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也能争分夺秒——难忘的步行——重庆——无处不在的竹子——中式的苦力合同——重庆的传教使团——前往泸州之路

凌晨2点45分，我们到达泸枝，这是扬子江上游一个较大的市镇。船夫把一个铁头竹篙穿过船首的孔洞，插在前滩厚厚的淤泥之中。船员们蜷着身子，往铺盖上一躺，享受了几个小时早该得到的睡眠。由于6点25分又要起航，所以没能多看这个地方。泸枝这个地方比较开阔，部分城区就位于冰碛上。据船夫说，这个镇子最出名的产品是竹席，可以用作船篷。

离开泸枝，我们很快就穿过了一段湖泊般的美丽水域。我注意到，岸边的很多地方都有白色的斑点。后来发现，那些东西全是直径约一英尺的石头，上面都刷上了白石灰。据说这样能吓跑野兔，保护庄稼。我在中国还从未见过野兔，只见过家兔，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只能依赖那位船长的诚实了。

我把秘书留在那只老爷船里，自己精挑细选一些船员和纤夫以后，便带着翻译登上红色保甲船，向重庆进发。我的那些船员非常出色，虽然只有五人，但人人认真负责，跟传教士一样。还有一个从万县就一直跟着我的兵勇，善良能干，体格强健。我们超过了很多溯江上行的船只，表明我们正以破纪录的速度行驶。即便在吃饭时，也没有把船停在某个平缓的小水湾，懒洋洋地倚靠着船吃东西，而是只派一个人上岸，只要还能划船，舵手就会摇橹，所以船也一直往前走。甚至纤夫上下船只也不停船，他们只能在方便的地方跳上跳下。这证明了我一直坚信的一个事实，即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人懒散而无精打采地虚度光阴”，但他们也能争分夺秒，假如有必要，他们做事完全可以跟任何人一样快。

停泊在重庆江边的作者搭乘的那条“老爷船”

我曾提到过那些富裕农民的农舍宽大开阔、惹人注目，坐落在扬子江沿岸如景似画的地区。《圣谕广训》倡导弟兄们要和睦相处，加之当今皇帝要嘉奖四世同堂的和睦家庭，不难想象，这些巨大而漂亮的民舍中住着众多的人口。

我站在重庆下面的海关关卡处，发现离城的距离，若走水路大约有30里，但走陆路则不超过12里。尽管天就要黑了，红色保甲船上的人都非常困乏，于是我决定走陆路。海关的伦德先生叫来两个苦力，借我一盏大灯笼，送我上路。在渡过了大江之后，我们开始了夜间的徒步旅行。翻过几座小山丘，前面是座独木桥，横在溪谷上，我并不喜欢过这样的桥，可又别无选择，只能过去。然后又沿着一层层的梯田爬上山去，过了一些稻田和不少坟地以后，脚下的小路变得只有两英尺宽，有时甚至更窄。每迈一步都得谨小慎微，因为一步有误，就将意味着掉进水稻田洗冷水澡，而里面所施的肥料都是人粪！就这样，在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从陡峭的石阶走下来，到了岸边。我们搭乘一艘小型渡船过江，前往重庆。三艘英国炮舰在江面停泊，舰上灯火通明，似乎在用闪烁的灯光向我们致以友好的问候。过了大江之后，我们又登上了更多的石梯阶，不仅陡峭，而且湿滑，因为在这座城市，有6000名苦力靠担水为生，从江里担水到城里，送给商店和居民区。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次破纪录的旅行，从万县出发，仅用了六天时间，就走完了通常要十天才能完成的路程。

我们径直去了内地会的新址，受到了卫保哲（T.G. Willett）先生的热情欢迎。英国圣书公会的何永学（C.E. Hicks）也在那里，他走了1600里路来寻找英国领事，为他和一个女传教士举行婚礼。这两位传教士都掌握了不少汉语词汇。

