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
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了在家等她们的吗？怎么老说话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老夫人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连家都极少待得住的丈夫。刚进常熟乡下王家门那几年里，当时仅有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吴月琴在这期间由一个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吴月琴出生在乡下的一个中医家庭，她与其他农家姑娘家没有什么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她与别人家的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先生，而且定期地给她和孩子们寄钱回来。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庭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活儿全部包在了自己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对吴月琴来说，她不干行吗？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落脚的，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妈说妈，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安顿着静静心？不过孩子大了，吴月琴就不能不想到他们上学的事，特别是孩子们要上大学，这可不是她当妈的能帮得了的，学问的事当爸的该管管吧。哎，王淦昌倒好，越到孩子需要时，他就越不着家，看看，现在又要往西边去了。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这次她有些急了。
王淦昌心里想的是马上进行原子弹试验的激动人心的事，哪里把老伴的心思放在眼里，便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为他生了5个孩子的夫人吴月琴，他也没在她面前透过一个字。倒是有一次不认得几个字的吴月琴看到有人拿来一个大信封交给她，说让她转交王先生。王京？吴月琴一看，忙拉住人家的衣襟，说，你把信送错了，我家老头儿不叫王京。送信人一愣，马上反应过来，说王先生现在就叫王京，你给他没错。老头儿回来后，吴月琴好一阵。不髙兴。
你为啥连名字都改了？连我都不告诉？见丈夫回来，她第一句话就冲出了口。
王淦昌一听笑了，哄着妻子说：做学问的人都爱用笔名，王京是我的笔名。以后有人问你我叫啥，你就说是王京。啥辰光不让你叫了，你就再叫我王淦昌。
吴月琴瞥了丈夫一眼，说我晓得。
这又是一次长时间的离别。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这种欠，而且把这个对家庭的欠宇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1年老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没有像别人家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所以我们中出不了像你一样的杰出人物！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儿。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呢？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待的时间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7这些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用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小女儿王遵明对我说起父亲的事时，依然流露出一些抱怨，她说在她的记忆当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到他的影子，他还挺厉害，我们小时候，他动不动就打人。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再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你该关心关心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自己不认得几个字，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又是大学教授、名科学家，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嘛。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身边鼓鼓劲儿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他不是几年不进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倒是我们给他忙乎呢！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结婚时，他当父亲的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对他能没有意见吗？常常是在我们的儿女出生后，他回家突然感到一阵惊喜，询问这又是我们家哪一位的小公主、小千金呀？你说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因为他当年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就一下被旧式家庭捆绑成了父亲的角色，他不习惯，或者根本就不懂得当父亲负有什么责任。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其实自己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最长的岁月，可那又是战乱时期，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很多次，而国难当头时，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外，又以极大精力投人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听妈妈说，当年让他一个堂堂大教授牵着一头羊去上课做实验，实在是委屈了他，想起来也觉得好笑。解放之后，父亲上调北京的中科院工作，前儿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后，他又受中央派造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了国家原子弹研制的大事之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面，国家都要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承担着国家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退居二线时，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老人家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了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什么滋味。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父亲在外的为人。别看王淦昌在家黾找不到半点可以炫耀的地方，也找不到拥护他的同盟军。不过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而且他对别人的事一点也不粗心。几乎所有在王淦吕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泠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排在中国两弹兀励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中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属于放射性的东西，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相当卨，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一时间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比丁大钊自己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而为了丁大钊的病他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先生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这样说：我们祖国已经失去了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上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并请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的生命。王淦昌后来到上海出差，办完事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那所医院。虽然生命垂危时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先生竟然能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这样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
王先生，您能到我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决定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年轻人聊天，给小卢喂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
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小卢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为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语。
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候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努力吧！
