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一成为总统，46岁的汉密尔顿就开始从公众视野中隐退了，他的崛起光芒万丈、引人注目，由此让他的谢幕显得突兀。然而如果褪去了他以前在政治领域的光环，在法律专业领域，他仍是一座高峰，在纽约各个机构依然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为一个富有的退休海员罗伯特·理查德·兰德尔（Robert Richard Randall）起草了一份遗嘱，在斯塔滕岛帮助建立了美国商船退休水平庇护所——“水手避风港”。汉密尔顿还为鲍厄里街区的圣马克教堂提供法律意见，因为该教堂想在三一教堂的教区之内寻找独立地位。

但是在法律界的任何声望和财富都无法弥补他在政治地位上无可奈何的衰落。从在国王学院第一次发表报纸文章起，汉密尔顿就已经展示出接近权力中心的娴熟技巧。他曾加入华盛顿的战争智囊团，然后到邦联议会、制宪会议乃至第一届政府工作。但现在，他被人们从主要政治活动中排挤出去，一个伟大的将军却没有军队跟随其后。

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汉密尔顿一度幻想归隐于山水之间，尤其是当菲利普·斯凯勒不断打扰自己静坐的脑力劳动之时。但某些事情阻止了他，使他不能如愿以偿。部分问题是，汉密尔顿骨子里是一个城市人，更愿意与书籍而不是潺潺的小溪打交道。其他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都拥有种植园或者大片的农庄，他们从中可以获得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撑，而汉密尔顿是一个被束缚在其工作上的城市居民。

这种情况在18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所改观，汉密尔顿越来越发现家庭能让他感到宽慰。有一次出差，他温和地责怪艾丽萨不该向自己隐瞒孩子生病的事：“我外出的时候必须经常听到你和我亲爱的孩子们的情况。当所有别的**在我身上消退的时候，爱和友谊获得了新的力量。我将竭力从一切可能妨碍它们的追求中抽身。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1]

为了遵守他保证花更多时间陪家人的誓言，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个“甜蜜计划”，在离曼哈顿下城区以北15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幢乡间别墅。[2]他满脸笑容地告诉一位朋友：“一个失意的政客往往寄情于花园。”[3]1799年秋天，他和艾丽萨在哈莱姆山附近租了一套带教堂的乡间别墅。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于每年秋天黄热病都会造访纽约市的缘故。汉密尔顿逐渐熟悉了这个地方。在沿着哈得孙河逆流而上去钓鱼的时候，汉密尔顿有时把他的小船停靠在药剂师雅各布·希费林（Jacob Schieffelin）所拥有的船坞上，后者在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所非常漂亮的避暑别墅。汉密尔顿被从这所房子里放眼望去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住了，决定要把它买下来。然而，1800年8月，希费林卖给他附近一片60米海拔高度的土地，面积约6公顷，从一边可以看到哈得孙河，另一边可以看到哈莱姆河和东河。从内科医生塞缪尔·布拉德赫斯特（Samuel Bradhurst）手中，汉密尔顿又买下了8公顷土地。在这块连成一片的土地上，草木繁盛，风景如画，有两条小溪潺潺流过，汇入一片鸭塘。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包括马厩、谷仓、货棚、花园、果园、篱笆，以及一处鸡舍。这处土地被布卢明代尔街（今天的汉密尔顿故居）一分为二。人们可以直接乘坐公共马车从这里快速到达曼哈顿或奥尔巴尼。

汉密尔顿把他的这个安逸之所称为“格兰其庄园”，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汉密尔顿祖上在苏格兰的住宅和在圣·克罗伊岛的詹姆斯·莱顿叔叔的种植园。这里是现存唯一一所汉密尔顿故居纪念馆，也是已知的他所拥有的唯一宅第。它的名字提醒人们汉密尔顿对其苏格兰祖先颇为自豪，也表示出一种对其加勒比出身的更为轻松的心态。一天，汉密尔顿要去奥尔巴尼探望艾丽萨生病的妹妹佩吉（玛格丽特的昵称），他必须在馅饼和一篮螃蟹之间选一种带给佩吉。想了想，他告诉艾丽萨，他选择了螃蟹：“或许是由于我是一名克里奥尔人的缘故，我对它们更有好感。”[4]若换作20年前，汉密尔顿绝对不会如此轻巧地说出关于童年的话题。

在庄园完工之前，汉密尔顿一家将现有的农舍作为临时居所。汉密尔顿聘请他在财政部时雇用过的小约翰·麦库姆设计新屋，此人乃当时纽约最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刚刚完成了格雷西大厦，正在设计新的市政大厦。负责建设的是埃兹拉·威克斯，汉密尔顿曾经在曼哈顿水井惨案中为之辩护的利维·威克斯的兄弟。菲利普·斯凯勒从他位于萨拉托加的锯木厂用船顺着哈得孙河运来了一些板材，还有一些经过手工雕刻但依然很粗糙并且带树皮的木料，以装修孩子们的阁楼。他还运来了成堆的马铃薯和整车的奶酪。精力旺盛的汉密尔顿闲不下来，他与麦库姆一起做事，设计烟囱和意大利式大理石壁炉。像所有的新屋主人一样，他去探查他人的住宅，看有没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在一次去康涅狄格出差的时候，他告诉艾丽萨：“我记下了沿途看到的任何能用来装饰我们的小安乐窝的东西，我希望在这个安乐窝里能与我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共享单纯而真正的幸福”。[5]

