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春天的某个时间，汉密尔顿在奥尔巴尼的约翰·泰勒法官家里吃饭。泰勒是一名共和党的商人，也是前州议员，当时正在为摩根·刘易斯的竞选做筹备工作。无论是泰勒法官还是汉密尔顿都表达出对亚伦·伯尔当州长的担心。“你可不知道伯尔正在为当选所做的那些努力，”泰勒告诉德·威特·克林顿，“为了促进他的事业，他无所不用其极。”[1]

这场在国家大道举办的私人晚宴引发了一系列风波，最终无情地导致了汉密尔顿同伯尔的决斗。当天出现在泰勒家餐桌旁的还有查尔斯·库珀，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娶泰勒养女为妻。他本来就看不上伯尔，库珀现在很高兴能洗耳恭听纽约最著名的两个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和詹姆斯·肯特——毫不客气地谴责他。这番疾风骤雨般的贬斥让库珀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4月12日，他匆匆写信给他的朋友安德鲁·布朗，告诉他汉密尔顿说伯尔“是一个阴险小人，不值得任何人信任”。[2]库珀请友人转交这封信，事后这位友人声称该信被盗走，因此泄密。在那个年代，人们经常在提供邮政服务的旅馆里私自拆阅他人的信函，信件中途被截走，其内容突然见诸报端，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尽管如此，库珀的朋友仍然有可能是在说谎。

在库珀得知此事之前，这封信的节选已刊登在《纽约晚间邮报》的版面上了。主编威廉·科尔曼误认为库珀的言论已经印在某份宣传单上，因此觉得有必要反驳。他提醒读者，汉密尔顿却反复宣称“自己对伯尔和刘易斯的竞选保持中立”。[3]为了彻底击穿这一谎言，科尔曼刊登了菲利普·斯凯勒的一封来信，信中不停地提到汉密尔顿许下誓言远离竞选，还说汉密尔顿绝不会针对伯尔发表任何言论。斯凯勒的这封信不经意间成为杀死他爱婿的凶器之一。

斯凯勒的信无疑是对库珀言论的有力回击，库珀被斯凯勒暗示他捏造事实的言辞激怒。4月23日，他写信给斯凯勒，证实汉密尔顿的确指责过伯尔：“汉密尔顿将军和肯特法官实际上说过，他们认为伯尔先生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值得信赖，也不应该被委以政府权力。”[4]库珀表示，在2月联邦党人齐聚奥尔巴尼商议州长候选人时，汉密尔顿也曾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库珀接下来的言论将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推到了爆发点。库珀不负责任地说，他“非常谨慎地”描述了泰勒家晚宴上发生的事情，“真的，先生，我可以详细地向您讲述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5]这封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信件，刊登在1804年4月24日的《奥尔巴尼纪事》（Albany Register）上。

6月18日，竞选失败七周之后，伯尔收到了一份刊登了库珀信件的纽约州北部的报纸。究竟是一个打抱不平的朋友还是一个恶意的敌人给他送的这份报纸，我们不得而知。伯尔曾以一贯的冷静和蔑视，骄傲地摆脱那些针对他的指控，令对方自讨没趣。但是现在，由于已经被驱逐到政治荒野中了，伯尔不再对批评无动于衷。他终于发怒了。他大发雷霆，和许多把敌意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人一样，伯尔实际上已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凭借对政治传言的关注，伯尔知道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在诋毁他。有那么两次，因为汉密尔顿出言不逊，两人已走到决斗的边缘。在1801年大选出现平局时，为了阻止伯尔成为总统，汉密尔顿使出浑身解数，痛斥伯尔骄奢**逸、毫无原则。1802年10月，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对上述指责“毫不知情”，从而避免了一场决斗。[6]伯尔后来告诉一位朋友：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将军长期放纵自己对我的品行进行狭隘偏执的指责。他拥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居然能让不得体的攻击性话语脱口而出。然而，有两次，他在明白我可以理直气壮向他发出决斗挑战之时，他却先我一步，主动站出来道歉。本着宽恕与和解的诚挚愿望，我从未提起过这些事，希望我的宽宏行为能让他有所收敛。[7]

伯尔的某些崇拜者指出，尽管汉密尔顿对伯尔尖酸刻薄，但是伯尔却从未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这与其说是由于伯尔的道德水平高，倒不如说是他的一贯作风。坦**磊落的汉密尔顿会直率地斥责他人，心机深沉的伯尔却倾向于谨慎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评价政治人物时刻意含糊其辞。

