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份手写的汉密尔顿死亡的通知在唐提咖啡屋张贴出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被吓得大吃一惊。小奥利弗·沃科特告诉他的妻子：“整座城市陷入无法言说的悲伤。”[1]那个时代的纽约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极度悲情的时刻。即使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也承认：“为之悲泣的人和华盛顿将军故去时一样多，或者更多。”[2]对于华盛顿的辞世，人们的哀伤来自对美国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联邦政府成立等事件的回忆；但这一次，人们在悲痛中还掺杂着对汉密尔顿无谓之死的惊愕和懊恼。
英年早逝，留下孀妻弱子无人供养，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令人唏嘘的凄惨结局……种种不幸让汉密尔顿死后获得了他生前觅而不得的东西——纽约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哀悼。州最高法院用黑布覆盖法官席，纽约银行大厦也被蒙上了黑纱，整整30天，纽约民众都佩戴着黑袖章。在联邦党影响较大的其他地方，类似情形反复上演。波士顿的一位牧师说，街道上挤满“服丧的人群，因为他们的领袖倒在血泊之中”。[3]在费城，教堂响起低沉的钟声，报纸也专门开辟了丧葬专栏。
纽约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失去了他们最为杰出的市民。正如政治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后来所说的那样，汉密尔顿奠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道路，让它走向了问鼎“西方商业世界之冠”的轨道。[4]汉密尔顿去世当晚，纽约商人号召在7月14日星期六举行国葬时，关闭所有店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古维内尔·莫里斯在那个星期五写道，“出殡仪式必须在明天早晨举行”。[5]吊唁者在星期六早晨聚集在罗宾逊大街（今天的公园广场）25号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夫妇家的前面。承担此次丧葬费用的纽约市议会呼吁，全市当天暂停一切商业活动，以表达对汉密尔顿的敬意。这是这个城市历史上最重大最庄严的葬礼。
星期六早晨，部队炮声隆隆，教堂的钟声悲伤低沉，港口中停泊的船只降下了半旗。中午时分，伴随着阴郁低沉的军乐，纽约民兵倒持武器，枪口朝下，带领送葬队列出发，众多的神职人员和辛辛那提协会的成员紧随其后。接下来的是最感人至深的一幕。在两个戴着白头巾的黑人小男孩的带领下，八个抬棺人肩扛灵柩，桃花心灵柩上面放着汉密尔顿的礼帽和佩剑。汉密尔顿的坐骑跟在他们后面，马颈上侧悬着主人的靴子和马刺。接下来是汉密尔顿四个大一点的儿子和其他一些亲属，其后是纽约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医生、律师、政治家、外国的外交代表、军官、银行家、商人、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和教授、船长、机械师和艺术家。他们象征着汉密尔顿为美国构想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和政治版图。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不幸的两位女性受害者艾丽萨、安杰莉卡·丘奇，以及汉密尔顿19岁的女儿安杰莉卡，都没有到场。4岁的小艾丽萨和2岁的菲利普也跟他们的母亲一起留在家里。
由于出殡游行队伍要沿着比克曼大街向东进发，然后走过珍珠大街，再从白厅大街到百老汇，这些道路的两边早早就挤满了抽泣的旁观者，还有一些市民跑到屋顶上往下观看游行队伍。没有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只有出人意料的安静，而这更衬托出这一事件的严肃性。“看不到任何微笑，也很少听到交头接耳，但眼泪却是一样地流淌在形形色色的人的面颊上。”一份报纸是这样写的。[6]吊唁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游行队伍在路上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三一教堂。“这次葬礼是我见过的最庄严的场面，”大卫·奥格登写道，“几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街上的男孩和黑人也加入哀悼的队伍中……窗户前挤满了女性，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为刚刚离去的朋友的命运哭泣。”[7]
