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最后的苦乐参半的岁月里，内心充满了矛盾复杂的情感。有时，他似乎只关注他的政治前途，但另一些时候，他又对杰斐逊的胜利是如此沮丧，以致他似乎准备认真践行已经说过多次的承诺，退隐山林，忘却纷繁政事。他不再被视为联邦党的领袖，对于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形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依然在曼哈顿下城区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1803年，他将律师事务所从石头大街69号搬到了花园大街12号。他在帕特什大街58号（现在的富尔顿大街）有一处临时寓所，但他大多数时间都陶醉在格兰其庄园宁静的氛围中。1803年11月，鲁弗斯·金记录了他对汉密尔顿新的乡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印象：

汉密尔顿是法律行业的翘楚，月收入也相当可观。他完全生活在离城15公里的别墅里，每周四五天，每天大约三小时，会被他花在往返于家和城市之间的路上。我并不认为他还在干预或牵挂政事。他对我们的体制和政府已有十分明确的看法。作为对这个国家最有发言权的两位伟人之一，他除了预言以外，无需做其他事。[1]

汉密尔顿撇开日常政务，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工作和政治理论的研究上。他最初拒绝了一项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联邦党人文集》的计划，他告诉出版商说，自己还会做得更好，“既然我给予民众牛奶，今后我还将提供肉菜”。[2]最终，汉密尔顿配合了这个项目，为这部于1802年发行的图书校对并勘误，他不大有兴趣标明各篇文章的作者，尽管他自己写就了其中的大多数。当埃格伯特·本森请他注明作者身份时，汉密尔顿反应出奇得不痛快，就好像这个请求让他为难一样。一天早上，他在本森的办公室逗留时，在一些法律文件中加塞了编辑想要的那份清单而没有留下任何评论。麦迪逊也留下一张清单，只是与汉密尔顿的有矛盾之处。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花工夫，简直要发展成一个产业了。

汉密尔顿的学术雄心远未得到满足。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回忆了他在1804年春天拜访格兰其庄园时，看到一位陷入愁思的男主人。肯特说，汉密尔顿的宅邸，立在一块高地上，在狂风暴雨中“如摇篮般晃动”。[3]也许是被恶劣天气扰乱了心绪，汉密尔顿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前所未有的严肃反思……他把当时的愤怒和冲动视为祸根，认为它们只会有利于那些狡诈奸猾、包藏野心的煽动者”。[4]汉密尔顿向肯特披露了他的计划——完成一部关于政府科学的巨著，它甚至将超越《联邦党人文集》。他希望纵览历史，考察政府机构在道德、自由、法理等方面的效能。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汉密尔顿计划担任主编，组织六到八个作者完成不同的篇章，包括约翰·杰伊、古维内尔·莫里斯和鲁弗斯·金。约翰·梅森牧师会撰写一篇关于教会史的文章，肯特将撰写一篇关于法学的。汉密尔顿要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一部恢宏的巅峰之作。“至于从这些历史回顾中得出的结论，”肯特说，“他准备把这个任务留给他自己，这就是当时占据他头脑的尚不够完善的计划。”[5]

在这次拜访中，肯特惊诧于汉密尔顿身上一种最近展现出来的温柔。他提到这位慈爱的父亲，体贴而热忱的主人：“他此前从未表现出如此友好和平易近人。他对我的关怀令我受宠若惊。”[6]肯特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次拜访中汉密尔顿表现出的殷切。那天，肯特身体不太舒服，早早地上床休息。牵挂客人的汉密尔顿拿着一块毯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房间，轻轻为他盖上。“睡得暖和点，小法官，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汉密尔顿告诉他，“如果你生病了，那可怎么办？”[7]

汉密尔顿逐渐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胃肠等问题，他的脑海里已经无法不去想到死亡了。作为一个资质卓绝、自强自立的人，数年来，他一直承受着自我施加的巨大压力。有时，他的人生就像是对他的凄苦童年的过度补偿。他不再是来自加勒比海的那个狂妄自大的少年得志者了，他似乎老成了许多，也更加柔和了。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痛楚：菲利普的死，安杰莉卡的精神失常和艾丽萨的妹妹佩吉的病故。前方还有更多的苦难等待着他们。1803年3月7日，艾丽萨的母亲，凯瑟琳·范·伦塞勒·斯凯勒（Catherine Van Rensselaer Schuyler）死于突发性中风，被埋葬在奥尔巴尼的家族墓园中。那个在汉密尔顿初次见他时精力充沛的少将菲利普·斯凯勒，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忧郁症患者，还受着痛风的折磨。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安慰父亲，而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照顾孩子们。汉密尔顿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不在你们身边，无法宽慰你们。我替他老人家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大家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深切痛苦。”[8]几天以后，他淡然地补充道：“忍受一切吧。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与灾难的世界。在生命的晚年，不幸似乎紧紧地缠绕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和安宁，都要求我们习惯于以基督教的坚韧面对灾祸。”[9]

