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街：杭州古城中轴线

1906年的杭州地图，垂直正中的那条街就是御街。

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一条位于城市中心位置，贯通全城的主要街道。这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或行政机构往往都是围绕着这条主要街道而延展开来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之为城市的中轴线。就杭州而言，从南宋建都临安府以来的700多年历史中，御街，或称大街（即后来的中山路），始终扮演着这么一个城市中轴线的角色。直到最近20多年来，随着一条条新路的开发和演变，以及中山路上旧建筑的大片拆毁重建，这条曾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轴线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和消失。而杭州古城的全貌如今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一

据传，御街最早是为了让南宋皇帝到景灵宫祭祖而修建的。凡是来过杭州的西方人都对这条杭州城里的主要干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安立甘会华中主教慕稼谷

早在1864年就从宁波来到杭州的英国传教士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在其《杭州记略》（1907年）一书中曾经专门考证过这条街的历史。他引用了明代田汝城在《西湖游览志》第二十卷中的相关描述：

中正桥，俗称斜桥，自此而南至正阳门，为宋时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尺。旧铺石板，衡以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易其阙坏者，凡两万幅，然后经涂九轨，砥平矢直。至元时，两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绰楔无敢跨街建者。

根据慕稼谷的计算，即用35300块面积为约一平方码的石板铺设而成总长约为三英里的道路，那路面至少也得有25英尺（或8米）宽。在石板路的两旁还有用黄沙铺就，专供跑马的马道。而在石板路和马道之间，还有专门的下水道装置。

于13世纪末来到中国，并随元代皇帝一路来到临安府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亲眼目睹了御街曾经有过的辉煌。所以在传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对于这条御街有着类似的记载。

慕稼谷指出，御街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样子，主要是因为街道两旁出现了店铺的缘故。那些店铺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店铺的门面越做越大，伸向路中央的挂匾越来越多，结果就逐步蚕食了路两边的空间，使御街变得越来越窄。

作为长期担任英国安立甘会华中区主教的慕稼谷在杭州前后生活了43年，而且他十分注意观察杭州的人文景观和收集跟杭州有关的历史文献。他的两个儿子慕天锡和慕阿德均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决非偶然。因此他对于御街历史的概括介绍是值得采信的。

二

1909年，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第三次访华，来到了杭州。他在1903年和1905年的前两次访问中分别考察了长江流域和长城。这一次他是专门考察清朝十八个行省的省府的。他此行带来了美国国务卿的亲笔介绍信，在杭州拜见了浙江巡抚增韫，并应邀跟他的东道主，即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和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华伦（Warren Horton Stuart），一起出席了浙江省谘议局（即首届省议会）的开幕式。在中国当时的十八个省会中，盖洛对杭州的印象最深，而对杭州的最深印象又非御街莫属。以下是他在《中国的十八个省会》（1911年）中对在杭州御街所见所闻的描述：

在拜谒了行省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下一件事就是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想做到这一点，御街显然是最理想的地方，而且我的朋友费佩德教授(1)是最能干的导游和翻译。

杭州的凤山门和用于夜间把人吊进城墙的吊篮

杭州御街上用山羊角做灯笼的工匠

杭州御街上店铺的招牌

我们是从凤山门出发的，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城门正对着不远处的凤凰山，在杭州城建立之前那儿曾是一个蛮族的村落。从凤山门进城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最普通的就是行人走的那个双重大门；在旁边还有一个水门，我们访问杭州时，有大量运纸的船从那儿通过。凤山门大门一侧有雉堞的城墙顶上有一个辘轳上悬挂着一个篮筐。通过这个篮筐，人们在晚上花大约一个便士的价钱，就可以把自己吊进城去。这个辘轳没有棘轮，有时摇辘轳的人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往往吊了一半就摇不动了，结果就连外国人坐在篮筐里这个事实都不足以刺激他把篮筐摇到城墙顶上。我有好几次被这样吊在半空之中，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那样纹丝不动，可心里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把我吊上去，或是会突然掉下去。然而只付了几个铜板，你又怎么能指望保险平安呢？人们可以把跟御街平行的运河抽干，在那儿建一条电气铁路；由于已经得到了这个水道的使用权，所以这个工程将会利润很高。也许造几艘汽船的投资会小得多，而且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混乱。