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预示了历史对汉密尔顿生前身后事的矛盾态度。古维内尔·莫里斯曾在圣保罗的小礼拜堂为华盛顿做了葬礼演说，如今人们又选派他向汉密尔顿表达同样的敬意。莫里斯还没有从汉密尔顿之死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以致朋友们认为他可能无法承受演讲的压力。但是，他面临的真正难题却是另一种性质的。他对民众向伯尔寻仇的呼声感到惶恐，因此决定在演说中对决斗只字不提，以免这一规模庞大的集会演变成局面无法控制的骚乱。他说：“让他们在顷刻之间陷入疯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8]更让莫里斯感到为难的是，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才华绝代，却饱受争议的朋友呢？首先，他的出身是个问题。“他的生平介绍的开篇将是，他是一个来自异国的私生子，”莫里斯在日记中坦率地写道，“必须想办法将这段巧妙地带过。”[9]还有，玛丽亚·雷诺兹事件该怎么处理？“我必须对他的私人生活闭口不谈。毕竟，他在很早之前就公开承认对妻子的不忠了”。[10]接下来是汉密尔顿桀骜不驯的个性，“他不够谨慎，过于自负，固执己见。这些都必须提到，否则对他的性格描述是不完整的，但必须以一种不损害他名誉的方式来表达”。[11]或许，最令莫里斯头痛的问题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宪法》所做的备受争议的交易，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一部被他认为有瑕疵的文件。“他在原则上，是反对共和制而倾向于君主制的。”莫里斯写道。[12]莫里斯与他的共和党对手一样，曲解了汉密尔顿的主张，不过，他正确指出了汉密尔顿心中一个真诚、持久的疑问：共和政府能否实现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
在三一教堂高耸的廊柱之下，葬礼的组织者们搭建了一个铺着地毯的讲台，中间摆放了两把椅子：一把是为古维内尔·莫里斯准备的，另外一把是为约翰·巴克·丘奇准备的。汉密尔顿的灵柩就放在讲台前的搁架上。台下人山人海，莫里斯的声音仿佛被海绵吸收。在挤入下百老汇的观众眼中，他的演讲似乎是一场哑剧。在演说中，莫里斯抛开日记中的抱怨，更公正、更慷慨地对待汉密尔顿。他赞扬了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勇敢；引述他对宪法体制能否避免无政府状态或专制独裁的合理疑虑；强调汉密尔顿绝非奸猾政客，而是一位坦**君子：“由于知道他自己心灵的纯洁，他好像把心掏出来捧在手上，将它的最深处展示给每一位过客。这种慷慨，这种坦率让他遭受了不少误解。他深思熟虑的思想被说成是刻意的预谋，然而你们都知道，他对制定和维护《宪法》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多么坚持不懈。”[13]
莫里斯觉察到，人们对他的演说大失所望。义愤填膺的观众想听到对伯尔的怒斥和奚落，莫里斯却对此人只字未提。此外，与有目共睹的家属的哀痛相比，莫里斯的言语显得苍白无力。汉密尔顿的四个儿子——18岁的亚历山大、14岁的詹姆斯、11岁的约翰和6岁的威廉——坐在莫里斯身旁抽抽噎噎地哭泣着，一家报纸写道：“这个场景让人永远难忘，年幼的孩子组成的吊唁团尤其使之更加庄严肃穆，而他们是死者曾经的希望和欢乐，现在却坐在台子上，在演讲者的脚下任凭眼泪横飞，承受这丧父之痛！还远不止这些。见此惨状，连最冷酷的天神、最无情的恶人，亦会被这感人至深的一幕打动。”[14]
莫里斯一结束演说，灵柩就被运到三一教堂院子里的墓地中，这里离汉密尔顿曾经学习、生活、工作以及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地方不远。在莫尔主教的主持下，汉密尔顿的遗体被安置在教区的心脏区域，有朝一日，这里将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行将结束之时，送葬队伍聚集在墓地的周围，列成一个整整齐齐的方阵，对天空齐鸣三枪。纽约人以最隆重的军礼安葬了汉密尔顿，满足了几十年前那个圣·克罗伊小职员的绚丽梦想——他曾祈祷，发生一场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勇敢。“此情此景足以感化一座大理石碑。”汉密尔顿主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如是说。[15]就这样，国父中的那个最具戏剧性、最非凡的生命结束了。
