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的需要——当地人的服饰——泸州——拜访官员——中国囚徒——保票——盐井

我的中国之行旅途漫漫，又逢多事之秋。然而，我所受到最为真挚的欢迎，是来自泸州的澳大利亚传教士。虽然他们是浸礼会的成员，但仍然壮大了中国内地这个由各大教派所组成的传教团体。他们甘愿自我牺牲，对当地皈依者的教育卓有成效，并率领他们去忍受迫害甚至死亡。这真是值得大加称颂。这些澳大利亚人的努力赢得了中国各个阶层的信赖，成效之大，值得效仿。他们显示出了每一个真正传教士所特有的那种好客和殷勤。传教士们很少被号召去无缘无故地款待来访者，但某些沿海城市的传教士们应该从他们的传教使团中获得补贴，以便能招待客人，让陌生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让一位游客带着外国传教士刻薄吝啬的印象离开，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甚至一点点小气或缺乏友善的表示都很容易让游客产生偏见。他听说过好多有关颓丧的传教士的故事，他们逃避社会，不想让人看到他们。真正的传教士会主动与广袤和繁忙活跃的外部世界打成一片。因为有关从业两年之后，传教士便不再会进德修业的说法或许不可全信，但肯定预示着某种危险。“记住，当判断力减弱时，偏见就会增强”。

让慷慨善良的传教使团朋友们向远在异教土地上的传教士赠书吧，而且要赠好书。对富裕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三个月捐出一本真正有趣的书，也不算是什么牺牲。但是对传教士而言，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还能在劳累之余有几个小时放松消遣。这些书无须是宗教类书籍，有许多作家的作品趣味盎然，深得东方国家里那些“勇敢”和敏感的读者喜欢。有人认为，高尚的传教士墨守成规，并且相信除了他们采用的或先辈们在同样的状况下创立的办法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但若还像义和团运动爆发前那样一成不变地在中国传教也是愚不可及的。对这种布道方法乐此不疲的传教士个人或团体不过是浪费他人的钱财和自己的精力。

世道变兮旧复新，

万象自可识真神。

在泸州，我发现传教士们都是当地人的打扮，但个个衣冠楚楚。苦力们会听命于衣冠齐整的绅士，也会听命于不修边幅的洋人，尽管他们会认为这些洋人太小气，舍不得穿得好一点，而一身苦力打扮、穿着平平的洋人肯定令士人所不齿，留不下多少好印象。传教士该不该穿当地人的服装，三言两语难以说清，而至于留辫子则没啥可说的了。对我而言，斤斤计较于此实无必要，而且很蠢，特别是还有数百万的人希望挣脱这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奴役标志时。“中国蛮子”称不留辫子的洋人为“真鬼子”，称留辫子的洋人为“假鬼子”，由此可看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我说的不是义和团运动之前的情形，而是现在！像满人那样盛气凌人的洋人是无法向大众施加影响而让他们去接受一种陌生、玄奥而不便的宗教的。穿当地人的服装或许会有某些优势，但是让可恶的辫子从每个传教士的脑瓜子上去掉吧，或者至少让每个传教团有自行选择的自由，相信每个传教士会处理好此类事情，否则他就不适合在异国传教了。

据说，如果外国传教士不留辫子，不穿当地人的服装，中国人就会直勾勾地瞪着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讲什么。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说每当他布道的时候，当地人都会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我全然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几乎不了解中国人，而且在那帮听他布道的当地人眼里，这个居然能磕磕巴巴讲中文的传教士肯定成了一个大活宝。但基督福音并不要求民众屈从于昏庸无道的官府的**威。让传教士们穿上文明开化之邦的普通服饰，并把那条惨兮兮的辫子弄掉，应该是由优秀民族把他们的习俗强加给衰弱的民族。若说惹人注目，难道传教士不该尽量惹人注目吗？单靠外国传教士将永远不会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确实还需要更多的传教士来训练皈依者，使他们增强信仰，但大量的工作必须由中国土生土长的传教人员来做。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找不到多少比在华传教士更高尚的人了，而他们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环境条件。“时代变了，我们也应做出相应的改变”。[1]