山城重庆有30万人口，来自两个以上省份的各个角落。这里是个传教士的活动中心，包括女士在内的50位传教士在此生活。他们的工作范围以重庆为中心，覆盖周围的边远地区。他们举止高雅，具有良好的教养，可使任何城市蓬荜生辉。

徐丽生[1]是被派往藏区工作的挪威籍内地会传教士，能说四种语言。七年来，他工作在藏区边陲的各个部落，致力于他们的皈依。有一次，他已经越过了边界，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发现改时再去更方便些。我们到时，他也在重庆，正准备前往藏区。谈到他传教的种种努力时，他告诉我说：“最最难受的是，都工作六七年了，还没见有一个人皈依，而与此同时，家乡则享受着福泽。”他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如此具有天赋的绅士，花费了如此大的辛劳，结果却什么也看不到；但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像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自己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了拯救异教徒的工作，虽身处他乡，工作没有收获，依然无怨无悔。他们的热情认真，他们的真挚奉献，都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人生才能在看似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还跟我说起一个藏族喇嘛对基督教真理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曾告诉他说：“我一生都在寻求安宁，或许你们的宗教对我更合适。”可他突然间就不再来了。他是否已被他那些狂热的同胞所杀害？

重庆有不少工业。这里的猪鬃质量上乘，每年外运猪鬃多达万担，约合1.3万磅。外商主要靠这个猪鬃产品来挣钱。我曾试图了解为什么猪鬃那么走俏，但没有成功。当地的药材也大量出口，每年百万担左右。我曾问海关的税务司，重庆生产的药材有多少种，他指着一个两英寸厚的册子说：“那本书里全是本地生产的药材名称。”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是鸦片。本地产品正在迅速取代洋货，目前的出口量为每年1.6万担。去年从这个码头运走的山羊皮为40万张。

这里是四川的一个忙碌的商贸中心，在拥挤不堪的大街小巷里，可以看到许多竹制品。事实上，在这个省，一个人可以住在竹房里，头顶是竹檐，坐在竹椅中，面前摆着竹桌，双脚放在竹做的脚凳上，头戴竹斗笠，脚穿竹凉鞋。同时，他还一手端竹碗，一手握竹筷，津津有味地吃竹笋。他的饭菜是用竹枝叶烧的。用完餐后，用竹布擦干净饭桌，再用竹扇为自己纳凉，躺在竹**睡个午觉，**垫着竹席，头下垫个竹枕。他的小孩就躺在竹摇篮里，玩着竹玩具。午睡过后，他抽一会儿竹烟斗，取过一只用竹子做笔杆的毛笔，在竹子做成的纸上写封书信，或者把物品放入竹篮，挂上竹扁担，撑开竹伞，准备上路。他走过一座竹子搭成的吊桥，用竹子做成的水勺舀水喝，用竹子做成的汗帕（即手帕）擦汗。竹子既轻便又坚韧，各种各样的竹产品，显示着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潜能和想象力。

重庆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上面所估计的人口，仅仅是城区内的人口，另有10万人住在郊区。大约10年前，官方在这里兴建了一家铸币厂，配备有最现代的机器。那是由一位美国专家帮助建起来的，但是，因吉卜林所说的“官方罪过”，不久便关闭了。然而就在一个月前，它又重新开工了，现在铸造的川银圆，当地各家钱庄都视之为合法货币，准备正式流通。白银的运输由苦力承担，每担1200两。70名苦力排成一条线，并非罕见。他们停下来过夜时，白银被堆放一处，由全副武装的人看守。不过，尽管防范严格，抢劫之事却并不鲜见。有个苦力受到亡命之徒攻击，被砍成重伤，被送到美国人开的医院接受治疗。他英勇抵抗，脖子右侧被扎了一枪，深达二英寸，脸上被砍了一刀，差点砍中眼睛，但颌骨被砍裂，耳朵也被砍伤，双手也从腕关节处被砍掉。另有一个护卫在子夜的偷袭发生时正好在屋里，藏在棺材里才躲过一劫；而第三个人则被活活打死。