当伯尔看到库珀的信时，他依然在为竞选失利和政治生涯明显垮掉而感到痛苦。1800年以前，他根本不会与汉密尔顿对着干，因为后者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杰斐逊麾下出任副总统时，伯尔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握在联邦党人手里，因此也不敢与汉密尔顿为敌。现在，汉密尔顿是可以攻击的对象了。他虽然依旧享有盛名，但是却失去了往日让别人闻风丧胆的权力。乔安尼·弗里曼写道：“伯尔已身败名裂，这位政坛领袖在失败的竞选中饱受人身攻击和公众羞辱。决斗可以挽回他的名声，或许顺便还能让汉密尔顿蒙羞。”[8]伯尔曾向查尔斯·比德尔提及决斗的想法。比德尔回忆说：“他决定从诋毁他的体面人物中找出一个来决斗，那时他尚未决定要向汉密尔顿将军提出挑战。”[9]然而，伯尔现在所做的一切根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汉密尔顿匿名撰写了侮辱谩骂他的文字。或许库珀的信证实了他的预感：是汉密尔顿在幕后造谣生事。

伯尔挑战汉密尔顿背后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查尔斯·库珀说，他可以详述汉密尔顿对伯尔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了两个世纪的猜疑。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用他的猜想挑起了喜欢读小说的读者们的胃口，他猜测汉密尔顿控诉伯尔与亲生女儿西奥多西娅**。毕竟伯尔是一个私生活极其混乱的人，汉密尔顿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选择，以攻击他的个人声誉。伯尔曾被公开指控的罪行几乎穷极人们的想象：摧残幼女、与人通奸破坏婚姻、强迫妇女卖**、收受贿赂、**奴隶、抢夺客户财产等。作为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伯尔可谓尝遍禁果。有关他的最近一则丑闻是，在泰勒晚宴前六个月，伯尔收到一封来自旧情人哈伊特夫人的信，对方礼貌地索要一笔钱，并解释说，她“怀有身孕，处境困窘……希望您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先生能给我一笔小钱”，她保证不会揭发他，“如果您能大发慈悲，赏我几个小钱，我会感激不尽”。[10]显然，如果伯尔不给哈伊特夫人钱，对方有可能去揭发他；如果给她钱，就会让这件事在纽约闹得满城风雨。总而言之，库珀具体暗指什么已不重要，现在，伯尔只想找一个理由来攻击汉密尔顿。他们之间的荣誉之战与诽谤和人身攻击并无太大关联，更多的涉及政治和权谋。

6月18日周一的早晨，看完库珀的信之后，伯尔要求他的朋友威廉·P.范·尼斯（William P. Van Ness）即刻前往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里士满山庄。当时，伯尔正患疟疾，脖子上系着围巾。伯尔告诉范·尼斯，许多人已经跟他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使用了有损我声望的语言，并且表达了有损我声望的看法”。[11]显然，刺激伯尔诉诸行动的是这些年累积的宿怨，而不仅仅是库珀的一封信。那天上午11点，范·尼斯突然带着伯尔的信出现在汉密尔顿的律师事务所里，要求他对库珀所谓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做出解释。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汉密尔顿意识到，伯尔将发起一场荣誉之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在说明，他既不会躲避一场决斗，也不会尝试妥协，更不会甘愿受辱。由于背负着西印度群岛的不幸过去，他早已断定一辈子要维护自己的荣誉。他的本性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要比这一点更根深蒂固的了。这个口无遮拦的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对歪曲他品质的攻击保持警惕。有六次，汉密尔顿卷入荣誉之战的初始阶段，另有六次作为助手或顾问参与其中，但他尚未真正当过决斗主角。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12]

热衷于决斗的人依然很多，虽然远未到人人参与的地步。杰斐逊和亚当斯反对决斗，富兰克林谴责它是“谋杀行为”。[13]决斗之风在军官阶层尤为盛行，这些人为自己的浪漫荣誉情结感到骄傲，并发现这种仪式性暴力是表达它的完美方式。汉密尔顿和伯尔都受过这种贵族文化的熏陶。军人往往担心因躲避一场决斗而被贴上懦夫的标签，从而严重削弱自己的领导力。由于预见到美国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发生分裂、叛乱、内战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并认为自己有可能统兵作战，汉密尔顿凝神思考：接受或拒绝伯尔的挑战将对自己的勇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他看来，勇气是领导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位同时代的人评价汉密尔顿说：“他是一名斗士，不允许任何人指责他缺乏勇气。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如果自己临阵退缩，亚伦·伯尔会得意地自吹自擂。”[14]