这个名声不错，但人手不够的传教团掌管着30个布道点，即每天举行传教活动的地方。目前这里的传教人员中，除了海哲士（W.T.Herbert）先生和他那勇敢的妻子，还有裴光华（F. Bird）先生和一位不久就要嫁为人妇的年轻女士。另外，在大江的对面还住着两位传教士。其中一位是麦金泰尔，来自昆士兰州的美丽城市布里斯班。由于新来不久，他把大部分工夫花在了努力学习汉语上。最新结果表明，他的学习“大有进步”。在这30个布道点上共有104位中国教会成员，但在5000多名自称的慕道友中，有1500人被列为真正的慕道友。在过去的6个月里，当地人已经捐出了256万文铜钱作为修建、租赁和维持教堂的费用，这一结果令人大受鼓舞。多少年来，钱先生[2]一直在此处一个布道点苦心经营。今年他那里又增添了29名教会成员，并从当地人中雇了10个福音传道者。据估计，中国30个城市中的每个人每年都会听人讲福音，或者说有上百万人听到过真正的福音宣讲。在这10个福音传道者中，有8人的经费来自当地人的捐赠。

传教士把目前的成功归因于一桩抢劫案。有几位传教士价值400两银子的财物遭抢。凶犯后来被捉拿归案，但传教士们拒绝索赔。这帮传教士就是在底蓬的官道上被一个匪首领着造反蛮子抢劫的。劫匪们服了两年的刑，钱先生便要求放了他们。据说这种善意使他们大为感动，乐意去听讲福音。一帮强人还为此立誓，要保护福音堂的人员及财物的安全，而且说到做到。有一次，一位苦力拿走了几串传教士的铜钱，被强人截获，问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答曰：“拿福音堂的。”强人们立刻喝道：“拿来，拿来！”然后就平安奉还给传教使团了。有几个劫匪已经皈依了教会，其中有曾经打家劫舍的大盗，现在他们已是出色的基督徒了。我在泸州参加过一次早祷，来听讲福音的有文人雅士，而且人数众多。要知道，时下已近年关，每个中国人除了找乐子之外，对其他一切都很少感兴趣。

泸州城里住着4万多人，有一个大的铸铁厂。当地制作的伞也相当有名，而且泸州还是西方的大盐仓。城里还有66座庙宇，诸如夫子庙和关帝庙之类，一大帮名声不佳的和尚、道士负责对人们进行教化。城墙周长15里，7个城门通常是开着的，但是去年这个时候是干旱季节，城里百姓开始祈雨。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从来不祈求任何东西的。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南门，因为南方相对比较热的缘故。雨并没有求到，而干旱倒是进入了城里。人们不断地向天祈求，可还是不见半点雨星儿。自道台以下的官老爷们来到了龙王庙，趴在地上磕头，祈求龙王送雨来，因为太阳菩萨是管晴天的，而龙王则是管下雨的。道士们念着符咒，举着道幡，每天绕着祭坛转悠三个小时，但还是无济于事。南门一直关了两个月。为了给龙王留下更深的印象，人们用纸扎了一条巨龙，然后抬着它走街串巷，一边往它那丑陋的脑袋上泼水，一边祈雨。在整个祈雨过程中是不能杀生的。但龙王是个聋子，什么也听不见。到了一定时候，雨就自己来了，与诸神并没什么相干。

在这个地方，如果女人病了，就要到“泸州药母”那里问医。那位老巫婆让病人说出病症、姓名和生辰八字，生病的女人就通过让药母“看看蛋”，药母就会呼唤着神灵，报出病人的名字，说：“某某人，回来吧！”意为替她招魂。然后，老巫婆会用纸钱包起一个鸡蛋，颠上颠下，挤眉弄眼，哼哼唧唧，吱呀怪叫，然后把鸡蛋扔到火中。过了一会儿，鸡蛋炸开，老巫婆捡出来，查看炸开的形状。如果看起来像猪，她就说：“你的魂儿附在猪身上了，但现在已经附着在这里了。”病人吃了蛋，灵魂就重新附体了！这样治病简直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说人有三个魂，丢了一个，人就死去三分之一了，把那个丢掉的魂招回来，人也就安然无恙了。

当我去拜谒该城的“父母官”和探望囚犯的时候，由一位叫林正田的先生陪我同行。他是个秀才，在城里颇有名望，也是福音堂的成员。他平时吃素，皈依基督教之后，被尤蛮子叛匪首领抓获并带到一座庙里，这位自封的法官对他说：“你是个文人，凭什么要去信洋教？”他们强迫他退出洋教，但没成功。只是在付给这位首领23吊铜钱之后，他才免于一死。