在瓮城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大的帐篷，里面住着一位天朝的看相师、通灵术士和算命人。我们毕恭毕敬地走进他的帐篷，付了12个铜板作为报酬之后，便请他为我算命。他先问我的年纪，我回答说，“不到六十。”这个回答并不能使他满意，于是他便微微一笑。我又告诉他，我比父亲要小43岁。看到我在这些事情上就像一个待嫁的姑娘那样忸怩不安，他便宽厚地继续给我看相。他拧了我左耳朵三下，右耳朵两下，在我鼻子上至少敲了七下，足以刺激，倘若不是发现，那儿的血液循环。他说，从1至7岁，我的左耳便已长成，可以看得出我当时的状态；从8至14岁，右耳成熟；15—16岁，我的天庭或天灵盖发育完成；17—18岁时，额角发育；19岁时，额头中部长成；20—21岁，太阳穴发育成熟；22—25岁，太阳穴上面部分也发育完成；28岁时，两眉之间出现皱纹不太吉利；29岁时，我的“偏阴三林”（pien yin san lin）很好；从30至32岁，我的眉毛成熟得还有点吉人天相；33—34岁，眉毛上面那一点也长了出来——长得很帅，它们表明我运气很好。接着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为此我必须要从他桌上的箱子里随机抽出一个黄纸卷。头两个黄纸卷什么也没显示，不得不被扔掉；而当第三个黄纸卷抽出来时，似乎什么都有了。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将来要当大官。我提醒他，我问的是有关我家庭的情况。“你妻子活得很好的，不必担心。”孩子们全都平安无事，并且已经显示出将来当官的优异品质。我将来的年俸不是几千，而是几十万。我要活到九十多岁，而且耳不聋，眼不花。他是按下列理念来测算我命运的：权势、财富和长寿。那人也许已经给成千上万个人算过命，并且对生活的“尽善尽美”（summum bonum）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可是传教士向人说教的一个机会，传教士所要传达给人们的最基本福音就包含着好运气。当我告诉他，自己尚未结婚时，他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我们经过了左边的警察局，来到一个生产剪刀的作坊，那儿有四个工匠，每天生产一百把剪刀，每周工作七天，每人月薪为六至七元，由老板为他们提供米饭。有些服装店里出售着天朝子民所穿那种袖子奇长的蓝褂子；还有一些放着脸盆和毛巾的剃头铺。最令我称羡的是用羊角来制作灯笼，做这种灯笼需要五六个工人，每人月薪在15—16元之间，再加上老板的米饭。工匠们从上海买来山羊角，加工磨光之后，用烧红的夹子把它们焊接成一体，整个制作过程中，工匠表现了高超的技艺，令人目不暇接。用泥土和盐巴腌制的松花蛋每个要卖19文，而新鲜鸡蛋则每个标价15文。

然后我们来到一个门面富丽堂皇的店铺，牌子上写着“庆余堂”。整个垂直型的门楼都是用镶嵌在墙上的方形瓷砖所砌成的，它们立即给人以繁荣兴旺的感觉。我们所进入的那个通道里挂满了写着金色字体的招牌，宣扬该药堂所有中药的神奇功效。每星期都有几个特定的日子，会使这儿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药价可以打折——颇似美国的铁路在特定的日子里卖打折的火车票。医院也遵循着这个计划。这就使得药店和医院都把职工的精力用在药品的销售或制作的日常工作上；它所关注的是时间的分段，而非劳动的分工。可是对于某些美国药店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金字书写药品广告，而且在那些金字招牌的下面，还摆放着盛满中药的大坛子，这些坛子排满了整个长廊，一直延伸到那更为神圣的售药部门附近。