在伯尔和汉密尔顿这类被标榜为美国社会精英的人群中，决斗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侮辱你，你可以通过鞭挞惩罚他。如果侮辱来自与你社会地位等同的人，那么你最好拿起枪，奔赴决斗场。从理论上来说，伯尔本可以起诉汉密尔顿诽谤，但他认为这样做有失绅士的体面。汉密尔顿曾高傲地说，他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诽谤者的起诉，因为他更喜欢“以蔑视来回应敌意”。[15]

政客也是最热衷于决斗的一类人。许多决斗都起因于党派纷争，正如乔安尼·弗里曼在《荣誉之战》（Affairs of Honor）中展现的那样，决斗往往发生在竞选之后，因为失败者试图挽回声誉。政治党派仍是基于个人崇拜的流动性组织，没有哪个政客能承受名誉受到质疑。虽然决斗都是在隐蔽场所秘密进行，但通常会转变成吸引媒体眼球的公众事件。决斗的宗旨在于影响舆论、打击敌人。

决斗亦是解决冲突的巧妙形式。正因为如此，决斗者很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对手。对战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战所带来的威胁上，强迫他们以及助手展开深入谈判，通常以道歉或和解告终，而非射出子弹。经验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在谈判中不屈不挠、灵活应对，他或许不必诉诸武力就能化解矛盾。即使决斗无法避免，双方通常也只会打伤对手，比如射中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如果双方在第一轮决斗中幸存，那么他们仍有机会中止决斗，在第二轮开始前解决争端。决斗的要义并非展示致命的枪法，而是展示勇气。很多州都对决斗施以严厉惩罚，这进一步阻止了以死亡终结的荣誉之战。尽管这些律法极少被采用，尤其是涉及社会名流时，但起诉的可能性却存在。即使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杀人者仍会被当作嗜血魔头，遭到社会排斥，这意味着决斗者的决斗本意落空了。

汉密尔顿因而可能认为他会从与伯尔的荣誉之战中生还，尽管可能会受点伤。他正面临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先前的荣誉之战中，汉密尔顿都处在进攻位置，出其不意地捉住敌手，尖刻地要求对方道歉或撤回言论。他善于运用这种策略让某些诽谤者就此闭口不言，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老手。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接受决斗的一方，被剥夺了作为受害者理直气壮地愤怒地声讨的权利。他不能再采取挑衅的傲慢姿态，因为他处在诽谤者的位置。按常理推断，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老于世故的伯尔必然知道实施谋杀非但讨不到便宜，反而会失去一切。他们做过20年的同事，并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那年春天，汉密尔顿告诉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纽约的党派斗争要比费城文明得多，他们“从未让政党事务干涉到自己的社交活动”；他甚至还提到他和伯尔上校“总是彼此以礼相待”。[16]但眼下的情况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的政治前程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被毁灭，因此他担心伯尔现在有杀人的冲动。汉密尔顿告诉约翰·梅森牧师：“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深信，除了牺牲自己的性命，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消解伯尔的仇恨。”[17]汉密尔顿严肃地迈出第一步，他似乎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从这场荣誉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密尔顿对决斗的矛盾心态。考虑到此前他曾频繁涉身其中，声明他不信仰决斗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但是，由于菲利普之死以及对宗教的日渐关注，汉密尔顿逐渐对决斗这种做法产生了原则性反感。惊人的巧合是，在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伟大演说中，他有力地谴责了决斗行为——在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中，他争辩说，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是被上帝和律法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决斗应当被禁止。[18]同意与伯尔进行决斗，汉密尔顿说这是为了安抚民意才做出的与自己本身的意愿相背离的决定。他的助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后来写道，决斗或许是野蛮的，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文明开化的年代和国度中受到公众认可的一种习俗，因为它是检验荣誉或耻辱的一种方式”。[19]180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应该放弃这种检验方式，尽管很多朋友都责备他屈从于自己的偏见。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谈判的早期阶段，是固执的汉密尔顿而非伯尔是决不妥协的一方。威廉·范·尼斯6月18日带到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那封信，要求汉密尔顿对库珀的援引“即刻做出无条件的承认或否定”。[20]汉密尔顿对范·尼斯很熟悉——他们一起在克罗斯韦尔案中做过辩护工作——如果汉密尔顿指明，自己跟伯尔并无私人恩怨，并给他一份态度平和的道歉或声明，完全可以让伯尔的情绪平静下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以一种百忙之中被无端骚扰的、略带恼怒的语气来回应，说伯尔对他的指责太不具体了，“如果伯尔先生能够具体地指出他说了些什么，他肯定会做出承认或者否认的表态”。[21]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密尔顿做的是对的。在荣誉之战中，发起者通常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尽快提出明确指控。在以往的几次决斗中，汉密尔顿作为挑战者，总能拿出指控对方的真凭实据。现在，伯尔重提三个月前的晚宴话题，并将一切归咎于一个形容词。对于像汉密尔顿那样事务繁忙的人来说，不可能或很难记得起很久以前的一次餐桌谈话，因此，他有正当的理由提出异议。然而，他必定不相信伯尔在劝诱自己卷入一场决斗，以此满足其政治目的并发泄仇恨。若果真如此，他那傲慢不逊的态度正中伯尔下怀。