尽管判断力下降且心情阴郁，汉密尔顿的智慧之剑却始终保持着锐利的锋芒。现在已经成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的罗伯特·特鲁普从国王学院时期以来一直在观察他的朋友，他对另一位朋友惊叹，汉密尔顿“似乎变得更加成熟。这是我们律师界的共识，我可以真心地说，他现在获得了无穷的力量”。[l0]汉密尔顿被客户团团围住，他倾向于接手那些能攻击或困扰杰斐逊总统的案子。现在这两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交锋了：表达自由。杰斐逊长期以来炫耀着他对报纸的尊重。作为总统，他赦免了根据《镇压叛乱法》而被捕入狱的共和党编辑，并强调说他同样允许联邦党编辑对他发表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当一名俄国公使在总统的接待室中看到一份充满敌对情绪的联邦党报纸时，杰斐逊告诉他：“把那份报纸放到你口袋里吧，男爵，如果你听到有人怀疑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表达自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你就把这份报纸给他们看看，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11]杰斐逊并非像他装出来的那样是一个圣洁的平民主义者。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写信，表示希望“发起一些有益于恢复新闻道德的指控”。在他任职总统的末期，他抱怨报纸“自甘堕落到撒谎的地步”。[12]

杰斐逊曾经高调地对联邦党的编辑提起过两次诉讼。其中一桩针对纽约哈得孙的哈里·克罗斯韦尔（Harry Croswell），汉密尔顿担任了被告的律师。克罗斯韦尔主编了一份名为《黄蜂》（Wasp）的报纸，这份报纸的报头上引用了一句十字军东征时的格言：“鞭挞招摇过市的无赖们。”[13]针对杰斐逊自称资助卡伦德发表《我们的前景》纯粹出于“慈善”动机这件事，克罗斯韦尔以“罗伯特·拉斯迪科特（Robert Rusticoat）”为笔名，撰文进行嘲笑。1802年夏天，克罗斯韦尔评述卡伦德说：“他完全有资格充当一条走狗，替主人喷射毒液，四处散播恶毒的谣言。简而言之，那个伪装成爱国志士和‘平民总统’的家伙需要找个帮凶，来替自己掷出匕首或投出剧毒，而他正是合适的人选。”[14]在另一篇文章中，克罗斯韦尔说，“杰斐逊向卡伦德付钱，指使他污蔑华盛顿是叛徒、强盗和伪证人。杰斐逊称亚当斯是头发花白的煽动者，凡是他所了解的品行端正之人，他都要做出最恶劣的诽谤。”[15]这些评论考验了杰斐逊对表达自由的尊重。他在共和党编辑被起诉犯有诽谤罪时表现出的担忧，在州政府指控联邦党被起诉时**然无存。

1803年1月，纽约州哥伦比亚县的一个陪审团以诽谤杰斐逊总统的罪名起诉了哈里·克罗斯韦尔。联邦党人都聚集在克罗斯韦尔的旗帜之下，致使该案激发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纽约的检察总长，最近转向杰斐逊派的安布罗斯·斯潘塞亲自处理了这起诉讼。尽管克罗斯韦尔希望汉密尔顿担任其辩护律师，但后者忙于其他案件，无法在早期的辩护阶段参与该案。菲利普·斯凯勒告诉艾丽萨，很多联邦党人来拜访他，希望他能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汉密尔顿接受这项法律业务。斯凯勒同情他们，并告诉艾丽萨，杰斐逊“不仅让汉密尔顿的职位蒙羞，还用自己的恶行败坏了道德”。[16]7月，巡回法院在纽约州克拉维拉克的一所小型法院开庭，汉密尔顿加入了该案的辩护团队。因为该案涉及两个里程碑式的宪法观点，表达自由和陪审团审判，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汉密尔顿论证的要点是，在诽谤案的审理过程中，如果一位作者所做的叙述是真实的就应该被允许。此前诽谤案的评判标准是：原告仅需证明有关言论损害了他的名誉，不必管这些言论是否真实。无论汉密尔顿还是克罗斯韦尔都想延迟审判，直到他们能找到詹姆斯·卡伦德，请他出庭证明杰斐逊曾出钱雇他写作。不知道是否出于巧合，卡伦德在该案审判之前几个星期溺水身亡。汉密尔顿又试图传唤杰斐逊或至少获得一份杰斐逊的证言文件。然而，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回到普通法体系，告诉陪审团“要判定事实本身，而不是判断公开出版物的真实性或者意图”。[17]换言之，陪审团的工作仅仅是决定哈里·克罗斯韦尔是否出版过关于杰斐逊的诽谤性文字，无须理会这些言辞是否真实可信。陪审团接到指示后，别无他选，只能判定克罗斯韦尔诽谤罪名成立。