麦库姆和威克斯于1802年夏季建成了这幢两层别墅，它占据着现今的西43街和修道院大道的一角。这幢干净漂亮的建筑外墙是黄色和象牙色，顶部装有古典样式的栏杆。楼上6个房间，还有8个壁炉在冬天给全家供暖。很显然，它的整个设计完全考虑到了汉密尔顿有7个孩子，像汉密尔顿本人一样非常注重细节，但这幢房子对一个有他这般名望的人来说小了点。房屋里面的纪念物讲述着汉密尔顿的过往荣光，从精巧的扇形窗下面那个门进来的参观者一眼就能看到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所作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这是华盛顿本人赠送给汉密尔顿的礼物。很有意思的是，亲英的汉密尔顿竟然用一张路易十六风格的沙发和一些椅子装饰客厅。这所房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间八角形的房间，它们并排挨着，一间作为客厅，一间作为餐厅。门开着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连在一起的空间用来招待客人。客厅三面墙上的门都装有镜子，在镜子中可以看到透过高高的法式窗户才能看到的那些枝繁叶茂的风景。起居室与外面的森林背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开在阳台上的窗户能让人们将河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从未体验过轻松生活的汉密尔顿征用了进门右侧的一个小房间作为书房，以供学习研究之用，在里面摆设了一张漂亮的拉盖书桌，称之为“家里的工作台”。[6]这个藏书家在他的格兰其庄园中摆放了千余本书。

也许，最吸引汉密尔顿的是，他可以在这个退隐之地美化庭院，种植果树、花草。作为田园生活的初级体验者，他谦虚地向友人和邻里请教。他给农业专家理查德·彼得斯（Richard Peters）写信：“在这种新情况下，我不像杰斐逊那样得心应手，正像杰斐逊初次执掌美国的船舵不太适应一样，我想起你很擅长农业科学，因此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7]他还从朋友大卫·霍塞克医生那里汲取专业知识。霍塞克曾创建过一个植物园，里面有温室和各种热带作物，100多年后，这里变成了举世闻名的洛克菲勒中心。汉密尔顿甚至通过他的园艺传递政治信息。在星罗棋布的许多荫影树中，他在前门的右侧种了一排13棵美国枫香树，象征着最初13个州的团结一致。

我们知道，汉密尔顿是这些土地的负责人，但他经常因公外出，这时他就会给艾丽萨非常详尽的指示，让她代为料理。汉密尔顿迷上了霍塞克设计的装饰用的郁金香花坛、百合花坛和风信子花坛。他就给艾丽萨寄去了一张图纸，用他一贯的精确性告诉她：“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直径5.4米的圆形，因此每种花所占扇形的边长应是2.7米……可以这样安排它们：野玫瑰在花园的外侧，旁边紧邻着的是月桂树，再在果园边上种一些山茱萸树，不用太多，这样景色就会非常怡人。”[8]汉密尔顿还种了草莓、甘蓝和芦笋，并掘了一口冰窖，上面搭着雪松木的瓦片。

艾丽萨详细记录了格兰其庄园的花费，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对于一对夫妇和7个孩子来说，如此花费有点铺张浪费了。以前与杰斐逊相比，汉密尔顿一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现在他开始花钱大手大脚了，在这所房子和花园上花去了大约2.5万美元，或者说花掉了他年收入的两倍。由于房产本身就花了5.5万美元，累计起来的花费使汉密尔顿负债累累。他意识到，自己无拘无束的支出远远超过了他的财富，但他预计日益增多的律师业务将能应付未来的账单，不过他现在得要求拖欠律师费的客户赶紧支付。当他要求一个客户支付许多年前起草遗嘱的律师费时，他解释说：“由于我正在建造房屋，我必须努力清理还没有结清的款项。”[9]

对亚历山大和艾丽萨而言，乡间别墅把他们的生活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个充满成熟秋韵的新阶段。格兰其庄园的确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是作为享受乡间生活之场所，一是举行晚宴的奢华之地。现在，汉密尔顿的家是一个完整、稳定的家庭。以前，他因工作关系不得不与妻儿天各一方，这让夫妇俩备受煎熬。艾丽萨曾经说她一生最大的牺牲是“为了照顾更年幼的孩子，一周有一半时间不能跟汉密尔顿在一起，这时汉密尔顿就承担起照顾年长一点的孩子们的任务”。[10]无疑，任何与汉密尔顿共度早年家庭生活的人，这些分离必定让他们感到格外焦虑和失望。

汉密尔顿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留给了孩子们。有一次，艾丽萨去了奥尔巴尼，他从格兰其庄园给她写信，“我亲爱的贝特西，有我在这儿陪着我们的两个小男孩约翰和威廉呢，他们今天晚上将和我睡在一张**……其他的孩子昨天都很好。小艾丽萨一会儿噘起嘴，一会儿又到处玩耍，越来越任性”。[11]汉密尔顿喜欢跟家人一起唱歌，并在星期天早晨把大伙聚到花园里诵读圣经。汉密尔顿的孩子们往往能记起他们的父亲在格兰其庄园时的样子，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长大，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终于得到了这个劳碌一生、饱受非议之人的悉心照料。

