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转头向毛泽东会心一笑：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声招呼后，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尽快把王淦昌等…批在苏联社布纳联合所的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的一段时间内，秘密地从苏联方面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首先借回国汇报工作而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总理好。
周恩来一进门就看到了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好好，请坐嘛！周恩来随即关切地问，在杜布纳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
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撤回来了。大家现在已经都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
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寄予你们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际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塌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自己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吧？
记得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
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我们阙刚与苏联合作核科学方面的研究，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今天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扪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双脚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什么？
王京。北京的京。
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
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时间，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这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王先生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
那是些什么了子？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有黑云阵阵袭来。王淦昌作为原子弹的主要研制领导者，他从一国总理的急切之心中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
从那些后来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从苏联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人9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髙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条战线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他的下面是技术负责人王淦昌、彭桓武，他们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走走，今天的太阳不错嘛，我们到西郊去看看没有出生的独生子吧！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陈毅元帅一挥手，招呼了徐向前、贺龙等几位老帅，驱车向郊外进发，并且直驶那栋神秘的灰楼……
王京教授，怎么样啦？我晚上睡不着觉，又想来问问什么时候你们可以让我抱上独生子哟？陈毅元帅一下车就握着王淦昌的手，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个不停。
王淦昌如实回答我们的小试验进展已经十分理想。
好嘛，我就爱听你这话。什么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多了！哈哈哈……元帅的粗矿的笑声像战鼓激**着王淦昌等科学家们的心。元帅们和科学家们心连着心，心贴着心，因为那时的他们都共同企盼着一个中国迫切需要诞生的东西一一我们的原子弹！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如今苏联专家把半途而废的摊子扔给了中国科学家，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的全力配合协作，还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现在是要求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以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卓越成就与威望，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经常这样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领域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就是一些原来单一领域水平相当髙的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作为担负着技术总负责责任的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现今许多已成为院士甚至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级的领导人，只要谈起当年在王淦昌手下干活受气的情景，仍感到格外亲切。
王凫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就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现今在国家领导人名单上经常看到的朱光亚同志也知道当年这段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也格外严格。
科学马虎不得。搞原子弹更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就是一件你做过而且熟得不能再熟的实验，你还应该像初次实验一样认真和一丝不苟。王淦昌是当时由几万人参与的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浩**大军中，有数的一两位进入最高研制核心领导层的非党员。王淦昌干的可是原子弹研制中最最要紧的工作，中央除了认为王淦昌是一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外，还在于他在物理学上的卓越成就与科学才华，特别是他对研制工作的超人专注和极端负责的态度。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是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这种讨论的过程就是对中国自己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何谓科学大师？科学大师就是在科学上决策胜负的元帅和最高将领。他们的每一个见解、每一个灵感常常是实现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次全新认识，而这种全新的认识则影响着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炸药爆轰时将核材料往里压缩，然后引起超临界爆炸，这一过程怎么有效掌握？核爆炸是巨大的，但它的爆炸时间又同一颗手榴弹一样仅在瞬间，那么又如何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整个过程中核材料的速度、温度、压力和其他物理参数的大小？又如何知道核装置里面的能量、密度的分布情况等问题呢？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
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对自己的司机说完，就往车里一坐。许久，他见司机毫无反应地站在原地，火了你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
王先生，对不起。您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地说。
为什么？王淦昌同样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
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一下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师傅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只好无奈地瞅瞅四周，见灰楼旁边有块荒地，便独自往那儿走去，一去便是一个下午。
