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泞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金黄色的落日余晖从西边的天空斜射过去，给这一幕场景增添了一份舞台般的戏剧氛围。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我们真的开始好起来了……”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们千万不要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故土，无论如何你们要留下来，你们听我一句劝……”说着说着，这位青年汉子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

黎桂康哭了，哭得泣不成声。人群中送行的女人们也跟着哭了起来。有人哭着说：“书记，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呀！”黎桂康的心里更是淤满了泪水。他理解他们的难处，经历10年“文革”，大家实在是穷怕了，可他们哪知道，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正在往好的方向迈进啊。他硬咽着向船上的小伙子们劝说：“回来吧，我们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这的确是一场戏。当年竭力阻止他们离岸的公社书记黎桂康后来当上了市长，至于当年“穷得连饭都没的吃”的家乡更是变化巨大，不仅好日子节节高，而且成了让全中国、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生金流油之富裕天堂！

也许，命运虽然喜欢开玩笑，但历史最终是公正和公平的。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沦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这种感觉和感受是那样的美好和惬意，它时常像春风**漾在笔者的心中，并形成如益登卷起的海浪，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冲击着抒写的欲望……

于是，我们的心神与目光不得不一次次射向那片紧簇它潮起潮落的海洋——零丁洋。这零丁洋连着更宽阔无边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全球。

辛苦道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性恐滩头说性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南宋垂相文天祥的著名诗篇，便写就于这片连接滔滔珠江口的海洋之滨。似乎中华民族的历史注定要在这儿吟诵悲喜之歌成为一种必然和轮回的特殊现象——贫穷与繁华、耻辱与光荣、生死离别又复现欢乐团聚、从既往的痛苦到顿然生成的无比幸福……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当地人告诉笔者：虎门，虎口之门，是因它江中有大虎山、小虎山昂峙如门，又称虎头门。这里因沿岸密布了炮台，真如老虎的上下额，扼守珠江口大门，加上江中的沙角、大角、威远、上下横档，大虎、小虎诸岛的防御工事以及当年江上还有拦江铁索、木排，合成了号称“金锁铜关”的要塞。

然而，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人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人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人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上亿人。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

虎门林则徐销烟地旧址

虎门广场上的雕塑

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长安五点梅水库。为了从水路逃港，当时东莞群众学习游泳的热情高涨。

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东莞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皮称为“三堂”经济。图为虎门新联乡顺明手袋车间。

虎门黄河时装城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不说汉唐的盛景，也不说宋明的繁华，即便是元清两代人主中原的北方统治者，也不得不归附中华文明，最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人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绝对不是个穷国，而是个非常富裕强盛的国家。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载，咸丰时期的经济总量是同期英、法、美经济量的总和，堪称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羡慕、崇拜，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阵狂潮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强盛的中华文明抛得七零八落？又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这场工业革命使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远远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使得曾经无比牢固的虎门渐渐变得脆弱。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茶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鼎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黑格尔有过这样的预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念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了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但零丁洋边的人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想与追求，他们过去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穷困命运也有过“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然而结果依然是呛得满腹咸水，呛得心受屈辱……

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百年沧桑，转瞬即逝。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被西方统治，或者说是被欧洲和美国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即将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注定将要陷人永久的依靠和落后。东亚的崛起告诉人们，情况不是这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把握在欧美手中，其他国家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人类进人21世纪的重要国际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犷由此带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

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今天的人们早已清晰地认识到“三来一补”对东莞产生的时代意义，人们在20多年后将其称为东莞工业的“酵母”。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词的概念：“三来一补”指的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大致规则是：对外加工装配是由外方提供原材料、样品、零配件，内地按外方要求的质量、规格、样式、包装和商标进行加工生产，全部产品由外方返销，中方收加工费。补偿贸易是由外方提供设备及生产技术等，投产后，用该设备、技术生产的产品或双方议定的其他产品分期偿还，中方不用支出外汇。

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李玉龙把老光棍拉至农田边的一个僻静处，向他打听起“东南角”的一些情形来。太平人都知道这个40多岁的老光棍是一个老偷渡客，已经偷渡十多次了。说来有趣，老光棍在香港无亲无故，在那里没个安身之处，极易被抓进集中营，但老光棍要去的正是那里。他曾以一种陶醉无比的神情向人们描述集中营里的馒头：“白白的，比粉还要白，吃到嘴里香喷喷，那个味啊！”老光棍最大的梦想就是天天吃上白馒头，但那边偏不成全，最多让他赖个十天八天就把他送回。而老光棍在家呆着呆着，哪天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又沿着山路往东南角跑去了。邻居们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知道他准又呆在集中营里享受白馒头呢。这事成为当地的一种笑谈。然而在这笑谈中，隐含着多少痛楚和无奈啊！当生活中只剩下**裸的贫穷时，尊严和人格便也不复存在，甚至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单从这个笑谈里，我们多少也理解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百万中国人拼死逃往香港的冒险举动。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舅舅逃到香港都16年了，至今还没回来，·外婆的眼睛都哭瞎了……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巧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