在重庆，木匠的收入是每天五美分的工钱，另加饭菜——价值相当于两美分半，每十天还能再得到半斤猪肉。普通劳工的收入则是每天二美分，外加一顿饭。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在机械装置中使用螺丝钉，所以天朝人也就没有老虎钳。城里正在兴建洋房，所用的木材，运来的都是原木，或是新砍的，或是陈木，放在地上风干后，供人仔细挑选使用。由于工具简陋，技能缺乏，偶尔还要加上懒惰，所以一个美国人干的活儿，往往需要十个中国人才能完成。

慈禧太后及其大臣们的怪癖行为所造成的割地赔款增加了国民负担，这些赔款列入条约很容易，而要从子民身上榨取就难了。因为绝大多数百姓仅能糊口，正如常言所说，“今天只有今天的粮”。于是，四川总督奎俊下令，在全省范围内，每杀一头猪，屠夫要多缴一百文铜钱的课税，想借此征收分摊给他的部分款项。当重庆官方着手收取这笔课税时，屠夫行会（在中国，每个行当和每个人，包括乞丐和小偷，都有一个行会）奋起反抗，团结得犹如一个人，企图捍卫自身的利益。他们发起了一场联合抵制运动，拒绝宰杀生猪。屠夫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能最有力地唤起大众，反对总督的勒索。他们中有50人携带口粮占领了城隍庙。这种行动相当于矛头直指天子陛下的一场谋反运动。官方下令炮轰屠夫们的所在位置。屠夫们没能获得所期盼的支持，被迫投降，结果可想而知。猪没有杀掉，被杀的却是人，所谓“杀一儆百”。暴乱平息了，联合抵制解除了，猪肉也课上赋税出售了。

据我的经历，在中国陆路旅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与抬轿和搬运行李的苦力签约。一个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去找“麻乡商号”，那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苦力行”，从那里雇用苦力。用来写契约的红纸，长两英尺，宽一英尺半，看上去令人非常敬畏。这里给出的是译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译法，因为像西方的公文一样，这纸公文也有多种解释。

雇苦力往泸州的契约（译文）

麻乡商号东区先生

兹有盖洛先生，美利坚国绅士，欲雇脚夫以抬轿担物，是故前来接洽。盖先生将自渝启程，须送至泸州，价目已定，每人二吊二百，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所雇脚夫，无论出力多寡，人均半斤猪肉。论功行赏，多劳多得。所用轿椅，或顶角三人轿与或四人轿，或双担轿，按人计酬，现钱付给，前者每人六百钱，后者每人八百钱。担架绳索由盖先生准备。单人肩挑货物，每担八十斤；二人合担，最大毛重一百二十斤，过秤为准。渝地首付，人均千八，余四百至泸州付清。途中所花茶钱之多寡，由盖先生慷慨裁定。

此为原契，存于商号。

脚夫众人，举一人为首，若出差错，此契备查。

为免欺诈，立此文契。主事脚夫，郑太平。

行程期限一并约定，腊月十九日夜里三更之前，进入泸州。

立据日期：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十六日。

立据人：麻乡商号渝城分号东区先生（签字）

东区先生曾是这个行当的一名苦力，现在是一个头面人物，掌管着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苦力和邮件行。一位官员发现了他的才干，帮了他一把，将这个行业交他负责。有一次，他曾在运货途中丢了这位高官的部分珍贵货物。好在后者知道他的诚实，所以不但原谅了他，还继续给予支持。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个美国小伙子的故事，但说明，即便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敬业，同样有机会成功。

25年前，内地会便在重庆开始了重要而成功的工作。传教士们普遍认为，这个传教站所在地，不利于身体健康。他们的生活经历也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明。在过去的25年里，有30名传教士在此工作；事实上，该会有5%的力量集中于此。在我看来，这个数字表明，有相当多人的人生都耗费在这儿。据说，跟在华的其他传教使团相比，内地会传教士的死亡率高居榜首。至于重庆是否利于人体健康，人们各有看法。一位外国医生（在炮舰上服务）认为这里非常有利于健康；其他人则认为，这里到处是能渗水的多孔岩石，它们能吸收水汽，也能释放瘴气，从而带来疟疾和痢疾。

