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汉密尔顿似乎郁郁寡欢，但并不显得焦虑。他仿佛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前去捍卫荣誉的决定，并打算同家人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7月8日一个爽朗的周日清晨，他和艾丽萨带着孩子们漫步在格兰其庄园绿荫如盖的草地上。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回忆说，父亲回到家后，让家人围成一圈，听他“按照新教圣公会的规矩朗读的晨诵”。[1]下午时分，“在家门前的一棵树下，孩子们围在他身旁，一起躺在草地上，直到繁星在夜空中闪耀”。[2]

7月9日早晨，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告别了艾丽萨，坐马车去了曼哈顿下城区，他在柏树街54号的寓所中草拟了一份遗嘱。他指定约翰·丘奇、尼古拉斯·菲什和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为遗嘱执行人。在这份文件中，他再次声明——更多地出于希望而非真的确信——他的固定资产能够抵偿他的债务：“我向上帝祈祷，但愿能留下一些供妻儿生活和读书的财物。”[3]作为一个致力于维护财产权和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他还对债权人的命运感到担忧：“我恳求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他们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有能力的话，就请把未清偿的部分给偿还掉吧！”[4]他再次表达了他的殷切期望，希望斯凯勒家族的财富会帮助艾丽萨，“或许她继承的那份遗产能使她免受贫困之苦”。[5]做事向来一丝不苟且井井有条的汉密尔顿，却在艾丽萨未来的偿付能力这个重要问题上留有疑问，这实在令人费解。

伯尔觉得，等待决斗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他告诉威廉·范·尼斯，他希望最好下午决斗，并表示不介意“再拖一天”。他发牢骚说：“从7点到12点是我最不喜欢的（时间），但我们别无他选，只能按时赴约。”[6]一般情况下，外科医生会在决斗现场，汉密尔顿推荐了他的朋友大卫·霍塞克医生。伯尔似乎倾向于不要医疗护理，在给范·尼斯的信的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段莫明名其妙的话：“霍塞克已经足够了，甚至连他都是多余的。”[7]这是否意味着伯尔打算一枪毙命，外科医生只会是一个摆设呢？或者他认为根本没有人会受伤？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在7月9日下午，范·尼斯和彭德尔顿最后敲定了决斗计划。决斗将在7月11日，也就是周三的拂晓时分在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的威霍肯进行。

直到最后，汉密尔顿依旧保持着镇定自然，没有流露出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任何迹象。9日的下午和晚上，他与他在财政部的老部下小奥利弗·沃科特待在一起，后者说汉密尔顿“异常兴奋”。[8]在他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就是7月10日，汉密尔顿在百老汇大街上碰到了一个世交，也是他的一个客户德克·坦恩·布罗克，后者提醒他，他忘记带来曾应允的法律意见书。事后，坦恩·布罗克震惊地回想起那天汉密尔顿的反应：“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羞愧，请我第二天一定去拜访他，但是他说我必须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那个糟糕至极的日子——10点之后去他那里，他会和我一起坐下来，关上门，谈妥这件事。”[9]这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汉密尔顿的责任感。汉密尔顿不仅没有自杀倾向，反而打算在清晨的决斗结束后立即前往事务所继续工作。这不像是一个一心求死的抑郁症患者的所作所为，所有在决斗前见过他的人都没发现他有任何抑郁症状。

汉密尔顿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出现在他位于花园街的律师事务所时，他的职员朱达·哈蒙德（Judah Hammond）并未发现他的举止有任何异常：“汉密尔顿将军以他一如既往的镇定来到我的桌前，给了我一份文件，并交代与之有关的事项。从外表我看不出他与往常有什么不一样。但这就是他在办公场所的最后一些时间。”[10]随后，汉密尔顿就一个法律问题，起草了一份深思熟虑的意见书。临近傍晚的时候，他去了当天行程的最后一个地方，一个他寄托情感的地方。数周以来，他在国王学院的挚友罗伯特·特鲁普因重病而卧床不起，汉密尔顿还担心特鲁普会死掉。当他去探望特鲁普时，他并没有提到这场决斗，倒是提出了不少治疗建议。“汉密尔顿将军在我这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特鲁普说，“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好心地给我提供建议，希望有助于我恢复健康。将军来访期间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他内心的沉着与开朗，因此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即将发生一场决斗。”[11]

在决斗的前一夜，纳撒尼尔·彭德尔顿来到汉密尔顿的家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努力说服他不要在第一枪放空枪。汉密尔顿再次坚持说他会朝天开枪的。当彭德尔顿提出不同意见时，汉密尔顿表示他决心已定。“我的朋友，”他对彭德尔顿说，“这是宗教的力量，无需任何理性。由于我主意已定，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说也无益。”[12]