我动身前往衙门时已快到中午了，跟随我去的有海哲士、林正田和一帮皮肤黝黑、前来看热闹的当地人。街道上经常会碰到台阶，忽上忽下的，几经磕磕绊绊，终于看到了南角头街。街道两边是肉铺、药铺、铁匠铺、染坊和棺材铺——好繁华的街道！我被吸引住了，即使没什么稀奇东西可看，我也可以观察那些拿着碗、拖着棍子的叫花子——他们是中国唯一拿着手杖走路的人。店铺里养的狗往往只同情店主人，对叫花子们很凶。这些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叫花子站在每家店铺前面敲盆打碗，大呼小叫，直到一枚铜钱扔在他们那脏兮兮的讨饭碗里为止。穿过店铺并立、杂种狗成群的婆口街，就到了大十字街。从那儿我们就进入了三牌坊街，只是石坊已经拆掉，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些什么牌坊。在中国，虽然人们起劲地垒起一些石头牌坊，以永久表彰那些守寡守节、不肯再嫁的贞妇，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把她们忘记了。街上，人们的脚步已经把埋入地里的铁桩的上端磨得光溜溜的。当地人说铁桩没有下端，怎么挖也挖不到，在世上竟然只有一端的铁桩，太罕见了！因为这个缘故，这条街又叫铁桩子街。我们很快穿过了这条街，就到了衙门的大门口了。

在中国城市里，只要站在高处，总能找得到衙门的位置。因为那里具有明显的“炫耀权力”之标记。当看到两根30英尺高的柱子，其上部三分之二处有个涂成猩红色的、看上去像是乌鸦窝的盒状物时，那就准是官府了。当走进泸州衙门时，我们注意到在门口附近有几个可怜的家伙脖子上戴着方形的木板。这叫枷，每个约有60斤重。在戴枷囚犯头顶上方的衙门大门上，刻着一行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言：“爱民如子”。当我进去时，那位身穿裘皮官服的官员在最好的接待厅里接见了我。这里尊卑分明，我只能坐在他的左边。这个官府令我联想起了一所人去室空、房产权尚有争议、因失修而显得破烂不堪的宾夕法尼亚州农舍。在吃点心时，那位官员问我年纪多大，从哪儿来，家里有几口人，我的衣服值多少钱，来此旅游花费多少，我身上是否带着什么好东西。说到最后一点，我准备进入正题了。我一直在中国内地游览，在当地店里住宿，如果我身上一无所有，那可不是我的错。我让他看了我的表。他那张黄脸上闪射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笑，满心欢喜地接过去，还想要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玩意儿。他是想看这块表的心、肺和肠胃吧？这位“父母官”有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想看看那些“转圈的齿轮”。然后我又掏出一个袖珍华氏温度计，在不用时，它总是跟自来水笔一起放在我靠近心口处的口袋里。我把它放在了这位狡黠官员留着长指甲的手里。他瞅着上升的水银柱，那副喜滋滋的模样倒像一个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然后，他把水银球放在我手里，当水银柱下降时，他笑得更欢了。看到这小玩意儿在他手里时里面的水银柱升得要比在洋人手里高，这位官老爷喜不自胜。

在泸州“父母官”衙门前的囚徒

泸州的贞节牌坊

这位官员叫李忠镜，他问我去过法国吗？当然去过，不过不如去英国的次数多，因为大不列颠是一个伟大的国度。然后他走了出去，来到凉阁，穿着官袍坐在门廊下的椅子上。他身边是一个方形的架子，上面放着一个走时不准的钟和一个不可或缺的水烟袋。在他的身后，站着他的两个贴身随从，还有两排“兵勇”，按军队的样子排列。我给这帮人拍了照片。又上了不少甜点，这位官老爷倒不拘束，一会儿喝茶，一会儿吃蜜饯。我告辞时他拱手致意。经过门口时，一班鼓乐开始用鼓和某种听起来类似美国马琴的乐器，演奏一曲迎亲的欢快调子为我送行。走去之后，我来到了牢房。