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关于王淦昌的事，我发现从他家人嘴里能讲出的并不多，但走出王家再去看一看王淦昌，那实在是个精彩的世界——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伹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儿，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们，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而在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也才刚50出头，至于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朱光亚那时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儿时，王淦昌摸摸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儿了！老老头儿是什么意思？老老头儿就是常熟话老头儿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他的本色和本质都是位纯粹的书生。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同事和家庭成员记得起的浪漫与情调来。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个人，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中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人生的乐趣，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他的学生和组织给他做过多次生日，但所有的生日祝寿中，没有哪一次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那是1987年的事。
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是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的。但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贡献如此大的杰出科学大师，似乎没有国家级的组织出面办此次贺寿，实在过意不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给王老办个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寿辰？
还用问？早等你老兄这句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学会的几位领导在电话里一商量，一场私办的祝寿会便由官方抢定了主办权。哈哈，只要是给王淦昌先生办的，啥形式都行。最后，私方、官方意见统一。
5月28日，北京6上科学会堂里春意浓浓，笑语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学界泰斗和学者，三三两两兴冲冲地步人会场。寿星王淦昌这天特意着一身浅灰色西服，胸前佩一条紫红色领带，鼻架上的黑边眼镜，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个80老翁。我是后来从照片上看到当时老寿星的形象的。那次参加贺寿会的大多是王淦昌从事科学工作漫长岁月里的学长、同事和挚友，他们是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和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刘杰、蒋心雄、伍绍祖等，还有一位特别人士便是从美国专门赶来的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致贺词前，王淦昌收到了几份异常珍贵和特别的礼物，其中有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贺诗：草原戈壁苦战斗，首次核弹凯歌奏。
科技园丁勤耕耘，装点山河添锦绣。
王淦昌的家属告诉我，王先生生前特别欣赏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贺诗，它常使王淦昌想起为国家和民族隐姓埋名的难忘岁月。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张劲夫同志也写了贺词，这16个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学追求精神与辉煌事业。据说当时一听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要举行80寿辰庆典，北京新闻界着实疯了一阵，科学会堂一下拥去了不少记者，他们特别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学家的生口到底怎么个过法一一因为在这之前，这些国家级绝密人物很少被允许公开对外宣传。但是我们的记者一进去便发现这哪里是个热热闹闹的庆贺场面，整个科学会堂内一片肃静，座无虚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着讲台各位师长、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其实我的缺点很多。就学术上讲，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论学得太少，远不如我的学生。我不熟悉电子学，更不懂计算机。这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很大的障碍。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话，现在我体会更深。希望年轻人以我为借鉴，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
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点这台上正在讲话的正是王淦昌先生的话，记者们不会相信一位名满天下的科学大师竟然在80高寿的庆典上如此坦诚地剖析自己的不足！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报告的题目是准分子和强激光……
以为有热闹场面的记者们见此情景才恍然大悟：原来科学大师们过生日也独特，一个话筒，一份论文。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虽然那些复杂繁琐的公式和深奥神奇的线图，无法看懂听淸，但记者们还是在走出科学会堂时大加赞叹：跟科学家在一起，每一口空气里都洋溢着知识与智慧的醇香。
那天晚上，记者们错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就在科学会堂的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为主的一个专为王淦昌先生寿辰举行的冷餐会在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在京的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毕业生几乎全部到齐。李政道要求做当晚的司仪，他的开场白讲得很多人掉下了眼泪，因为在场的许多学业有成的科学家们，当年就是在王淦昌导师的勤业精神影响下才坚定地走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华的道路，并在日后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后我提议：我们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学生们，都应当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向王先生学习，多为国家做贡献！已经是院士或在学术领域已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浙大学生们，齐声髙喊，向尊敬的导师宣誓。
有趣有趣，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在贵州湄潭的日子……这一夜，王淦昌满脸笑意，开心得像个老顽童。他给自己的学生们讲起了一段最最危险的事情：那是1952年春天的事。有一天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时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三强同志是所长。丁瓒同志说，根据赴朝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特别大。志愿军同志怀疑是不是美国人用的原子炮？因此上级命令中科院派\去战场实地调查，院里决定派我去，原因是我在柏林大学时就开始研究和了解原子工作了。去吧，当时抗美援朝是最大的事情5能亲自到朝鲜战场是件很叫人激动的事嘛。我一口答应了，一方面是内心被朝鲜战场所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亲眼看一看是不是美国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萝的任秀是鸾战场测试原子弹所产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弹对战争特别是我方军队的影响。当时国内没有测试仪器，于是只好自己动了，做了一个便携式测试器，土得很，连现在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随身听都不如。战场令人向往，又叫人好紧张。一起去的有同一个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小林，还有日坛医院的桓兴教授和一名部队同志。我们都改穿了军装，很神气的，我特意让人照了相。但是一到朝鲜战场，就不好再神气了，整天缩头缩脑地躲在车子里。有一日，我们已经深入到了战场，换了一位朝鲜司机，那人年轻气盛。我们走的是夜路，本来是不准开灯的，可这朝鲜同志不管那一套，竟然打开灯照走。哪知他的灯一打，我们的车子一下被敌人发现，七八颗炸弹哗哗啦啦地扔在了我们车四周，吉普车一下被炸弹的气浪冲得翻了个个儿……那一次我真的以为自己完了，送老命了。怛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死，真是命大。可事后想想一直感到后怕。这是我一生最最危险的事。你们问后来调查美国人用的是不是原子武器？不是的，我们后来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愿军同志们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种气浪弹新型火炮。但绝对不是原子炮什么的。其实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很贫乏，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因为即使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其爆炸后温度很高，必不可能留下块状的弹片。我们的同志们为什么怀疑美国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为了实行恫吓政策，多次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轰炸朝鲜和中国重要城市。事隔几十年后，根据美国五角大楼透露，当年美国当局确实曾多次把原子弹轰炸朝鲜和中国的计划拿出来过，只是害怕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但是美国人掌握原子弹后流露出的那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是越来越淸楚。朝鲜战争的亲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令王淦昌兴奋的是，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太有趣了！从苏联回国，参与研制原子弹隐姓埋名那天起，王淦昌常常情不自禁地从嘴里冒出这么句口头禅。