由于在49岁早逝，汉密尔顿在历史记忆中保留着英气逼人的风采。他未能活到须发皆白的年纪，也未能获得年迈政治家的那种威仪。“我们竟然无法想象老年汉密尔顿的样子。”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经写道，“他那倔强的个性和永不衰减的怀疑精神，更多地展现出年轻人的勇往直前和无所顾忌，而非一种审慎的品质。”[16]生命的短暂更加突出了他一生的光辉。当时的人平均寿命大约是55岁，因此，汉密尔顿去世时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年轻，但是许多讣告却将他刻画成一个在风华正茂之时被子弹夺去性命的人。或许，有关汉密尔顿英年早逝的印象由于美国历史上前八位总统的长寿而得以放大，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接近80岁，只有华盛顿未逾古稀。汉密尔顿相对短暂的一生不但让他失去了取得更高成就的机会，也剥夺了他塑造自己历史形象的机会。杰斐逊和亚当斯便利用了随后的20年中伤汉密尔顿，并通过冗长的信件和文章来粉饰他们自己。凭借勤奋笔耕和文学天赋，汉密尔顿原本可以留下恢宏的权威性自传。
由于意外身亡，对汉密尔顿的历史作用的评判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具备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一个罕见的彻底改变美国的旷世奇才。约翰·梅森牧师认为，他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或许还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身后再无来者，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与他相似，也不会有人能让我们再看到他的影子”。[17]他在短暂的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就，整个美国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后来，约翰·亚当斯一直在抱怨这场决斗：“没有人希望以这种方式除掉汉密尔顿，”[18]他向杰斐逊发牢骚：汉密尔顿的死被烙上“全民灾难的印记”，而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却死得比较落寞”。[19]在自传中，亚当斯再次评论了汉密尔顿的死：“总不能因为这条造孽的可怜虫在垂死时刻悔悟，就忘记他的罪恶、愚蠢和堕落。”[20]
詹姆斯·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死似乎漠不关心，他似乎更关心他的联邦党政敌会怎样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他指出：“您会在报纸上看到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惊心动魄的决斗。您很容易理解这件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21]杰斐逊以汉密尔顿熟知的躲闪态度回应老对手的死。在葬礼结束三天后，杰斐逊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像是事后想起那样加了一条附言：“看看兰道夫先生的报纸就会知道，汉密尔顿上校已于12日去世。”即便现在，杰斐逊还是要把汉密尔顿的“将军”贬低为“上校”。另一次，他简短地说，这是“近来引起国人关注的一起死亡事件”。除了这两次之外，杰斐逊再未提起自己14年政治生涯中的这根眼中钉。[22]
从威霍肯回来之后，亚伦·伯尔的小船在运河街码头靠岸。随即，他带着呼吸早晨清新空气后的那种轻快和愉悦，策马返回里士满山庄。这位美国副总统似乎并非血肉之躯，不会被罪恶感折磨，亦不会因杀戮而感到焦虑。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的说法，那天上午，一位住在康涅狄格的亲戚顺路造访了里士满山庄，发现伯尔正在他的图书室里。伯尔显得热情好客，似乎完全忘记自己在两小时前击伤汉密尔顿的事情。当他的对手在北面800米处的一个房间里奄奄一息的时候，伯尔正在和他的亲戚共进早餐，还交流了他们共同的一些朋友的趣事。这位年轻的亲戚大约10点钟离开了里士满山庄，然后沿着百老汇走了下去，结果碰到了一位朋友跟他讲起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伯尔上校在今天早晨的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汉密尔顿将军。”