在1804年2月中旬，汉密尔顿去了奥尔巴尼，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重审此案。虽然法官席中有汉密尔顿的联邦党盟友詹姆斯·肯特，但汉密尔顿还得面对其他三名共和党法官。所有人都热切期待汉密尔顿那势如破竹的雄辩，以致在他演讲时，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纷纷到场旁听。这些立法者不仅仅是由于好奇而来到法庭的，他们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真实性作为诽谤诉讼中的申辩理由。在长达六小时的演说中，汉密尔顿没有令期待者失望。在论证需要重新审理的时候，汉密尔顿着重突出了保护表达自由的原则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表达的自由在于从正当的动机出发，为恰当的目的，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使这些表达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地方官员或个人。”[18]作为一个反复受到媒体谩骂指责的受害者，汉密尔顿并不赞同完全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我认为谩骂和诬蔑的精神是社会的毒瘤。我知道最优秀的人也无法免于谣言的攻击。众口铄金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19]接着，他阐述了真相、公正和无恶意表达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断言，只有自由的媒体才能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他从未直接提及杰斐逊，但是总统的影子一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讲中。在陈述当选官员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媒体监督时，汉密尔顿提醒法官们注意：“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伪君子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在公众中博取声望；又有多少次，在达到目标之后，伪君子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为了防止听众不明白其中暗示的意思，汉密尔顿补充说：“那些**澎湃的民权斗士攀上权力巅峰后，就变成与民权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因此，有必要观察一下这样推选出来的人的实际行为。”[20]

通过强调动机问题，汉密尔顿明确了至今仍在美国产生效力的诽谤罪认定原则：发生争议的作品必须是虚假的、破坏他人名誉的和恶意的。如果一份公开发行的作品“意图是正当的，它就不应该是诽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坦率的记录”。[21]汉密尔顿表明了真实性和意图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报道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它不是被用来蓄意伤害他人的。”[22]但他也承认，仅有真相不能作为有效辩护，诽谤者也可能“滥用真相作为武器”。[23]汉密尔顿没有辩称真相是决定性的，只是认为它应是可以被接受的证据；如果一名记者揭露了真相，但恶意地损害了对方，他仍可能犯有诽谤罪。汉密尔顿指出，已经被烙上令人厌恶的名号的《镇压叛乱法》，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补救性的措施——它允许被控诽谤的人在陪审团面前就真实性和意图做出陈述。[24]在决定诽谤案件中的意图时，汉密尔顿还强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陪审团，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法官做出裁决，以免美国司法制度重归专断暴虐的皇室法庭的旧路。

当汉密尔顿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发表总结陈词时，他仿佛回到国王学院那青春飞扬、意气风发的岁月。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内心深处自由地流淌出来的：“我从不认为说出真相是犯罪之举。我很高兴这一天即将来临，因为我的灵魂憎恨这样的看法：一个自由的人却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25]表达自由的问题有着非凡的意义，派系作风——“我们国家的致命毒药”——已经扩散至整个美国。汉密尔顿担心某些政党可能导致专制和独裁：“监督这些行为是自由的媒体的职责。它提早为我们敲响葬钟，捍卫权力免遭侵蚀。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为此权利宁可浴血奋战也不能放弃。”[26]

在场人士聆听了汉密尔顿从丰富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的诸多论点，便再也无法忘却他那些引人入胜的观点，以及他给肃静的法庭带来的震撼。詹姆斯·肯特悄悄递给朋友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从未听到他如此美妙的演讲。”[27]纽约商人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后来写道：“这的确是人类才智的非凡成就，我相信，法庭上的人无不热泪盈眶。”观众托马斯·P.格罗夫纳（Thomas P. Grosvenor）证实，汉密尔顿的演讲“让他流下了眼泪，也让无数观众流下了泪水”。[28]首席法官肯特总是对汉密尔顿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现提出独到见解，而这次汉密尔顿为克罗斯韦尔辩护的演说被他视为“最值得称颂的一场”：

