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旅行——书面协议——中国苦力——射箭比赛——岑总督的规矩——血与铁
我们到达杨林镇正好是星期六。于是便在福星客栈里静静地度过了第二天，这是我在云南住过的最好的客栈之一。这个客栈及其老板常先生的名声都不错。在我的房间里，有好几个热情洋溢的客人曾经把一些充满溢美之词的诗写到了木板墙上。特引用其中两首如下：
福星客栈冠杨林，
店家仁义值千金。
名厨两个实在好，
敬茶送水献殷勤。
杨林福星数第一，
洁静堪将“洞天”比。
茶水一切都方便，
店家勤勉天下知。
进城时，有一条凶猛的狗，大概是疯狗，向我扑了过来。幸好我的皮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枪，没等恶狗伤到我，我就把一粒铅丸打入了它的丑陋的脑袋。这个地区疯狗相当多，引起了许多人死亡。中国人的理论认为，谁被疯狗咬了，他的肚子里就会生出一只小狗，连咬带叫地一直把这个人整死。有一个母亲发现她的儿子被狗咬了，就给他吃了一些巴豆，不但没把儿子治好，反而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毒死了。迷信的中国人认为，有时狗咬了人的影子会比咬了人更为致命。
通往云南府的两条大路在该镇会合，一条是从贵州省过来的官道，另一条就是我们所走的这一条，是从四川过来的。这里已经有电报了，镇上就有一个官府办的邮局。住在同一家客栈里的，是来此勘察铁路的四位法国官员的随从。这些法国人似乎对云南无所不晓，如果法国同中国发生战争的话，他们也绝不会睡大觉的。
在中国最好的旅行方式就是步行，但旅行者必须要有苦力们的帮助，而且最好还要有一个关于时间和价格的书面协议。在我所走过的两千英里旅途全程中，我跟雇工之间并没有什么麻烦。合同都是用毛笔书写在红纸上的，条款分明。中国人在制定协议时会讨价还价，但一旦签订了协议，你就可以安心地依赖他，如果你指派他去干什么事，他也会尽心尽力的。在路上要修订合同或许很困难，所以一切都必须在一开始仔细敲定。在为期60天的穿越孔子故乡的旅行中，我连一个包裹都没有丢，东西都完好无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包里装着相机和其他的镜头，是被好多不同的苦力在崎岖、泥泞甚至危险的路途上背过来的。中国苦力能扛200磅，但通常扛的包裹只有90磅左右，扛着这么重的包裹他们每天能走15到20英里，但在专门的安排下，我雇来的人每天能走50里左右。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在看着这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守护着它们。这些苦力虽然易于受到其他旅客的**，但他们都会保护雇主及其财物的安全。这次旅行的另一个令人高兴的方面，就是不管到哪个客栈，不管是城市、乡镇还是小村舍，只要需要，就总能有开水。中国人用热水洗刷，也喝热水。在福星店里，就端给了我一盆热水。然后我就把我的小毛巾泡进热水里，用它洗脸而不是用海绵，洗了之后再拧干。或许这种里里外外用热水的做法会杀死很多细菌，会使中国人更健康，寿命更长。最小气的苦力一天也要用热毛巾擦洗两次，所以他们的毛巾非常干净！
从杨林去云南府路上的两处场景
性情善良的人也随处可见，中国人知道与人为善的重要性，他们经常笑容满面。如果一个旅客有中国人一半的友善，并在跟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交往时记住上述金科玉律，那么他将会发现一个好心好意、令人愉快的民族。中国人不像南海诸岛上的居民一样动辄狂欢，也不像缅甸的掸邦人那么浅薄，但中国人也不乏快活——不是那种外露的快活，而是一种充满了宁静和深思的快乐。他们喜欢碰运气，但并不过分，或许只是为了逗趣而已，如果有无须辛劳而有所得的机会，他们会去试一试的。
据说动物是认识并乐于服从主人的，人类当然也是如此。在美国和中国，自重和尊严肯定会赢得敬佩的。中国人看到傻瓜时一眼就会认出来，哪怕这个傻瓜长得白白净净也是如此。我已经学会即使遇到一个吃人生番也要彬彬有礼。在中国各处旅行的旅客都应避免发怒，要尽量做到心平气和。
谁若能超越或征服人类，
就必然蔑视卑贱者的仇恨。