“哦，不可能，他没有杀人，”伯尔的这位满腹狐疑的堂弟说，“我刚从他那里出来，还跟他共进早餐了呢。”
“我刚才看见公告上这样写的。”他的朋友很肯定地说。[23]
在决斗之后流传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逸事，形象地描述了伯尔对汉密尔顿之死的冷酷的镇定和骇人听闻的漠然。一些报道提到里士满山庄的狂欢，也有报道称，伯尔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将子弹直接射入汉密尔顿的心脏。其中有一些报道无疑是出于联邦党人的宣传需要而杜撰出来的。威廉·范·尼斯坚持说，伯尔“根本没有表现出轻浮，也没有对决斗结果流露出满意”，他只表现出“后悔和关心”。[24]事实上，就在决斗之后，伯尔请霍塞克医生回家时顺道来一趟里士满山庄，告知汉密尔顿的最新情况。然而，这也就是他对汉密尔顿的全部关心。终其一生，伯尔再也没有对杀死一个留下一妻七子的男人说一句忏悔的话，对他而言，汉密尔顿的家人只是一团空气。
关于伯尔的冷漠淡定的传言出现在许多地区，并且与伯尔写信的语气相吻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汉密尔顿去世那天，德克·坦恩·布罗克给他父亲写信：“伯尔上校当时在家，似乎非常放松，据报道他的心情似乎相当不错。”[25]一家联邦党报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个因胜利而激动不已的人，说他在决斗后骑马回到家中，其间还停下来与跟他相熟的一位已婚女士打招呼，他“非常愉悦”地告诉她：“这个早晨真不错。”[26]这家报纸还指出，那天早晨与伯尔一起共进早餐的人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他的代理人纳撒尼尔·普莱姆。伯尔找他的代理人来是为了谈一笔业务。这家报纸说“六名绅士”花了很大功夫，才让普莱姆事后相信伯尔在那天早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射出了致命的子弹。
可以说，伯尔之所以能对决斗结果表现得不以为然，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汉密尔顿已把放弃射击的决定告知彭德尔顿和鲁弗斯·金。为了突出这一点，汉密尔顿在其临终之际重复过多次，并写进了他的离别信中。作为一名头脑清晰的律师，他为自己身后的无罪辩护留下前后一致的证据。在一周之内，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分别公开了各自的决斗记录和谈论决斗的通信，由此引发人们缉拿伯尔归案的呼声。一些批评者指责伯尔预先设计好要杀死汉密尔顿，群情激昂的市民威胁着要火烧伯尔的家宅。詹姆斯·帕顿指出：“从那一刻开始，‘伯尔’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在不了解前因的人看来，那些信件就是对挑战者的诅咒，他们把伯尔视作怨毒的恶魔，渴望吸食无辜者的鲜血。”[27]许多汉密尔顿的支持者认为，伯尔不仅要为个人声誉辩护，还计划残忍地枪杀了汉密尔顿。纽约的一份报纸称，汉密尔顿倒在“一个卑鄙的暗杀者的枪下”。[28]
这样一来，汉密尔顿在死后战胜了伯尔，将后者在威霍肯的胜利转变成了政治自杀。伯尔的政治声望随着汉密尔顿的死去而一并消逝了，这正是汉密尔顿生前意料中的事情。无论是支持杰斐逊的媒体还是联邦党的媒体都将汉密尔顿封为圣徒，竞相贬斥伯尔。马里兰州的一篇社论愤怒地写道：“我们发现，伯尔在其郁积已久的深仇大恨的驱使下，给汉密尔顿可怕一击早已成了其预设的目的和结果。”[29]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位编辑猜测，伯尔的心中必定填满“地狱之火的余烬”。[30]伯尔对这些反应不屑一顾。他认为他忍受汉密尔顿的冷嘲热讽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是按照标准的决斗程序展开决斗的，而现在却遭受着汉密尔顿那些伪善的朋友的迫害。“汉密尔顿将军昨天死了，”伯尔在7月13日告诉他的女婿说，“满怀怨恨的联邦党人或者是托利党人以及烦人的克林顿的支持者们联合起来，正在努力煽动群众对他的同情以及对我的愤怒。成千上万个弥天大谎在蓄意传播。”[31]尤其让伯尔烦恼的是，多年来一直痛斥汉密尔顿的纽约共和党人突然跪拜在此人的殉道者形象之下。