我一直认为汉密尔顿将军在那件事中所做的辩护是最了不起的一次。汉密尔顿将军展示出非同寻常的严肃和热忱。他时而让人热血沸腾，时而又让人深表同情。他的整个灵魂都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投入到为陪审团和自由的媒体争取权利中，他相信自己正在为反抗压迫的勇士建立最安全的庇护所。[29]

即使汉密尔顿的对手，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斯潘塞，也对汉密尔顿在法律方面的能力不吝赞美之词，称他是“这个国家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就创见性而言，汉密尔顿无疑超越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3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输掉了这场官司。因为四名法官意见相左而人数又等同，于是，在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反对的情况下，克罗斯韦尔没有打赢这场官司。作为对袒护总统杰斐逊的报答，共和党人将刘易斯奉若神明，在六天后提名他为代表该党参选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但是，汉密尔顿在这场案件中的陈词却取得了长远的胜利。1805年4月，纽约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新的《诽谤法》（Libel Law），该法包含了汉密尔顿希望涵盖的几点内容。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后，州最高法院同意在那年夏天重新审理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遗憾的是，汉密尔顿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迟来的胜利。

1803年，杰斐逊总统由于收购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而让其在群众中的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仅用1500万美元，就购得了位于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脉之间21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对于杰斐逊的行为，汉密尔顿有些哭笑不得：杰斐逊——这位严格奉行宪法人——竟然利用远远超出宪法规定的行政权力做出如此惊人的举动。这项土地购买案，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以及被现任总统猛烈抨击的其他措施相形见绌。杰斐逊考虑通过宪法修正案使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行为合法化，并得到了国会的许可。“我们还是少谈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的宪法问题为好。”他向麦迪逊坦陈。为了证明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杰斐逊引用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阐明并完善的默示权力理论。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对默示权力的假定和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要比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时期对这项权力的使用大得多”。[31]当事情符合自身利益时，杰斐逊就略显尴尬地把自己的小政府主义信条丢到了一边。

汉密尔顿起初不相信拿破仑会出售这块土地。他说：“野心十足、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拿这块土地换钱。”[32]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先夺取新奥尔良，然后与在战争中破产的法国谈判购买土地事宜。或许汉密尔顿又陷入了亚当斯总统治下他的军事幻想中去了。于是，由于嫉妒杰斐逊轻而易举获得的这一成就，汉密尔顿贬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重要意义，声称在那片旷野上发生的事“对冷静的政治家来说太过偏远，因而浇灭了他们的热情”。[33]

不过，汉密尔顿最终还是效忠于他的国家主义观点，成为支持该购买案的少数联邦党人之一。与此同时，很多联邦党人则与共和党人互换角色，变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者，否认宪法允许这项收购。除了出于保护宪法的目的，他们还担心这片新国土会削弱联邦党的实力，最终使其走向毁灭。毋庸置疑，这块位于当时美国国境以西的土地将成为共和党人的天下，农业经济将占据主导地位，奴隶制也有可能在此盛行。事实上，1803年到1845年间，通过购买而加入联邦政府的各州最终成了拥有奴隶的州，政治天平进一步向南方倾斜。担心在西部被日益扩大的“共和党奴隶帝国”支配，一些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开始密谋脱离美国。这些计划构成了汉密尔顿与伯尔之间决斗的部分背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分裂活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之一的汉密尔顿，将拼尽所能与之对抗，以捍卫自己的声誉。

当分裂运动初现端倪时，汉密尔顿看到了它给联邦带来的威胁，而亚伦·伯尔却看到了重新振作其日趋衰落的政治生涯的机会。随着1804年大选的临近，伯尔知道，杰斐逊会把他从共和党人的竞选名单中剔除。1804年1月20日，这个猜测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当乔治·克林顿以年龄和身体健康为由告诉杰斐逊他不会再竞选纽约州长了，杰斐逊开始考虑将克林顿作为竞选伙伴的优势，特别是自己与克林顿的年龄差距，使其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且将为詹姆斯·麦迪逊铺平道路，让他能够承继自己当上下一届总统。