汉密尔顿将最后一晚奉献给为自己带来永恒盛名的活动：撰写文章。由于决斗的一个目的是阻止分裂的威胁，他给马萨诸塞州的西奥多·塞奇威克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在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中间蔓延的此类运动：“我谨以此文表达一个观点，分裂我们国家的行为显然有百害而无一利。”[13]分裂活动无法“缓解我们真正的病因——民主主义”，他指的是不加约束的、破坏性的平民统治。[14]

那天晚上，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汉密尔顿提到了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少年时代，以及30多年前他近乎奇迹般逃离圣·克罗伊的事情。他的思绪转向将他救出并资助他读书的表姐安·米切尔。晚上10点，汉密尔顿拿起他的羽毛笔给艾丽萨写信：“米切尔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我亏欠最多的朋友。至今我都未能对她尽一些义务。”[15]安·米切尔正在一贫如洗的境况下艰难度日，汉密尔顿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用自己的财产“帮助她安度晚年”。如果这还办不到，他对艾丽萨说：“我恳求你待她如姐妹一般。”[16]他还告诉艾丽萨，他无法容忍自己杀死别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决定将生命交给伯尔处置，“这势必增加我的危险，并让你备受折磨。但你应该宁愿我清白地死去，而不是负罪地活着。上苍能够保护我，我也卑微地希望它会保护我，但是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名基督徒”。[17]在考虑决斗时，汉密尔顿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他可能已深陷疯狂的决斗逻辑怪圈，但毫无疑问，他并非处在自杀的心境之中。

这几天，亚伦·伯尔的脑海中也是千头万绪，最令他烦恼的是有关钱的问题。荒**无度的伯尔现在不仅仅是现金短缺，而且是身无分文。前一年的秋天，他甚至打算卖掉里士满山庄，以应付上门讨债的债主。财务破产加上政治失败，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当时孤注一掷的绝望情绪。根据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的说法，就在决斗前夕的那段时间里（可能就是决斗提出来之前），深受债务困扰的伯尔甚至向汉密尔顿求助。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艾丽萨告诉孩子们的，约翰把它记了下来。

当时，汉密尔顿正待在乡间别墅，夏日朝阳初升时分，他被前门传来的一阵铃声吵醒。他起床下楼，看见伯尔站在门口。伯尔焦虑地讲述自己的处境：亟需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回到**之后，汉密尔顿打消了妻子对不速之客的疑虑：“你猜是谁在敲门？伯尔上校。他来找我帮忙。”[18]

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慷慨胸怀，汉密尔顿向曾经同伯尔决斗过的约翰·丘奇·巴克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筹了一些钱，总共凑集了1万美元的现金。伯尔自己东拼西凑讨到了1750美元，这才平息了一位不容宽限的债主的愤怒。

伯尔对他的女儿西奥多西娅一直很溺爱，像皮格马利翁[22]一样把她打造成自己心中的完美女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他把她变成了美国最有文化的女性之一。伯尔用一种隐秘的速记方式给他女儿写信，信中充斥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笑话，还会提到他的种种情事。她对他的诸多情人的脸庞和身材提出了她的评价。6月23日，在完成给汉密尔顿的挑衅信之后，他在女儿缺席的情况下在里士满山庄为她庆祝生日，并在第二天告诉她，宾客们如何“笑了一个小时，又跳了一个小时，最后为了她的健康而开怀痛饮”。[19]（西奥多西娅当时正在南卡罗来纳州。）他建议她研究历史学、植物学和化学，还指点她怎样建立一流图书室。在这些信件中，伯尔频繁暗示某种危机，但从未言明这场决斗。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是在亲友的陪伴下度过的，伯尔则选择了独处。7月1日，他告诉女儿，日落时分，他孤零零地坐在藏书室的壁炉边，尽管正值炎夏，他却突然打了个冷战。

伯尔对教育他的奴隶颇感兴趣，却不打算释放他们。就在决斗前一天晚上，他还草草写下决定他们命运的指示。他希望把去年购买的一个名唤彼得的黑人男孩培养成外孙的贴身男仆，可见这位号称“废奴主义者”的人，直到那时依然在购买奴隶。伯尔还提到了一位名叫佩吉的奴隶，希望西奥多西娅能成为她的主人，但是其他奴仆则没有如此幸运了。“至于南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她女儿说，“她诚实、强壮、温顺。”[20]由于嫁入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蓄奴大家族，西奥多西娅几乎不需要更多的奴隶了，这也让伯尔拒绝释放奴隶的做法显得更加不可原谅。