厚颜无耻的伯尔或许打算平复纽约民众的愤怒。但后来，他听闻纽约市召集了一个陪审团来调查汉密尔顿的死因。他知道，如果他被指控谋杀，他将不会被允许保释，因此他打算离城几日，暂避风头。通常情况下，绅士不会因决斗而被起诉，并且由于决斗发生在新泽西，伯尔认为纽约并没有此事的司法管辖权。他对查尔斯·比德尔说：“你知道我在我们的法院受审时应该有申诉的机会，对一名公正的律师来说，他应该再清楚不过，纽约州的法院与汉密尔顿将军之死毫无干系。”[32]在谋划下一步行动的同时，伯尔承认自己破产的事实。就在汉密尔顿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绝望地给威廉·范·尼斯写信：“您能帮我吗？”[33]
伯尔并没有让决斗、债务或者死亡的威胁影响到他放纵的私生活。在7月20日晚上，他抽空与新欢“La G.”进行临别前的幽会，并向西奥多西娅吹嘘说，她已经表现出对自己的“一定的感情和依恋”，这一点让他非常高兴。[34]几天前杀死汉密尔顿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欲，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了他的欲望。第二天傍晚，在夜幕的掩盖下，伯尔带着15岁的奴隶彼得，登上了哈得孙河上的一艘驳船，逃脱了纽约和新泽西的任何惩罚。到7月24日，在逃的副总统抵达了费城，在那里他与查尔斯·比德尔一起住在栗树大街。后者的儿子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后来成为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长。在流亡期间，伯尔依然不放弃享乐。他联系上了一位他颇为喜爱的情妇塞莱斯特，然后扬扬自得地告诉西奥多西娅说：“如果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觉得生活无趣，建议他同时进行一场决斗和求爱。”[35]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是伯尔的惯用手段。尽管遭受着暗杀的威胁，他仍在比德尔那里待了两周半，只是采取了一些最基本的防护措施。伯尔并未被充满敌意的目光吓倒，在这个城市自由穿行。一家报纸报道称：“令整个国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的伯尔上校，被人看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位朋友逛街。”[36]伯尔一直都能收到来自纽约市的消息，知道陪审团四处调查他的朋友，他最亲近的助手马修·戴维斯因拒绝回答问题，已被关进了监狱。
1804年8月2日，陪审团向伯尔送达了令他恐惧的裁决：“亚伦·伯尔先生，美国副总统，犯有谋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罪行，威廉·F.范·尼斯和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均属从犯。”[37]逮捕令已经签发，但事态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因为纽约州州长摩根·刘易斯对此表示抗议，声称对伯尔的控诉“显得狭隘，不光彩，缺乏绅士风度”。[38]尽管如此，伯尔还是担心州长可能会被迫命令将他从费城引渡回来，于是他计划再往南方逃跑。他确信，这些指控最终都会烟消云散，但他必须等待公众的怨愤渐渐平息。果然不出所料，8月14日，纽约市的一个大陪审团推翻了原来的谋杀指控，认为伯尔仅仅是因为发出决斗挑战而触犯法律，范·尼斯和彭德尔顿也被牵连在内。
离佐治亚海岸不远的圣西蒙岛上有一个大型奴隶制种植园，伯尔决定把这里作为新的藏身之处。该种植园的主人是他的朋友，这里是花花公子皮尔斯·巴特勒的一处房产，此人是曾经担任过议员的一名准男爵的儿子。在逃离到南方之前，伯尔还导演了一场汉密尔顿所担心的分离运动，只不过它的性质更为恶劣。他与英国大使安东尼·梅里（Anthony Merry）进行了秘密会谈，表示愿意配合英国“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领土完全分裂出美国”。[39]考虑到伯尔已是美国政界的弃儿，被两党排除在外，并且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梅里认为形势很乐观。
在圣西蒙岛逗留的几周内，伯尔、彼得和21岁的塞缪尔·斯沃德伍特（Samuel Swartwout）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南部各州对这个杀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凶手大多表示赞赏，因此伯尔受到当地岛民们的热情款待。9月初，他装扮成伦敦商人前往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旅行，查探这块土地是否有可能成为分裂主义者的新据点，然后化名“R.金”开始了北上之旅。在很多市镇，他并不高明的伪装很快被人识破：人们隆重地接待他，尤其是在杰斐逊党人的大本营弗吉尼亚。