不过，这位新来的乡绅并没有对国情政务冷眼旁观。他密切关注着亚伦·伯尔的一举一动。杰斐逊进驻白宫后，伯尔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对总统来说，他已经成了严重的障碍。在竞选平局状况下背叛杰斐逊的信任后，伯尔知道，如果杰斐逊连任，自己的副总统职位可能不保；同时，他显然被排除在总统顾问团之外。罗伯特·特鲁普告诉鲁弗斯·金：“有人告诉我们，并且我们也相信，杰斐逊和（伯尔）互相憎恶。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足够机警，不会上伯尔的当。”[12]当伯尔在华盛顿被弃用时，他意识到必须在家乡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巧合的是，在华盛顿的选举僵局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竞争激烈的纽约州州长的竞选。共和党老兵乔治·克林顿决定努力再当一任州长。当约翰·杰伊拒绝再次参加竞选时，联邦党人转而力挺36岁的斯蒂芬·范·伦塞勒——在任的副州长，也是汉密尔顿的妹夫。在伯尔开始代表克林顿参与此事时，汉密尔顿卷入其中也更加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暴露了伯尔在结伴竞选时讨好联邦党人背后的恬不知耻的欺骗之心。他以戏谑的口吻跟艾丽萨说：“作为伯尔先生倒戈联邦主义的证据，他在两周的时间内以非官方的身份积极参与到了支持克林顿反对范·伦塞勒的活动。”[13]

汉密尔顿参与这次冲突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动机。艾丽萨的妹妹佩吉嫁给了斯蒂芬·范·伦塞勒（汉密尔顿笑称她为“大庄园主夫人”），而且佩吉患上重病已经两年了，靠输氧维持生命。于是，1801年3月初，当汉密尔顿因法律事务驻留奥尔巴尼时，佩吉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当汉密尔顿结束了他在法院的辩护工作之后，佩吉恳请他多待几日。他遵从了她的意愿。3月中旬，汉密尔顿心情沉重地给艾丽萨写了封信：

在星期日，我亲爱的艾丽萨，你妹妹告别了痛苦和朋友，我相信，她去另一个更好的国度寻找休息和幸福去了……我希望我能减轻你的痛苦并让你感到安慰，我亲爱的艾丽萨。再见，我美丽的天使。记得遵从基督的义务。[14]

佩吉的葬礼在大庄园的宅邸中举行，所有的佃户都来为她送行。

除了希望打败伯尔和克林顿，汉密尔顿或许还觉得有必要帮助在竞选州长前刚刚痛失爱妻的斯蒂芬·范·伦塞勒。通过大量的文章和演说，汉密尔顿让人们相信联邦党人是崇尚和平和繁荣的。他还试图把选举变成对共和党醉心法国的做法进行的全民公投，他指出，拿破仑式“可怕独裁”将被“50万训练有素的军人用刺刀来捍卫”。[14]在杰斐逊胜利之后，纽约的联邦党渴望复兴本党。当汉密尔顿充满**地投入竞选活动时，他能感受到共和党人的复仇怒火，显然，最近的胜利让他们忘乎所以。“在一次投票中，无愧于民的汉密尔顿将军被斥为窃贼，在另一次投票中，这个无辜的人又被骂作无赖、恶棍、十恶不赦之徒！”罗伯特·特鲁普说，“人们对此会怎么评论共和党人的素质呢”？[15]

为了保存几分体面，在一次集会上，汉密尔顿建议竞选纽约州州长的两名候选人委派代表进行冷静、理性的辩论。共和党报纸的矛头立刻对准了他，指责他“以惯用的诅咒和谩骂的方式，用不同的话语蛊惑纽约公民，诋毁德高望重的克林顿的人格”。[16]一家报纸还建议，在“他与玛丽亚的艳情被发现，并毁了其丈夫和全家的幸福后”，他应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7]伯尔很愉快地看着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汉密尔顿发疯似的日夜工作，”他告诉他的女婿，“但是我认为完全不会有什么结果”。[18]的确，对汉密尔顿而言不幸的一个兆头是，克林顿以一边倒的优势再次当选了州长。

但是，克林顿的回归对伯尔来说也同样不是什么好兆头。正像汉密尔顿预料的那样，杰斐逊总统为行使权力而自豪，现在他开始准备把担任公职的联邦党人从纽约的职位上清理下去。这位总统把伯尔晾在一旁，把任命纽约官职的机会给了利文斯顿和克林顿。为了支撑纽约州这个大本营，伯尔意识到他的确应该与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及独立的联邦党人结成的新联盟合作。这样的战略也威胁到了正在考虑复出的汉密尔顿，预示着将来两人之间会有一场更激烈的冲突。

杰斐逊并不是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亚当斯而当选总统的，但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对平民主义的象征意义有着正确的感觉。[19]作为一个有时不修边幅的英俊男人，杰斐逊清除了华盛顿和亚当斯时代的华丽排场，聪明地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朴实无华的布衣总统形象。汉密尔顿在其文章中描绘的各种各样的杰斐逊——奢侈享受的杰斐逊、挥金如土的杰斐逊、高贵有礼的杰斐逊、负债累累的杰斐逊、蓄奴泄欲的杰斐逊——统统被一个历史上最感人至深的形象“创造者的杰斐逊”给遮掩下去了。就职两周后，杰斐逊住在国会大厦附近的寓所里，在公共餐桌旁用餐。入驻白宫后，这位“平易近人”的总统（在巴黎时曾是个衣着时尚的人）经常骑马在华盛顿特区飞驰，不戴假发，也不给头发扑粉。他会脚踩拖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喂着他的宠物鸟，并亲自应答着门铃（当威廉·普卢默第一次来到行政官邸时，他错把总统当作一名仆人）。或许，也只有杰斐逊能够把上不得台面的衣服转变成响彻云霄的政治宣言。

