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綁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自我的恐慌心理，恶意放言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需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的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拋下，后来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为40米偏差！

这一次西方政要们不得不闭上嘴巴了。

1966年10月27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北京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的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

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卩嘴脸，说道：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是令他们极其难受的大度。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儿、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光，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一刹那，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主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衫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暈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刘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逊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十公里高十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有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民都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一一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寅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内进行9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懂一点核武器知识的人都清楚，氢弹是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的一种杀伤性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一百个奥本海默？

美国白宫内一片惊恐与暴跳声。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倘若没有―百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那些中国的奥本海默们！

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古代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只要他们一旦获得这种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时，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的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王淦昌作为核武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他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把他们接回了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被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子变得扬眉吐气一一这完全是有理由的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一一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通过成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当时看到人大公报上那个王京时，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人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自进人灰楼和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以其科学成就的威望与高年龄的资格，虽然早已不用王淦昌这三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从国家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到整天厮守在一起的科学同事们，甚至那些娃娃兵们，老王、王先生、王老头儿是他听得最多也是他最熟悉的称呼。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我们这位平时天真得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津津有味地唠叨着。回家的时候，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这一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这二十几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领域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元勋，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对时局与形势的考虑，就在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了搞氢弹的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们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其实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到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弹远比原子那个弹威力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而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髙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拥有氢弹的老四。这时的我们，几乎包括王淦昌、钱三强这些中国的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也一无所知。然而中国人向来有不信邪的勇气。

当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计划报告，当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桌上时，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

可以看出，中国的领导人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髙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已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一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今天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进入氢弹探索，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用9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的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而知，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一场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

小黄，我们准备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你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样叮嘱道。而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在第一顆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天，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已经取得的可喜研究成果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

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真是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充实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于敏……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犹如给主持生产与技术全面工作的王淦昌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多余的话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三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的科学家中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又必须把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才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是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光、周光召、于敏等，欣慰地自乐起来。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过去我们搞原子弹，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就连我们几位年轻问忐也曾知道不少原子方面的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上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无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耍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道。

隊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氮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感受到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厂。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都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到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这老五。争取把戴髙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全室一片欢笑。

然而科学之路毕竟无坦途可言，尤其是核武器科学。当人类要对原子、中子、微中子这些最小的物质进行分解和提取，在超乎任何人力与机械能量几千几万倍的过程中，那些奥妙与惊险的历程不知要使探索者付出多少艰辛，经受多少磨难！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的方向望上一眼，而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儿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去动员年轻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饭、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

有这些好小伙子，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业？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科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高新尖含量最多的科学领域，其完成的过程就是从一切未知到有知的过程，可想而知它的艰巨性。然而中国的第一代核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并且使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物质基础很薄弱的年代，以强有力的核武器拥有国的地位而让世界刮目相看。

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即有专搞核武器的龙头一一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是王淦昌主持日常工作的核研究院九院，九院的龙头在邓稼先他们的理论部。

首先完成氢弹原理的突破上。中国的氢弹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的东西，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就行，如像美国的那种氢弹试验装置，用的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这个装置本身进行了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造一种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可任何核武器都是一个道理，怎么才能实现爆？大爆小爆在科学原理上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因此问题还是回到了攻克基本原理上。这一关谁也绕不过。用王淦昌的话说就是硬碰硬。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蒽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而同年了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日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上海的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自己的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子，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果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地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将来的胜利而喝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王淦昌本人不善言辞，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王淦昌从心眼里喜欢这样性格的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上人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吕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句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于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使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了许多被动的局两。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醉蹊径，并与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一于理论方篥。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盆。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王淦昌他们乂开始了新一场句氢弹试验的决战。

由于氢弹的原理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的卨手，但氢弹试验却也让他着实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的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国家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别人不懂，可王淦昌他懂，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就等于要把几万甚至几七万人的口粮给剥夺了。穷国办核工业，这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如此。王淦昌清楚这笔账，因而他作为主持实验的技术负责人，比别人想得更多一层。

但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热核试验远比冷试验来得迅速和效果快得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1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而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冷试验之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回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人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无论如何氢弹试验工程实在太复杂和庞大，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轰实验，再到物理测试，哪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

此时的王淦昌已是近60高龄的人，加上青藏高原和戈壁滩的艰苦生活环境，许多人担心王老头儿扛不住，大家每天见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的基地上。从细微的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王淦昌都要过问。

这个老头儿是什么官？怎么哪儿他都有权指指点点，可你看他吃的住的又都跟我们一样，不像是大首长呀？一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官兵们总会好奇地这样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儿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王淦昌当年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谁都不会相信他实际会享受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良心和道德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个从来不知政治有什么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料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吗？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元帅：聂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当时一愣，继而笑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对他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的研制，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我就让谁尝尝蘑菇弹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吧！

王淦昌被元帅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

元帅的到来，使基地又一下子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心头的疑云也暂时消除了。爆轰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