或许，他一度幻想自己已经走上了政治复兴之路，但在10月末，他意外得知新泽西州博根县的陪审团指控他犯有谋杀罪。这一指控后来被撤销了，因为汉密尔顿去世的地点是纽约市。伯尔不敢冒险，绕开了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他以自嘲的口气对西奥多西娅说，看看还有哪个州“能够有幸吊死副总统”。[40]债台高筑的伯尔竭力避开纽约州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债权人已经没收了他的财产，拍卖了他的家具，并把里士满山庄卖给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后来，阿斯特把那里分成了400个小地块，大赚了一笔。如果负债七八千美元的伯尔跨入纽约州地界，就会被当地的债权人提起诉讼。此刻，对这位副总统来说，美国境内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首都了，他可以在那里安心地主持参议院。
1804年11月4日新一届国会开幕，一些议员看到亚伦·伯尔端坐在参议院讲台的椅子上时不禁面面相觑。联邦党人威廉·普卢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不久前刚被新泽西州博根县大陪审团指控谋杀尊贵的汉密尔顿的嫌犯，居然在昨天和今天都出现在参议院议长席上……这无疑是第一次——上帝保佑但愿也是最后一次——有人在被公正地指控犯下无耻罪行的同时，还能主持美国的参议院。”[41]作为一名近距离的观察者，普卢默指出，伯尔已经没有了若无其事的姿态：“他似乎失去了上次会议上的那份从容和优雅，现在变得焦躁不安，满腹牢骚。”[42]
被杰斐逊政府放逐四年的伯尔，在决斗之后找到了温暖和友善。总统数次邀请他去白宫用餐，国务卿麦迪逊和财政部长加勒廷也以新近萌生的同志情谊接待他。这些举动或许暗示了他们对汉密尔顿的轻蔑，却也反映出另一个实际情况：伯尔作为参议院领袖，将要主持针对联邦党首要人物，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塞缪尔·蔡斯的弹劾案。后者曾嘲笑杰斐逊政府实施“暴民统治”。[43]蔡斯还被指控在依据《镇压叛乱法》审理詹姆斯·卡伦德案件时渎职，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指控。这是杰斐逊向联邦党主导的司法部门发起攻击的一个步骤，并且当他和乔治·克林顿联手在1804年大选中取得巨大胜利从而痛击了查尔斯·平克尼和鲁弗斯·金时，这位总统更加踌躇满志。
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在10年前出任众议员时，曾满怀敌意地骚扰过汉密尔顿，现在他纠集了11名共和党同僚向新泽西州的州长约瑟夫·布卢姆菲尔德（Joseph Bloomfield）请求终止对伯尔的起诉。伯尔开始努力游说此事，尽管他后来予以否认。参议员们辩称，作为“最文明的国家”，美国不应该把决斗致死与“一般谋杀”等同视之，并指出，先前发生在新泽西州的决斗并未遭受法律制裁。[44]看到两面三刀的共和党人对伯尔予以接纳，参议员普卢默深感不齿：“我从不怀疑他们对汉密尔顿之死幸灾乐祸。我唯一怀疑的是，他们是否要通过拥抱汉密尔顿的谋杀者来表达内心的狂喜。”[45]布卢姆菲尔德州长轻蔑地拒绝他们的请愿，这项指控三年后才被新泽西撤销。
1805年1月4日，蔡斯弹劾案开庭。很显然，威廉·普卢默并非唯一一个对伯尔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参议院感到厌恶的人。一家报纸吃惊地写道：“这会是现行民主政治史上怎样的一页？一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人，竟然主持着因极细小的不当行为而被起诉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审判！”[46]结果针对蔡斯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他被宣布无罪，而伯尔也因其在此次审判中的公正无私的行为被一致称赞。这一刻，伯尔的前途似乎有了转机。在副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为他的决斗辩护，声称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大卫杀死了联邦党的哥利亚，就让伯尔遭受非议”。[47]3月2日，伯尔在参议院发表告别演说，赞扬该机构是“法律、秩序和自由的圣殿和堡垒”。[48]这次演说意味着他将告别公务生活，他的言辞生动，富有感染力，令诸多同仁热泪盈眶。