汉密尔顿和伯尔各自写的最后一封信件形成了启发性的对比。当这两个人思考身后事时，汉密尔顿为美国的未来和拯救联邦操心，伯尔却在担心那些写给情人的书信可能牵连自己，督促西奥多西娅“烧毁一切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信件，尤其是我与那些女性的信件”。[21]长期以来被杰斐逊的支持者指责为头号阴谋家的汉密尔顿，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也没有主动销毁任何私人文件。相比之下，伯尔却希望烧掉许许多多的让人烦心的文件，他告诉西奥多西娅要烧毁一捆用红绳捆绑的信件，还要烧毁一沓用白手帕包裹的信件。既然做好了这些最后的安排，伯尔想必已想到，至少在理论上，他可能在决斗中丧生。这证明他的确不知道汉密尔顿意图在威霍肯放弃开枪。

决斗前夜，伯尔没有上床睡觉，而是躺在藏书室的沙发上打盹。他睡得很安稳。“范·尼斯先生告诉我说，决斗的那天早上他去伯尔上校那里，结果发现他睡得很香，”查尔斯·比德尔叙述道，“他赶紧穿好衣服，以求在约定的时间赶到决斗地点。”[22]伯尔穿了一件平时不会穿的黑色丝质外衣，由此招来没完没了的猜测。詹姆斯·奇塔姆描述它的质地“刀枪不入”，就好像18世纪的防弹背心。[23]伯尔的党羽则表示，他们的英雄只穿了件斜纹布上衣和棉布裤子。伯尔在约翰·斯沃特伍特、马修·L.戴维斯（Matthew L. Davis）和其他几个最信任的亲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艘早已在哈得孙河上等候多时的小船，那阵势就像是送他去参加一场振奋人心的竞选集会。

同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在柏树街54号楼上的书房写完给艾丽萨的告别短笺后，下楼走进一间卧室，一个男孩正在里面读书。这是一个参加格兰其庄园户外聚会的孤儿。在一段未曾出版的文字中，尽管有渲染事实之嫌，约翰·丘奇·汉密尔顿透露，他父亲进入房间，忧郁地凝视这个男孩，询问他当晚是否愿意与自己一起睡。汉密尔顿“很快就上了床，并把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反复诵读主祷文”。[24]那个小孩子就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汉密尔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怀抱孤儿入睡的景象给人以无言的震撼，也不禁令人猜测，那个晚上，凄苦的童年记忆又一次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凌晨3点，汉密尔顿唤醒儿子，让这个睡眼惺忪的男孩点亮一支蜡烛。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与母亲一起住在格兰其庄园的4岁的女儿小艾丽萨突然患病，他必须和霍塞克医生赶过去。在昏暗的烛光中，汉密尔顿为小艾丽萨谱写了一首赞歌，后来被她视为传家珍宝。

他料理完这些事情后，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和霍塞克医生已经到了，准备好与他一同赶往威霍肯。他们都是乘坐四轮马车去的。为了避人耳目，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时间表，双方分别要在早晨5点左右从曼哈顿不同的码头出发。每一艘小船由四名至今身份不明的桨手操控，他们的身份将会保密，也不会追究他们任何的法律责任。手枪是密封在一个皮箱中的，这样桨手们可以发誓自己从未见到过它们。除了桨手之外，每只船上只允许有决斗双方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医生。

和7月常见的闷热天气不同，那天清晨河面凉风习习。威霍肯位于当时的市区北郊，因此他们安排了两个小时的行舟时间。汉密尔顿的船是从格林威治村附近出发的。在小船沿着星星点点的河流向北而去的时候，汉密尔顿似乎放松下来，并向彭德尔顿重申了他的誓言：自己“不会向伯尔上校开枪”，因为“丝毫没有要杀他的念头”。[25]行至某处，汉密尔顿回望喧嚣繁华、生机勃勃的城市，这座曾让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流浪者安身立命的城市。在过去的10年间，纽约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0000人了，市区中的空置土地都消失了。欣欣向荣的城市显然触动了汉密尔顿的内心，让他想起一些往事，他的儿子写道：“他指着那些美丽的景致，谈论这座城市的广阔前景。”[26]