当范·尼斯指出他的答复不够充分时，汉密尔顿承诺他会翻阅《奥尔巴尼纪事》，并在当天稍晚时分给予答复。此前，他甚至从未看到过库珀引用的自己的话和伯尔的来信。下午1点30分，汉密尔顿顺道来到范·尼斯家中，要求“更改约定”，并保证自己会在周三做出回应。他告诉范·尼斯：“他对伯尔先生当前采取的措施感到遗憾，这是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他希望谨慎、合理地处理此事。”[22]

6月20日，周三晚上，汉密尔顿把他的答复送到了范·尼斯的家中。汉密尔顿并未安抚伯尔，而是用一种说教的语气争辩“更可鄙”的意义。“显然，‘更可鄙’这一短语可以囊括从极光明到极黑暗之间无穷尽的意义，我又如何对他想表达的程度妄加判断呢？”[23]然后他的信又有了自我袒护的意味，“原则上，作为一个与我竞争长达15年的竞争对手，我对他的评论不应该得到质疑。”[24]汉密尔顿准备承认或否认某些明确的指控，而不是像伯尔所要求的那样，不加区分地撤回所有言论。接着，他又简要地补充说：“我相信，经过反复思考，您会对此事得出与我一样的看法。若非如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坚决承担后果。”正是最后这句话让他陷入一场生死对决。[25]

在汉密尔顿做出尖刻答复的第二天，伯尔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汉密尔顿以卖弄学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并非有关（库珀）是否理解这个词或合乎语法地使用它的问题，”伯尔写道，“而是有关你是否直接告诉他，或通过发表任何有损我名誉的言论及观点使他能够这样写的问题”。怒火中烧的伯尔决定继续挑衅，“您的来信使我有新的理由要求一个明确答复。”[26]

6月22日中午，范·尼斯把伯尔写的信带给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当场阅读。他看上去有些迷惘，声称伯尔的来信“带有若干无礼的言辞，似乎不愿继续沟通。他曾希望对伯尔上校第一封信的回复能为双方提供另外一种化解矛盾的途径”。[27]就像一场法律辩论或逻辑论述，汉密尔顿不理解，为什么伯尔期望自己对一个笼统的表述做出明确的否认。他并不认为有体谅对方的必要。由于急于化解这场纷争，范·尼斯客观地向汉密尔顿陈述能够结束争端的回信。他说，如果汉密尔顿能给伯尔回信说，“不记得曾使用过能够证实库珀所言的词语，那就会为相互间的谅解打开一扇门”。[28]但是汉密尔顿充耳不闻，依然坚持早前的那种态度，不会做出否认的态度。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回信，范·尼斯回到了里士满山庄，告知伯尔“必须采取他认为最得体的方式”。[29]短短几日，两人就走到荣誉之战的边缘，决定为了一个形容词置个人性命于不顾。

在与汉密尔顿谈话之后，范·尼斯打算与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协商。起初，彭德尔顿无法理解为什么汉密尔顿会拒绝范·尼斯。“彭德尔顿先生回答说，他相信汉密尔顿将军不会对做出这样一份声明有任何反对意见，接着他就离开我去找汉密尔顿了。”范·尼斯回忆道。[30]彭德尔顿因拜访汉密尔顿也生了一肚子气，因为汉密尔顿根本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说伯尔的信“粗鲁无礼”，简直没法回复。[31]那天晚些时候，彭德尔顿告诉范·尼斯，之前他没有完全体会到汉密尔顿的个性竟然“强硬到这般地步”，也没有料到请他遵从伯尔的要求竟然这么困难。[32]在一封新信件中，汉密尔顿狠狠地教训伯尔，称他“无理取闹，让和解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33]他试图反客为主、夺取道德高地，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受害者。很显然，不能向学术、政治和道德样样逊于自己的伯尔低头，这个观念深深困扰着他。