杰斐逊为自己当选赋予了非凡的意义，他后来说：“1800年，在我们政府的信念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就像1776年在政府的形式上的革命一样。”共和党媒体欢呼他的胜利，认为这将把美国从英国君主制下解放出来。[20]事实上，杰斐逊的执政理念远比他本人或汉密尔顿愿意承认的更温和、更中庸。这位弗吉尼亚人失去了作为在野党人的自由，不再谴责行政权是对革命彻头彻尾的背叛。一些自称“老共和党人”的纯粹主义者甚至抗议说，杰斐逊变节了，他不肯推翻汉密尔顿的制度，包括国家银行，这背离了他以前的原则。

杰斐逊打算削减税收和公共债务，精简海军，将中央政府——有130名雇员的臃肿机构——缩减为“一个由少数公务员承担简单事务的机构”，但是这些举措却远远称不上是革命性的。[21]事实上，他已铸成大错：他大规模地削减海军，这让这个国家在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变得异常脆弱。杰斐逊还经常设计出一些汉密尔顿方案的变体，比如强调家庭工业胜过工厂大生产。另一方面，他推翻了联邦党执政期间的不良政策，让《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失去了效力。

杰斐逊试图采取一些更极端的措施，但他的财政部长，也就是那个日内瓦出生的秃顶的艾伯特·加勒廷制止了，告诉杰斐逊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现在取消一切国内税收还为时尚早。他让杰斐逊认识到，国家银行和海关确实有助于减少国债。“要我去强化那些曾被我认为是谬误的原则，这让我感到耻辱”，总统回答说，但是他也承认加勒廷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清除汉密尔顿的财政制度。”的确，汉密尔顿以他的深谋远虑制定了各项政策，因此它们很难被废除。

新总统决定审查财政部的文件，以确认他对汉密尔顿的怀疑。他要求加勒廷浏览档案，以揭示“汉密尔顿的错误和圈套”。在与汉密尔顿纠缠了若干年后，加勒廷按照他的说法“非常愉快地”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他却未能挖掘出总统想要的那些发现。多年之后，他讲述了总统当时垂头丧气的反应：“‘嗯，加勒廷，你发现了什么？’杰斐逊问道。我回答说：‘我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制度。如果一定要对它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只会破坏它。汉密尔顿没有犯下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圈套和欺骗。他没做错什么’。我认为杰斐逊先生当时很失望。”[22]加勒廷赞扬汉密尔顿说，他作为第一任财政部长做出了这样一项杰出的工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让日后的继任者几乎不用再操心任何事。对于曾经被杰斐逊的支持者视为洪水猛兽的合众国第一银行，加勒廷也对其大加称赞，说它“拥有精巧的管理机制”。[23]共和党人依旧发现很难接受中央银行，他们觉得不需要它。詹姆斯·麦迪逊就任总统后，听任银行继续经营到特许状到期日，结果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美国的财政陷入了窘境。吸取教训的麦迪逊转而倡导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但批评如潮水般向他袭来，批评家说，“他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汉密尔顿”。[24]

汉密尔顿还是不免担心杰斐逊会削弱总统的权力，因为杰斐逊一直认为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会导致君主制死灰复燃。杰斐逊曾表示，“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的行政部门只能通过以下手段来维持：无限的任命权以及倍增的办公室令他们有利可图；陆军和海军——可以招揽他们的支持者和亲友”。[25]其实，汉密尔顿大可相信自己的预言：走进总统府的杰斐逊将会发现行使总统权力的乐趣。为了解决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杰斐逊一方面公开表示遵从国会；另一方面，他每周在总统官邸举行三次私人晚宴招待国会的领导人，从而很巧妙地控制了他们。

汉密尔顿认为，可能威胁联邦党遗产的是司法制度，这是捍卫政党权力的最后一座堡垒。就在亚当斯离职之前，国会颁布了《司法条例》，设立新法院，增加23名联邦法官，以分担最高法院繁重的巡回审判任务。此前，费城高等法院的法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泥泞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判决案件上。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亚当斯仓促地任命了新法官。此举激怒了共和党人，他们认为这一职务应该由新总统来委任。更糟糕的是，亚当斯带着明显的党派偏见为已经挤满了联邦党人的司法部门选择了法官。他对所谓的午夜法官的任命戳痛了共和党的旧伤。杰斐逊宣称：“联邦党人躲进司法系统这座堡垒，那里射出的炮弹把共和党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消灭殆尽。”[26]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同意杰斐逊的说法，“只要司法部门还被敌人占领着，革命就尚未成功”。[27]因此，胜利的共和党人和失败的联邦党人，就共和党废除《司法条例》的努力又展开了一场斗争。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高层人士担心共和党会因此破坏司法独立。