1804年1月26日，伯尔硬着头皮与杰斐逊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想确认自己在共和党内是否还有希望。他探知杰斐逊不可能把他留在副总统职位上，因此降格以求，恳请杰斐逊给他一个“好的评价”，允许他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带着总统的信任离开的。[34]一边阿谀奉承，一边自怜自哀，伯尔抱怨道，在汉密尔顿的挑唆下，利文斯顿和克林顿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州对他“恶意诽谤”，他恳请杰斐逊帮助他恢复声誉。[35]杰斐逊没有递给伯尔政治救赎的最后稻草。他以一贯的推诿口气告诉伯尔，他以前从不干涉竞选事务，现在也不会这样做。至于媒体对伯尔的攻击，杰斐逊轻描淡写地说，他“已注意到这一切，只是将此当作耳旁风”。[36]显然，就杰斐逊而言，亚伦·伯尔已是共和党内不受欢迎的人。

伯尔断定，挽救他的政治生涯的机会在纽约。他想和乔治·克林顿互换位置，他打算拉拢部分联邦党人和一些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担心伯尔试图把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脱离联邦政府的邦联组织，以迎合联邦党人，捞取选票。在伯尔不动声色的暗示之下，心领神会的新英格兰联邦党议员与他共进晚餐。康涅狄格州的众议院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说，伯尔“用最尖刻的语言斥责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派系，指出建立一个北方联邦来抵御它的必要性。但是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想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我一无所知”。[37]高深莫测的伯尔并没有表态，他希望成为纽约州州长之后，可以鼓动该州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结成一个新国家。

在尝试从纽约东山再起的过程中，他必须与两个人进行斗争：一个是34岁的德·威特·克林顿，英俊潇洒却又飞扬跋扈的现任纽约市长；另一个就是声势不再却依然足智多谋的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政治斗争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野蛮残酷的。克林顿的传声筒《美国公民报》注定要扮演一个挑衅者的角色。为了使伯尔在共和党内名声扫地，该报主编詹姆斯·奇塔姆再次翻出伯尔在1801年大选中与联邦党人串通的旧案。他乐此不疲地引用了汉密尔顿的话，说伯尔是一个“喀提林”或者背叛者。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愈发紧张。

事后，几个伯尔的心腹指责说，是奇塔姆将两人引上了决斗之路。查尔斯·比德尔（Charles Biddle）声称，奇塔姆“竭尽所能挑拨伯尔和汉密尔顿发生一场冲突”。[38]确实，奇塔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刺激这两个人。1804年1月6日，他在报纸上挖苦汉密尔顿：“是的，先生，我敢说是您让伯尔成为最邪恶、最堕落的罪人之一。他并没有要求您这样做……他要么是个罪犯，要么是全世界最卑鄙最无耻的浑蛋。”[39]奇塔姆还撩拨伯尔，说他“已经堕落到允许汉密尔顿毫无顾忌地辱骂的地步”。[40]现在的伯尔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对攻击的敏感性与汉密尔顿一般无二。如果他不能挽回个人声誉，那么他就无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2月，他以诽谤罪起诉奇塔姆，成为这个猥琐的主编在其短暂的媒体生涯中遇到的38个诽谤案件中的一个。奇塔姆居心险恶地回应道，他只不过是转述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控诉：“我只是复述而已。汉密尔顿将军一直认定他是有罪的，类似的话已经说了不下千遍了，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说下去，直到众人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41]奇塔姆故意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一场致命的游戏。

纽约州的联邦党势力已被杰斐逊党人削弱，甚至无法找出一名有希望的州长候选人。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支持独立候选人。感觉到即使提出联邦党候选人也意义不大，鲁弗斯·金回绝了汉密尔顿要他参加竞选的请求。2月，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领导人在奥尔巴尼的塔温市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当时在奥尔巴尼为克罗斯韦尔一案做总结陈词）。汉密尔顿被眼前这场企图分裂联邦的罪恶阴谋搅得心思烦乱，因此与伯尔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准备好的演说稿中，汉密尔顿指出，作为一名政客，伯尔“精明、能干、大胆”，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满腹牢骚的共和党人与摇摆不定的联邦党人联合起来，他渴望领导一个北方联邦，“想趁无人当选之机，爬上纽约州州长宝座”。[42]

伯尔注意到汉密尔顿正千方百计阻挠自己竞选，他告诉女儿西奥多西娅：“汉密尔顿正在暗中鼓动任何可能战胜A.B.（亚伦·伯尔）的人参与竞选”。[43]数月后，伯尔佯装不知道汉密尔顿对他的品行的看法，并向对方发起了决斗挑战。实际上，早在1804年3月1日，《美国公民报》已报道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公共品德和私人品德的评判：“汉密尔顿将军反对伯尔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而是因为他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原则可言。汉密尔顿将军的这些话的要点和实质就是，没有党派能够信任伯尔。我认为，他对这位小上校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快却非常公正的评价。”[44]