纳撒尼尔·彭德尔顿法官是汉密尔顿的密友，在成为佐治亚州地区法院法官之前，他们一起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尽管汉密尔顿怀疑彭德尔顿倾向于共和党人，但仍敬重他，甚至曾向华盛顿总统推荐他出任国务卿：“彭德尔顿法官精于写作，能力过人，是一个风度优雅、性情温和的人。”[34]1796年，因不适应佐治亚州的恶劣气候，彭德尔顿搬到纽约市，并迅速让自己成了一名出色的法学家。

彬彬有礼而又风度翩翩的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的刻板僵化感到沮丧。“事实上，汉密尔顿将军已决定在见我之前去造访伯尔先生，如果他被要求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彭德尔顿跟他的一名亲戚说，“我担心他们在6月23日到27日的通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竭力阻止。”[35]我们不得不说，事实证明伯尔是一个冷酷无情且顽固不化的人。乔治·克林顿后来告诉一名参议院，“在汉密尔顿得知此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伯尔要挑衅的意图已经在某个俱乐部尽人皆知了。这种状况致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暗杀，而非决斗”。[36]在汉密尔顿的好战心理和伯尔破解他的政治困境的需求之间，几乎没有给两个人的助手达成某种协议的空间。

在回复汉密尔顿第二封毫不让步的信件时，伯尔遵循荣誉之战的不可逆法则行事。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对其缺乏“战士的坦率和绅士的真诚”表示遗憾，还引用了汉密尔顿说过的他已经准备好“坚决承担后果”这样不吉利的话。“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挑衅，”伯尔说，“因此，先生，你是咎由自取，我本来就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你的沉默逼迫我不得不这样做。”[37]亚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经由一些冰冷的对话就给彼此套上了一项不可撤销的枷锁——决斗。

那个周末，汉密尔顿是在格兰其庄园度过的，直到6月26日才看到伯尔的来信。周末，彭德尔顿与范·尼斯多次会面，试图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说起初是汉密尔顿难以劝服，那么现在伯尔则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彭德尔顿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法，如果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澄清，在奥尔巴尼的晚宴上，“他的人格是否遭受了任何指责”，那么汉密尔顿或许愿意否认。[38]但是伯尔对范·尼斯做出尖刻的回应，使双方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忍受着汉密尔顿的讥讽，“直到它变成侮辱”。他断定汉密尔顿对他怀有“根深蒂固、无法平息的怨恨”。[39]显然，伯尔只想决斗。周一，彭德尔顿请汉密尔顿详述奥尔巴尼晚宴上的谈话内容。汉密尔顿几乎回忆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他曾谈论过“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的看法，压根就没提到他过去的某个具体的行为，也没提到他的品行”。[40]

至此，伯尔不再仅仅针对库珀的诽谤，他迅速抬高了赌注。范·尼斯告诉彭德尔顿，伯尔现在想让汉密尔顿对以前所做的任何有可能传达出“有损伯尔先生名誉的信息”的评述做出概括性的否认，他说得很清楚，“现在需要做的，比一开始要求他做的事情更多了”。[41]伯尔故意提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逼迫汉密尔顿否认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贬低过伯尔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品格。汉密尔顿绝对无法答应，因为这不是正当的要求，并且伯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竞选中以此作为筹码。汉密尔顿必定担心，退让会使他在联邦党内失去地位，在军中也无威信可言。伯尔的挑衅让汉密尔顿更加怀疑，所谓的“更可鄙”的评论只是对方用来攻击自己的一个借口。在同汉密尔顿讨论了伯尔的最新要求之后，彭德尔顿向范·尼斯说，汉密尔顿现在觉察到了伯尔心中“决然的敌意”。[42]