核武器的爆炸过程，实际是个物理作用的过程。要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来掌握这个过程呢？对，必须有相应的照相设备实现闪光照相，才能看清晰图像嘛！可是凊晰的图像又靠什么能造型成功呢？对，X光能解决。可X光搞什么来测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一丛荆棘绊了一下，于是脑子黾跟着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儿一一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里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厄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这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我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但等到了王家后，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它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的样子，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其实我们老家的河蟹都好吃着呢！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自从云室搬到办公处后，王淦昌就一头扎在他的利用云室拍摄射线的艰苦工作中去了。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出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的计算机时代里，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了，因为它的运算能力甚至到不了286的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而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一一他一辈子就没人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只射线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刚够屁股那么大的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的，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只射线拍摄不是普通的照相，只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个样能照得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又自己动手，一干整一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从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中回到现实生活中的王淦昌，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和蔼又可亲，且一副书生气。
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别人见了，就是肚里有再大的气也会消了一王淦昌是整个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他能如此平易近人，你还能计较什么？
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那位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
王淦昌就又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我现在告诉你，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地夜以继日地拍摄片子，然后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最终出成果。
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
后来这位年轻人在业务上大有长进，也成了一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这只是王淦昌在研制中国原子弹时的无数小插曲中的一个而已，因为那复杂而未知的原子弹技术问题才是他和诸多科学家们最感棘手的。
在世界核实验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总共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至40万入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保持了近20年的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是在第一线的部队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单位就不知其数了。一本书中说到，当年为了寻找原子弹所用的一种铀矿，光成立的地质队就有好儿个，组成广好几千人的队伍！如果再把为使这好几千人的队伍开展正常工作所调动的各方力量算上，那还不有万数以上的人？王淦昌是整个核研制战争的核心技术人物，他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他们是整个核研制战争的总导演，他和钱三强他们不仅要统领全盘棋子，更重要的是攻克技术难关。从1960年至原子弹成功爆炸的1964年的几年间，中国是个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整个国家处于特别的贫困阶段，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高峰的科学家们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美帝国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国家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壬淦昌与周总理见面，王淦昌就直率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做一次访问学者。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叟带回一些竑们看来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回来。
周恩来听后笑了，说。王先生，饬只要一出去，即使在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常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这可是国家最高机密呀！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我们的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
王淦昌听了也跟着笑起来，说我现在对王京这个名字很有感情，比王淦昌三个字有韵味。他说他曾对一个城市的王姓进行过查阅，全国叫王京的至少有3000人以上，不过像他这个年龄叫王京的倒只有他一人，其他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青少年。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中国这么大，翻身后的中国人民又对首都北京怀有特殊感情，王姓又是中国百家姓中的大姓，所以像你这样叫王京的就不会少了。王京这个名字好。当年我们为了革命搞地下工作，都曾用过化名，我在天津就叫过伍豪嘛。今天你王先生和诸多科学家为了祖国的核武器试验也不得不用化名，这同样是为了革命需要。帝国主义想靠封锁来扼杀我们新中国的科学事业，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再说有你们这些学术上高超、事业心又强的科学家们支撑着，我们不怕战胜不了敌人的封锁。
王淦昌曾经这样说道：每一次与周恩来总理接触，你就会有种激励，有一种力量。所以后来我们在研制核武器中碰到的一些难题也自然而然地通过努力一点点地全部攻克。
复杂而庞大的原子弹试验有很多技术问题摆在了王淦昌他们面前，而这些问题虽然不像张蕴钰、李觉将军领导千军万马在戈壁滩上开辟试验基地那么波澜壮阔和富于悲壮色彩，但事实上王淦昌他们走过的每一个技术关口，都绝不亚于将军们统率千军万马战胜死亡之海的壮举。
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这个报告中谎称我国在20肽纪60年代就开始窃取他们的包括原子弹等核武器在内的核情报，并且若有其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遭到了中国政府有力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1999年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国务院发言人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这些宝贵财富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我完全相信王淦昌先生如果多活一年，他一定会在美国人炮制考克斯报告后立即站出来反驳。好在中国科学家王淦昌作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创始人的地位在国际上早已确定。我这儿正好有王淦昌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先生在13年前为祝贺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专门作了这方面的介绍。王乃彦的文章指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淦昌先生就意识到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在军事和核能开发中的重要意义。他和苏联巴索夫院士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利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在他倡导下，经国务院同意，开始筹措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激光聚变研究工作。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国际上刚刚开始发展的强流电子脉冲加速器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当时国际上的加速器的电子能量只有1兆至2兆电子伏，脉冲电子为几万安培，脉冲宽度约为100纳秒。就在这种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发展的幼年时期，王淦昌高瞻远瞩地指出，这种加速器将提供一种极髙强度的脉冲中子源、射线源和X射线源，在军事研究、聚变研究、泵浦气体激光和分离同位素方面都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发展前途。为了推动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王淦昌先生积极地向中央领导报告开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他的主张和领导下，核工业部门还专门向国家提交了开展功率脉冲技术和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的报告。