除了亲口尝一下之外，我们被引导用各种方法来检查审视中药的制作，而且我们发现中、西药之间有一种区别：中药的名称说明了它们的用途和效力，而美国的绝大部分药品名称在表达它们的用途方面简直比梵文还难懂。然而想象力还必须经过训练，才能够理解药名所给予的暗示。十全大补丸是用十种药品制成，自然可以作为普通的滋补药品。双秘丸专治象皮病，这种病无论对于谁都够神秘的。六神丸有补脑安神的效用。清平丸可治疗布赖特氏病(2)。千金丹是专门针对少女的，因为汉语中的“千金”(3)就是少女的美称。

每年都有大量的原材料被运到这个药堂，并被制作成在市场上销售的中成药。它的一个分店专门制作驴皮膏，另一个分店圈养了一百只鹿，而在总店则圈养了两百只鹿，每头鹿都养在一个狭窄的围栏之内，吃桑叶，喝木槽水，睡在围栏后面隆起的一块木板上，脚下踏的是天竺葵的叶子。夏天时，鹿会长出新的鹿茸；到了冬季，鹿茸就会被锯下来做成中药；鹿身上的所有其他部分也都得到了利用。一头鹿的价值在500—800鹰洋之间，每年大约要杀60头鹿；没有一家美国药店会以这个价格每年杀60头鹿的。用这种方法，随时可以得到新的原材料。在街上，人们可以买到跟后面那座城隍山那么古老的罐头牛奶；然而这个药店不仅提供成药，而且还卖新鲜的药。在一些比屋顶还高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粒正在晒干的药丸，这只是一天的产量；它们在晒了一天之后，还要被煮上一天。我们看到那些需要保持干燥新鲜的被密封在漂亮的白色蜡球之中，这种做法要远远优越于用胶囊保存的蓖麻油，因为蜡不像明胶那样容易变质。研磨药材的工人全都是盲人，那样他们就不会泄漏秘密。在庆余堂里总共有300人在制作中药，全部都是宁波人，没有一个人是做广告推销的；这跟我曾经参观过的一个美国大药厂简直是天差之别，在美国药厂的顶层有13个人在生产药品，而下面却有75个人在准备药品广告。

保佑坊清真寺的日晷是寺内的一个著名古迹，现已不存。

美国旅行家盖洛

司徒尔博士与这个大药堂的创始人有过一段交情，他告诉了我下面这个简短的传记故事：

胡雪岩原是在一个钱庄拖地板和干杂物的学徒。有一次钱庄着火，其余的伙计都逃走了，只有年轻的胡雪岩坚持岗位，留了下来。钱庄老板为了报答他，便给他升了职。他很快就发迹致富，成了杭州城里的洛克菲勒和大清国的首富之一。他开办当铺，这在中国是个一本万利的行当。他娶了30个妻妾，建造了城里最豪华的宅院。而且他还在有自己当铺分店的各个城市里都买了妾和宅院，以避免出门时还得带家眷。他为皇帝筹措粮饷。一生过得潇洒快活；在杭州的胡宅里置了整整60个竖钟。有一次他要一家药铺退款，后者拒绝以后，他就开办了另一家药堂与之抗衡。如今这家药堂成了中国最大的药店。因囤积丝绸而倾家**产。胡庆余唤来妻妾，给了每人100元，让她们各自回娘家；然后他吞金而死。然而他的大药堂却仍然生意兴隆。

胡雪岩从一个穷人变为富翁，颇有点做美国梦的意味。由于过于贪心而丧失一切；又不能忍受失败，于是便吞金自杀。

御街的两端都是村落，它穿越整个大都市，是城里旱路的主动脉。最近的一次火灾烧毁了一些店铺，于是当局命令，凡是要在这条街新造房子的话，街面都必须拓宽一半——这正是一个最明智和及时的法令。中国人不喜欢过于笔直的街道和运河，弯弯曲曲的道路和运河要更吉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水鬼和恶魔便更容易迷路。

