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总统在民众中的声望进一步提升，加深了汉密尔顿的悲观情绪。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大多数的支持，杰斐逊执掌着一个令其两位前任都会艳羡的团结一致的政府。幸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美国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期。多亏亚当斯，美法“准战争”成为了回忆。继承了国内繁荣、国际和平的杰斐逊，享受着异乎寻常的好运，美国自独立革命后第一次真正稳定下来。

杰斐逊采取了遁世离群的执政风格。他几乎从不演讲，大部分时间用信函和内阁官员交流。但是，他每天骑在马背上穿过华盛顿，美化他的平民主义者的形象。“他没有举行正式招待会的日子，从不进行任何庆祝活动，经常看到他身着便装，有时是穿着拖鞋接见客人，大多数时候平易近人，与至高无上的民众形同兄弟。”罗伯特·特鲁普说。[1]杰斐逊培养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汉密尔顿却始终无法摆脱那些过时的家长制政治观点。联邦党人只同教养良好的绅士接触，却发现他们在历史出现分水岭时选错了路，对桀骜不驯的平民大众而言，共和党人更有吸引力。

看到杰斐逊获胜，汉密尔顿猜想自己的成就将很快遭到蔑视或被人遗忘。共和党记者詹姆斯·奇塔姆又老调重弹，翻起了旧账，说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曾鼓吹君主制。汉密尔顿被迫再次对这种欺世之论做出反击，他在1802年2月给古维内尔·莫里斯写了一封脍炙人口的信：

我的命运真的很奇怪，也许全美国无人能比我为现行宪法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更大。与我对它的运数预期相反，正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我仍在拼命支撑这个脆弱“卑微的构架”。然而，有时我发出的小牢骚，根本无法与它的反对者对我的咒骂相比。面对此情此景，我除了从舞台上彻底退出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越来越相信，这个美国人的世界不是给我准备的。[2]

这封信写于菲利普死后的那一段悲痛的时期，流露出了汉密尔顿对美国政治深深的疏离感。他坚持对生命的悲观看法：良善很少会获得回报，恶行也很少遭受惩罚。

尽管意志消沉，汉密尔顿却永远不会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的失意增强了他要逆转共和党浪潮的迫切愿望。在“考验”的文章中，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方案给予了全方位的抨击。语气极端挑剔，缺乏其早期作品中明显体现出来的宽宏大量的气度。杰斐逊想缩减或彻底废除外国移民入籍的14年归化期，汉密尔顿则含沙射影地说，是外国人而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把这个弗吉尼亚人推上了总统一职；他预计“外国人的涌入”将“改变和败坏这个国家的精神”。[3]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印度群岛人，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地指责瑞士出生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的文章。“谁在掌管着我们这个命运不济、苦难深重的国家的经济命脉？”汉密尔顿自问自答，“一个外国人！”[4]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汉密尔顿一直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对奴隶、美洲原住民和犹太人都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对美国发展建设的构想向来是建立在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受到个人挫折与磨难的汉密尔顿，甚至背离他那最优秀的本性。

菲利普死后，汉密尔顿的见解似乎来自他头脑中某些阴暗的角落，他指责杰斐逊赞成废止威士忌税和除进口税以外的其他一切税收。杰斐逊曾谴责汉密尔顿想制造永久债务，他现在却取消了可能加速偿清联邦债务的税收，这些举措激怒了汉密尔顿。杰斐逊最终被证明是幸运的：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使他能够在削减税负的同时实现财政盈余。

在考虑一种非正式的政治复出时——汉密尔顿从未言明此事——他不得不与一个难题做斗争：尽管共和党人是“口蜜腹剑”的“无耻骗子”，可他们还是赢得了民众的热爱。[5]怎么会这样呢？汉密尔顿认为共和党人诉诸的是情感，而联邦党人更倚重的是理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加理智，但却远非是理性的，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情感所左右”，他告诉詹姆斯·贝阿德。[6]他提出的备受争议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叫作“基督教宪法协会”的组织。驳斥无神论已成为汉密尔顿批判杰斐逊以及法国大革命的主调。现在他希望，通过出版宣传册，促进慈善事业、建立移民互助团体和职业学校，这个新的协会将推广基督教、宪法和联邦党——三者的优先顺序未必按此排列。借助上帝来反对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制造出更强有力的政治诉求。创立该协会是个极其糟糕的主张，因为它会破坏政教分离的原则，使政治势力与宗教组织混淆在一起。汉密尔顿并不是在推崇宗教，而是想借助它实现政治目的。汉密尔顿并非膜拜宗教，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利用它。幸运的是，其他联邦党人并未赞成这个主张。汉密尔顿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退步的思维模式，似乎独自在旷野中怒吼，却没有人聆听他的声音。