在这一刻，正面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27日，星期三，范·尼斯向彭德尔顿传达了伯尔的正式决斗邀请。此后，伯尔大概再也没有收到过汉密尔顿的来信，所有的沟通都在决斗助手间进行。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以防泄密。但是由于汉密尔顿方面的种种原因，决斗安排在一个相对较远的日子——7月11日。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于7月6日在曼哈顿还有一次开庭，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为那些出庭客户解决问题。他的职业责任感是无可挑剔的。他告诉彭德尔顿：“我认为，在巡回法院工作期间停止为那些信任我的人服务，迫使他们尴尬地再去寻求未必有足够时间了解整个案件的其他法律顾问，这种做法实在不妥。”[43]此外，他还要花时间处理一些私事。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汉密尔顿向艾丽萨和孩子们隐瞒了情况，伯尔也同样没让他的女儿西奥多西娅知道这件事。只有他们在纽约州的少数政治密友知道这场即将上演的戏剧性事件。

一旦同意决斗，汉密尔顿不得不协调自己身上的两大矛盾，他需要通过决斗保持政治声望，同时还要忠于自己反对决斗的声明。他选择了一个光明磊落的方法：浪费子弹，也就是说，故意不击中对手。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儿子菲利普在决斗中所使用的致其丧命的策略。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本人在《纽约晚间邮报》撰文介绍了菲利普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菲利普本着在私斗中反对杀戮的原则，打算不失尊严地弥补之前的过错，并完成决斗的使命，因此决定放弃射击，在被对手的子弹射中后，他朝天开枪。”[44]只是在菲利普扔掉手枪后，他的助手才被允许宣布他这样做的原因，并试图解决纠纷。

除了彭德尔顿，汉密尔顿还把自己射偏子弹的计划告诉了鲁弗斯·金。这位前驻英国公使，汉密尔顿的这位“非常谦和睿智的朋友”，也曾三番五次劝他放弃该计划。[45]金很反感决斗，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告诉汉密尔顿：“为了他的家庭，他应该向敌手开枪，他有正当防卫的权利”。[46]金在对决的那天早晨偷偷溜出了城，这也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说他胆小如鼠，本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但金解释说，即使汉密尔顿拥有他所知道的“最宽广的胸怀和最有洞察力的头脑”，也照样刻板地遵守所谓的“决斗规则”。[47]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射偏子弹的想法感到惊骇，力劝他不要“轻率做出决定，要花些时间全面考虑考虑”。[48]汉密尔顿不会听从这些建议，其实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让我们想起雷诺兹和亚当斯宣传册的事情——当他沉迷于某种观念时，是难以被改变的。在这种心境下，即使有儿子的遭遇在先，他仍然不予理会。

汉密尔顿的决定引起人们的猜测：他患有抑郁症，这次决斗是自杀性的。亨利·亚当斯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并非要杀死伯尔，而是邀请伯尔来杀死自己。”[49]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 Adair）则描绘了一个充满负罪感的汉密尔顿，认为他有意要承受伯尔的致命一击，以死谢罪。1978年，4位心理传记作家共同研究了这次决斗，并得出类似结论：这是一起经过伪装的自杀事件。

毋庸置疑，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汉密尔顿因个人遭遇和政治挫折而变得消沉，他的判断经常出现惊人的失误。他长期沉迷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幻想，从未丧失青年时期对殉道的热情。在与伯尔的决斗中，他仍遵循着荣誉之战的古老逻辑。由于他按照不再为后世所欣赏的剧本表演，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显得莽撞和固执，而且像是一种疯狂之举。“他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自杀，”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只是把它视为又一场胜券在握的豪赌”。[50]这场决斗震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但汉密尔顿和伯尔的追随者们即使有不同意见，却也理解其中的逻辑。大卫·B.奥格登（David B. Ogden）说，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他不参加决斗，“他对国家的影响力就会大幅下降”。[51]同样，威廉·范·尼斯说，伯尔必须捍卫他的荣誉，因为如果他“只是温顺地静坐着，放弃决斗，那么他的朋友将做何感想”？[52]

汉密尔顿有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伯尔不会枪杀他，因为这对伯尔一点好处也没有。伯尔将会受到所有人的谴责，说他是一名杀手，这将毁掉他的后半生。既然他想通过决斗重振声威，那么杀死对方毫无意义。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杀死他，等同于政治自杀（结果的确是这样）。当然也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伯尔意外地将他杀了，或者伯尔顺从了自己内心将政治利益置之度外的暴怒情绪。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伯尔杀死了他，他也会死得其所，因为他至少可以摧毁伯尔与联邦党人的联盟，阻止他们分裂国家的阴谋；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坚信，如果他不面对伯尔的枪口，就会失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地位。怀着被历史铭记的渴望，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隐秘的拯救者。他曾对一位朋友说：“不知道我是否高估了自己对美国的贡献，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53]