由于纽约州法律严惩决斗，当地的居民经常跑到新泽西州去决斗，尽管那里也禁止决斗，但往往以一种宽容的方式处理决斗双方。在威霍肯的帕利塞兹山有一处高达60米的陡峭悬崖，上面是浓密的森林和芜杂的灌木。远远看来，像一堵被植被密集覆盖的石头墙，笔直地立在水中。然而，在退潮的时候，悬崖下方会显现出一小片滩涂。这时，拨开密不透风的灌木，沿着羊肠小道前行，就能来到高踞于哈得孙河上方6米处的一块绿树掩映的石台。在这样一个清新幽静的地方，远远望去，可以一直看到杳无人迹的曼哈顿的海岸线。这个平台大约22步长、11步宽，足够展开一场决斗。事实上，这里是威廉·迪斯（William Deas）的地产，他就住在悬崖顶上，苦于经常有人在自家门前展开决斗。好在他只能听到枪声，看不见决斗者。副总统伯尔于早晨6点半到达。他和范·尼斯从船上走出来，沿着这条泥路向上走去，站稳之后开始清扫决斗场上的小灌木和其他一些垃圾。初升的太阳开始放射出光芒，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脱去了外套。快到7点的时候，第二艘小船载着汉密尔顿和彭德尔顿赶到了，他们两个人爬到石台上来了，而留下霍塞克医生在底下等候。这是为了保护医生和桨手，让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希望医生距离决斗场所足够近以便能及时听到求救的呼喊声，同时还得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为的是假装——如果有必要的话——对事件毫不知情。

1804年7月11日上午7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面对面地站着，准备了断他们之间的纷争了。两位绅士都遵循了决斗礼节，“互相表达了敬意”。[27]此时距双方发生纷争已经过去23天了。在这23天的时间里，他们在纽约的法院和沙龙中、在竞选会议上、在议会里都曾经碰过面，都在外表上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如若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对立，他们可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人都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走上决斗这条路的，希望能以此来恢复政治上的名誉。根据约翰·特朗布尔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画的生前画的最后一幅肖像画来看，他愁云满面，但目光依然真挚、沉静。根据约翰·范德林在两年前绘制的肖像画判断，伯尔发际线后移，两鬓斑白，一丝怒气使他的面容显得狰狞。然而，出现在名誉决斗场上的他高大英俊，穿着得体，无所畏惧。

彭德尔顿和范·尼斯有条不紊地为决斗者画出10步的距离，并抽签决定当事人的位置。彭德尔顿赢得优先选择权，但他和汉密尔顿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北边。这意味着汉密尔顿不仅要面朝河流和远方的城市，还要逆着清晨的阳光。伯尔面向汉密尔顿，能够清楚地看见站在阴影里的对手。

作为接受挑战的一方，汉密尔顿先挑选武器，他选择了明火枪。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已经制定好了一些规则，特别指出枪管不能超过28厘米，而且必须是滑膛枪（滑膛枪往往不太可靠，相比之下，如果枪管内刻有来复线，则可能提高射击准度）。汉密尔顿带来了约翰·丘奇借给他的决斗手枪，就是菲利普·汉密尔顿和乔治·伊克在1801年用过的手枪。或许，汉密尔顿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死去的儿子致敬，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汉密尔顿只能把决斗之事告诉极少的几位密友。

约翰·丘奇值得信赖，并且可能是这一小群人中唯一拥有决斗手枪的人，尽管在当时许多绅士都有此类的手枪。虽然曾多次依靠决斗来解决问题，汉密尔顿本人却没有这种手枪，他强调自己只是想通过决斗来制伏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而不是想伤害他们。丘奇的手枪是18世纪90年代中期伦敦一家著名的军械工厂制造的。它们外形细长，很好看，手柄是着过漆的胡桃木，还有一些雕花装饰，沿着它们的铜制枪管有一些黄金质地的底托。尽管看起来很轻，而且易于操控，但实际上每支枪重达数千克，那些大大的铅弹头每个就有30多克，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灵巧地操作这些笨重的家伙。

1976年，为庆祝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专家们对这两把枪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他们发现枪上可以加装一个“微力扳机”，装上这种扳机，只需要用较小的扣力轻触扳机，就能发射子弹。一些评论家对汉密尔顿选择这种手枪的初衷表示怀疑，似乎这个潜藏的性能暴露了他想朝伯尔开枪的真实意图。然而历史学家却是一直以来都知道这个机关的。当彭德尔顿在决斗场上将武器递给汉密尔顿时，问道：“是否要装微力扳机”？汉密尔顿的回答是：“这次就不用了。”[28]因而，即使汉密尔顿想对伯尔隐瞒这种微力扳机的机关，他自己也根本没打算使用它。汉密尔顿的回答还表明，他依然在第二枪是否还要继续放空枪的问题上犹豫不决。[29]

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再次抽签，结果是由彭德尔顿来监督决斗。两位助手在对方的见证下给手枪填装子弹，然后将竖起撞针的手枪交给站在指定区域内的汉密尔顿和伯尔。彭德尔顿讲述了决斗规则后，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如果他们表示一切就绪，他将高喊“举枪瞄准”，双方即可扣动扳机。倘若仅有一方开枪，那么已经开枪的那一方必须等对方的助手喊“一、二、三、开枪”，给他的对手一个还击的机会。如果对手拒绝这样做，双方将协商是否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或者是否要进行第二轮决斗。