汉密尔顿决定支持他早期的政敌小约翰·兰辛竞选州长，汉密尔顿与之第一次争吵便发生在其担任制宪会议纽约代表团的成员之时。汉密尔顿认为小兰辛将是一个无能的州长，这将削弱共和党的团结。不料，在小兰辛拒绝提名后，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从半路杀出，他通过联姻已成为利文斯顿集团的一员。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可怕的打击，他并不认为刘易斯能胜出，并担心联邦党人会变节，转投伯尔门下。“伯尔的前景立刻光明起来。”他痛心地写道。[45]的确，2月18日，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秘密集会提名伯尔竞选州长。正如汉密尔顿早就预料的那样，德高望重的联邦党人，从杰伊到他自己的连襟斯蒂芬·范·伦塞勒都站在伯尔身后支持他。尽管汉密尔顿曾对菲利普·斯凯勒说他不会干涉这次竞选，但事到临头他还是无法袖手旁观。最后，他决定竭尽所能为刘易斯助选，以致伯尔的一名副官写道：“汉密尔顿将军以濒临精神错乱的狂热反对伯尔上校当选。报纸上每天充斥这个最可恶之人的诽谤言论。”[46]

随着各个团体在全州范围内支持伯尔，一位兴高采烈的评论员欢呼：“伯尔当选是一种普遍的，我是说，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这令汉密尔顿大失所望。[47]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他猛烈还击一切质疑他自身品格的行为。2月25日，在伯尔被提名一周之后，汉密尔顿赶到奥尔巴尼的埃比尼泽·珀迪（Ebenezer Purdy）法官家里，对质被他重新提起的旧日诽谤：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以前，曾与英国秘密策划要确立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做美国国王，以交换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土地。为了强调这次来访的严肃性，汉密尔顿带着后来在他与伯尔的决斗中担任助手的弗吉尼亚法官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一同前往。据彭德尔顿记载，珀迪拒绝透露他的消息来源，只承认那个人生活在韦斯特切斯特，曾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偷窥到来自英国的绝密信件。事实上，消息来源是小皮埃尔·范·科特兰（Pierre Van Cortlandt, Jr.），他在成为共和党政客前，18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汉密尔顿的助理。更重要的是，范·科特兰现在是乔治·克林顿的女婿。

汉密尔顿告诉珀迪，他决定追查这名造谣者。珀迪提出，克林顿州长那里有一份英国信件的副本，汉密尔顿决定与他的老冤家碰面，同一天，克林顿被共和党人提名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参选副总统。汉密尔顿要求宿敌“对这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做出坦诚、公正的解释”。[48]克林顿说，麦库姆将军大约在制宪会议期间给过他这封信的副本。汉密尔顿恳请克林顿把这封信拿给自己看，他要追查到底。克林顿毫不犹豫地给他一个生硬的答复，声称那封信已经遗失，并准确地回忆了信中的内容：“它建议美国构建一个跟大不列颠类似的政府……美国的上议院将由英国世袭贵族和我们当中能够实现这个方案的最优秀公民共同组成。”[49]克林顿显然相信了这一胡说八道的谣言，并认为没有必要再尊重汉密尔顿了，他已经失去了权力，现在可以随意欺侮他了。在一封汉密尔顿写的措辞谨慎的信中，表示如果克林顿找到这封信，希望他能把信交给自己。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汉密尔顿一直想查出这个谎言的始作俑者。这种努力让他心身俱疲，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幻想：如果他找出这名造谣者，就可以让所有的流言不攻自破。

如果要深刻理解亚伦·伯尔在1804年春天遭受的困境，就必须对竞选州长期间对手所抛出的铺天盖地的诽谤性文章进行研究。美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这类夹带疯狂人身攻击的竞选。伯尔的诽谤起诉并没有让奇塔姆闭嘴，后者在《美国公民报》上向他发起了不计后果的轮番攻击。奇塔姆告知读者，他的员工已经整理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与伯尔有瓜葛的很多个风尘女子”。另一份名单则列出了“由于伯尔的**而离婚的已婚女性”和“伯尔试图引诱的纯洁而又受人尊重的女性”。[50]奇塔姆讲述的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说伯尔在里士满山庄举办了一场“黑人舞会”，以讨好那些自由的黑人选民。[51]据说，这场舞会由伯尔的家奴亚历克西斯操办——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将之形容为“土地上的黑人总管”——舞会上，伯尔见一位妖娆的黑人女子翩翩起舞，后来又诱奸了她。[52]这次选举由于奇塔姆的不断报道而创下了新低，这也说明了的确存在某些问题。