可是，就这场对决而言，两位主角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个人责任。汉密尔顿有一大家子需要他照顾：艾丽萨和七个年龄从2岁到将近20岁的孩子。某些评论者指责汉密尔顿为了拯救个人声誉，完全不考虑对家人造成的伤害。相比之下，伯尔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已经嫁到南卡罗来纳州富有的奥尔斯顿家族了；他不用为自己死后给家人带来的经济困扰担忧。

面对决斗，心情矛盾的汉密尔顿表现出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当金提醒汉密尔顿，伯尔打算谋杀他，他应做好充分准备时，汉密尔顿回答，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金反驳道：“那么，先生，您只能是一只待宰的羔羊。”[54]决斗的前一天，彭德尔顿恳求汉密尔顿考虑一下用哪几把手枪，并给了他一把。“他迅速地举起枪形成一条直线，”罗伯特·特鲁普说，“但是，他迅速地放下了胳膊，并把手枪还给彭德尔顿。这就是他迎战一个神枪手前的全部准备。我真切地相信，自打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再也没扣过扳机。”[55]

与此同时，作为在独立革命期间曾经击毙过若干敌兵的神射手，伯尔却非常用心地做着准备工作。决斗结束后，媒体上充斥着这样一条传闻：伯尔曾反复练习射击。一份联邦党报纸引用了伯尔的朋友的话，指出“在过去三个月中，他保持着练习射击的习惯”。[56]约翰·梅森称，“伯尔早已决定杀死”汉密尔顿，并且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神射手’”。[57]约翰·巴克·丘奇后来说，他有理由相信伯尔“为此目的已经练习使用手枪很长时间了”。[58]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伯尔“根本没必要练习，因为可能再没有人比他枪法更准，也没有人比他更沉着、更勇敢”。[59]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伯尔反复练习射击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联邦党人的虚假宣传。艾丽萨晚年的律师乔治·W.斯特朗（George W. Strong）在决斗前曾造访伯尔的住所。“他有次因为业务关系去了里士满山庄，”他的儿子约翰·斯特朗（John Strong）回忆说，“他看见那个冷血恶魔为练习射击所设置的木板，上面布满了弹孔。”[60]

至少从表面上看，汉密尔顿和伯尔继续参加纽约市的社交活动，装作相安无事。查尔斯·比德尔说，他的一个熟人“在决斗前一周还曾与汉密尔顿和伯尔共进晚餐。他说完全看不出两人有任何异样”。[61]决斗前他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7月4日。自从华盛顿死后，汉密尔顿一直担任辛辛那提协会的常务主席，该协会是一个由退休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军官组成的社团。汉密尔顿无法悄无声息地缺席协会的例行庆典，在弗朗西斯酒店，他和伯尔被安排在同一张餐桌上用餐。伯尔是前年拉拢联邦党人的选票时加入这个协会的。

伯尔寡言少语地坐在其他人当中，避免与汉密尔顿目光相交。正如约翰·特朗布尔回忆的那样：“他们的举止有点古怪，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几乎没有人起疑。伯尔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沉默、阴郁和失落，汉密尔顿则欢快地融入庆祝的气氛。”[62]汉密尔顿起初不愿上台献歌，但最后终于应允。“好吧，我唱给你们听。”他说。于是，老兵们齐声欢呼。[63]一些人说，他的告别曲目是一首令人难忘的古老军谣，名为《饮尽战酒》（How Stands the Glass Around），据说沃尔夫将军1759年战死在魁北克外面的战场之前，唱的就是这首歌。也有人说他唱的是军中祝酒歌《金鼓雷鸣》（The Drum）。这两首歌曲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名战士从容面对战争和死亡。关于那天晚上还有一种说法，汉密尔顿站在一张桌子上，高声唱他的歌谣。在他表演时，伯尔抬起了眼睛，凝视着他的敌人。