星期天，我们吃的是星期六打下来的大雁，客栈的厨师精烹细烩，肉汤也味道鲜美。我还要了40文钱（两美分）的泡菜、一小盆炖鸡（五美分），还有三个总共四磅重的红薯（每磅九文钱）。我在这个客栈总共的花费是70文钱。
据说吉尔上尉在小时候就搞了一个机械装置，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拉他的被子，把他叫醒，因此他习惯于在早饭前工作很长时间。像吉尔一样，在中国旅行的人也应该早起。第二天凌晨，我们破了一个纪录，在午夜之前就开始动身了，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做是犯了一个错误，幸好还没造成什么危害。因此，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又睡下了！然而，我们的表是凌晨两点半时，我们又起来了，后来听到云南城里的军火库鸣笛，才知道我们的表快了一小时。我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到达该城。我首先把金老三从**拖起来，派他去把厨师叫醒，然后去叫那些抬滑竿的苦力。这些人比其他的人更难对付，因此我就到院子里大呼小叫。可是对这些没有文化的中国苦力，即便是莎士比亚又有什么效果呢？英语语言的无上魅力对这帮人根本不起作用。但是用口哨吹出“扬基歌”的曲调则使闹剧到达**。它不仅能使爱国的美国人热血沸腾！它也能使这些东方人在深更半夜起床。
雄辩触动灵魂，歌声使人陶醉。
经过此番表演，动身的准备很快就做好了。三点半，所有的行头都已打好，大伙一边说笑着，一边吃早饭。还不到四点，我们的队列就登上了山路，离开了杨林。此时乌云阵阵，月亮时隐时现。后来雨点落了下来，越下越大，如注如泻。路边有一个小屋，真想进去躲躲，但屋子的主人迟迟不肯开门，害怕遭劫。可见这里盗贼有多猖獗。我们后来终于进去了，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坐下来。幸运的是，雨一会儿就停了，我们又动身上路了。灯光忽明忽暗，铺了石头路面的道路极为难走。在冬日的晨光里走了八里路以后，我们经过了小铺子村，走到30里左右，我们在长山停下来歇脚。这时人们正刚刚起床，有人在门外支起了大壶烧水。在这种铜壶的中间烧火，火苗和烟从上边冒出，灰烬从下面落下，周围的部分盛水。附近是长石条做成的桌子。我要了一些热水喝，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豆子和坚果放在桌子上给那个人吃。里面还夹杂着几文钱，那人忙不迭地抓起来，放进兜里。
离开了这个昏暗的小村，我们加快步伐，两个小时走了30里。路面平坦而且没有铺石块，走这段路真是痛快极了。官员吴大人在去昭通县接任时与我们交臂而过。他的随从中有几个女人，大概是妻妾和婢女。这些官员们通常都喜欢金钱和美女。我们今天经过了不少哨所，都是空的。由于衙门经费紧张，哨兵们都撤了。走到60里路的地界，在一个叫小板桥的集镇上，我停下来吃午饭。米饭是十文钱一盆，汤免费，酱油三文钱。在美国通常肉卤要付钱，酱油免费。鸡蛋是七个大钱一个，茶水七文钱。这儿所使用的有两种钱，大钱和小钱，20个大钱和30个小钱都值一美分。虽然这些铜钱又重又脏，且币值不稳定，但在中国缺了这些是不行的。
刚走出西门，就见到一座石桥，当地人说，这座桥虽然很坚固，但走在上面会感觉到颤悠悠的。在这里我们经常遇到一群群的马匹和上百辆的黄牛和水牛车，牛车的车轮没有我在昭通城里见到的那么大。从杨林走了70里后，我们又遇到了另一座石桥，石桥的西侧就是铜牛祠。这里有一个毁坏了的泥牛，脑袋都没了。先前的神龛上是一个铜牛，很多人都来朝拜，但后来，有人就把铜牛化掉铸钱币了，就像克伦威尔化掉埃克塞特教堂里的使徒银像那样。回民的战斗口号是“刀光剑影出天堂”，与心并无任何关系。我们今天遇到的马匹都驮着大大的空酒瓶，酒早已在云南府卖光了。几个萨美部落（the Samei tribe）的当地妇女，背着沉重的东西，一边赶路，一边兴高采烈地嚼着槟榔子。走累了，就在路边坐下来歇歇脚，因为她们的小“金莲”使她们走起路来不是很容易。她们步履蹒跚，跟当地男人大步流星的步态大不一样。好多地里的芥子已经开花了，在结了籽以后就可以榨油了。山脚下的地都是光秃秃的，无法耕种。好奇的人们随处可见，当我停下的时候，一个人说我的金属三脚架是望远镜，用汉语说，叫“千里眼”。另一人声称那是一支枪，他还向另一个胆子不大但又好奇的旁观者解释每个关节处如何向外发射子弹！