共和党对联邦党主宰司法部门的愤怒在1801年1月末，亚当斯任命约翰·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变得尤为激烈。45岁的马歇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头，犀利的眼神，蓬乱的头发。作为联邦党领袖之一，马歇尔的威信堪与汉密尔顿比肩，随着被任命为大法官，甚至有超越后者的迹象。他看不起他的远房堂兄弟杰斐逊，嘲笑他是“山上的大喇嘛”。[28]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起马歇尔时，“这个优秀且和蔼的人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憎恨托马斯·杰斐逊”。[29]杰斐逊也以同样的敌意回敬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宫，尤其是看到他对汉密尔顿推崇备至，自称与前任财政部长相比，他不过是“正午阳光下的一支蜡烛”。在通读了乔治·华盛顿的相关文件之后，马歇尔惊呼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或者最伟大的人之一）”，[31]并认为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是两位最不能缺少的开国元勋。因而，毫不奇怪，杰斐逊轻蔑地将这位首席大法官视为“在美国民主政治伊甸园中游走的联邦党毒蛇”。[32]

在法院度过的34年间，约翰·马歇尔要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地领悟到汉密尔顿在建立市场活跃度和肯定政府方面的远见卓识。在他成为首席大法宫之后，国会大厦中最高法院的会议变得威势难挡。汉密尔顿一直将司法系统视为捍卫自由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政府最薄弱的环节。如今，约翰·马歇尔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将最高法院的诸多裁决建立在汉密尔顿理念的基础之上。在撰写“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ison）”的判决书时，马歇尔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原则——即法院有权对立法行为是否违宪做出裁决。这来源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第78篇。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的判决书中，他大量借用汉密尔顿在1791年论述中央银行合法性时提出的“默示权力原则”。

围绕废除《司法条例》发生的激烈争论，促使汉密尔顿在以“考验（The Examination）”为名的18篇系列连载文章中驳斥杰斐逊。他把《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些主题重新摆了出来，再次阐释了为什么司法部门注定要成为最弱的政府部门。它不能够“颁布任何命令，它的职能不是主观能动的，只能起到审议作用……它的主要力量在于尊重，即通过判决所体现的智慧和正义来启发民众的法制观念”。[33]对汉密尔顿而言，杰斐逊推翻《司法条例》的愿望是以破坏宪法为目的而迈出的非常阴险的第一步：“谁会没长眼睛，居然看不到立法机关任意取消法官权力将损毁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并让它消失于立法机关影响力的旋涡之中。”[34]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许还应该说，”他最后总结道，“宪法将不复存在！它将变成狂热民主政治中的无数牺牲品之一。”[35]尽管汉密尔顿耗费了大量的墨水，并向纽约律师公会警告，废除该法令将引发内战，但共和党还是成功地在1802年3月废止了《司法条例》。

对《司法条例》的废止以及杰斐逊党人的其他新政，刺激汉密尔顿及其友人创办了新的联邦党报纸，即《纽约晚间邮报》，这是美国现存最古老且长期活跃的一份报纸。罗伯特·特鲁普在那个时候抱怨说，“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份值得一读的代表联邦党人意志的报纸”。[36]《密捏瓦报》报主编诺亚·韦伯斯特在“亚当斯宣传册”之后与汉密尔顿反目，掐断了他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观点的路径。汉密尔顿虽然在国家事务中受到排斥，但并没有被淘汰出政治舞台。汉密尔顿希望《纽约晚间邮报》能为其他联邦党报纸带个好头，使这个几近垂死的政党重获新生的气息。在该报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中，汉密尔顿很可能贡献了十分之一。据说，发起《纽约晚间邮报》的决定是在商人阿奇博尔德·格雷西的东河大厦中做出的。[37]关于主编，汉密尔顿极力推荐他最出色的门生之一，35岁的威廉·科尔曼。科尔曼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有着宽阔的脸庞，红润的面色，而且才思敏捷。他出生在波士顿一个贫困的家庭。当汉密尔顿1796年到新英格兰做巡回演说时，他正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供职，随即被汉密尔顿的才华所倾倒。他认为汉密尔顿是“这个时代无人能及的最伟大政治家”，并把个人事业的成功溯源于他们的那次碰面。在搬到纽约之后，科尔曼与亚伦·伯尔一起从事律师实务，这是一个让他后悔并迅速被他推翻的决定。后来，热爱写作的科尔曼参加了一个名为“友谊俱乐部”的文学社，由此踏入汉密尔顿党人的圈子。当科尔曼潦倒困顿之时，汉密尔顿在巡回法院为他谋得一个令人艳羡的书记员职位。在那里，他运用速记技能完成了“曼哈顿井案”的全面文字记录。

威廉·科尔曼忠心耿耿地拥护联邦党，以致一位共和党记者冠之以“联邦党编辑的陆军元帅”的称号。[38]在杰斐逊当选之后，科尔曼给新总统写了一封极其夸张的信，指责他摧毁了古老的道德和宗教殿堂，在废城上建立起一座“供奉无神论和邪恶之物的庙宇”。[39]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斯蒂芬·范·伦塞勒的州长竞选活动中，一份共和党报诅咒，这个“2.5便士宣传册的兜售者，阿谀奉承的汉密尔顿将军的传声筒，总有一次会获得应得的回报的”。[40]科尔曼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克林顿选战大捷的牺牲品之一。州长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成为拥有无上权力的州任命委员会的掌门人，他就开始肃清担任公职的联邦党人，把科尔曼从书记员的位子上驱逐了下去。

