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所求事情的价值，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而不知道所求事情是否正当，则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有许多不正当的事由总是有人答应承办，[1]由此可见，私下里找关系请托是一件多么有损公益的事情。

有许多正当的请求，却总是被贪官污吏接收转呈。我这里所说的贪官污吏不仅仅指腐败贪污的人，还指那些狡诈圆滑的人，这种人总是想揽事但却没有诚意去办事。有些人答应替人转呈请求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尽心尽力；但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当他发现该种请求由于他人的说情很有希望实现的时候，他又想得到请托人的酬劳，或者是得到部分好处，或者在请托人的希望实现之前对此加以利用。有些人答应代转请求，无非是怀有个人的目的或企图。他要么想趁此机会接触某人，要么去打听什么消息，因为他找不到除受托之外的其他更好理由；等到他的目的实现以后，他便不会关心那项请求的成败。总而言之，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利用他人的所托之事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接受人家的委托，其实就是想把所托之事搞砸，借此机会来讨好请托人的竞争对手或仇敌。

毫无疑问，一项请求的接受对于受托人来说，无形当中获得了一种权力。如果请求者想通过受托人的关系而赢得某场官司，那么主持公道的权力就非受托人莫属了。如果请求人想通过打点关系而获得某个竞争职位，那么评价鉴别的权力自然就落到了受托人的手中。假如受托人在前例中更加偏向无理的一方，那他最好还是在私下解决纠纷，而不让双方对簿公堂；假如受托人在后例中偏向才智较为逊色的某人，那他在决定谁担任这个竞争职位的时候，最好不要诋毁更有资格的竞争者，从而阻碍他人的发展。

如果对别人所托的事由不是很清楚，那最好去询问某位对该事熟知的朋友，他会告诉你接受此事的利害关系；不过千万要谨慎地选择咨询人，避免被人家的观点所左右。请托人一般对受托人的敷衍态度最为不满，所以坦诚待人是最好的策略；要么一开始就直接拒绝委托，要么就应该及时告诉请求人所托事情的进展状况，而且事成之后也不要索取额外的报酬。这样的坦诚不仅是一种体面，更是一种礼貌。如果有人来托情谋求一项特别权力[2]，而受托人认为请求人是不应该得到这种权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请求人对他的信任，并且如果不能实现请求人愿望的话，他不应该利用这个情报，而是应该让请求者自寻他路，这也算是对人家信任的一种回报。如果不知道所求事情的价值，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而不知道所求事情是否正当，则是没有良知的表现。在说项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保守秘密的话，其成功的可能性将极大提高。因为如果大张旗鼓地宣扬，可能会使得其他的说项人退出竞争，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另外一些人采取紧急措施，甚至更有可能招致新的竞争对手。

不过，把握良机是说项成功的关键，它不仅要顾及有权批准请求的重要人物，还要防备那些有可能出面干扰的角色。请求者在选择介入的时候，可以不考虑选择权位较高的人，而去选择更适合请求事项的人；可以不考虑选择统筹全局的最高管理者，而去选择具体事务的分管者。如果在第一次说项时遭到了拒绝，既不要灰心丧气，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等到第二次提出同样请求事项的时候，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大。

对于那些特别受到宠爱的人来说，想要得寸，先要进尺，这是一条非常适合的原则。但是对于情况相反的人来说，他如果想要一尺的话，最好先只求一寸。因为施恩的人宁可失去第一次来向他讨要请求的人，也不愿意失去已经获得过他恩准的说情人以及之前已经给予的恩惠。一般人认为请求大人物写一封推荐信只是小事一桩，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果推荐理由不充分的话，将是对他名誉的巨大损害。专门以求情说项为职业的人是最为可恶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妨害国家的秩序，正如病菌和毒药侵害人的身体一样。

完全不拘礼节其实就是教别人怠慢自己，或者是说让别人不必尊重自己。

[1] 在培根生活的那个时代，拜托有权势的人向朝廷甚至直接向君王提出请求，并代替请求者说项（为了谋求某块领地、某个职位或某种特许等）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要请求者提出的要求不是很过分，比如培根本人就曾经央求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和身居高位的姨父塞西尔勋爵帮助他向女王求官。在其他方面拜托人说情的现象也很普遍，甚至连法官也总是收到中间人转交的请求人的礼物。培根于1621年失去大法官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的政敌发现了他贪赃枉法的证据。

[2] 这种特许包括获得到海外经营某个殖民地的权利，或者获得被处决的阴谋分子的地产，伊丽莎白女王甚至经常把某种商品的专卖权或者某种进口商品关税的包收权作为特许赏赐给下面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