在遭受媒体抨击的同时，伯尔还不得不抵挡大街上一波又一波素不相识的人的谩骂，许多谩骂攻击都是以他声名远扬的**故事为主题。其中有一些是奇塔姆写的，包括一篇讲述一个被伯尔糟蹋了的年轻姑娘的父亲来到纽约向他寻仇。一份署名“小气精”的传单控诉伯尔：“当备受伤害的妻子行将就木的时刻，他竟然任由那些下三滥的妓女去侮辱和折磨她，这个无行之人的灵魂应该受到拷问。”[53]另一份署名“一个德国青年”的传单，指控伯尔掠夺了一位荷兰烤面包商的房产以偿还自己6000美元的债务。[54]“一个圣公会教徒”告诉读者，伯尔“企图强夺部分房屋产权”。[55]一些谩骂甚至牵扯到了政治问题。“作茧自缚的骗子”重提伯尔试图从杰斐逊手中窃取1800年大选胜利果实的事情，指责他“图谋分裂联邦”。[56]

在1月末与杰斐逊的会面中，伯尔曾指出汉密尔顿是那些匿名传单的始作俑者，但缺乏任何证据。即使是在私人信件中，汉密尔顿亦从未明确提及伯尔的荒唐行为，他在这方面是相当谨慎的。考虑到大多数攻击性传单在内容上都与《美国公民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因此它们很可能源自共和党内部，但伯尔依然咬定汉密尔顿主导并参与了联邦党人对他的诽谤。从伯尔的竞选刊物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汉密尔顿一样，他也受到诽谤的困扰，并且无可奈何。还有一份谩骂文字愤怒地说道，“伯尔上校被冠以几乎英语语言中所有能骂人的称号，他被说成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原则和正直品格的人”。[57]

伯尔表面上对这些“荒谬的新诽谤”熟视无睹，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自信和沉着。[58]与对手的风格迥异，伯尔在约翰大街总部，放弃咄咄逼人的笔战，展开了一场光明正大的竞选活动。他用他一贯的热情和魅力进行斗争，对摩根·刘易斯的批评也被其控制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他批判利文斯顿党人和克林顿党人的裙带作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普通公民”，在“缺乏家族关系荫庇的情况下”参加竞选，从而给自己涂抹上平民主义的色彩。[59]为了抬高伯尔在联邦党人心中的地位，有些媒体拿他与汉密尔顿做比较。一份小报将他描述为一流律师——在合理论证、犀利言辞、雄辩能力以及令人钦佩和信服的推理方面，他与汉密尔顿不分伯仲。[60]

尽管遭受媒体的炮轰，伯尔还是认为自己可以获胜。他的支持者在4月投票临近之时也满怀希望。小奥利弗·沃科特认为“伯尔上校很可能会成功。他领导着一个成员甚多、坚定勇敢、永不屈服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61]在选举的前几天，汉密尔顿似乎对即将产生的结果心灰意冷。他向姻亲兄弟菲利普·杰里米·斯凯勒透露：“我不会发表任何有关政治的评论，这些政治活动的过程，我觉得太恶心了，因而我将来不会再关注它们了。”[62]像通常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表现出过分的悲观。在4月底计票时，伯尔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纽约市的选票，但在纽约州其他地方遭遇了败绩，最后他以22,139票对30,829票的悬殊差距输掉了竞选活动。

出乎意料的挫败似乎为伯尔的政治生命敲响了丧钟。离副总统任期届满还剩10个月，但他那时在做什么呢？他在首都被共和党逐出门外，此次又未能在纽约州收复失地。汉密尔顿应该为伯尔竞选州长失败负责吗？汉密尔顿的朋友肯特法官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大多数联邦党人都把票投给了伯尔，尽管“汉密尔顿冷淡的缄默及愤怒的谴责可能影响到一小部分人”。[63]汉密尔顿日趋衰微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造成这种一边倒的竞选结果。约翰·昆西·亚当斯评论道：“纽约的联邦党人已经成为了少数派，同时，在这少数派中，只有一小部分还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崇拜者和党徒”。[64]对这个结果更具影响力的人是总统杰斐逊。在向伯尔保证自己不会干涉选举之后，他向两名纽约州国会议员暗示，伯尔已被逐出共和党。据纽约媒体报道，正是这次表态，致使伯尔遭到那些铁杆共和党人的抛弃。