内地会的礼拜通常约有350人参加。那是一座漂亮的礼拜堂，有能容纳500人的座位。整个建筑约值1.5万两白银。重庆是个商贸中心，内地会也在这里有家自己的商行，负责该商行的就是卫保哲先生。他掌管财务，经营金条银元、邮务和日常必需品。为了使分散在中国西部的传教士生活更加舒服和方便，他几乎无所不作。这位精明的经理，精心地处理每个细节，密切地注视上海的货币市场，很快结清了所有的办公费用，头一年下来就有了盈余。无论内地会，还是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了可观的积蓄。可以说，他这个人“诚信经商，必将出人头地”。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卫保哲先生在处理我某些个人事务时所显示出的才干。听说他身体不好，可他快乐而随和，处处与人方便。在他看来，要是更多的人都“病”了，那他就更有事可做了。

以都柏林大学毕业的韦济恒（L. Wigham）为首的英国公谊会开办了一所学校，无论什么教派，所有传教士的子女都可以入学。只有一个英国公谊会传教士的孩子在读，这说明学校纯然是慈善性质的，不分宗教派别。城里最大的华人男童学校，也是英国公谊会开办的，学生们学习数学和英语，劲头十足。他们的教会共有28个会员，另外还有50名候补成员。贵格会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韦哥的中国富绅，今年36岁，家住离重庆200里的一个县城。他得到一本基督教的书，通过仔细阅读，逐渐认识了基督教的真谛。他随即开始实践，凡他认为救世主的信徒该做的事情，他都去做。他向亲朋好友宣讲自己发现的新的真理，让许多人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时隔不久，一个传教士来到这里时惊奇地发现，基督徒已达80人之多，而且定期聚会做礼拜。他向县官和村民打听情况，了解韦哥先生的人品，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以前的口碑不是太好，可现在改邪归正，判若两人了。去年，当他离家布道时，义和团来到他的家里。朋友们给他写信，劝他回来照看家业，他却回信说：“我这里正准备宣讲福音书，这比什么都重要。”“两军对垒之时，掌握真理的一方岂会一败涂地？”[2]

伦敦会的传教士曾改变过萨摩亚群岛[3]，现在，在重庆也有着意志坚定的伦敦会[4]传教士，其中的佼佼者是帕克先生。他们不但传播福音，还广泛从事医疗救治工作。然而，传教士们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依然有人到处批评他们，指责他们的工作；依然有人不清楚：这些淑女和绅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安宁，他们究竟是如何辛苦工作的。

除已经提到的以外，在重庆的教会还有两个，一是罗马天主教会，一是美以美会，二者都颇具规模、事业顺利。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从事医药工作。我还发现，中国人都喜欢“吃”洋药。所以，除了一次对当地人来说是既有趣又愉快的骚乱以外，人们对我的同胞们一般都是喜欢的。一家大医院正在建设中，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因此保持和平安宁对大家都有好处。仅在去年，就有1.8万个当地病人接受了治疗。美以美会还开办了一家圣经学校，培养福音传道者，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事业。这些扬基佬正在那儿做着许多艰巨的善事。

虎年腊月十七日凌晨5点30分，我带着遗憾离开了重庆。那天，我起床后，喝了杯咖啡，吃了些葡萄干发糕，准备出发。随行人员除了秘书和翻译，还有在“东区”商号雇用的那些苦力、衙门的几位差员，以及一些士兵。苦力和轿夫都十分准时，工作也很卖力。

6点过后，我们一行过了九节桥区，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经过几家新建的法国天主教学堂，两个神父站在门口，胸前大大的十字在他们的黑色长袍上摆动。之后，我们又穿过了“南场门”。卫保哲的贴身助手在这里向我们道别：“慢走啊。”我们回答：“请回。”在依稀的月光下，我们走过了城墙外几英里的坟地。自从尤蛮子谋反以来，那段城墙已经加强了防备，以抵御强盗的偷袭。