汉密尔顿及其同仁在松树街为科尔曼建了一幢房舍。当第一期报纸于1801年11月16日问世时，它以教化的语气，允诺“在人民中间传播有趣的积极信息，灌输适当的宗教、道德和政治原则，培养健康的文学趣味”。[41]它毫不避讳地呼吁当地商人予以支持，宣称它会撰写与“我们市民中这个受人尊敬的阶层”相关的文章。[42]该报公开承认自己的联邦党血统，但也指出“我们不赞同自以为是的独断主义……我们相信，两党中都存在诚实善良之人”。[43]这份报纸很快以清晰易读的排版、高品质的纸张和浅显易懂但一针见血的写作风格而赢得了一片喝彩。正是詹姆斯·T.卡伦德对汉密尔顿的出版物不吝赞美之词：“这份报纸无与伦比，在我们所读过的欧美出版物中，它是格调最高雅、制作最精湛的一份。”[44]

《纽约晚间邮报》迅速成为汉密尔顿拷问杰斐逊的特选阵地，“考验”的全部18篇连载都是在该报以卢修斯·克拉斯（Lucius Crassus）之名发表的。汉密尔顿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投资者，而科尔曼也很率直地描述了汉密尔顿对报纸无所不在的影响：“一旦发生了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我就会向他咨询，有些时候是用一张小纸条。他定下一个我可以去见他的时间，通常是深夜。他总能让自己的知识紧跟政治形势。我一见他，他就以一副已经考虑好的姿态给出指令，我会把内容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来。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文章也就完成了。”[45]科尔曼证实，汉密尔顿拥有在脑海中组织长篇演说的律师技能，常常口述自己的文论。否则，他留下如此丰富的一些作品是很难理解的。

令人惊惧的是，《纽约晚间邮报》仅创刊一周，就遇到一则重磅新闻：事关汉密尔顿长子的一场决斗。年近20岁的菲利普·汉密尔顿极其英俊潇洒，有着高高的额头、明亮的眼睛和罗马人式的鼻子。聪敏的菲利普选择了父亲的职业道路。一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这个擅长演讲的小伙子正在努力学习，渴望成为一名律师。“菲利普传承了他父亲的禀赋，”安杰莉卡·丘奇告诉艾丽萨，“对一位母亲来说这是无比动人的景象！我亲爱的妹妹，能有这样的丈夫和如此前途无量的儿子，你真是太幸福了。”[46]艾丽萨的一位女友曾提出一个古怪的问题：她听说菲利普已经“在知识领域超越了所有的竞争者”，并且每天都能“取得超越自己的新成就”，她询问能否把这些传闻告诉那位“大名鼎鼎的菲利普”。[47]

汉密尔顿把菲利普视为这个家庭“最光明的希望”，悉心培养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48]在罗伯特·特鲁普看来，汉密尔顿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将来能做出丰功伟绩”，很可能还希望他能接他自己的班。[49]像汉密尔顿一样，菲利普也偏爱华丽的修辞，一次他跟他父亲抱怨说，哥伦比亚学院的校长让他从演讲稿中删掉一段过分修饰的话：“美国人啊，你已经经历了人类的战争，你已经点燃了那神圣的自由之火。”[50]和父亲早年相似，菲利普也有过一段短暂的任性胡为的时期——特鲁普称他为一个“哀伤的**公子”，并卷入了一些需要父亲呵斥的**不羁之事。[51]汉密尔顿对待菲利普虽然严厉却很慈爱，近来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每日活动安排表，包括阅读、写作、去教堂和娱乐，这些事情占满了菲利普从上午6点醒来一直到晚上10点睡觉的所有时间。尽管如此，汉密尔顿仍对儿子的荒唐行为表现出宽容，在1801年10月致艾丽萨的信的结尾，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盼望收到菲利普的来信。这个淘气的小子。”[52]

菲利普的决斗始于一个信仰坚定的共和党律师乔治·I.伊克（George I. Eacker）在那年7月4日国庆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伊克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支持人们在国庆日抒发爱国**。纽约市的庆典尤为隆重，钟声齐响，礼炮雷鸣，烟花绽放，民兵从百老汇街向布里克教堂进发——《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宣读的。然后，年近而立的伊克上尉带着党派偏好向群众发表演说。他非但没有批评XYZ事件和在与法国的准战争状态下法国捕获美国商船的行径，反而指责英国并暗示有人企图用新军威慑共和党。他对听众说：“用恐怖手段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派，很明显，这支军队是在抵御外侮的伪装之下建立起来的。”[53]伊克赞成杰斐逊的做法，认为杰斐逊是在将联邦党的贵族政治从政府中驱赶出去，是在挽救宪法。听闻这篇演说，菲利普·汉密尔顿愤愤不平地认为它是在中伤父亲。

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801年11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菲利普在曼哈顿的公园剧院看到了伊克。两位年轻人之前从未打过照面。剧院正在上映的是一出喜剧《西印度群岛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西印度群岛人之子和一个朋友理查德·普赖斯闯入了包厢，伊克正在那里同一个男性同伴和两名女士欣赏演出。这两名不速之客开始奚落伊克7月4日的演讲。一开始伊克试着不与他们计较，但是越来越大的喧哗声引来了听众的侧目。伊克请这两个人出去。正当菲科普和朋友打算离开时，伊克嘟嘟囔囔地说：“在公众场合被一伙该死的浑蛋辱骂真是太糟糕了”。菲利普·汉密尔顿和普赖斯回敬道：“你说谁是该死的浑蛋？”[54]“浑蛋”是一个带着挑衅意味的词汇，经常会引发决斗。当伊克抓住菲利普的衣领时，两个对手眼看就要爆发了。为了不影响其他观众，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试图说出个究竟。伊克在那里重申了他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浑蛋的看法。在返身回剧院时，伊克说：“我期待你们的战书。”菲利普和普赖斯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会等到的。”[55]事情发展得很快，伊克离开剧院前，就收到了来自普赖斯的一封决斗信，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

