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员——商业街——带有蕴意的神话——谒见总督——中国官场的冷漠——中国的急需之物——叛乱时期的衙门

在中国，四寸半宽、九寸半长的拜帖显得气派不凡。我在上海印过一次拜帖，黑黑的字体，印在猩红色的纸上，大小如前所述，共印了200张！我派一位在腾越府英国领事馆当差的很有教养的中国人将我的大红拜帖送进了衙门，请求会见一下署理总督大人。他回复说下午一点可以接待我。我向一位负责该城洋务、行事谨慎的官员借了一抬官轿，在下午一点差十分时大模大样地出发了。四个人抬轿，还有四个人扛两侧的杠子，连轿带人的重量有240磅，平均每人分担30磅左右。抬轿的人多，所以走得很快。总督有一个翻译，但是当我知道他的英语不佳时，便要求我的朋友伯格理跟我同行，他是我所遇到的汉语说得最棒的人。带着这么好的一个翻译，我们真可谓不虚此行。

我确信美国政府在驻华领事馆雇用中国译员的做法是错误的。人们谈到传教士的巨大错误，但是当本地人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英语不佳的人所翻译过来的话深信不疑时，那该是多大的错误啊！既然我们的贸易在东方越来越广泛，美国应该向英国学习，要求驻华领事懂汉语，规定他们只有先学好汉语，才有资格担任此项职务。

我们首先上了中和巷的一个缓坡，对面就是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一处房子，然后向左急转，进了城隍庙街。街上有好多商店在卖当地的药材、华丽的印度彩画、糖果、土布和其他物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时看到涂脂抹粉的太太由粗手大脚的丫头陪伴着走过。她们打着阳伞以防苍白的脸被晒黑，但老天爷将会发现把白粉晒成鲜红色是困难的。我在纳闷，这些打着伞、涂着粉的女士们怎么会脸红呢？她们内心肯定很羞愧。虽然脂粉涂得很厚，但掩不住粉脸的憔悴之色。丫头常常比裹“金莲足”和扎“扫帚腿”的太太们更令人感兴趣。只有低级趣味的人才更欣赏人工雕琢之美，而不是天然之色。

向左一转，我们就到了光福街，这条街道值得一看。低矮的店铺敞着大门，店里挂满了密密层层待售的衣服。各色人等都可以穿的鲜亮的绸缎衣衫也摆了出来。女士的衣裙宛如雨后的彩虹：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紫红的——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最富丽堂皇的衣服是戏装，值100两，甚至200两银子。这些绚丽多彩的景象使游客驻足流连，久久难忘。女士的绸缎衣裙可以卖到16两银子，或者10美元。在色泽亮丽的衣服店之间，散布着其他店铺，在卖铜香炉、铜烛台、铜脸盆、书画、头巾、景德镇陶瓷，还有各式各样、价格不一的烟枪。一杆烟枪可卖到100文铜钱或100两银子。旧烟枪价格更高，因为烟枪里面已经浸透了鸦片，对于瘾君子来说，当他叼起长长的烟枪，对准饥渴的喉咙时，一下子就可以抽到烟味。制作精美的烟枪更受青睐。

再向左转，我们进入了丝云街，云南府巡抚和署理总督的衙门就坐落在这条街上。走了几码远，我们又向右拐，进了大门，来到院子当中。这是个卖古董的地方，这种货色，西方国家可以向中国大量提供。这里的人们喜欢买西方国家废弃的旧式来复枪，也喜欢搜罗西方的各式古董。在货摊上还有人在兜售尤利乌斯·恺撒征服英国时用的硬币（他从未征服过美国），还有人兜售几个月之前新造的古钉。此外，砚台、笔、刀剑、念珠、杯子、花瓶、用来拴水牛和疯子的绳子，以及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大烟枪都摆摊销售。在这些垃圾中，不时也能碰到一两件被精明的卖主忽略其价值的珍品，有时还真能淘到件宝物，但大多数只是废铜烂铁而已。