王淦昌教授为了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真是到处大声疾呼，遇到有关领导就说明工作的意义。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领导这装置的设计和调试工作，并和同志们一起做实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国内已建成的一些较大型的这种加速器装置，都是与他的辛勤劳动及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在这一科研领域中起步得比较争，而且现在已经建立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水平的实验装贾，牮养？入民自己的科研队伍。目前世界流脉冲粒子束加速器的粒子能量已达到十几兆电子伏，脉冲电流已达几个兆安培，脉冲时间宽度为几十秒，在军事、科研和工业方面早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充分证实了王淦昌教授的科学预见。他不愧是我国澈光聚变的创炻入和奠基人，并被载人世界惯性约束核鉍变技术的史册。王乃彦院士也是中国核物理学界一位重要人物，他跟随导师王淦昌先生从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几十年，如今是继王淦昌之后的这方面的中国课题带头人。
王乃彦对王淦昌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在核试制中用激光打靶激光模拟核爆炸的口语印象极其深刻，而且在后来的实际研究中还流传下了十八勇士参战的故事：那时王淦昌听说日本大阪大学激光工程研究所的粒子束聚变研究小组曾提出强流电子束靶物质上的能量沉积，由于束流和靶中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双流不稳定性，导致能量沉积值可以比经典有电子能量沉积值增加一百倍这一引人注目的结论。为了证实日本人的这一实验结果，王淦昌立即提出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我们自己建立一台1兆伏、80千安、70纳秒的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并迅速开展工作。当时王淦昌提出这一建议后，立即有18名研究生和科技人员报名参加，于是就组成了王淦昌为核心的十八勇士的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攻关组。这个过程中，王淦昌始终处在亲自组织领导地位。为了实现王淦昌教授提出的3年内组成加速器的要求，当时从国外订购相关的设备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在国内订购必需的高压电容器也显然来不及。怎么办？只能自己动手改装。我们建议把西安电容器厂生产的姑7540的电容器改装成100千7微法的电容器。王淦昌教授对此非常赞成，我们因此贏得了一年多宝贵时间。于是我们立即又和北京电力电容器厂联系，由我们进行改装设计，他们厂负责改装工艺操作。后来由于对方发现原财丫540电容器中所用的绝缘油含有毒性较大的三氯联苯，这就出现了难题。于是全部的担子都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当时尽管三氣联苯毒性确实很大，又尽管我们18名勇士中大多数人都是学核物理出身的，对于电子电容器的改装工艺都不熟悉，但这些并没有使我们畏惧和后退。王淦昌教授积极支持我们自己动手，同时也要求我们对三氣联苯的毒性劳动保护措施进杇深入细致的了解。遵照他的要求，我们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了操作现场的通风排气，确保了工作人员的安全。18名勇士以极大的工作干劲和热情，自己用手推车从煤厂运来煤，自己烧锅炉，通过几个工序来清洗从工厂加工来的电容器外壳上的油污，用手推车送往电容器改装的现场，把原姑丫540的电容的芯子进行拆装，抽出原来用的有毒性的油，运送到专门的地方保存起来。大家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王淦昌教授也亲临现场来检查劳动安全措施，鼓励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好。我们整整奋战两个星期才结束了这项工作。王淦昌教授对我们18名勇士的忘我工作热情感到自豪和高兴，他常对我们说：中国的条件差些，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不能搞出比别人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物理科学上，创造领先成果的常常不是拥有如何先进的实验设备的地方，而是那些最敢于想问題又不懈努力、刻苦工作的人。王教授的话对当时的年轻同志影响极大，正是在他的精神激励下，我们才在核试验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创造了独到的技术与理论，并一直在同领域里领先于别人。王乃彦院士对当年惯性约束核聚变科学研究过程记忆犹新，感受深切。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在加速器物理设计中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并且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道，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这些虽然都是王淦昌首先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之后几十年中又发生的事，但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今天突然抛出一个荒唐的考克斯报告的可笑之处及诡计所在。
其实早在美国的考克斯报告出笼之前，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1992年5月31日，在中国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这么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
获得世界上最卨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大家错了，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微笑，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学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王淦昌的话刚落音，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淸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对中国特别有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大学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据王淦昌的三女婿、中国科学院李铁生研究员介绍，他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到医院探望王淦昌时，王淦昌坦言道：我一生主要的科学工作并不是研制原子弹。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才是真本事。但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并没有把研制人类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髙科学奖的发现发明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却把一项由核杀伤转变成核造福的科学成就首先列人了自己一生的功劳簿上。仅此，我们也足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广慈善心怀。
核物理核科学太深奥，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了解得了的，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最简单的理论。比如我们可以知道一下核聚变与核裂变是获得核能的两个重要途径。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人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4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地顺利，但聚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人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地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更有威力。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此后的科学家们试图进行的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有一天，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便问：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国外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这种东西，现在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淸楚？谢教授的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是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鸟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些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火科学家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几次上海光机所，邓锡铭是位光机专家，因此王淦昌认识这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邓锡铭说。
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拿张报纸，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台阶上一放，说完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一起坐下：你知道吗，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办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
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眼前的这位年轻光机专家，然后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