同一天晚上，菲利普·汉密尔顿咨询了一下他的朋友大卫·S.琼斯，一名年轻的律师，杰伊州长的前私人秘书。琼斯决定在他与斯凯勒家族在决斗方面的权威约翰·巴克·丘奇商量之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丘奇对两个年轻人提供意见说，对伊克的侮辱性言行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他指出，由于菲利普先挑起的事端，他应该努力友好地解决他与伊克之间的摩擦。那个周日的下午，在新泽西进行了一场匆匆忙忙安排好的决斗。他们相互射了四发子弹，没有人受伤，然后宣布事情就此结束。后来，约翰·丘奇和大卫·琼斯试图代表菲利普和伊克的助手就停战协议进行磋商。在所有事情中，他们最担心的是汉密尔顿之子与一位年轻的杰斐逊党人的枪战会引发政治后果。由于伊克在剧院事件中指责菲利普·汉密尔顿甚于普赖斯。当菲利普为自己的粗鲁言行道歉后，伊克仍不愿意收回“浑蛋”这个词。磋商失败了，双方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3点钟在新泽西的保罗斯胡克（今天的泽西城）展开决斗。决斗地点选在一块退潮时可与陆地相连的沙洲，以避开公众的视线。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在哪里呢？《纽约晚间邮报》的报道没有提到他参与了此事，只是传递出这样的印象：菲利普在父亲知悉之前，安排了这场决斗。事实上，汉密尔顿了解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但就是没有露面，他赞扬了姐夫约翰·丘奇为避免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汉密尔顿陷入两难境地——后来与伯尔决斗时也是如此。他相信对侮辱人格的行为应予以还击，并遵从绅士维护荣誉的规则。但随着他年轻时代宗教狂热的褪去，他对决斗所持的批评态度越来越强烈。他甚至给士兵们下发一张传单，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得知儿子的错误受到谴责，希望做出修正，汉密尔顿的心绪变得复杂。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汉密尔顿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预演了他和伯尔决斗前的一幕。他认为菲利普应该在决斗场上为了荣誉放弃射击，这是在法国的决斗中风行的一种策略“弃权”。这种做法是决斗者拒绝首先开枪或者放空枪浪费掉子弹。如果他的对手后来杀死了他，那么他就可以被光荣地看作是遭遇谋杀。菲利普以前的同学亨利·道森（Henry Dawson）证实了这一点：“星期一在预定的碰面时间前，汉密尔顿将军听说了这件事，就命令他的儿子当走进决斗场时要克制住别开枪，等伊克先生先扣动扳机，然后再将自己的子弹射向空中。”[56]当然，无人能保证对方不想杀人。

决斗时，菲利普·汉密尔顿听取了他父亲的建议，在听到开枪的命令后并没有举起手枪。伊克也跟着他这样做。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互默默瞪了对方一会儿。最后，伊克抬起了手枪，菲利普也这样做。于是伊克瞄准菲利普的右腰，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嵌入左臂。在一阵**中，菲利普倒地之前扣动了手枪扳机。菲利普的尊严和镇静令人钦佩。“他在决斗场上的心态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沉着冷静，”《纽约晚间邮报》报道说，“他似乎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期待宽宏与克制能为自己带来最后的胜利。”[57]受伤的年轻人被迅速送回曼哈顿。亨利·道森写道，他“以最快的速度划船到对岸，菲利普在州监狱附近下了船。所有在城里的医生都被召集了过来，新闻像突发性大火一样迅速传开”。[5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得知谈判失败，就飞速去了大卫·霍塞克医生的家里，告诉他可能需要一些专业服务。霍塞克后来回忆说，汉密尔顿“心急如焚，几近晕厥，出门前在我家停留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常态”。[59]事实上，霍塞克已经知道决斗的事了，赶紧去了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家中，菲利普就被带到了这里。当汉密尔顿随后赶到时，他紧紧地盯着儿子面如死灰的脸庞，试了试他的脉搏。霍塞克讲道，汉密尔顿“迫不及待地从床前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极度悲伤，用一种永远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声调喊道：‘医生，我已经绝望了。’”。[60]接着，惊恐万分的艾丽萨来了，她肚子里怀着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一个月前她生病的时候，汉密尔顿担心她会再次流产。“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汉密尔顿夫人来到生命垂危的儿子的床前，以及她在这间屋子里见到丈夫时的情景。”罗伯特·特鲁普说。[61]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紧紧抱住他们正在呻吟的儿子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亨利·道森记录下了这一撕心裂肺的场景：“可怜的菲尔躺在一张没有帷幔的**，面如土色，有气无力，眼球不停往上翻，目光散乱。在同一张**一侧躺着他痛苦至极的父亲，另一侧躺着他心烦意乱的母亲，在他的周围是很多亲戚和朋友，他们在哭泣，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62]在向基督表达了信仰之后，菲利普·汉密尔顿在清晨5点离开了人世，此时距那致命的一击约有14个小时。他在一个雨天下葬，哀悼的人群排着长队为他送行。在快到坟墓时，踉跄的汉密尔顿不得不依靠朋友的搀扶。人们公认，汉密尔顿面对灾难性事件时一直表现得泰然自若，但是，“他那天的举止十分反常”，安杰莉卡·丘奇写道。[6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丽萨都悲伤不已，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到安慰。尽管担心流产，她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是在1802年6月2日在格兰其庄园降生了，这个孩子也被命名为菲利普，以纪念他死去的哥哥（他常常被叫作小菲利普）。菲利普·斯凯勒在给艾丽萨的信中表达了全家人的期望：“希望你的丧子之痛能由另一个菲利普来补偿。”[64]