尽管如此，伯尔的崇拜者还是固执地认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毁掉了伯尔的政治生涯。“如果汉密尔顿将军不曾反对伯尔上校，我毫不怀疑伯尔将当选纽约州州长。”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写道。[65]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也持相同看法，他说伯尔“赢得了更多温和的联邦党人的信任，除了汉密尔顿的激烈反对之外，没有别的事情能够阻止该党一致为他投票”。[66]这一理论忽略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伯尔在纽约州联邦党人中苦心经营取得的丰硕成果。伯尔文集的编辑玛丽-乔·克兰写道：“在竞选前一周……有迹象表明，联邦党给予亚伦·伯尔全力支持，即使是私下的。”[67]在竞选失败后，伯尔面不改色，他以满不在乎的口气给女儿西奥多西娅写信，详述自己最近的感情生活。他说自己未能去拜访一位名叫“希勒斯特”的女性，但是已经抽空去见了被称作“La G.”的“纽约情人”。他赞扬了后者“脾气温和、笑语盈盈”，但是指出了她的不足之处在于“平胸”。接着，就好像事后才想起那样，他提到这次州长竞选：“选举以很大的劣势失败了。好了，就到这里吧。”[68]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反映了伯尔一辈子以贵族式的轻蔑和漠然的姿态进行自我保护的做法。然而，在若无其事的表象之下，将汉密尔顿除之而后快的愤恨正在滋生。在伯尔看来，汉密尔顿在1801年大选中支持杰斐逊而断绝了他的总统之路；现在，又是汉密尔顿断绝了他的纽约州州长之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扫帚星、伪君子，是他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在1804年春天，亚伦·伯尔是这样认为的。

在竞选活动中，汉密尔顿被联邦党内部存在的新的分裂危机所困扰。事态的发展正在与他的联邦制构想背道而驰。3月初，亚当·胡普斯（Adam Hoops）在奥尔巴尼与汉密尔顿偶遇，询问了他关于分裂的传言。“他一听到肢解联邦政府的观点就急了，”胡普斯回忆说，“他跳起来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69]“其结局将对现行宪法造成破坏性影响，最终在对公民自由抱有敌意的基础上建立若干独立政权。”汉密尔顿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南方和北方之间会爆发内战，那是一场北方最终获胜但代价惨重的战争。[70]汉密尔顿也对这番景象感到不寒而栗，他和胡普斯竟然为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个问题紧紧地抓住了他，以致他无法摆脱它，直到一件法律业务将他传唤到法庭上。”[71]汉密尔顿仍在担心“血淋淋的无政府状态”，害怕杰斐逊的统治可能导致宪法被废除。[72]

那年春天，时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前去拜访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试图请后者支持“为摆脱堕落和腐败影响以及南方贵族民主主义压迫而叛离的北方联邦”。[73]如果缺乏大西洋沿岸最大的两个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支持，这个新联邦将胎死腹中。皮克林和所谓的埃塞克斯派希望招募到当地的主要联邦党人。尽管许多纽约的联邦党人担心弗吉尼亚州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对路易斯安那购地后奴隶的扩张惴惴不安，但无论是汉密尔顿还是鲁弗斯·金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皮克林造访之后不久，詹姆斯·费尔利（James Fairlie）问汉密尔顿，是否有人曾向他谈起北方联邦的事情。费尔利回忆道，汉密尔顿“说有几个从东部州来的人就这个问题与他接洽”。接着，汉密尔顿补充道：“你知道，我与杰斐逊先生及其领导的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信任，但我依然认为那是个令人惊骇的计划。”[74]

分裂活动进展迅速，煽动者做出决定，一旦杰斐逊在深秋再次当选总统，他们就在波士顿聚会商讨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同意参加，但毫无疑问，他是去劝诫参与者停止这种自毁前程的行为。一些诽谤者捏造事实，把汉密尔顿说成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完全不顾它显然背离了汉密尔顿一生最重要的奋斗目标——缔造一个强大、稳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即使是杰斐逊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将军的原则就是永远不破坏国家统一。”[75]在同伯尔决斗前的几周内，对分裂主义威胁的担忧，一直围绕着汉密尔顿。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讲述了那场致命遭遇前一周在格兰其庄园的一次晚宴：“晚饭后，当他们独处时，汉密尔顿转向约翰·特朗布尔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要去波士顿，你将会见到各路领袖。替我告诉他们，依我的要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终止这些会谈以及分裂国家的企图。这个国家必须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统一。’”[76]自1787年开始，汉密尔顿再未动摇过宪法长存的坚定信念，毫不怀疑自己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其正常运作，他现在不可能改变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