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人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就这样，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上海光机所的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这个领域里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里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而且是个报喜的电话。王淦昌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还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没等话说出来，王淦昌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上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一个人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起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自从那天起，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主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点，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然而当时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这种激光打靶实验受到了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的水平，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在多和快方面搞不过人家，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在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工作之中，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领导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的激光装置建成，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轰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云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髙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
事实上到此时，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并没有结束，这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前的很长时间里，从未间断过。而且在他建议下，激光核聚变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咚！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砗阵震且欲聋的爆炸声。庄稼入常常好奇地在田头看到随着隆降爆炸声之后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在十几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家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制的小爆试验。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数年中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的杀伤力时，很难想像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放爆竹王淦昌语没啥两样。但原子弹专家知道，在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式的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就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当年负责引爆的工兵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只有科学家们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每一次的进步与失败过程。
一切都在王淦昌的安排下进行着艰苦甚至常常是摸不着头脑的实验。但所有这一切又必须走过，哪怕明明是弯路。王淦昌经常告诉他的助手们，在物理科学上，每一次最伟大的发现几乎都来自最微小和最细致的实验，而威力无比的核爆炸同样离不开一次次最简单、最起码的冷爆炸。多一次简单和艰苦的冷爆炸，就使原子弹成功大爆炸多一份希望，因此十七号工地上的这种小爆炸在所有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心中就变得很重要。
当时围绕原子弹展开的战略性研制工作基础阶段，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第一大系统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第二大系统便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上的全部意义便是为了完成后一任务而展开的。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他们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而在他们手下，是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他们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当时的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像。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风，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大家知道自己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看到王淦昌这样的老先生每天也是一身土来一身沙，他们还能说什么？干吧，早日把实验搞成功就是他们的惟一想法。年轻的同志以王淦昌等科学家身先士卒的行动激励自己。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的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王淦昌对此技术难关所付出的精力是巨大的，因为这中间涉及会聚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以前是实验物理的高手，可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必须对每一门所涉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让中国核武器研制高层人员佩服的是王淦昌作为科学大师的了不起之处，就是他不仅能在本专业]：造诣卓越，而且在一些原本他不熟悉的领域，一旦需要去攻破时，王淦昌几乎没有达不到目的的。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髙，就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
应该是广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仅仅这一个问题就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思考，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变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
王淦昌从一位助手那儿拿过一枝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真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过来，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
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
其实像胖子这样一个个在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连王淦昌自己后来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一般捏泥团团开始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原子弹送入九天髙空成功爆炸，这过程中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与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七前方的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耒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溆绽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丄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道。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检望在毛主洩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显得很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说，下一步看来又得让鉍更加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
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一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
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只管忙着自己手头的活儿，一边很不解地回头对老头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