一生中，王淦昌离开老伴的日子太多了，而这一次王淦昌内心比任何一次都要激动得多，因为他知道，遵照中央的指示，他和同事们几年来日日夜夜盼望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就要进人最后阶段了。啊，罗布泊，那个死亡之海！在王淦昌等数万名原子弹研制者和广大官兵心目中，那罗布泊是个希望之海、生命之海。为了让自己亲手研制的小太阳在罗布泊诞生燃烧的生命，习惯用数字来演奏生命进行曲的王淦昌，也时不时口中哼出几声：罗布泊，罗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阳，梦中的维纳斯……
为什么要选择罗布泊那样的死亡之海进行举世瞩目的原子弹试验呢？王淦昌对我近似天真的问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儿没人，炸起来不会伤着什么。说来也巧，可能原子弹真的实在太让人类惧怕的缘故，世界上首先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美国人，当年选择的原子弹试验地也是在死亡之海。王淦昌对美国人搞的那个曼哈顿工程心里是清楚的，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成为称賴世界的头号国家，因此要求奥本海默领导的数十万参加研制人类第一个核武器的勇士们最先要完成的就是能经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考验。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学家给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者一个信息，即原子弹的威力有可能使某个地区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类生存与集结的地方进行这种试验。当然把一种新的威力无比的科学实验放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下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人当年研制原子弹时并没有告诉外人，他们在他们的死亡之海一阿拉默果尔地区爆炸第一顆原子弹时发了一份公报，谎称是一座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直到20天后，8月6日广岛十几万人葬身火海时，阿拉默果尔的原子弹试验场才不再是封锁的绝密地方。中国同样不例外。罗布泊的选择与保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先后派出902侦察机通过台湾机场人侵我领空，特别对我研制原子弹基地的罗布泊地区进行侦察与骚扰。把老美的黑猫小姐给我打下来！毛泽东火了，命令刚刚组建的导弹营干掉美国人的112侦察机。那时中国的空军防空力量太薄弱了，庞大的领空只有一个导弹营，怎么打？就这么打！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1964年了月了日，这个时间离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间并不多了，再让美国人操纵的敌侦察机在绝密地区的上空横冲直撞，实在不是事。空军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在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战友们一起锁住了那架再次潜入我领空的132日，并一举三发导弹命中目标。为此，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英雄的导弹营营长和导弹营全体官兵，人民大会堂还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军民一起欢度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王淦昌离开夫人之后的心情非同寻常，因为他知道，离中国的原子弹在自己的手上成功爆炸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还是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将要加快速度，因为那时西方的核武器威胁的气焰越来越浓，毛泽东有些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党的全会开完第二天，王淦昌又被中南海的一个电话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经向你传达了。看来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把596计划往前赶。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但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今天请你来，一方面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总理说这话时，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王淦昌顿时感到有一种必须去履行的神圣职责。
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加快研制进度！王淦昌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绝对服从国家的最髙利益。
那一段时间里，王淦昌差点儿急出毛病来。因为当时原子弹的爆试巳经基本完成，这是王淦昌亲自领导的结果，但对核爆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认真地计算核证，然而事情恰恰在这方面进展极其缓慢。王淦昌当时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长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当时所长钱三强忙于国务工作。王淦昌所担任的角色以及肩膀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这个事情不能老拖我们的后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怀副所长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头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初步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问题的关键是论证。娃娃博士邓稼先说。
老彭、老郭你们看看怎么办？王淦昌问他的老伙计。
彭桓武是直性子，说，这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说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加速争取进展。
郭永怀表不完全同意。
那么剩下的就看你们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两位得力的助手邓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说，邓稼先和周光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超级数学天才，加上有王淦昌这样的前辈在后面紧催不舍，工作自然不用说有多认真卖力。有一天，邓稼先刚从办公室出来，便遇上了王淦昌。这位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术尖子，所以研究所里别人平时都对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惟独害怕年龄比他大一截又在学术上获得世界级影响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错了什么呀？邓稼先一见王淦昌目不斜视地盯着自己，心里就发毛起来。
与王淦昌同行的彭桓武也被老王的怪模怪样给搞糊涂了。
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头都不一样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巳显光天化日的脑袋问邓稼先和彭桓武。
邓稼先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彻的头，我等小辈怎能与您相提并论？
王淦昌还在独自思索，嘿嘿自嘲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完，他才转人正题，论证怎么样了？
邓稼先顿了顿，说同志们夜以继日，估计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但大家已经感到有些顶不住了，好几个人的腿都出现了浮肿……
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现浮肿了。这不、他上午还在忙着跟中央联系，希望帮助解决所里工作入员的生活问题。…彭桓武要王淦吕提裤腿给邓稼先看，被王淦昌挡住了：你老彭也好不到哪儿去。
王淦昌告诉邓稼先：中央对我们这儿的事很关心，听说还开了专业会议。告诉同志们，闰家困难是明摆着的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为的就是支持我们造出争气弹来。我们大家要体谅中央，用实际行动把工作做好。
是，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邓稼先发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证。
事隔两日，研究所里突然开来一辆轿车，车门一开，里面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人物。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邓稼先等熟悉的大元帅聂荣臻和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