我们在御街上只穿过了一个相当大的桥，桥上有一个财神爷的神龛。附近还有其他的两座桥，更重要的那座桥称作众安桥。在朝拜财神爷之前，我们来到了位于保佑坊的清真寺。它建于七世纪的唐朝，是城里的三个清真寺之一，也是被太平军放过的仅有两个寺庙之一，因为在那儿找不到任何偶像。这个清真寺已经修复过好几次，每次大规模整修时，人们就会竖石碑记载下来，这也是佛教寺庙的惯例。这些石碑之一首先记载下了捐钱者的姓名，捐钱最多的是盛善行（Firm of Prosperity and Goodness）的马老板，他认捐了1939.96元，外加1厘；认捐最小的数额是两元。碑上铭刻的捐钱总数为2209.96元1厘。

在往下是关于费用的说明。第一块醒目的石碑内侧是一段御笔题词，而石碑的正面用红色和金色字体写道：“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显示出穆斯林们对于皇帝的忠诚。在屋外的院子里，有一个特殊的日晷，表示一昼夜的12个时段，即每个时段包含了我们的两个小时。在杭州共有两千个穆斯林家庭，他们爱好清洁，眉目清秀，具有一种正直和独立的精神，这是大街上的普通人所不具备的。

普救堂也坐落于御街，在大门的一侧有一个接受婴儿的小门洞。很少会有一个男婴，或是健全而又健康的婴儿被送到这个地方来。婴儿从收容室被送进救济院，那儿现在有200个婴儿得到了自愿捐款者的资助。倘若谁想收养其中的孩子，他就必须提供好的保障，即他将为孩子的身体和道德提供适当的照顾，而且这也不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唯一慈善机构，因为我们以前没想到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慈善机构。城里还有一个养老院和一个贫民收容所。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殷实中国士绅现在贡献出他所有的时间和金钱来为孩子们办一个学校！现在城里还可以看到师范学校、中学、文法学校和大约50所小学。

我还走进了一个卖冥钱的店铺，那儿的现代墨西哥鹰洋是用纸板做成，外面再用锡纸包裹的。这种钱是用于在死人坟墓前焚烧的，以便它升天后能被存入银行，供死者在冥间使用。五个月之前，当临安王（Prince Wang）下葬时，共花了一万块鹰洋，其中很多钱被用来购置纸做的物品、家具和冥钱，以便死者在冥间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是由王府的女辈们所做的，以便能体面风光地把死者送别到来世。

三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的女儿尤金妮娅（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是在杭州的马市街出生并长大的。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名为《我的家乡是杭州——在“人间天堂”长大成人》（2000）。书中对于1920年前后的御街也有一段非常传神和精彩的描写，作者是以一个六岁小姑娘的视角来进行观察的，她随七岁的哥哥罗伯特坐黄包车从家里出发，到天水桥的小朋友家去玩耍，一路上东张西望，看到了不少新鲜事物。

“大街”（即御街）这个名字说起来很好听，我很喜欢听这个名字，并且经常自言自语地把它挂在嘴边。然而我们现在坐在黄包车里一路颠簸，正在经过的这条大街却并没有我所想象得如埃及的金字塔或是中国的长城那般宏大。对于我来说，“大”这个词总是意味着庞大、壮观，令人印象深刻——但眼前的这条“大街”根本就没有这些特点。

当然，这是杭州市中心最长和最宽的一条街道。但仅有六至八英尺宽的路面并不能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更使这条街道显得狭窄。除了要躲避所有的人群之外，我们的黄包车还被从对面来的另一辆黄包车挡住了去路——那是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唯一一辆带轮子的车……大街的两旁没有美丽的公园，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没有古老的石碑和牌坊，尽管过去千百年以前曾经有过，当时杭州刚刚开始变成一座城市。