汉密尔顿和伯尔沐浴着晨风，侧身而立，把修长的轮廓展示给对方。太阳升得很快，当彭德尔顿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被河面反射过来的光线照得睁不开眼了，于是喊道：“停！有人需要眼镜。”[30]他抬起了手枪，从口袋中取出眼镜，用一只手戴上，把枪朝几个方向瞄了瞄，可能正是这个举动让伯尔误解了他的意思。伯尔和范·尼斯后来屡次强调，汉密尔顿曾有一两次将枪口对准了伯尔。“可以了，”汉密尔顿最后说，并为自己耽误时间表示歉意，“现在可以开始了。”[31]汉密尔顿戴眼镜的动作被某些评论人士解释成居心险恶，但他或许只想确保自己不射中伯尔。同时，我们知道，他并未排除在第二轮决斗中精确射击的可能性。

后来范·尼斯证实，伯尔并不知道汉密尔顿曾经立誓故意不射向自己。汉密尔顿也没有选择丢弃自己的手枪或将手枪朝向别的方向。因为如果那样做，将被解释成一个懦夫在拒绝决斗，那将使汉密尔顿希望保护的声名受损，并破坏参加决斗的目的。因此当伯尔盯着汉密尔顿的时候，他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恶意。“当他站起来准备射击时，”伯尔后来谈起汉密尔顿时说，“我仔细看了看他，他显得缩手缩脚，像一个被判重罪的犯人。”[32]还有一次，伯尔说汉密尔顿“看起来像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而感到恐惧”。[33]然而，从未有任何人证实汉密尔顿曾被负罪感困扰。

汉密尔顿和伯尔准备迎接后来被亨利·亚当斯称为“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时刻”。[34]当彭德尔顿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时，他们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高喊“举枪瞄准”。汉密尔顿举起了手枪，伯尔也是如此。两把枪在爆炸声中喷射出火焰，间隔一秒或数秒。彭德尔顿认定伯尔抢先射击，而且汉密尔顿的射击只不过是“身体遭受致命伤后，无意识的肌肉运动所导致的”。他右腹中弹。汉密尔顿勉强站立，身体剧烈抽搐，微微扭向左边，接着一头栽倒在地。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说了句：“我不行了。”[36]彭德尔顿大声呼唤霍塞克，后者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岩石。据彭德尔顿回忆，伯尔看看倒下的汉密尔顿，目光中“流露出悔意”，直到范·尼斯提醒他霍塞克和桨手们都来了，他才回过神来。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范·尼斯担心伯尔会在犯罪现场被目击者看到，因此，两人选择离开。走的时候，范·尼斯还故意用伞遮住了伯尔的脸。就在他们快要登上小船的时候，伯尔对范·尼斯说起了汉密尔顿：“我必须去跟他说几句话。”[37]范·尼斯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为了安慰伯尔，在他们离开之前，范·尼斯独自攀上岩石，并在小船离开前向伯尔报告了汉密尔顿的伤情。

范·尼斯一口咬定是汉密尔顿先开枪。“汉密尔顿将军先开枪，我向来认为这才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实。”他说。[38]他自称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一听到第一声枪响，就转过身去看伯尔是否被汉密尔顿的子弹击中。有那么一瞬间，他认为伯尔被击中了，因为后者似乎颤抖了一下。后来，伯尔告诉范·尼斯，他被石头或树枝绊了一下，扭伤了脚踝。他还解释说，他在向汉密尔顿还击之前停顿了几秒钟，因为一阵风把汉密尔顿枪口冒出的烟卷到他面前让他的视线受到了影响，他等着这些烟消散。

无论伯尔还是范·尼斯都没有做出解释，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射击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偏离他的目标。当彭德尔顿第二天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寻找到了汉密尔顿射出的子弹，结果在离地面4米左右的松树枝上发现了它。弹道距离伯尔站立之处差不多有1.2米远，换言之，子弹根本没有真正“靠近”过伯尔（后来彭德尔顿把这个树枝锯下来，把它交给了约翰·巴克·丘奇，既作为法律上的证据，也算是一个纪念物）。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开枪，那么他的确在虚耗子弹，与他事前说的一模一样。如果是伯尔先开枪，那么据彭德尔顿推断，汉密尔顿的枪走火应该是剧痛反射性地引发肌肉抽搐所造成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汉密尔顿都没有将枪口对准过亚伦·伯尔。