在探视牢房的整个过程中，都有衙门指派的随从和穿着红衣的衙役陪伴着我。牢房给人的感觉像一个破烂不堪的动物园，只是在年久失修的笼子里关押的是人，而不是野兽。囚犯们有的是单独关押，其他则是几人挤在一起。在衙门的院子里就有一个牢狱。在一间牢房里关押着三个颈上戴着沉重木枷的囚犯，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脖子上的锁链从木枷和**的肩头间垂下来。这帮苦命人站着的时候，木枷的全部重量全压到锁链上，锁链又一道道勒进肉里，要想歇息一下，他们只能弓下腰来。用这种**的姿势可以得到一些放松，但只有一小会儿。到了晚上，这间牢房要关30个人，像牲口一样挤在一起。那些有钱的囚犯可以在夜间让人把木枷卸下来放在一边，这样会休息得稍好一些。从衙门大门口走出去，我们在外面经过了一间拘捕房。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也塞进了20多个人犯。

华中一处衙门前五个戴枷的犯人

狱卒们有许多从犯人身上榨钱的法子。一种方法是将一根杠子插过囚犯的左臂下并把杠子的一端固定在潮湿的墙上，接着又把杠子的另一端穿过囚犯的右手臂，直到它碰到墙。这种做法经常会压碎犯人的胸骨。还有一种方法是命令其他囚犯在自己身上捉虱子，然后放到被勒索的囚犯身上。另一个更残忍的法子是用绳子拴住囚犯右大拇指和一个大脚趾，然后提起来，直到其他的脚指头刚好碰到地面为止。当别的法子不管用时，这种邪恶的办法还是很有效的，拷打几乎总能达到目的。我想起了《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剧本中两个渔夫的一段对话：

“师傅，真奇怪，鱼在海里是怎样生活的？”

“啊，就跟地上的人一样，大的吃小的。”

在拘捕房里，囚犯们都在拜一个神人的像。他曾被关押并死在那里，他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然后就成了神灵。

从那里我来到了外面的一个牢狱。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让新来的外国人来衙门参观并流连忘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这个位于衙门之外的牢监里，好多劫匪和其他面目凶恶之徒正等着受审。在往外走的时候，我又在一间脏兮兮的大房子里看到了一个可怜巴巴、苟延残喘的痨病鬼。他赤身露体，抱着肮脏的破衣服，用低沉的嗓音向我喊道：“大人，大人，行行好吧！”我弄清了他的意思是“让狱卒放了我，等我好了的时候再回来受罚”。在这个既可怜又肮脏的牢房两侧立有两尊神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另一尊是无罪受罚的蒙冤人。

下一步是去参观死牢，我们等着看守死牢的狱卒走过来，手里拿着撬棍模样的大钥匙，他把这些钥匙拴在一块小桌面似的圆木盘上。一阵摸索之后，他终于打开了两把锁。我们弯下腰，钻了进去，首先看到的竟是一个当铺！这些可怜的囚犯遭受着贪婪看守的非人折磨，甚至不得不当掉身上穿的衣服，用当来的钱去贿赂这些看守监狱的凶神恶煞，以求得片刻安宁。沉重的手铐和其他铁镣锁住了这帮囚犯，但若说我看到的没有原先预料的那样差劲，那么肮脏，那是不会错的，也许在我来之前这里就已经打扫过了。但除了勒索和与之相伴的恐怖之外，罪犯们住在里边其实比外面差不了多少；有些甚至要比以前自由的时候住得更好，也吃得更好。

在这期间，和我随行的有三乘轿椅、两匹马、四个兵士、五个苦力、十个轿夫、两个衙役，还有一个专门为泸州知府传令的人。我们从陆路动身向叙州（也称绥府）进发。在离开泸州的时候，我们穿过了一块很大的墓地，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捡地上写着字的纸片。他是被一位富有的士绅雇来干这事的，他把这些纸片用火烧掉来祭文神。这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用的篮子上写有两行字：“莫扔纸张”“敬惜字纸”。对汉字表示尊敬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在好多店里都有这种篮子专门用来盛废纸。

上午10点半，我们在马平台客栈停下吃早饭。这家饭馆自己用高粱酿酒。他们每天用224斤高粱酿出27斤高粱酒，每斤卖427文钱。饭店的酿酒锅对面是一家鸦片馆，饭店和鸦片馆之间还有一座祭坛和一个菩萨，祭坛的上方写着：福禄寿。中国人渴望得到三样东西——现世幸福、高官厚禄、健康长寿。