很明显，晚年的汉密尔顿再次专注于宗教，统领新军的时候，他曾要求国会向每个旅派一位专职牧师，以方便士兵做礼拜。尽管年轻的时候他也非常虔诚，在国王学院祷告得非常殷切，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在独立战争期间衰退了下来。像其他开国元勋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他对宗教的狂热深感不安，一度在有组织的宗教与迷信之间画上等号。作为华盛顿“军事家庭”的成员，他曾写道：“唯有神父和女人才会带来祸害。”[7]担任财政部长时，他说：“许多狂热的教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苦难，它们在一种虔诚但错误的热情的煽动下打着服务上帝的旗号，干下最穷凶极恶的犯罪行径。”[8]

法国大革命的无神论和杰斐逊表面上对它的包容（杰斐逊是一名怀疑基督耶稣的神性的自然神论者，而不是一名无神论者），促使汉密尔顿恢复了对宗教的兴趣。他在1797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愤怒地说道：“据悉，杰斐逊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一直说，他在那个国家见过的学者和哲人大多都是无神论者”。[9]汉密尔顿认为詹姆斯·门罗也在巴黎受到了无神论哲学的感染，并说两个弗吉尼亚人共进晚餐时，“兄弟般团结一致从哲学上反对基督教并阐述宗教信仰的荒唐”。[10]对汉密尔顿而言，宗教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他认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宗教就将是一个地狱般的场所。

但是，这是汉密尔顿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还是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华盛顿一样，他从不在口语中使用“主啊”，甚至从不在演讲时使用“天堂”等模糊的字眼。艾丽萨越来越沉迷于基督教福音，逐渐变得满口基督教语汇，甚至捐钱在三一教堂得到了一把长椅，但汉密尔顿并不和妻子一起参加礼拜，也不正式隶属于任何教派。他对圣餐仪式、清规戒律和公开的祈祷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原先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抵触情绪并未彻底消失。另一方面，艾丽萨是如此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绝不会嫁给一个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她的信仰的人。汉密尔顿相信，美德会带来幸福的来生，它将赋予“比在这个多变并且一直在变的尘俗，所能发现的更为有意义的祝福”。[11]他安慰朋友的一席话无疑说明了他对道德秩序的主要观念：“不要指责天道的安排。它们必定存在于智与善之中。当它们不适合我们的时候，也必是因为我们自身存在应受惩罚的错误，或者因为有某种意图，希望我们纠正一些自己并未意识到的罪恶或过失。”[12]那么，从菲利普之死中，汉密尔顿又得到了上帝的什么教诲？

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的文集提供了鲜明的证据，来证明他父亲晚年虔诚的宗教信仰。他说汉密尔顿年轻时代的狂热又复活了，他开始每天祷告，在家庭圣经旁白处密密麻麻写下了许多注释。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汉密尔顿试图找到宗教的逻辑，而不是启示。这一点在他摘抄的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的《基督存在的证据之我见》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我仔细地考察过基督教的证据，”他告诉一位朋友，“并且如果我是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的陪审员，我宁愿非常武断地给出支持它的裁决。”[13]谈到基督信仰时，他对艾丽萨说：“我研究了它，并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就像证明我向人们提出的那些观点一样。”[14]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相信，他父亲花在格兰其庄园漫步庭院的时间拓宽了他的宗教意识。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一次，他与艾丽萨一起在树林里散步，谈起他们的孩子，突然，他转过身对着她，以激动的口气说：“如果幸运，我或许还能再活20年。我会在这片树林里为他们建一座小教堂。”[15]

