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高高地耸立在罗布泊湖边，耸立在基地全体官兵面前。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等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的原子殚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了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方面叫了回去。基地的官兵开始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因为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中央马上要下达爆炸日期了。

太激动了。别说是官兵们，就是基地司令张蕴钰这样久经沙场的将军也激动和紧张得连睡觉都闭不上眼。

这次北京之行无疑是党中央在爆炸前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道，随即他指示，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

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爆前的准备进入倒计时。因为在基地的所有人心中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逢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号前做好一切准备，这不等于告诉大家：国庆节将进行正式爆炸试验！

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闰庆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

王淦昌不是政治家，但他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的那天，北京方面仍然没有下来命令。

怎么回事？你说话呀？最急的要算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了，他走到石头房，见了副总长张爱萍就气势汹汹的，想要吵架似的。

张爱萍没有理他，只管佯装看书。其实，张爱萍的心里跟基地司令员一样着急，只是不好说出来而已。

在没有接到北京方而的命令之前，基地数万人的战斗情绪太重要了，越到关键时刻越不能出哪怕一点点的乱十。张爱萍心里想得更多……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去！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的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祥通知他时，不免苛怪地反问道：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什么厂。

听说是带你们去敖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工作人员说。

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

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一串熟悉的声音。

呀，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的话的。张爱萍说着就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把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冉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做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是怕大家在临战时紧张，从而带来工作上的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所以我准备借组织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同志们的情绪，您看如何？

王淦昌一听张爱萍将军如此细致和科学的安排，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拾鱼螺化哈哈哈，王先生，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儿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道，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

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

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值得一看的戈壁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着，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那鱼螺化石到处可见。加上左右追逐的那摇动着小尾巴、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惟独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过来关切地问道。没没，我就是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

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

等待的日子对所有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是一种特殊的考验。那期待数年的惊天动地的一响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呀！王淦昌和所有基地指战员都在期待着北京的声音……

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人战斗状态……10月1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了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这盼望已久的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使自己平静。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科学实验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发虚一一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和同事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那样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像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儿真的像个老头儿，不管见什么人，嘴里就要不停地问你这到底怎么样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后，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后才摆摆手，可等到要离开时，他又在嘴里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其实不是王淦昌老了，而是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所致。

原子弹放到铁塔是14日傍晚7点20分，当那个巨大的阒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在参加大爆炸的工作人员面前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的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之后到大爆炸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2镄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再详细一点就好像全忘却了。其实还是因为太紧张给凝固了当时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自己写的―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将军在文屮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

……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塌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为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火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显得有些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蓬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时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也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袒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大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举臂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洁静，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又登上了几级台梯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广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巳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件工作是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揼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艮榜上，要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三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陴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将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这时，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巳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屉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一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一满脸。

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这些单台到控制分站总站联度了上百次，直到试验之前又将零部件更换了一次。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冲来。这些沙袋或许可以说是从美国引进的吧，最早他们使用于海军登陆作战。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有利于争取时间的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将带领这些科技人员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的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了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乂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10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王淦昌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钥匙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一这是验证原子大爆炸必须和最蚕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

一切都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其实自决定16日爆炸试验的倒计时48小时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同样不能按捺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前的最后24小时内的每一次细微的工作与心情。可是因为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兆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傢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的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当原子弹试验逬入零前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暈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

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毕不牢，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甚至还要求打开巳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王淦昌的这番心态，是当年邓稼先在世时向两位采访他的同志描述的。我们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的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能再紧张的心弦是如何顗动！

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根线路、一只螺丝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人可怕的后果！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呢？谁该负这种责任呢？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呢？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的王淦昌是第一个跑不掉的。

在整个大爆炸前的所有人中，王淦昌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大的一个。

许多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其至失败一次、百次都是允许的，从理论上讲，原子弹试验也应该允许有十次、百次的试验失败。然而在中国、在当时的年代、在王淦昌和几万人苦战苦熬了数载的罗布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急切等待成功的1964年，这样的大爆炸试验绝对不允许失败。其实这似乎是很违反科学规律的，但在像进行原子弹这样极其特殊的科学大试验事件上，其科学实验已经超越了本身，它早已渗进了太多太重的政治因素与民族的情感。

那是太激动人心的事！都说上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怛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一一5、4、3……那启动的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直到连自己的心跳似乎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那副黑色的防护眼镜下看到了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那强光刚刚闪过，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顏抖……王淦昌看到，在前方，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白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

那场景，王淦昌一辈子都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则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总之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起来。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热泪。

王院长，我们成功啦！

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

邓稼先、程开甲、朱光亚等科学家们一齐向他们的老师、院长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恩师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看见在这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的恩师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

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儿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从毛泽东主席身边退后半步，反过来示意：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全场又一阵欢快的笑声。

周恩来的脸上顿时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只见他走近话筒，用炯炯的目光扫了一眼全场，然后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还要留着接待外国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

全场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一个，赫鲁晓夫垮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说道。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时，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国万岁——

人民大会堂的欢呼声，随即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甲的秘密历程——扇笱嫌。

中国罗布泊的一声巨响，使西方世界的那些霸权主义者像被一声惊雷震醒。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于是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恐慌的心理，不断抛出。

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领导主持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中国的奥本海默！

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知识308的传奇、轶事，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其实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德国迈特内手下曾与中子发现擦肩衍过，后来又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20世纪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娃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东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领土时，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科学界和公众们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并不是几十年來传说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由于隐姓埋名后突然复出的王淦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与中华民族敌对了几十年的西方国土上，故他此次的美国之行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在数以万计的华侨中更是引起热烈反响。

王淦昌的名字在美国比在中国的知名度还高。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进步，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逭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的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亥在浪漫地散花，一发而不可止，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此间，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机飞越罗布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巨得到的结果是：中国的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奇，实在大有不可思议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