衙门的差役在出发时暂时落在了后边，现在又赶上了我。差役头目用一个非常大的官方信封带来了一张“保票”，这种保票是由各处官府签发的，当地朋友帮我翻译了出来：

该保票由四川省泸州县衙今日所签。持票者为大美利坚国总捕头大人，当受各方共同保护，兵勇当随行至南峰城县衙。差役回泸州之后，要当面回禀都监大人。兵士和差役切勿惊吓该大人，而应根据此保票行使接待和护卫之责。故特此指派众兵勇和差役前去小心侍奉和保护该大人，不得有误。一切按此发给大美利坚国总捕头大人（盖洛）的保票行事，不得懈怠。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授权人：兵士 曲福 差役 李开

装文件的信封有14英寸长，6英寸宽，外面写着“装函一封，相机呈交”。这似乎是一份完备和令人满意的文件。至于为何把我称作“大美利坚国总捕头”，以及这背后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不解之谜，不过也是意外的荣誉。与我同行的人，从官府代表到士卒都做事麻利，所以我平安地到达了叙州。

第一天旅行，我们来到了南井村，这是一个出产步枪的村庄，十个人每月能制造九支步枪。到达这个村庄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盐井。转过城隍庙的拐角，我们便可以俯瞰整个盐场。据盐工们说，盐井深达1150英尺，里边是黄色的盐水。40英尺长的竹管底端带着一个桶，由一条竹索缠绕到一个水平的大绞轮上，两头水牛牵引绞轮，把桶拉上来。盐水倒入石槽，通过竹管流入蒸盐池里，一个个大盐锅就摆在这里。蒸盐用的燃料是无烟煤，价格昂贵。这个小盐井由私人经营，而作为对比，四川省其他的盐井都是由官府垄断。显然，这是北面160里处一个大盐矿的延续部分。在这些盐区里，有3.5万头水牛被用来抽水蒸盐，这些牲畜本身作为一项资本，其价值就达175万银两。水牛的死亡率很高，其中一个业主的100头水牛在一年内就更换了80头，这使得业主们不敢大意。有三个城镇的20万人口几乎全是靠盐业为生。一家牛皮和油脂公司专门做死牛的生意，靠盐井业主们的不幸着实赚了一大把。大约有4万头水牛的粪便在晒干之后被用作燃料，这对当地人民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其他燃料非常昂贵。

泸州附近的美丽风景

泸州附近的水稻田和舒适的农舍

盐井坐落在福山区。两个月前，一座新教教堂连同几所学校和其他建筑在这里完工。这座教堂在中国算是大的了，能容纳几百个成人，三分之二的建筑费用是由中国人支付的。负责这个教堂的牧师有一笔私人的生活来源，所以他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教堂事务上了。教堂的学校每年从那个牛和油脂专营公司收到10万文铜钱。这儿的地方官十分开明，他下令禁止种植鸦片。被派去向盐业工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是来自新西兰的W. S. 斯特朗先生，他掌握七种语言，诙谐幽默，工作勤勉。

走山路据说很累，我们便搭船从兰池前往叙州。第二天刚过午，位于岷江和长江交汇处的这座城市就映入了眼帘。岷江的水清澈美丽，而扬子江的水又黄又浊。当地人称这段扬子江为金沙江。中国人喜欢美丽动听的名字，所以称“金沙江”是再合适不过了，它肯定能给人带来美好的联想。

正当我们在等待迟到的早饭时，我的翻译发现了一本又脏又破的中文书，它绑在一根筷子上，那根筷子则插在我们乘坐的那条旧船的船篷上。他读了下去，一字一句地翻译着，而且还吹去了书页上的灰尘，说废弃的书上会繁殖无数细菌。我同意他的说法。该书的书名是《春秋通典》[3]，是一本诗集，我记得书中有这样的话：

春夏来兮，继之秋冬；

年年岁岁，似而不同。

这几句诗使我想起了一首题为“瑞雪”的非常优美的诗。它表现了诗人的非凡才情：

雪正在到处下着，

在这儿下，在那儿下；

雪从天空中飘落，

也从空气里飘落。

但还是继续欣赏这部被细菌侵蚀了的大作吧：

花木南渚梦，

茵茵可通灵。

何期官民意，

只为泽芳庭。

行善衣食足，

积福乐盈盈。

心平耳自顺，

或可致安宁。

[1] 原文为：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mur in illis.，拉丁语谚语。

[2] 钱先生（Tom James），中国内地会来华传教士，1882年来华，在四川泸州传布福音。

[3] 《春秋通典》是一部明代的诗集，作者曹宗曾官至国子监佐教。

观棋不语真君子

He is truly an ideal man who can watch a game of chess in s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