汉密尔顿从杰斐逊政府得到的唯一慰藉是，亚伦·伯尔逐渐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副总统与总统的联系维系在两周一次的晚宴上，与内阁的会面则是一年一次。在与女婿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伯尔以自嘲的语气说：“我现在只能靠在街上偶遇，才有机会见到内阁的各位部长。”[16]一名议员说，伯尔主持参议院的时候“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然而围绕伯尔和杰斐逊疏远的关系也有很多传言，伯尔的最大成就只能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17]约翰·亚当斯在担任副总统之职时也遇到过同样的尴尬，但并未遭受华盛顿政府这般敌视。

伯尔表面上保持着对杰斐逊的忠诚，直至他在废除《司法条例》的问题上与共和党人分道扬镳。伯尔知道，他已经与共和党签下了决裂的判决书，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讨好联邦党人求得他们的支持。伯尔现在“在华盛顿完全是一个被隔离了的人”，西奥多·塞奇威克评论说，“他彻底失去个人影响力了”。[18]伯尔究竟要如何费尽心机地讨好联邦党人？1802年2月22日，谜底终于揭晓。当天，联邦党的议员们在斯泰勒酒店汇聚一堂，庆祝华盛顿的诞辰，古维内尔·莫里斯作为东道主主持了此次活动。在晚宴行将结束时，来宾听到有节奏的敲门声，当副总统踏入房间时，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声，询问他是不是不请自到来寻衅滋事的。由于有组织者的邀请，人们礼貌地接待了他，伯尔向“一个集所有诚实人的优点于一体的人”致送了祝酒词。[19]伯尔的圆滑姿态彻底切断了他与杰斐逊的关系。对于伯尔的意外出现，汉密尔顿不禁发问：“是否有什么新的阴谋将联邦党人和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人联系在一起？”[20]

由于联邦党人和副总统玩起了相互利用的游戏，因此，汉密尔顿没有将暗送秋波的伯尔一棒打死，他认为，策动杰斐逊下台的最好办法就是破坏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关系，进而分裂共和党人。“作为一个工具，这个人能够起到一定的价值，”汉密尔顿这样评价伯尔，他同时也提到，“但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将让他的政党蒙羞并最终毁掉该党”。[21]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一策略也是危险重重，因为伯尔会伺机取代他在联邦党的领导地位。因此，一种状况出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两个事业衰退的落魄政客，将对方视为自己政治复兴的最大障碍。

伯尔试图在纽约州东山再起，要么设法控制当地的共和党并渗入联邦党内部，要么将两党的背叛者组成一个新的联盟。正在这时，当地的党派之间突然爆发了媒体攻击，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宣传册之战”。在伯尔当选副总统之后，一份神秘的题为“给诽谤者的警告”的传单，被张贴在纽约各咖啡馆的墙壁上，指责伯尔“寡廉鲜耻”。这张匿名的宣传页声称“无数不幸的薄命女子”被这个经验老到的“猎艳高手”欺骗过。[22]它罗列出一串交际花的姓名首字母的缩写，称伯尔留给她们的只有“疾病、丑陋的名声和处境悲惨的折磨”。[23]一些评论文章还找出了汉密尔顿的风流韵事和伯尔的风流韵事之间的相似性。建筑监察员本杰明·拉特罗布说，“汉密尔顿和伯尔两人都身材矮小，都毫无节制地沉溺于同样的罪恶”。[24]但是，伯尔在信中所言无不涉及女人，证实了他的风流韵事之多、之广。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根本不值一提。[25]

这场针对伯尔的匿名攻击或许是纽约州州长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发起的，他现在掌管着该州的任免权，并获得了“政党分赃制之父”的名声。[26]德·威特·克林顿擅长凶狠猛烈的行事方式，是《美国公民报》（American Citizen）的背后力量。该报于1801年创立，主编是曾经做过帽商，善于蛊惑人心的英国记者詹姆斯·奇塔姆。很快，纽约的每一个小团体都感到有必要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汉密尔顿和威廉·科尔曼一起以《纽约晚间邮报》为阵地。伯尔和他的团队创办了《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由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哥哥彼得·欧文（Peter Irving）担任主编。