那个晚上，我们是坐船去的。当时一共有十来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两个女的。我们的韶是窄窄长长的那种，是条划桨船，因为机动船响声大，容易基东目标，这种手划船声音小。坐这种船每人得交两百多块钱，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了，我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挣钱了，挣了好几年，也就攒下这.汽钱。当时我刚20岁，其实去那边也没什么复杂的想法，很单纯，看别人去，我也想要过去。我有个舅舅在那边，他是1962年那批逃过去的，我准备过去找他。 当时我家住在太平，从家里面出发，很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在那里等韶，很多人都提前来了，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海水刚刚退潮，这个时间出发比较顺。船是从长安那个水闸旁边过去的，离太平码头很近。我记得那晚的月亮育育的，四周的一切也能看得很清楚，海面很静，没什么风。坐这种船我们每个人都得划，那两个女孩子不用划，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那个发电厂足香港最亮的地方，一过海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十几个男的拼命地划，一分钟都不能停，划得手上起的泡都流血了，可那时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心里很紧张，也很着急，就希望能顺利地逃到香港去。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不敢一起走。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胃出好多香港誉察。他们把我们抓到一个村子里，给我们录口供，问我们为什么要偷渡，后来给我们发了衣服，还发了牛扔片给我们吃。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遗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律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如今看来，张子弥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多少年后，当各路媒体纷纷寻找这个走进内地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人时，发现已难觅其踪。据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购置了房产，过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大亨生活。

当他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时，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曾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那个“22号文件”？

我们不敢肯定。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拯救了张子弥。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太平手袋厂当时租用的也只是一个仅有100多平方米的楼层。然而，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企业，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市场中，其诞生具有标志性和突破性的深远意义。

原东莞太平手袋厂厂长唐志平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叫我们看着做，问我们能不能做。 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他觉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过去内地人都是很散漫，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要赔钱。他看我们这么快，这么认真，第二天就跟我们谈X17 0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二轻局的局长，我也在现场。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对他不卑不亢，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马上就拍板了。他赚的足大头，我们赚小头，当然很快谈下来了。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旁边有个大鱼塘，将来可以填平。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在竹器厂挑了三个年轻人，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那时很复杂，同一个门进去，一边是竹器厂，一边是手袋厂。巧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设备很多是旧的，有七八成新，从香港运来。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赚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他做设备补偿款。 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发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几毛钱。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呆了好几天。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教我们用设备。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路的，他的全部是电动的。有些比较难学的，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大家学会后，他就偶尔来一下东莞。半个月后，我们就投产了。我们保质保1，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内，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下来，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在服装厂的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分等级，一个月18元、28元、38元这样，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计件，多劳多得。管理上我们要学他。 当时都是“大锅饭”，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一计件，就超过100元的工资。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美慕，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

我们不断赚钱，把旁边鱼塘填了，还合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米做到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面积。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 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不准偷性，不准抽烟之类的。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人，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三年后，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欠他了。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他吸引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太平手袋厂投产后不久，原有的办公场地已经远远不足，很快便拆建盖起了一栋五层的高楼和宿舍楼。笔者在虎门曾想寻找这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厂号”的太平手袋厂，可惜它已在2007年5月底被一片更崭新的街景所替代，从而只能在东莞人的记忆里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书中寻找到它的影迹。

也许，正是为了让后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太平手袋厂才需要从我们的现实视野中消失，从而成为一种永恒。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重大里程碑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中央的改革精神可以归结为放权和让利，以及充分调动改革积极性：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经济思路：允许一部分人“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首次把利益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

总设计师对于改革开放的号令已经发出，剩下来的便是行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县领导不分昼夜，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发现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国务院有“22号文件”，允许他们搞来料加工；二是形势，香港的一些企业面临着高成本的压力，正在珠三角一带寻找落脚点；三是地利，其时深圳不愿搞来料加工，而广州和香港之间交通不便，对于港商而言，剩下的最好选择只有珠海和东莞；四是人缘，东莞和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加上当年的逃港者，东莞在香港有60万人之多……

但，这个“三来一补”却不是好拿的，烫手！设备人家进，资金人家出，租金人家掏，工资人家付，那大头理所当然是人家外方的，你中方能拿的也只是可怜的一个零头，明摆着就是咱们中国人被资本家剥削嘛，这种合作方式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平等条约，既冒政治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也因此，当一些港商去珠海等城市要求办厂时，就被人家给坚决顶了回去。

这种情况下，你东莞干不干？

当然干！为什么不干？只要自己也能有钱赚，你老板赚多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县领导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干就早点动手！要干就从“三来一补”干起！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部室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东莞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郑锦滔任领导小组组长，外贸局黄昌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面又由10个小组组成：4个小组专门负责与外商谈判，3个小组分到农村去，帮助乡镇建厂，处理各种关系，1个小组负责运输工作，1个小组驻广州负责联系报批工作，1个小组驻深圳负责海关边检等工作……

东莞人有一种作风，这便是雷厉风行之作风。

当年曾在该小组工作过的陈松基回忆说：“1978到1980这三年，我们工作组的人员没休过一天假，天天都上班，连年初一都没敢歇，都有香港的老板过来谈判。”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年的领导小组组长郑锦滔回忆说：“东莞人很有商品意识，做生意时总是想着如何促成生意。当时我们考虑到那些商人怕麻烦，特地简化了程序，这样，谈判好后‘咔嚓’一盖章就定了，他们很高兴，积极性也来了，纷纷过来和我们合作。当时我们还采用现场办公方式，及时解决港商的投资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得有一个港商来东莞生产注塑机，厂址选在箕村，当时缺电，道路也很差，通讯设施也很落后。总之，困难很多。老板来找我。我通知每个部门的领导赶到现场，给他们定下解决问题的时间，两个小时全部解决，后来这个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注塑机厂。”

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之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