在长排的乱坟堆中间竖立着的电报电杆，颇能引起种种联想。路边到处可见供奉土地神的神龛祭坛。离城15里处是“浮屠关”，石壁正面雕刻着一尊镀金大佛，近处刻着“公正、仁慈、博爱”等字样。一个和蔼的老人见到我，微笑着问：“您这洋人先生，上哪儿去呀？”“去泸州。”我答道。

那天我走的是从重庆去成都的宽阔省道。这条大路宽7英尺，路面用石头铺成。它令人想起两句著名的诗句：

人情冷暖秋云薄，

世路崎岖蜀道难。

我们在“恒供”客栈停下休息，并于7点40分的时候吃了早饭，我吃了两大碗米饭和豆腐。客栈前厅非常开阔，木头横梁上钉着竹条，大地母亲就是天然地板。那些四面都雕刻着花纹的方桌承托着美味佳肴。上午10点半，我们经过了“石桥店”村，那里有好几道石牌坊，上书“忠孝贞节”“至善美德”等字样。正午时分，我们到了“龙洞山寨”，它的四周修有围墙，用来阻止盗贼进入。附近一家茶馆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敬德堂”。午饭是在沛市（Peshih）村的马氏客栈吃的。这个村子只有一条长约两里的街道。马先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村里居住，也说不清自古建村以来，有多少人死在那里。三个人的一顿午饭共计134文铜钱，约合金币6美分，包括炖肉82文、米饭42文、蔬菜10文。这些东西，足够我们所有人吃的。下午3点半，我们来到了召马坑村，看到一户人家正在一口铁锅里烧纸钱。据说这是那家一个死者的忌日，亲人们正给他准备钱财，好让他平安抵达冥界。

下午5点半，我们走进凤凰台镇的“荣华客栈”。至此，我们在一天之内走过了110里的路程。大家都困倦了，但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饭菜。饭后，其他人无疑是去了哪儿都能找到的鸦片窑子。我在打字机上写了一阵日记，便早早休息了。入睡前，我已在**放了块油布，就放在棉被下，以防备那些活蹦乱跳的昆虫，这些跳蚤数量庞大，似乎总在伺机而动，对客人提供特殊的款待。

由于第二天，即18日，要早早动身，凌晨两点半，我就匆忙起床，开始洗漱。3点15分，我们动身出发，踏上了当天150里的漫长路程。冬天的凌晨，天气十分寒冷，我决定步行，这着实让四个轿夫感到高兴。到7点整，我们正在穿过红褐色土地的乡间。成群的苦力不时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都用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了煤炭的圆竹筐。到了小马村时，我们停下来吃早饭。在这里，我见到了大串的银锭，都是用纸做成、用来愚弄那些幽灵的把戏。在柑橘集市附近，有一道石牌坊，上面雕刻着的座右铭是“乐善好施”。一路上，有大量的这类格言，都铭刻在纪念碑似的牌坊那冰冷的石头上。这类建筑耗银多达数千两，有许多甚至是在皇帝的赞许下兴建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那些贞烈寡妇的纪念，她们成功地抵制了追求者的再婚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孤身死去就变成了一种美德。