中国西部边陲的两座石拱桥
一个路边神龛
范家桥村离杨林80里，从杨林到范家桥一路上坡。过了坡，是一片大平原，云南府[1]城映入眼帘了。远处有一个美丽的湖，环绕在高山脚下。我登上高处，俯瞰富饶平原及乡村和城市。跟我刚才经过的地方相比，此情此景令人加倍神往。又走了15里之后，我们就到了云南府的郊区了，在那里我受到了麦加第[2]先生的热烈欢迎。麦加第先生是一位63岁的绅士，待人极其热情，在当地从事传教工作。而这种工作连许多30几岁的年轻人都是不敢尝试的。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孙道忠[3]先生和冯席珍[4]先生，他俩都是属于同一个传教使团的。
刚到云南城，我们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座玲珑别致的塔楼。该塔楼是一两年前完工的，耗资巨大，是该城的一大景观。该塔名为祖魁楼，是为纪念文神而建造的。我们登上了它的第三层——也是最高层，观赏着城市南郊的美景。我面朝西拍了一张照片。下来时我在底层经过了一家茶馆，沿着南郊的大街前行，从一个六英尺多高的低矮拱门下面走过，拱门的上面是一个印度古冢，是在很久以前建的，那时缅甸和暹罗的国王对云南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那时云南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据说古冢里葬着一个叫华雄的人的头盖骨。人们认为从这个拱门下走过是不吉利的，因为那个头盖骨会影响人们长高。如果我的美国朋友发现我走下边而不走上边，他们会知道原因。拱门的两侧都有路，这是几乎所有经过的人踩出来的。
继续往前走，我们经过一个大型海关，看到几个人在用棕树的纤维搓绳子。向右转以后，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兵营，来到了刑场，很多悲剧场面经常在这里上演。几年前，在这个军营被取消之前，武秀才和武举人的射箭选拔赛就在这里举行。演武场的正中心有一条壕沟，壕沟的左侧立着三个靶子。骑马的选手带着新弓和三支好箭，从一端飞马急驰，在到达主考官的跟前之前，他必须在策马狂奔的同时射中每个箭靶。主考官通常是官府的官员，可能这一辈子连弓箭都没摸过。训练有素的马匹大步飞奔，而几个技艺熟练的人也能每次正中靶心。现在射箭比赛已经取消了，但许多武官仍然以弓箭为荣。说不定哪一天，一个倒行逆施的政府会恢复射箭比赛。甚至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还派人从贵州省招募了一大批土著人，身背弓箭，去同“日出之国”的“小鬼子们”打仗。中国已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刑场的外面是一条繁忙的街道，直通南门，对面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牌坊，上面写着“忠爱”两个字。街道的另一侧是卖马鞍的商店，这里是马匹生意的中心，自然对这些东西也有需求。云南府有六个城门：北门、南门、东门、西门、小东门和小西门。我们是从最繁忙的南门进城的。我注意到这里的店铺低矮，但货类繁多，而且我发现主要的钱庄也在南区。
在大名鼎鼎的岑毓英总督，即现任（1903）四川总督父亲的血腥治理下，这条街道见证了一桩轶事。有一次街上失火了，岑总督派他的士兵们去灭火，并严令不许趁火打劫。然后，按以往的习惯，他换上便服外出查看。拐弯转入了南街，他遇到了一个人，怀里抱满了抢来的东西。他立刻挡住了这个劫犯，询问姓甚名谁。来人轻轻骂了一声“日你祖宗”，然后反问他是谁。“我告诉你，我还要杀了你。”总督说着，抽出长剑，手起剑落，把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砍为两段。无怪乎从那时起，江湖黑道及盗贼们一听到总督的名字都为之胆寒。即便是中国大多数城市里难以管辖的乞丐、盲流和无法无天的无赖们在该总督执政期间都表现得服服帖帖。岑总督用铁的意志统治着这个省，杀了数千人。据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梦见自己要杀一万个坏人。