在卸任副总统一职之后，伯尔立即被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他对共和党已毫无用处，与联邦党的联姻在他枪杀该党前领袖后也不复存在。他现在破产了，而且无家可归，成了一个被通缉的人，即使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新泽西的起诉书，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你过于看重新泽西的事情了，”他对西奥多西娅说，“那应该被视为一场闹剧，你会看到它将很快收场，只留下对始作俑者的嘲弄和轻蔑。”[49]然而，在习惯性的戏谑之下，他的话语中潜藏着担忧：“在纽约，我将被剥夺公民权，而在新泽西我将会被绞死。尽管对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有异议，但是现在我不应该冒险去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会到别的国家寻求庇护。”[50]汉密尔顿之死的一个结果是许多改革者纷纷谴责决斗，尽管这一古老的机制一直存续到19世纪，包括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亨利·克雷（Henry Clay）、约翰·兰道夫（John Randolph）、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以及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在内的诸多人士都使用过这一纠纷解决机制。
凭着一种曾令汉密尔顿苦恼不堪的折腾精神，伯尔在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谷一带漫游，那里的边境居民对决斗较为宽容，并且鄙视联邦党人。伯尔和英国共同谋划各种攫夺美国领土的阴谋，包括夺取路易斯安那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其他领土，以期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位自称征服者的人还策划出兵墨西哥，将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伯尔的崇拜者称颂他是一名有远见的爱国者，致力于将西班牙的殖民地纳入美国国土，而蔑视他的人，包括杰斐逊则发现他企图分裂联邦的阴谋。1807年，伯尔因涉嫌叛国罪和阴谋策划与西班牙的战争而被逮捕。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援引叛国罪的严格定义宣布伯尔无罪，由此使得杰斐逊更加相信，“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是一个根本性错误”。[51]
名誉扫地的伯尔在欧洲游历了四年，偶尔使用H.E.爱德华的假名躲避债主的追讨。有时，他与上流社会的一些朋友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有时，他无精打采地独守空房。这个日渐衰老的情场浪子尝试过鸦片，勾引自愿上钩的寡妇，甚至诱奸女佣人和服务员。自始至终他都抱有一种自怜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各地为数众多的美国人，甚至是所有人，都对A.B.（亚伦·伯尔）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真是一群浑蛋。居然向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从未伤害或企图伤害他们的人挑衅。”[52]他结识了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相互**心扉。“他的确想成为墨西哥国王，”边沁回忆道，“他告诉我，我应该成为立法委员。他会送给我一艘军舰。他向我讲述了他和汉密尔顿的决斗。他确信自己有把握杀死对方，因此我认为这无异于谋杀。”[53]擅长制造荒唐“惊喜”的伯尔，这次居然送给边沁一本《联邦党人文集》。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子却总能出现在伯尔的身边。旅居巴黎期间，伯尔去拜会德塔列朗，后者让他的秘书给这位不速之客留下了这样的口信：“我很高兴见到伯尔上校，但是请告诉他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汉密尔顿肖像画，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54]伯尔闻讯落荒而逃。