轿子进了大门，又穿过“栅栏门”，我们到了衙门的外院，这真是一个趣味横生的地方，南面是一堵带画的影壁，这样的影壁在所有衙门的外面都能看到。

影壁上主要的图案是一个40英尺长的独角兽形状的大怪物，名叫“贪”，上面画的这个巨兽正试图吞吃太阳，象征着官员们永不满足的贪心。因此当我知道“贪”这个巨兽代表的是贪婪之意时，我就知道这个神话的真实含义了。“贪”只是神话中的怪兽，而贪心却是真实的。这一象征意义太具有中国特色了！在西方这样做就太滑稽了，假如基督教国家的每一个官员必须把他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在大门处表述出来，那该需要多少五花八门的号牌啊！国会议员！议会议员！大公司老板！工于心计的丈母娘！

“贪”的脚下踩着“八珍”，右侧是一棵树，最高的树枝上挂着一枚中国的高官所用的官印，一只圣猴伸手去摘官印，代表着当官要步步高升的欲望。一部“中国恶作剧”的历史要比猴子的那些把戏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官位较低的官员而言，猴子的手与渴望攫取的官印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大的。然而，今天这只特定的猴子已经把官印抓在手里了。因为该衙门的官员林绍年大人已经把总督的大印抓在手里了，这是该省最大的肥缺。

权力如同传染病，

谁沾上就传染谁。

好一个老猴子，终于如愿以偿了。几年的耐心等待，投机钻营，现在已经大功告成。树下面是五只老虎、三只狮子，它们的形象奇特，真正的狮子和老虎绝不会为此骄傲。如果这些狮子能见到画家的话，它们肯定会把他抓得遍体鳞伤。这些狮子和老虎代表的是该省的将军们和其他军官，他们处在总督的管辖之下，因为总督的职位比他们高。军官们通常是受总督管辖的，狮子和老虎也并不总是为总督衙门的影壁增光添彩。靠近影壁的地方有两根高高的旗杆，长长的旗子上写着总督的名号官衔。对面两个有顶篷的平台上有一帮乐队，每天早上、中午、晚上要用声音尖锐的乐器奏乐三次，每当总督离开衙门也要奏乐。他出门时前呼后拥，有12对穿着红色号衣的士兵举着牌仗，还有几个穿着制服、手持佩剑的兵勇跟随。在靠近乐队的地方有些矮房子，是衙役的住处。我们的轿子现在来到了“头门”，一个仆人收到了我们的拜帖，然后急忙进去通报我们的到来。我们的轿子还没落下，等了一会儿，以便大门能打开，以及身穿官服的官员前来迎接我们。

正当等待之时，军械库开始鸣笛，1点了。我们很准时。当大门打开时，高大的门神分向两边，为美国旅行家和他的英语翻译——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盟友让路，以便让他们进去。在大门口共有六个这样形象威猛的门神。进了大门口，我们又进了一个大院子，周围是矮房，左侧有两道门廊，通往官兵们的住处。路两边种着小树，一直通到第二道门前，门两侧是带着长把手可以提起来的牌匾，上面刻着金字，记载了总督在其长期从政生涯中的历任官职、政绩，以及在科举考试中所获得的成功和奖励。这样的牌匾有50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过了这道门，又进了一个院子，宽大而整洁，右边是一个彩色的日晷，左边有一个石灯跟它对应。这里也有几棵树，其中一棵树上拴着一匹慢性子的骡子。还有一个砌着飞檐的大门口，下面挂着蓝色、黑色、白色和黄色的长方形石碑，中间是个“福”字，这是中国字中最受青睐的一个字。旁边刻着功德碑上提到过的官员的名字，而且还列有赠送功德碑的人的名单。这些风格各异的“福”字为此地增色不少。

这个屋顶之下就是大堂。大堂的地上铺设着大红地毯，这儿是总督大人审案的地方。我们落轿之后，沿着红地毯走到总督迎接我们的地方，然后主人引我们进了大堂。我们跟着总督来到客厅，那儿两面都是窗户，非常明亮。总督大人先向我鞠躬，然后把我领到了一个盖着鲜红桌布的圆桌旁，桌子中间是一个盛着水和鹅卵石的盘子，水仙花开得正艳。中国各地都喜欢这种花，称之为“水中仙子”。总督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座位落座了，把我让到了宾座，坐在伯格理的对面。坐在总督大人对面的翻译竟是在此地官学任教的英语教授！林大人一开始还有点矜持。译员先问了无疑是预先就准备好的一般问题，例如我什么时候到的中国，我要到哪里去，我想在这个城市住多久，等等。很多小官站在后面，或从窗外向里看，对这种谈话饶有兴趣。通过翻译，我告诉总督，因沿途官员相助，我从昭通起程，一路心情愉快，行宿方便。译员让我说“昭通的新教传教工作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的确也是事实。