对伯尔来说，还有比曝光其风流韵事更为让他头疼的事情，有人对大选期间票数相等之事进行了详细审查。詹姆斯·奇塔姆和《美国公民报》对伯尔在选举中的两面派做法穷追不舍，并不断强调此事。奇塔姆断言，伯尔从被提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实施一场试图让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全面、复杂、邪恶的阴谋”。[27]起初，伯尔以惯有的冷漠对待这些指控，但随着奇塔姆和其他一些人闹得越来越凶，他开始生气地认为存在一个希望摧毁他的阴谋。看到克林顿党人将更多的辱骂加诸伯尔，罗伯特·特鲁普写道：“很有可能，伯尔的仕途风光就此一去不复返，他所有的诡计、野心和努力都拯救不了他。”[28]

奇塔姆并不满足于单单诬蔑伯尔一个人，他还斥责汉密尔顿是独立战争的叛徒，意欲在美国复辟贵族统治。为了得出这样牵强附会的结论，奇塔姆不得不编造汉密尔顿的父亲是“一名地位显赫的商人”。[29]一个自力更生、富有进取精神的孤儿的实情，无法满足奇塔姆的需要，“很不幸，汉密尔顿先生出生于一个文明世界的角落，在那里，专制和奴隶制以欧洲的君主们闻所未闻的方式流行着。他童年时期所形成的习惯和偏见，不可能被彻底根除。”[30]自1798年从英格兰移民而来之后，奇塔姆对汉密尔顿的废奴活动知之甚少，也无意去了解。奇塔姆的主要论点是伯尔计划和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将共同参加1804年的大选，并联手瓜分联邦党的选票：“以此来看那时的事情，汉密尔顿先生显然挡住了伯尔的路！”[31]事实上，在雷诺兹和亚当斯等宣传册上栽了跟头之后，汉密尔顿已不再是1804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更何况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打算竞选。

与纽约政界言辞上的侮辱同样让人震惊的还有身体上的暴力。决斗成了解决政治冲突的家常便饭：历史学家乔安尼·弗里曼（Joanne Freeman）计算出，在1795年到1807年间发生了16次为了捍卫荣誉而举行的决斗，虽然并非全部得以进行。[32]当约翰·斯沃特伍特（John Swartwout）指责奇塔姆是德·威特·克林顿的传声筒时，德·威特·克林顿反唇相讥说斯沃特伍特是“骗子、流氓和无赖”。[33]结果，德·威特·克林顿和斯沃特伍特在新泽西的威霍肯的决斗场地上轮番相互射击了几个回合。在斯沃特伍特腿部中了两弹之后，德·威特·克林顿跨出了决斗场扬长而去。可以看出，报纸的编辑除了打口水仗之外，也互换子弹。在詹姆斯·奇塔姆诬蔑威廉·科尔曼是一个黑白混血儿的父亲时，两人差点进行枪战，好在后来他们以法律手段解决了冲突。没过多久，杰斐逊派的港务长汤姆森上校指责科尔曼是个懦夫，双方趁着暮色，在洛夫巷（今天的纽约第21大街）决斗，在那场决斗中汤姆森伤重而亡。根据一位编辑的说法，在杀死对手之后，科尔曼若无其事地回到《纽约晚间邮报》的编辑部，“出了一期高品质的报纸，尽管晚了半小时”。[34]在后来的一场政治冲突中，科尔曼受到了一记鞭打，导致腰部以下完全瘫痪。

总统杰斐逊也受到了这些年蓬勃发展的低俗报刊的影响。他和共和党人曾支持过詹姆斯·I.卡伦德，此人批评过亚当斯总统，并因此而依据《镇压叛乱法》被处以9个月的监禁和200美元的罚款。一出监狱，卡伦德便恳求杰斐逊帮助他支付罚款，并希望能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邮政局长。当杰斐逊非常小气地给了他50美元时，报复心强且酗酒成性的卡伦德转而投奔到了联邦党阵营。在里士满负责编辑一份联邦党的报纸，揭发杰斐逊任副总统期间向他行贿，要求他诽谤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当杰斐逊否认此事时，卡伦德公开发表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杰斐逊在1799年到1800年给过他一些资金用来资助出版《我们的前景》。在这本书中，汉密尔顿被诬蔑为“风尘女之子”。[35]尴尬的杰斐逊只好勉强称支付这些钱纯粹是受到“慈善动机”的驱使。[36]