然而大街确实是一条重要的街道，我想我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大街就代表着杭州——这并非是指它那梦幻般的、沉思冥想中或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是指它最土的、带有地方色彩的一面。这一座忙碌的、活生生的城市——城里人生性谨慎、勤劳、能干和自信。在大街两旁林立的商铺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那些都是男男女女的手艺人用手工制作，并拿出来卖的商品，人们每天都来到这儿购买他们所需要或想要得到的东西——在这儿你能够看到杭州人是怎样赚钱谋生的。

若想仔细欣赏大街上的所有景观、声音和气味，你最好是下车慢慢地游逛。我们坐在黄包车上，不断地扭头察看街道两旁那些最能够吸引我们目光的景色，而我们的观察会不断地因为黄包车的突然颠簸或摇晃而被打断……大街的中央铺着双排长方形的石板，石板的两旁则是铺着鹅卵石。在石板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隙，以便能让积水渗入下面的阴沟系统——也就是马可·波罗在数百年前所描述过的那个下水道系统。路面所铺的石板和鹅卵石已经不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的了，但从其磨损的状态来看，也算是足够古老的。有的石板已经破损，还有的石板中间已经缺了一大块；有许多石板在脚步或车轮的重压下就像跷跷板那样上下摇动。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就会发出一声尖叫，赶忙用手去抓旁边那个人的手臂。在大街上坐黄包车就像一条小船在令人捉摸不定的大海里航行那样，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又巨浪滔天。

一阵丁丁当当的声音使我们转向了街道的左边，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铜器铺。有两三个年轻人像裁缝那样坐在那个平房店铺门面前的地上，以急促的节奏敲打着一块正在加工的金属。在店铺内幽暗的货架上，可以看到那些成品的亮光，在靠近门口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年纪更大的男人，正在把一个铜水壶拿给可能成为买主的顾客看。

当敲打金属的声音逐渐消失之后，我又听到从街道的另一边传来了咔嗒咔嗒的声音，并且看到了一个丝织行——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靠墙摆着一对从地板一直碰到了天花板的织机。有两个女子坐在织机前面的长凳上，专心致志地在织绸，她们的手似乎伸向了织机，并且在那儿挑出瑕疵，扯断丝线或给丝线打结。她们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充耳不闻街道上的喧闹声，就像正在演奏庄严乐曲的器乐演奏家那样严肃。但是她们所演奏的音乐只是脚踏在织机踏板上的咔嗒咔嗒声。

在街道的对面，有一个编制篮子的店铺。一堆堆结实的箩筐（即农民用来把农产品挑到城里来买的那种）一排排整齐地靠后墙叠放在宽敞而高屋顶的房间里。在店铺的一边，有个年轻人靠墙坐在离店铺敞开的门口很近的地方，一边看着门外过往的人群，一边用灵巧的手指把柔软的芦苇杆编织进用竹子做成的篮筐架子。他扭头对坐在身后的同伴说了一句什么话，从屋里传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再往前走，我们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嘣嘣声。当我们走近的时候，这种声音便变得越来越响……嘣嘣。那声音颤抖着慢慢减弱，但还没等它完全消失——嘣嘣——它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当我们来到发出这种声音的地方，正好看到一朵白云缓缓地降落在狭小房间一边地板的雪堆上。我又一次听到了那嘣嘣的声音——并且看到一个像连枷般的工具，上面还绷着一根皮带，猛地落在了那毛茸茸的雪堆里，把另一个由白色细末组成的云朵弹向了天花板，然后又慢慢地降落下来。孤零零在房间里工作的那个男人晃动着身体，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做一种静止的韵律操。我已经记不清那工具的准确模样和那工作的整个过程了，也许我也被那缓慢生气和降落的雪白云团所催眠了，但我确实知道蚕丝就是这样变成像蓟绒那般轻盈，并具有神奇保暖效果的丝棉的。富人们用它来填充过冬的丝棉袄和丝棉被，穷人们就只能用棉花胎来充数了。在屋子里的另一边，有一个女人刚刚捆完丝棉，并把它跟其他捆好的丝棉整齐地叠放在一起，准备出售。