在向总督解释了我为期四年的环球旅行后，我又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然后又问了不少尖锐的问题，总督操着外交辞令做了一些回答。他说他赞成派一些年轻人到美国去学习矿业工程，以便回来开矿。他对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能开发该省和帝国资源的年轻人深为痛惜。他似乎记起了昔日中华帝国辉煌之梦的一些细节，以及他未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他仔细询问了培训费、培训期限及我认为最好的美国学院。随后我又听说该总督正进行一些规划，已经修订了学校制度并任命了一批日语、法语和英语教师。不过这没多大意思，我怀疑这些措施仅限于省会。中国的官员有权让老百姓去做他们想做的几乎任何事情，如果他决定要修订本省的学校制度，他就能干成，因为他对500万人民有绝对的控制权。阻碍改革的是官员们的敷衍冷漠，任何革新只要削弱了他们的特权，他们就对之深恶痛绝。我向他特别强调了教英语的重要性，也询问了一些有关传教士的情况。“目前老百姓和教徒的关系融洽了，”他说着，还勉强笑了一下，“但是在该省的边远地区，人们还是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说到此，他就缄口不语了。但当我问他有关医师传教使团的情况时，他又来了兴致，说这项工作是友善之举，好处良多，传教就没有这些效果。他宣称英国传教士在本省是最好的，说话之际冷漠之情溢于言表，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给他造成的麻烦最少，有时候还给那些咄咄逼人，像鹰一般盯着云南省的法国人添点乱、帮点倒忙什么的。我告诉他，作为美国人，我主张“华人治华”的观点，希望中国大力开发本国的资源。我建议道，外国人应该作为专家技师使用，其主旨是要维护好中国的自主权。这些话使他完全扔掉生硬和拘谨的做派，他兴奋起来，连连点头，不住地说好、好、好。他的手指还在桌布上写出了那个“好”字。“华人治华”的说法很显然触及了他的心弦。我主张他送一个儿子到美国去读书，然后问他有几个儿子。他竖起一个指头，满有悲色地说：“他还小呢。”总督问我在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回答：“大力创办学校，提高品性素养，热心追随正教。”他似乎在深思，问我什么是“正教”。在后来的讨论中，时间过得很快，橘子、点心和糖果也下得很快。两次吓人的孔雀叫声使谈话的场面平添趣味。在他向我做出许诺，电告本省各处官员对我大力相助之后，我举起茶碗一饮而尽，这一举动表示会谈到此结束。总督大人把我们送上轿子，并彬彬有礼地表达了对我这次拜访的感谢。他还主动提出回访，但我求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将准备到大理府的行程，会非常忙。当我们在门口告别时，我们正面对那个巨大的贪兽，然后从门边的两个怪诞的狮子中间走过。它们露出了排排巨牙，傲慢的面孔朝向天空，似乎对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屑一顾。那只猴子仍旧抓着大印，贪兽依然在追踪太阳。（请注意它什么时候能追上太阳，当它抓住那个包子时，那早餐该是多么热乎！）旗子依然在飘舞，卖古玩的小商贩们还在忙碌不休。好一派升平气象。总督出行时在前面举着的牌子放在两边，上书“肃静”“回避”等字样。于是我们就肃静地回避了。在我离开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想，“世间的浮华和尊荣啊，我憎恨你们”。

衙门里并不总是有如此安宁。在回民叛乱期间，这个地方曾血流成河。那时岑宫保[1]在云南做总督，他就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政要岑总督的父亲。当时各处鸡犬不宁，衙门里每日每夜都在处决人犯。人们说人血横流，从无断绝。谁能说这可怕的一幕不会重演？林绍年也许会博取正直仁爱的名声，但在我眼里，他并非一代枭雄。他与铁腕人物端方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位在武昌曾盛情款待过我的端方手中操有对5000万百姓的生杀之权。

[1] 即曾毓英（1829—1889）。

天子有罪，与庶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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