接着，1802年9月1日，卡伦德公布了他在狱中听到的一个将在美国历史中回**的故事——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花边新闻：“人们都知道，让人们崇敬有加的这个人，与他的一名奴隶维持着奸夫**妇的关系已经好多年了。她的名字叫萨莉……这个**萨莉，与我们的总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在夏洛特敦的邻居那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这个故事，当然确切知道详情的人并不多……这位‘非洲的维纳斯’，据说还被提拔为总统在蒙提塞罗家中的女管家。”[37]卡伦德提到，“黝黑的萨莉”有五个黑白混血儿，还提到她的儿子汤姆（“棕黄色的汤姆”）与杰斐逊惊人的相像。卡伦德现在毫不留情地把共和党称为“黑白混血党”。[38]他还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直面总统了，并会验证总统与“黑**和她的一窝混血幼仔”之间关系的真实性。[39]

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尽管他向罗伯特·利文斯顿抱怨说：“联邦党已经打开他们诽谤的闸门了。每一位体面人都对卡伦德的污言秽语很反感。”[40]詹姆斯·麦迪逊反驳说萨莉·赫明斯一事是“杜撰的”，但联邦党媒体却兴奋地欢呼，还用打油诗劝诫总统悔悟：

放弃你对黝黑的萨莉的调戏；

汤姆，别再放纵你的肉体；

试着努力挽救你的灵魂吧。[41]

还有一位联邦党的编辑声称，他已经查证了萨莉·赫明斯“在蒙提塞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其角色如果不是女管家就是家中的裁缝”“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对她的尊敬程度远远超过她的佣人身份”。[42]阿比盖尔·亚当斯相信，杰斐逊已经遭到了报应，给他写信时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窃喜：“那条被你放在怀里用身体温暖的毒蛇如今却咬伤了恩人的手”。[43]约翰·亚当斯隐晦地表示，他认为那个故事是真实的，同时承认，“在弗吉尼亚，每个种植园主都和奴隶有一群私生子女”。[44]对亚当斯来说，这种情况是“与那种人——黑奴——的肮脏接触所产生的自然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45]

得知杰斐逊曾资助卡伦德诬蔑自己，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勃然大怒。“如果杰斐逊先生曾鼓励无耻的卡伦德诽谤你和他的前任，那他简直是十恶不赦、丧心病狂。”菲利普·斯凯勒向他的女婿说道。[46]早在1796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汉密尔顿就已经暗示他知道萨莉·赫明斯一事。但现在，看到杰斐逊的情史被报纸大肆宣扬后，他反而奉劝联邦党编辑不要理会这则丑闻，在政治事务中应该按照自己坚持的方式去做。在《纽约晚间邮报》上，汉密尔顿表示，他“反对一切与公共问题无直接关联的人身攻击”。[47]这并没有阻止《纽约晚间邮报》称卡伦德为“卑鄙小人”，并且还刊登了12期题为“杰斐逊与卡伦德”的连载系列文章。[48]杰斐逊党人则指责汉密尔顿透露给《美国公报》有关杰斐逊的一个“发霉”的传闻，即杰斐逊在25岁那年，曾试图引诱朋友兼邻居约翰·沃克的妻子。卡伦德添油加醋地重新编写这个故事，并以夸张的手法挑唆约翰·沃克向杰斐逊下战书。

1803年7月，詹姆斯·卡伦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其死因让后人揣测了两个世纪。杰斐逊党人的媒体曾向他发出死亡威胁，并指控他犯有**罪。《里士满观察报》（Richmond Examiner）的默里韦瑟·琼斯（Meriwether Jones）发表社论说：“卡伦德，难道你不担心复仇的枪火会消灭你的灵魂和身体吗？”[49]在另外一封写给卡伦德的公开信中，琼斯设想卡伦德会溺水身亡：“哦，但愿詹姆斯河能像忘川一样，保佑你忘却前事，忘却你的威士忌。”[50]卡伦德一夜纵饮之后，1803年7月17日，他那胀起来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詹姆斯河的水面上。验尸陪审团得出结论：这是一起酒后失足溺死事件。然而在充满如此恶毒气氛的日子里，不止一个联邦党人怀疑卡伦德是否被复仇的杰斐逊派人棒击而死，然后抛尸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