前往泸州途中的皮市附近的一家黄氏宗祠

上午11点，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我停下脚步，向四周眺望。美丽的山谷就在下面，整个区域中凡能耕作的地方，哪怕只有一平方英尺，全都开辟成了农田。几头水牛正在田间耕耘。几座坟墓点缀其间，以示对那些“不幸死者”的纪念，上面覆盖着棕色的野草。举目望去，许多田埂纵横交错，将整个山谷分割成无数的不规则的小块。当这些田埂一直延伸到沟渠两侧时，田野的轮廓显得越发完美，恰似一幅宜人的画卷。当乡间的地形起伏不平时，田埂也就显得越发密集。道路两侧，到处可见红色的罂粟花。其果实支撑的鸦片将把可怜的天朝人送入恍惚的仙境，然后再把他们扔回到没有鸦片的现实中，来品尝更深的贫穷。一排排的小麦，间距在6英寸左右，给大地一丝绿色的气息。其他水田已经翻犁，灌入了清水，准备种植水稻。我看到山谷中有一些树，其中有几株冷杉树，下面的枝杈已被砍去。平地上郁郁葱葱，长着那用途广泛、极富观赏价值，而且无处不在的翠竹。精耕细作的田地中央，聚集着农舍，家家茅草盖顶，竹条窗格，泥灰涂面，看上去非常舒服。

中午，我们到达永川县，在一家名叫静心的客栈吃午饭。这里约有25座异教神庙，另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使团。自我踏上这条山路以来，这里也是第二个兴建了福音堂的市镇。这些福音堂正在默默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老百姓对救世主有了或多或少的认识。沿途我常会看见一些深褐色的地方，因其色彩与土地没有丝毫差别，所以很容易使我上当受骗——幸亏这种欺骗只是观念上的。有条当地土狗的运气就比我差多了，竟真的受骗，误将它们当成旱地。不想却掉进了一个水塘，挣扎了好一会儿工夫才脱险。我这才发现，那些深褐色的生物原来竟是一种真菌。它们重量极轻，漂浮在水面，不仅骗过了那条不谙世故的川狗，也骗过了见多识广的美利坚旅行者们。

通向成都的一条大道上的牌坊

下午7点，我们一行拖着疲惫的脚步，终于走完了150里的路，到了王家亭村，住进了天源客栈。不久前，这里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抢劫银两案，主犯已被抓获，现正押在大牢，等候北京当局的裁决。我那几个轿夫刚刚完成或许前所未有的重任，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纪录。放下饭碗，他们便蜷作一团，呼呼睡去了。

第二天是周六，要在上午4点到下午5点间，走完剩余的129里山路。那天早晨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头晚入睡前，我们便与困倦的轿夫做了安排，动身的时间定在“鸡叫”的时候。这是因为，像大多数古代居民一样，中国人根本不在意什么钟表的时间。凌晨3点半，当我们叫他们起床时，他们睡意蒙眬地回答了一声“鸡还没叫”，便转过身继续睡觉。他们没有听到公鸡打鸣，所以也就没到鸡叫的时间。由于我们坚持要走，他们最终还是起来了。上路一小时以后，公鸡的啼叫终于传入耳鼓。这时，我们已经在前往泸州的最后冲刺中，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程。

经过一个名叫立石山的镇子时，我见到一个几乎**的男子正躺在狭窄而肮脏的街道上，离他的头仅几步之遥，就是一个卫兵的哨所。他已经奄奄一息，大概是从哪个屋子里被弄到这里，好让他死在露天里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陌生人，如果死在**，是件很不吉利的事。这样的场景，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穷乡僻壤是如此，就连重庆那样的富裕城市也是如此。乘坐渡船过了扬子江（我们在此又回到江上）后，我们就进了泸州，找到了澳大利亚传教士的教堂，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

前往泸州途中奇鸦村的牌坊

作者的轿子停在重庆附近一条石板路的桥上

[1] 徐丽生（Theodore Sorensen），中国内地会挪威籍来华传教士。他于1896年来华，先在北京和天津学习汉语，然后被派到了四川北部的打箭炉（今康定县——译者注）藏区去从事传教活动。

[2]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原注

[3]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

[4] 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创立于1795年，由国教会和长老会发起，后得到公理会等的支持和参与。其宗旨是向“异教徒地区”和“未开化民族”传教。其传教士不分宗派，专注各主要宗派认同的基本教义。曾得到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赞助。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的马礼逊，即为其所派。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People fear a bad man, but Heaven does not fear.

The world impose upon a humane man, but Heaven does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