在这段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艰难日子里，汉密尔顿继续履行一位父亲的职责。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的儿子詹姆斯，请他评阅一下自己写的演讲稿。詹姆斯对父亲当时的回应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亲爱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开始写道，“我为你准备了一篇关于审慎的论文。你或许会需要它……上帝保佑你。挚爱你的父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64]回顾往事，这篇训诫像是一个未学会谨言慎行的人做出的忏悔。汉密尔顿告诉他的儿子：“谨慎的缄默往往被当作智慧，一两句慎言有时能获得博识的美誉；如果一个人见多识广，却漫不经心、夸夸其谈，他几乎不可能引起关注，或者博到重用。”汉密尔顿又说，一些不谨慎的人会招致“无数的敌人”，有时会陷入最艰难、最危险的困境。[65]在这里，汉密尔顿是在为自己说过的针对伯尔的轻率言论倾诉悔恨吗？

1804年春天，亚历山大和艾丽萨已经把格兰其庄园修缮完毕，开始大宴宾客了。在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拿破仑最小的弟弟杰罗姆·波拿巴（Jér?me Bonaparte），他刚刚与巴尔的摩的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完婚。然后，在决斗前一周，汉密尔顿邀请70人来到格兰其庄园举行了一场豪华舞会，来宾包括约翰·特朗布尔、罗伯特·特鲁普、尼古拉斯·菲什和杰斐逊在巴黎时的秘书威廉·肖特。汉密尔顿喜欢像法国贵族那样，在绿树浓荫之下举行高贵的盛会。汉密尔顿会事先安排几名乐师藏在树林里，因此，徜徉其中的宾客能隐约听到长号或单簧管的旋律，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约翰·丘奇·汉密尔顿描述了父亲在那次晚宴中展现出的社交魅力：

他的言谈举止从未这样引人注目，他从未对社会人士展示这样的柔情。流利的口才，幽默的天赋，优雅的谈吐，这些都显示出一个慷慨、充实、有涵养的人的魅力。就在此时，在一群杰出人士当中，他找到一位已故朋友的儿子，并将其托付给某位颇有权势的朋友。然后，他又将此人拉到一边，跟他讨论他未来的人生规划。这就是汉密尔顿短暂一生中最后的阳光明媚的日子。[66]

汉密尔顿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安排私人事务，起草告别信。他做这些事时显得那么庄严肃穆，似乎预示着他不幸的死亡。在7月1日，他草拟一份资产负债表，结果是令他欣慰的正资产。但是，他承认，如果他的死亡迫使房产出售，那么实际收入不够抵偿他5.5万美元的负债，这笔钱大部分用于购买和修葺格兰其庄园。他为自己的挥霍进行辩解：“对于像我这样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一直感到身心疲惫的人而言，最大的需求无非是在晚年寻找一个舒适的退隐之处。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是我近来最愿意做的事情。”[67]汉密尔顿本来指望用他每年1.2万美元的收入来清偿债务。现在他必须考虑到艾丽萨可能会失去这笔钱。为了尽量安慰自己，他算了一下，艾丽萨将从她最近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一笔钱，“她父亲据说也有一大块地产”。[68]他还提到了格兰其庄园，“由于这一岛屿上的不动产逐渐增多，它的位置又极为有利”，它会“越来越值钱的”。[69]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估算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一个擅长管理国家财政的人，却在身后给家庭留下沉重的债务。

汉密尔顿意识到这场决斗带来的政治影响，他费力地写了一份向世人澄清自己行为的声明，他承认即使自己所言非虚，但那些言论或许还是伤害了伯尔。因此，他在“第一轮决斗中不会先开枪，并射偏子弹，甚至在第二轮时仍不会先开枪，从而给伯尔上校两次终止决斗、进行反思的机会”。[70]这里的措辞非常重要。汉密尔顿假定伯尔有这样两次机会。因此，汉密尔顿是在向伯尔暗示自己浪费子弹的目的，他要么像菲利普那样不举枪，要么开枪却远离目标。

在这份声明中，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甚至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在致民众的公开信中，他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范远远胜过伯尔所感受到的。汉密尔顿声称，他“对伯尔上校除了在政治上有反对意见外并无任何恶意”。[71]他知道，如果不参加决斗，他将失去很多东西，但实施决斗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我赴汤蹈火，却可能一无所获。”[72]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决斗呢？他辩称，为了维护他的荣誉感和领导能力，他不得不向公众对决斗的看法低头：“未来所需要的领导力，无论用于抵御灾难还是创造美好，或许都与公众的偏见不可分割，尤其是在发生紧急公共事务的特殊情况下。”[73]换言之，为了保卫祖国，他必须捍卫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个人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对伯尔来说，汉密尔顿的公开信不过是一纸冠冕堂皇的说教。读过之后，他用冷酷而轻蔑的语气说：“这就像是一个僧侣的忏悔”。[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