25年后，伯尔也证实汉密尔顿的子弹的确打在高高的树上。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的重要性。70多岁时，伯尔与一位年轻朋友回到当年的决斗场，回顾那戏剧性的一幕。关于汉密尔顿射出的那颗子弹，伯尔回忆说：“他听到子弹穿过树枝的声音，并看到了头顶上被折断的树枝。”[39]至此，伯尔证实汉密尔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朝远离目标的方向开枪。换句话说，伯尔在还击之前明知汉密尔顿故意射偏了子弹。然而，他又是怎样回应的呢？他给出了致命的一击，尽管他可以选择不朝汉密尔顿射击，或者只让汉密尔顿受轻伤，甚至干脆停止决斗。可能性最大的情形或许是汉密尔顿首先开枪，但只是为了向伯尔表明他是在浪费子弹。如果不这样，他又有什么别的方式向伯尔表示他的意图呢？正如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写的那样，他希望给伯尔一个“暂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机会。他一定以为，伯尔见他射偏子弹，会出于自尊或顾及政治利益而拒绝开枪。

汉密尔顿中枪后，彭德尔顿立即把他扶到一块红褐色的岩石上。这块石头至今还保留在威霍肯，是那场决斗中除了两把手枪之外唯一留下来的“遗物”。霍塞克发现他的朋友坐在草地上，面无血色。“我绝不会忘记他垂死的表情，”霍塞克写道，“在那一刻，他费力地说：‘大夫，这是致命伤。’随后他的身体就沉了下去，显然他失去了知觉。”[40]霍塞克撕开汉密尔顿布满鲜血的衣服，仔细检查伤口。子弹打断他右侧的一根肋骨，刺穿肝脏和横膈膜，然后打碎了第二根腰椎，最后停在脊柱上。霍塞克感觉不到汉密尔顿的脉搏与呼吸，他担心自己的朋友已经死去。他知道，唯一的希望是迅速乘船带汉密尔顿回城求医。在桨手的帮助下，彭德尔顿和霍塞克抬着这个血流不止的男人快步下山。他们把他平放到甲板上，迅速开往曼哈顿，霍塞克让昏迷不醒的汉密尔顿吸入嗅盐：“我现在用药水擦拭他的脸、嘴唇以及太阳穴，摩擦他的脖子、胸口、腰部和手掌，并试着将一些药水倒入他口中。”[41]

船在哈得孙河上疾驰时，丝丝凉风让汉密尔顿苏醒过来，他突然睁开双眼。“我看不清东西。”他说。汉密尔顿模模糊糊地瞥见自己的手枪。显然，他确信自己没有开过枪：“当心那把手枪。它没有发射过，撞针仍竖着。它可能会走火，伤及无辜。彭德尔顿知道，我不打算向他开枪。”[42]

“好的，我已经告诉霍塞克医生了。”彭德尔顿回答说。[43]

这是最能体现汉密尔顿品行的时刻：出于本能的责任感以及对暴力和混乱的担忧，即使在剧痛中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头脑。汉密尔顿的话语还表明，是伯尔首先开枪，被他忘记的那一枪可能是肌肉**的结果。为了保存体力，汉密尔顿再次闭上眼睛。他告诉霍塞克，他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医生也证实它们完全麻痹。当小船在威廉·贝阿德的船坞靠岸时，汉密尔顿告诉医生：“立刻把我夫人请过来，慢慢告诉她事情的经过，但是得给她一些希望。”[44]艾丽萨现在还在格兰其庄园，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把她请到城里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威廉·贝阿德早早地等候在码头。有人告诉他汉密尔顿和彭德尔顿在清晨时分匆忙赶往新泽西，显然是从自己的码头出发。他后来说：“我准确地预料到这次致命的出行以及它的可怕结局。”[45]贝阿德是一位富商，也是纽约银行的董事，他惊恐地盯着那艘快速驶近的小船。当他看到躺在甲板上的汉密尔顿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贝阿德的仆人们用行军床轻轻抬着汉密尔顿，穿过花园，进入他那幢位于今天的简大街80-82号的宅邸。被抬入二楼一间宽敞的卧室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没有从那间房间里出来。

汉密尔顿被安置到楼上后不久，关于这场决斗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播开来。在纽约市商业精英常聚的唐提咖啡馆，贴出一张引起轰动的布告：“汉密尔顿将军今晨在决斗中被伯尔上校击中，可能有生命危险。”[46]当旁观者惊骇地看完这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按约定前往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德克·坦恩·布罗克从路遇的一位朋友口中得知这场决斗。“我大惊失色，”他说，“可这却又是真真切切的事情”。[47]很快，一大群纽约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街角，脸上写满焦虑，试图拼出完整的真相。几个小时之后，这座被汉密尔顿注入无限生机的城市突然变得沉默不语。“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汉密尔顿的助手大卫·奥格登写道，“这个城市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暂时停了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肃穆的神情。”[48]那天，不断有告示公布这位垂死之人的状况，一大群人聚集在贝阿德宅邸前。几艘法国轮船在纽约港靠岸，送来几位擅长治疗枪伤的医生，希望能挽回汉密尔顿的生命。