现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棺材铺——它就像大多数棺材铺不值得那么整洁和令人生畏。狭长的屋子两边陈列着各种棺材。它们都首尾相连，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共有好几层高。有些棺材色泽鲜艳，新上的油漆未干；另一些则尚未上油漆，这样顾客就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来买它们，或者订购他们个人所喜欢的有其色彩或装饰样式……透过屋子后面开着的一扇门，我看到了一个洒满阳光的院落，并瞥见了一堆堆木头，以及有两个男人正在把一根木头锯成木板。那把有两个手柄的锯子在被人上下前后拉着锯木头的时候，发出一种悦耳的尖利声音。新鲜木屑和松脂的气味从里面飘出来，跟店铺里新鲜的清漆和油漆味道混杂在了一起……杭州的棺材铺几乎都是那么的整洁、庄严和令人振奋。我当时还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的是“死在杭州”。这倒不是（按字面上理解）因为你终于看到了西湖的美景，可以死而无憾，而是因为你可以在这儿以打折的价格买到一口好棺材——还有哪位中国人能比知道自己不用花多少钱就买一口好棺材下葬这件事更感到高兴和欣慰的呢？

我们的黄包车一直在沿着街道往北走，现在正在接近大街上最令人激动的（无论怎么说，也是最狂热的）那一段地方：即也许自从建成的最初阶段起，农民和渔民就把他们的蔬菜、水果、肉、禽和水产品挑到城里来卖的菜市场。早在宋朝的时候，市场往往在晚上就开始了，而杭州的夜市以其多样的商品、云集的人群和节日的气氛而闻名遐迩。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买卖都是在早上进行的。我想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正赶上早市的高峰。

街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的脸上挂着难以释怀的愁云，或是闪耀着堪称是神圣的**。买菜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蹒跚地走到了街道上，几乎就停在了我们黄包车的前面。他母亲发狂般地大吼一声，在他遗失在人群中之前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一只不知怎么从农民篮筐里逃脱出来的母鸡在人群里的几十双脚之间歇斯底里地躲避和逃窜。小贩们高声叫卖他们的商品，以便使他们的声音能够压倒市场里的嘈杂声，而所有其他人的声音都在喊“价钱多少？”——小贩们同样以喊声报出价格，作为答复——还有抗议声、争吵声和价格谈拢的声音。

在我们近旁，有一个男人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咳嗽一声之后，往地上啐了一口——街道中央的石板上立即出现了一大块浓痰——那些忙碌而毫无警觉地路人一不小心就会踏上它。

菜市场的大棚里堆满了农产品——有的是堆在把木板放在支架上所搭成的摊位上，有的直接堆在地上——顾客们在菜堆之间艰难地移动着，人群源源不断地从向外倾斜的屋檐下涌到街道上。把一头猪对半切开的整片猪肉，偶尔也有对半切开的整片羊肉，去掉了毛，显得苍白而干净，带着同样愚蠢和极乐的表情，头朝下地悬挂在椽子和横梁上——挂在那上面的还有一串串干枯的香肠和一只只像红木那样油光锃亮的酱鸭……在桌案上还摆有小块的猪肉，可按顾客的要求切成条形或块形——以及一堆堆样子怪异的内脏（猪肚、猪脑、猪肝、猪腰子）。在其他摊位上有堆成金字塔形状的淡青色鸭蛋、杂乱堆放的松花蛋，以及放在盒子里和篮子里成百上千的新鲜鸡蛋。关在笼子里，并摆放在地上或街上的活鸡们一边大声地咯咯叫着，以便试图挣脱牢笼——不时地会有一只公鸡或母鸡设法逃出笼子，使得挣脱的鸡毛到处飞舞……从同样的笼子里，白鹅们威严地引吭高歌，而鸭子们则不断地用嘎嘎声来表达它们内心的不满。