这次决斗的余波与后来汉密尔顿和伯尔决斗的后事竟是如此相似。菲利普的决斗助手称，菲利普拒绝先开枪的行为是自杀性的高尚选择，并咒骂对方未能友善回应。关于菲利普是有意扣动扳机，还是由于剧痛引发**所致，这个问题后来被反复讨论。由于菲利普在为了荣誉而克制着不开火之后被杀死了，我们也可以通过汉密尔顿对其子的死，看出他可能会如何评估自己的致命遭遇。很多当代人相信，《纽约晚间邮报》发表的关于这场决斗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与威廉·科尔曼一起写出的，它把伊克塑造成一个挑衅者。这些美化死者的文章并未提到菲利普和普赖斯曾闯入伊克的包厢，只是说两位年轻人“轻率”地嘲笑了伊克。[65]这一事件并没有被政治化，《纽约晚间邮报》丝毫未提此次争端的根源在于伊克的国庆日演说，由此抹去了这起事件的政治色彩。该报进一步指出，如果伊克在谈判时能像菲利普一样愿意和解，那么第二场决斗就不会发生。对伊克最严厉的谴责是，他在菲利普·汉密尔顿毫无射击意愿的情况下将其“谋杀”。这激怒了伊克的朋友，他们指出，菲利普同意参加决斗，携枪有备而来，并用枪指着伊克。

当《纽约晚间邮报》的社论认为应该宣布决斗不合法的时候，写下如下这段话的人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本人，“每位仁德之士都应反思这种可怕的陋俗。仅凭个人或媒体的声音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干涉”。[66]乔治·伊克从未因菲利普·汉密尔顿的死而被起诉。这名年轻的杰斐逊党律师在两年之后死于肺病。

菲利普之死的受害者之一是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安杰莉卡。她是一位活泼、敏感，有音乐天赋的少女，长得像极了她那风华绝代的姨妈。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玛莎·华盛顿每周两次带安杰莉卡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舞蹈学校。与兄长亲密无间的安杰莉卡无法接受菲利普的死讯，她的精神崩溃了。那年秋天，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她的愿望，试图让她恢复健康。他让查尔斯·平克尼给她送来了西瓜和三四只长尾小鹦鹉——“她非常喜欢小鸟”，但任何关爱都未能奏效，她的精神状况依然很差。[67]詹姆斯·肯特委婉地描述这个十几岁的女孩拥有“非同寻常的天真和质朴”。[68]安杰莉卡·汉密尔顿一直活到73岁，由麦克唐纳医生照顾着在皇后区安度晚年。她偶尔神志清醒，但永远沉浸于少女时代，常常认不出家人。在她的余生中，她会唱起和父亲表演二重奏时她用钢琴弹奏的歌曲，她也总是谈起她死去的哥哥，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艾丽萨在遗嘱中恳请孩子们“对我不幸的女儿安杰莉卡要仁慈、关爱、体贴”。[69]1856年，安杰莉卡的妹妹小艾丽萨·汉密尔顿预感到姐姐即将离世，她写道：“可怜的姐姐，对她来说，这该是个幸福的解脱吧！她已经失去幸福半个世纪了。”[70]

菲利普死后，汉密尔顿万念俱灰。虽然对失落情绪并不陌生，但他从未因此堕入绝望的深渊。在过去，无论多么痛苦，他依然能以一种近乎机械的平静源源不断地写出文章和信件。现在，他平稳的生活状态灰飞烟灭了。“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像汉密尔顿那样彻底被悲痛征服”，罗伯特·特鲁普在决斗后两个星期写道。[71]被生父遗弃的汉密尔顿一定悔恨没能保护好儿子。4个月后，他强打精神，答谢所收到的慰问信。这些回信表现出他对爱子之死的深切哀痛，他对生活的极度绝望，以及对宗教慰藉的强烈需求。在给本杰明·拉什的回信中，他写道，菲利普的死“是我这辈子最最痛苦的事情……他的确是一名青年才俊。然而，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现在已经摆脱了这个充满荒唐、邪恶、危险的世界中的种种**和灾难了。我深信，他已经平安抵达了可以安享永久幸福的天堂”。[72]

汉密尔顿在菲利普死后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甚至他的面容都不一样了。特鲁普说，他的脸“深深地烙上了悲痛的印记”，这一发生变化的情形被奥尔巴尼的画家埃兹拉·埃姆斯（Ezra Ames）画到油画里去了。[73]作为斯凯勒家中的一位常客，埃姆斯给承受丧子之痛的汉密尔顿画了一幅非常著名的肖像，表现出他情绪的陡然低落。在早年的肖像画中，汉密尔顿或意气风发，愉快地眺望着远方；或成竹在胸，彬彬有礼地注视着对方。埃姆斯笔下的汉密尔顿看起来茫然、苦闷，似乎陷入内省，正在探察灵魂深处，热情与机智消失了，低垂的目光蕴满忧伤，一些无法化解的新愁缠绕在他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