起初，汉密尔顿疼痛难忍，以致霍塞克博士不敢脱下他那带血的外套，只能给他喂点低度酒和水。当汉密尔顿说背部疼痛难耐时，霍塞克和其他在场的人才给他脱掉了衣服，调暗房间的光线，开始用大剂量的鸦片来止痛。尽管疼痛万分，汉密尔顿对这种局面还是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对他人的尊重，他一直在担心艾丽萨和孩子们。遵从他的建议，已经有人通知艾丽萨从格兰其庄园赶过来了，但是他们只是告诉她，她丈夫突然“抽搐**”。小奥利弗·沃科特写道，她一开始相信了这个谎言，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因为人们“担心她会疯掉”。[49]对艾丽萨精神状况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霍塞克说，当她发现可怕的真相后，她几乎崩溃了，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50]为了安慰她，汉密尔顿反复说一句话：“谨记，我的艾丽萨，你是一个基督徒。”他深知，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51]

涌入贝阿德住所的人悲伤难抑。大卫·奥格登看到，艾丽萨虔敬地坐在她丈夫的身边，伸出手来，为他滚烫的脸颊扇风。奥格登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的长子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死不过两年的时间。天哪，她会是怎样的感受呀！”[52]安杰莉卡·丘奇也匆匆赶来帮助这个让她魂牵梦萦多年的男人。古维内尔·莫里斯记得，安杰莉卡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53]她对艾丽萨在厄运面前的表现肃然起敬。“我亲爱的妹妹以圣徒般的坚忍承受着巨大的不幸。”她告诉她们的弟弟菲利普说。[54]

除了对家人的强烈保护意识外，汉密尔顿还执着于灵魂归属方面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他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怀疑。弥留之际的汉密尔顿未必如朋友们后来所传的那样口齿清晰，但他们的说法相互印证，惊人地保持一致，被送到贝阿德的宅邸后，他急切地想要接受圣公会的临终祈祷。他请求面见三一教堂主教本杰明·莫尔，此人也是纽约圣公会教长和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声名显赫的莫尔不愿为汉密尔顿施行圣餐礼，絮叨地提出两点疑虑：决斗是不虔诚的行为，不应当与伯尔发生冲突。他还指出，汉密尔顿并没有定期做礼拜。因此，依据常理，莫尔主教无法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

绝望的汉密尔顿转而求助好友约翰·梅森牧师，梅森是汉密尔顿柏树街寓所附近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堂牧师。作为哥伦比亚学院毕业生和现任理事的梅森，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联邦党人，非常敬重汉密尔顿的才华。汉密尔顿也给予他同样的尊敬，并指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梅森都是一个有着罕见美德的人”。[55]

走进房间后，梅森紧握汉密尔顿的手，两人互相“悲叹着致意”，然后哀伤地四目相望。[56]汉密尔顿问梅森能否为他举行圣餐礼。牧师局促不安地说，得到汉密尔顿的请求却无法遵从，令他“痛苦难言”。事实是，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将违背他的职责。他解释说：“我们教堂规定，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个人举行圣餐礼。”[57]汉密尔顿尊重梅森的坦**，没有强求。

梅森试着抚慰汉密尔顿，谈论“人生而有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我明白，”汉密尔顿说，“但我是个罪人，我祈求主的怜悯。”[58]汉密尔顿强调，没有人比他更痛恨决斗，“我曾想尽一切可能避免这场决斗，并且，最终我带着绝不伤害对方的决心赶赴决斗场。”[59]当梅森告诉他，基督的鲜血能够洗清他的罪孽时，汉密尔顿紧紧抓住他的手，眼球上翻，嘶哑地高呼：“请我主耶稣基督裁定，我卑微地依靠万能上帝的恩慈”。[60]汉密尔顿喘着粗气承诺，如果侥幸能活下来，他必定远离决斗。

汉密尔顿再次将希望寄托于刻板的主教本杰明·莫尔。这位主教现在面临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朋友们认为，拒绝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是冷酷无情的。“拒绝他是不人道的，”大卫·奥格登写道，“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人临终时用我们神圣的宗教给予他宽慰和关怀呢？”[61]