蔬菜的摊位上放满了包心菜和青菜，还有各种绿叶的蔬菜，翠绿的葱映衬着雪白的白萝卜、红萝卜，大堆半透明的豆芽、生姜、大蒜，以及褐色发亮，为保鲜而被泡在水里的老菱。另外还有正方形的豆腐干，外表粗糙，呈棕色，一排排地摆放在木盘子上——在下面的卤水桶里，嫩豆腐就像大块的凝乳块那样漂浮着。

我们此刻正在经过一个市场摊位前的一排小吃摊。一位顾客刚刚拿到了一青瓷碗美味的面条和一双筷子。面摊旁边的那个食摊正在用圆形的蒸笼在蒸大个的白面肉包子。在过去的那个食摊摊主正用筷子在沸腾的油锅里炸油条，卖给过路的人群。热油和小吃的香味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气味，各种奇特草药和香料的气味，以及掉在地上、被人踩烂了的绿色蔬菜和青菜叶的气味全都混杂在了一起。

但是当我们来到卖鱼的摊位时，所有这些有趣的气味全都被盖过和消失了。在这儿，各种气味和声音的组合陡然升级，变得十分强烈——每当我们有从外面来的客人，我们总是把他们带到这儿，以判断他们的耐力如何。有的客人在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之后，便用手帕紧紧地捂住了脸。有的客人只是皱眉头和做鬼脸。还有的客人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但还是在努力保持着微笑。我父亲会不失时机地对着身旁客人的耳朵大声叫喊着解释道，“鲍”这个他中文名字中的姓（他的中文全名之所以起为鲍乃德，是因为其发音跟他的英文名字Barnett最为接近）意为“臭鱼”，专指一种以其美味和气味而著称的鱼干，即鲍鱼。

位于大街上的杭州鱼市提供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海鲜产品。那儿有在浅水木桶里游动的活鱼。有的木桶里装着密密麻麻的小银白鱼，而其他的木桶里则装着海瓜子。还有蛤蜊和河蚌……蟹和虾。还有被晒成干，腌制过，酱制过，发酵过的鱼和海鲜产品。就是这些东西发出了自己强烈的气味，当它们与新鲜海产品的气味相遇之后，其味道就会突然变强。而且鱼市的声音也堪与气味相比拟——其他市场的大声喧哗在这儿被升级成为刺耳的尖叫和喊叫。这情景极具震撼力，令人振奋——但很快就被我们抛在身后了。

现在我们到了大街上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段。这儿的店铺规模较小，也不那么富丽堂皇。这个地段以及周围的城区在太平军占领杭州期间几乎被摧毁殆尽。它再也没有从当时所承受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种节俭和近似贫困的寂静笼罩着这个地段。此外，它还失去了往昔每隔三年就有来自全省成千上万的文人前来此段大街东面不远处参加科举考试时的那种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尽管在上面所描述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段历史。甚至就连太平军叛乱被平息之后，这种科举考试还曾给周围的地区带来过生气，但是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之后，贡院里的号舍就变得空空****，无人光顾——接着就被彻底拆毁，永远消失了。

虽然今非昔比，但此处的大街并没有变得沮丧，而是变得放松和友善。不时可见的稀疏行人步伐变得更加缓慢和从容。挽着满满的篮子从菜市场出来回家的左邻右舍们也不再步履匆匆，而是会在街上停下脚步，相互聊起天来。此刻正是许多家庭吃早饭的时候——在我们经过的不止一个小店铺里，我可以看到一家人围坐在里间一张方桌子前，在墙上所贴年画中灶神赞同的目光注视下，安静而其乐融融地享受着他们的食物。