待到伯尔以“A.阿诺先生”之名乘船返回纽约时已经是1812年了。所有对他的指控都已经停止了。为了能够重新在纽约立足，他向罗伯特·特鲁普借了一间法律图书馆，试图重新执业。这个孤魂野鬼般的人已对政治事务失去兴趣，没过多久，他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坍塌。那年夏天，他喜爱的外孙，10岁的亚伦·伯尔·奥尔斯顿（Aaron Burr Alston）夭折了。然而他还有他挚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他在带着手提箱茕茕孑立地游走在欧洲时，一直随身携带着女儿的画像，乘马车时就把它搁在膝盖上。尽管她丈夫现在已经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但有传言说她一直受到虐待。在1812年底，郁郁寡欢的西奥多西娅乘船前往纽约与其父亲团聚，但两人未能相见——她因暴风雨或海盗袭击在海上殒命，终年29岁。这是伯尔有生以来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将自己形容为“与整个人类切断了联系”。[55]四年之后，他的女婿约瑟夫·奥尔斯顿（Joseph Alston）撒手人寰，享年37岁。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灾祸使伯尔再次体味了童年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已成过去的那个时代之幽灵的伯尔现在真的成了一个隐士，人们偶尔会看见他出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除了一小群人以外，他极少与外界交往。
至于与汉密尔顿的决斗，伯尔几乎从未流露出丝毫悔意。在回到美国之后不久，他去看望他的姨妈罗达·爱德华斯（Rhoda Edwards），她还为他的灵魂归属担忧，并告诫他说：“你对上帝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你杀死伟大、善良的汉密尔顿。我恳请你为之忏悔，并祈求基督用鲜血和公义给你带去宽恕。”伯尔觉得难以理解：“哦，姨妈，不要感觉太坏。”他回答说，“我与他会在天堂相遇的。”[56]
一天，伯尔走在纽约的纳塞大街上，首席法官肯特看到了他。肯特的情绪完全失去控制，他向伯尔猛扑过去，抡起手杖就朝伯尔打去。“你这个恶棍！”肯特高声喊着，“恶棍！”伯尔保持着传说中的泰然自若，他脱下帽子说：“学识渊博的首席法官，您的见解总是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的。”[57]然后鞠了一个躬就走开了。
伯尔从未在杀死汉密尔顿这件事上失去幽默感，时常饶有兴致地谈起“我亲爱的朋友汉密尔顿，被我一枪击毙”。[58]有一次，在波士顿图书馆，伯尔在汉密尔顿的半身像前驻足凝望。“这真是精美绝伦。”他用手指抚摸着汉密尔顿塑像面部的皱纹自言自语道。[59]还有一次，伯尔把马留在驿站，一时兴起，步行去看了一场巡回蜡像展。他意外地发现一幅画像再现了他与汉密尔顿决斗时的场景。下面还附有几行小诗：“哦，伯尔！哦，伯尔！你做了什么？你杀死了伟大的汉密尔顿。你藏在一束蓟草后面，用霍斯手枪将他射杀。”[60]谈到这件事情时，伯尔纵声大笑。只有一次，伯尔流露出对杀死汉密尔顿一事的担忧。在阅读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时，他读到这样一个场景：性情温厚的托比叔叔捉到一只苍蝇，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窗外而没有将它杀害。他评论：“如果我多读些斯特恩，少读些伏尔泰，那么我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足以同时容得下我和汉密尔顿。”[61]
伯尔在回到美国之后苟延残喘了24年。1833年，77岁高龄的他不顾冷嘲热讽，鼓起勇气展开了最后一段浪漫情事，迎娶了一位极其富有的寡妇，58岁的艾丽萨·朱麦尔（Eliza Jumel），她在华盛顿高地拥有一幢豪宅（据不确切的消息说，汉密尔顿与她的关系曾经也非同一般）。艾丽萨·朱麦尔原名贝特西·鲍恩（Betsey Bowen），在嫁给富有的酿酒制造商斯蒂芬·朱麦尔（Stephen Jumel）之前是一名交际花，还生下过一个私生子。伯尔按照其一贯的做法，一边挥霍朱麦尔夫人的金钱，一边与别的女人幽会。一年后，朱麦尔提出离婚，指控她那不可救药的丈夫与人通奸。她怎么能指望伯尔在垂暮之年改过自新呢？1836年9月14日，伯尔在两次中风之后死在斯塔滕岛上的一家酒店里，随后被埋葬在普林斯顿，与其父亲、祖父的墓地相距不远。亚伦·伯尔死时的面容令人惊骇：他的鼻子歪向左边，嘴巴扭曲变形，仿佛一生中所有的隐痛最后都被刻在脸上。约翰·昆西·亚当斯为这个人写下墓志铭：“纵观伯尔的一生，在任何道德健全的国度，他的朋友都会把他深埋，以求遗忘。”[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