在他杀人时他或许不会仔细询问被杀的人的品行是好还是坏，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梦想成真了！在离这里五站地的库庆城，即现在是中国内地传教团驻地的那所房子，在回民叛乱期间曾作为岑总督的官邸。据说在这里他签署了杀害一万多人的行刑令，不少人是他亲手杀害的。虽然他凶狠残暴，但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之一。他是乱世英豪，给这个民不聊生的省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在他生命的尽头，他看到被他杀害的那些冤魂纷纷前来复仇索命。
云南府的两座高塔。一场地震摧毁了东塔，它在岑总督任内由公众集资修复。这座有十万人口的城市里竟有一千座寺庙。其中的关帝庙非常漂亮，它是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间花费25438.75两银子建起来的。
我们只教授
血腥的杀人指令，
而人们学会之后
又反过来杀始作俑者。[5]
他在去该省西部的一次长途巡游中，曾有过某种幻觉，这种幻觉后来变得越来越严重，使他不得不中途回家。大量冤魂纠缠着他，城里没有医生能治好他的迷幻症。有人建议找个传教士来，但总督拒绝见他。所以这位岑大人就这样死了。他目前在一座关帝庙里跟关云长分享殊荣。岑大人的塑像也立在庙里，十分显眼，定期承受香火。这位统治云南省的强人在死后仍然受到敬畏。据说他在阴间也能兴风作浪。在城西的一些村庄里很多人染上了瘟疫，于是有人解释说，岑总督要在冥间打仗，因缺少兵力，就以在他的老巢云南省闹瘟疫的方法来招募士兵。一个能把尘世和地狱都搅乱的人肯定不同凡响。
岑毓英有着奇特的经历，他是出生于广西省的土著人，早年丧父，其母把儿子们一扔，决然改嫁了。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女人改嫁，就再也不能回到前夫的家，所以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母亲。他中了秀才之后，像该省的其他人一样，干起了抢劫的勾当。他作案过多，受到通缉拘捕，最后向官府投降了，但又带着他的几百两银子逃跑了。他逃到了云南，发现那里官府的差事可以花钱买，于是就花了二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小官。回民叛乱爆发后，他被迅速地提升到重要的职位。当他成为总督时，他的母亲来认儿子，但他拒绝相认，虽然他的母亲经常拦路相认，但他一直拒绝相认。“当我贫穷且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你不认我，你丢弃自己的儿子，去跟别人过日子，那就一直过下去吧。”他虽然给了她一些银两，但还是拒绝认她。
我们沿着繁华的街道前行，到了地处城中心的中和巷。我到了孙道忠先生家，受到了热烈欢迎。近20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城市里从事传教工作。
云南府城隍庙的阎罗殿。门前有一座巨大的青铜香炉，大门两旁的庭柱上用红底黑字写着一副对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对天发誓的最理想场所就是在阎罗殿前。
[1] 云南府是昆明在清末时的旧称。
[2] 麦加第（John McCarthy，1840—1911），中国内地会英籍来华传教士，1867年偕夫人一起来华传教。最初他们在浙江省的杭州和湖州等地工作，1877年2月，麦加第从汉口出发，一路走到了云南省的大理，成为内地会在当地少数民族中传教的开拓者之一。
[3] 孙道忠（Owen Stevenson），中国内地会英籍来华传教士，1883年来华。
[4] 冯席珍（F. H. Rhodes），中国内地会加拿大籍来华传教士，1899年来华。
[5] 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一幕，第1场。
人不学，不如物。（启蒙读本名言）
If men will not learn, they are not as good as brutes.—— Children’s 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