在这个或那个小店里，往往只有一个顾客在悠闲地买东西，并跟老板聊天，以消磨时间。在经过一个小粮店时，我看见一位家庭主妇站在木质的柜台前。那粮店老板兜起了一把大米，慢慢地让它落下来，以便让她判断米的质量。这情景就好像那白米如宝石般珍贵，而让它们从手指缝之间落下来的感觉堪称美妙，甚至神圣……在另一个小店里，有一个肥胖的圆脸商人（他不可能太穷）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高凳子上，一边抽着一根长烟杆，一边盯着外面的街上，用温和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从门前经过的行人。

我们正在接近此行的终点。我是通过某种熟悉的、不可混淆的迹象感知到这一点的。从路右边某个低矮的房子里传出**染料那浓烈的酸臭和辛辣气味（并非不好闻）。我并不知道那些矮房子中究竟哪一家是染坊，但我看到有高高的木杆从某个看不见的院子里伸出来，耸立在那些屋顶的上面，还有新染的棉布晾在晾衣绳上，那绳子是如此之长，仿佛是为一个巨人而量身定制的。那些晾着的染布绵延不绝——其鲜亮刺眼的深蓝色与淡蓝色的天空交相辉映。就像平时经常在想的那样，我在心里嘀咕，这些深蓝色的布究竟是用来干嘛的呢？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身边的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穿着蓝布衣裳，只是由于经过反复清洗，衣服损耗和阳光照射，那深蓝色已经变得更为柔和灰暗，直到最后，在穷人的破衣服上，那曾经是如此耀眼夺目的蓝色已经变成了暗淡和悲凉的灰色。

在下一个拐角处，大街的右边出现了一片开阔地，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贫困村庄里的一块空地。在它的对面是一个铁匠铺——那是一所大房子，有着一个坡度很陡的屋顶和一个前面完全敞开、空气非常流通的大房间。铁匠正在铁砧上敲打着什么东西，他的身后是在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煤炭。他上身**，背脊和肩膀上闪着汗珠，脸庞和胳膊都被烟灰给熏黑了。在铁锤击打白热化的金属时，从铁锤下飞溅出萤火虫般的火星，有的火星甚至飞上了被烟熏黑了的屋顶横梁。有一个小孩站在旁边拉风箱，铁匠一声吩咐，他便靠近风箱，使劲地拉起来——每拉一下，那煤炭都会比以前更加闪亮……那铁匠铺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也许我们以后可以跟卡丽·莉娜和约翰一起再来这儿，慢慢地欣赏那打铁的过程。

上面这位美国小姑娘不愧是一个老杭州和讲故事的好手，她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叙述准确地再现了杭州御街上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人文景观。相信她的这番描述肯定能够在五六十岁的老杭州居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并唤醒他们对于中山路这条“御街”或“大街”的记忆。可惜这条代表着杭州古城文化中轴线上的人文景观在如今杭州年轻人的记忆中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最近，杭州有一家报纸甚至用大字标题登载了一条消息：“根据考古发现，中山路很可能就是御街。”从今人这种数典忘祖的惯性逻辑思维来判断，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也许会在杭州的报纸上看到“根据考古发现，延安路很可能就是延龄路”这一类耸人听闻的报道。

正是由于这种背景，西方人对于老杭州风情的记载更加凸现了其珍贵的人文价值。

(1) 费佩德（Robert F．Fitch）教授是著名美国传教士费启鸿（George F．Fitch）的大儿子，曾任之江大学校长和神学教授，是《杭州—浙江游记》（1918年）的作者。

(2) 布赖特氏病（Bright's Disease），又称肾小球肾炎。——译者注

(3) “千金”的本意为“一千盎司的银子”，传统上被用于称誉别人的女儿。它也被用于日常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