这位秃顶、长脸的高级神职人员严肃地表示，他将重新考虑，并于当天下午1时到达贝阿德的宅邸。作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汉密尔顿强打精神，进行自己的最后一场演说。“我亲爱的先生，”他对莫尔说，“您体察到我的不幸处境，并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切。我想请您为我举行圣餐礼。我希望您不会觉得我的请求有任何不妥之处。”接着，他补充道，“这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发自肺腑的愿望，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融入教会。”[62]汉密尔顿表达自己对上帝仁慈的信念。当莫尔把决斗称为“野蛮的习俗”时，汉密尔顿保证，如果他能够活下去，必定会反对决斗。[63]随后，汉密尔顿诚恳地举起双手，对莫尔主教表示：“我对伯尔上校全无恶意。我带着绝不伤害他的决心与他会面。对他对我做的一切，我已经释怀了。”[64]到这个时刻，莫尔的心终于被感化了，他给汉密尔顿举行了圣餐礼。之后，汉密尔顿平静地躺下，他的表情写满了满足和快乐。

第二天早晨，汉密尔顿的神志依然清醒，但他的身体机能已经衰竭，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艰难地说几句话。前一天，艾丽萨没有让孩子们来探望父亲，但现在，她意识到，汉密尔顿同孩子们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她抱起两岁的儿子小菲利普，让他吻别父亲。然后，艾丽萨让七个孩子在床尾排成一列，希望汉密尔顿能看他们最后一眼。汉密尔顿哽咽无语。霍塞克说：“他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闭上了，直到孩子们被带走。”[65]

在汉密尔顿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有20多位亲友来到他的房间，他们大多双膝跪地为他祈祷，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表情。大卫·奥格登说，他们忍不住“泪如泉涌”，并且“祈求上天保佑他们的朋友”。[66]一些人无法承受临终场景的压抑气氛。“对我而言，此情此景令人窒息。”古维内尔·莫里斯写道，“我不得不到花园里走走，透透气。”[67]莫里斯后来回忆起汉密尔顿身旁的情景，“他的妻子因悲伤过度几近崩溃，他的孩子们哭成泪人，在场者无不肝肠寸断，整座城市为之震撼，所有人都神情萧索。”[68]随着生命临近终点，汉密尔顿似乎有所解脱。在谈到政事时，他说：“如果他们打破统一，那他们就打碎了我的心。”[69]这是他留下的最恰当的政治墓志铭。

汉密尔顿反复对莫尔主教说，他对伯尔并无怨言，说他死得心安理得，说他认同他的上帝和他的命运。直到去世前15分钟，他的神志始终保持清醒。1804年7月12日星期四的下午2点，也就是决斗后的第31个小时，49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走得非常安静，几乎悄无声息。在结束了充满**和戏剧性的人生之后，在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和深度之后，他终于在上帝的眷顾下悄然步入另一个世界。小奥利弗·沃科特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时代最伟大的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70]汉密尔顿的鲜血将贝阿德家的地板染红一大块，多年来，这个家族拒绝擦除这块神圣的印记。

艾丽萨从她丈夫头上剪了一缕头发，开始了漫长的寡居生活。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她。“这个可怜的女性几乎崩溃了，她恳求古维内尔·莫里斯是否能来陪她，”大卫·奥格登说，“她突然号啕大哭，对莫里斯说，他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请祈祷她能尽快与亡夫相伴，并在她死后成为孩子们的养父。”[71]莫里斯，这个平日里八面玲珑的享乐主义者如今却无言以对，任由泪水从脸上滑落。

艾丽萨何时看到汉密尔顿在决斗前的凌晨时分写给她的赞歌，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撕开信封，阅读汉密尔顿在7月4日写给她的告别信。那一天，他参加辛辛那提协会举办的一场苦乐参半的宴会。几天之后的某一刻，满脸泪痕的艾丽萨坐在椅子上，轻声吟诵已逝丈夫给她留下的文字：

我最亲爱的艾丽萨，除非我在尘世的生活已然结束，并且，我谦卑地希望，除非我已通过救赎之恩，与慈悲的天主开始幸福的不朽旅程，否则这封信不会到达你的手中。

如果我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我想，我对你以及我心爱的孩子们的爱将是唯一的动力。但是不可能没有牺牲，否则我将失去你们的尊重。我无须告诉你我是多么悲哀，将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并把你埋于哀毁骨立的境地。我无法继续这个话题了，以免我的勇气丧失殆尽。

宗教的慰藉，我亲爱的，将会给你力量。你有资格去享受它们。飞到你主上帝的怀抱，舒适地生活吧。我有一个甜蜜的希望，我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你相遇。这是我最后的想法。

再见了，最贤惠的妻子，最温柔的女性。代我拥抱我心爱的孩子们。

你的亲爱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