃饭，而我去香港打电话给他，他则叫上几个人，联合起来请客，而且还不是吃饭，只是喝茶而已。我在虎门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现在也没能买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再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们一个月能挣上一万块钱，但租房子就得好几千，日子不容易过的。他们的孩子读书花钱更多，我们现在是免费。还有，当初我们宣传队的那些人，好歹还算有点文化，这样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无法适应，在那里只能做苦力，有点头脑或运气好一点的，最多也就帮人家打工，所以他们这些人在事业上都没任何发展，更谈不上成功。另外，这些人出去时都二十出头，没有技术，只能做体力活，现在他们都五十出头了，体力活也干不动了，挣不上钱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

确实，命运跟他们开的这个玩笑有点开大了，这也使笔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面的那句话：“你们会后悔的……”

“后悔也没办法了。”邓慕尧接着举例说，“我有几个亲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一个原来帮人家杀鸭子，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店，过得还算好一点的。还有一个现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领点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生活。还有一个以前帮人做建筑，现在也是力气不够了，找不到活儿了。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社会，你没有技能，不在写字楼里工作，靠做苦力，年纪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60年代初跑过去的人都发了财，因为那时两边的反差比较大，在香港做劳工再苦也苦不过我们人民公社的劳动，人家做一天都有两百，我们做一年都没有几百块钱。但中国改革开放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厂很多都转移到了这边，到这里招工人，这时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难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没什么机会。这些年来，我们这边发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机会。我身边还有很多没去香港的人，本土创业，现在家里都有车有房，日子过得很好。”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的波涛里，在诡诵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涌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当他们知道时，时光已经流逝，一切成了定格。

当然，也有例外，这批逃港者出去之后，也有人很快便敏锐地嗅到了中国的机会所在，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打开的这道国门正是一道富裕之门，于是他们及时回转身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寻找到了真正的天堂。

2006年3月9日，这一天笔者到长安镇采访，天很晚了，镇党委秘书问：愿不愿意采访一位当年的“逃港者”？行啊，笔者问是谁。秘书说，就是你现在住的长安国际饭店的老板。“太好了！一定要采访！”笔者赶紧整齐地穿上衣服，并到约好的咖啡厅去见采访者。

“你是何作家吗？”咖啡厅里空****的，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与我打招呼。

“我是。”笔者应道。

“对不起，我刚从深圳回来，是不是太晚了，您可能要休息了吧？”小伙子非常有礼貌地给我让座后说。

“没关系。你们——你们老板来了没有？”笔者东张西望地等待采访对象。

小伙子笑了，说：“我就是呀！”

“你？你就是陈总？这家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笔者惊愕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中等身材的壮实小伙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能与如此豪华的国际五星级饭店的老板连在一起。

小陈老板憨厚地一笑，说：“其实我真的还像个农民。我们东莞的老板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与我一样，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脸上和身上还没有真正从泥土味里脱胎出来……”

“我绝没这个意思。”笔者赶忙解释。

但小陈老板摆摆手，然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写的住址是东莞市长安镇沙头村，这证明我是完完全全的农民嘛！不信你看。”

笔者接过一看，果真其是。

“这样的尴尬事时常发生。我是一个国际旅游饭店联盟的五星级饭店老板，管着几亿资产和上千人的队伍，但我出差到北京或上海住宿时，宾馆饭店的服务员一看我的身份证，眼球常常就立即变成了‘灯泡’。她们怀疑咱广东农民怎么住得起五星级酒店呢？我告诉她们：我就是一个农民，但我也是一家五星级国际饭店的老板。她们听了我的话，会愣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哈哈！”小陈老板的故事让我们的谈话有了一个爽直和愉快的开头。

“我是沙头村人，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七岁时我就学会了游泳，出去打鱼，给家人弄点菜吃。我童年记忆中的长安一带，穷得叮当响，大家就是种地挣工分，那时我见田就头疼。当时我们这里偷渡去香港的人太多了。不仅男人偷渡，女人也偷渡。我念五年级的那一年中，我大姐偷渡了5次，二姐偷渡了3次，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我爹杀了一只鸡，说谁吃了谁就到香港去，后来我二姐吃了那只鸡，那次她真的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我念书的同学中，有许多人都逃了出去。那时，偷渡出去就算是有了一条活路。我跑了两次，都被香港警察给遣返回来，最后一次算成功了，可没多少年，听这边的家里人说，国家改革开放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且也允许做生意了。我就跟我二姐商量，向她借点钱给我回来做生意，于是我就回来在107国道旁承包了一家小餐厅，又当老板又当厨师。后来我又到了一家外资企业当会计，那是1988年前的事。那时外企刚刚进人长安，他们还不太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倒觉得是机会了，于是便辞职出来，自己另起炉灶。滚打几年后，挣了一些钱，1997年我买下了5万平方米的一块地皮，当时也就只想建个100个房间的小宾馆。后来到香港招商，结果大出我所料，人家愿意跟我在长安镇一起建个五星级的国际级酒店。你现在看到的这家饭店就是这样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历时4年时间，总投资3个多亿人民币建设起来的。”说到这儿，小陈老板乐呵呵地笑开了，“何先生，你看看我的酒店与你们北京的五星级有没有差距？”

“保安，把大厅的灯开一下！”小陈老板的话音刚落，眼前突然灯光灿烂，环视着金碧辉煌的大厅，高雅华丽的四壁和崭新豪华的欧式沙发及桌椅，以及惶光闪亮的地面，笔者不由点头赞叹：完全不比北京饭店差什么！

小陈老板的脸上再一次闪出憨厚的笑容，说：“我的饭店是按照‘世界一流酒店’连锁成员的标准和要求管理的。我们饭店的总经理和一半的特色厨师都是从国外聘来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有近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员，饭店的一切制度和标准完全按国际水平进行管理。不知何先生人住此地有何不满意的地方？”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的饭店是在一个镇上，在中国最小的行政区级地面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笔者把自己的真实感觉告诉了主人。

“是啊，要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不敢想象的事。但现在它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自己的家乡和我自己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莞人特别念‘邓公’好的原因！”小陈老板说的“邓公”就是邓小平。

像小陈老板这样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在东莞还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