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在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这一问题上，汉密尔顿、亚当斯及其他联邦党人比易于轻信的共和党对手更为现实。汉密尔顿已经在许多场合下都预言，革命的混乱状态将孕育着独裁统治。这一预言在1799年11月9日得到证明。拿破仑·波拿巴靠政变中攫取的权力，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当常青树般的外交部长德塔列朗提出，解决美法分歧正当其时，拿破仑同意了。

1800年10月3日，美国特使与法国在蒙特风丹城堡缔结条约，结束了这场令亚当斯总统饱受折磨的“准战争”。多数美国人已经越来越厌烦这个不甚明朗的战争了，都很高兴结束了这种状态。这项外交突破终于在11月登上了美国的报纸，条约直到12月中旬才呈报给国会。与许多死心塌地的联邦党人不同，汉密尔顿支持这一条约，或者至少认识到即使反对也毫无意义，他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其结果是，对于联邦的理想而言，可以说‘联邦政府指引舰队穿越由欧洲战争引发的狂风恶浪，驶向平静的港湾’”。[1]由此可以看出，汉密尔顿乐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冲突。

对公然反对联邦党高层而坚持自己政策的约翰·亚当斯来说，在与汉密尔顿的武力恐吓主张针锋相对之时，他为外交斡旋的奏效做出了绝佳辩护。他确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即富有技巧的及时外交手段能够避免动用军事力量。事实上，亚当斯赢得了如此重大的一场外交胜利，以致许多历史学家原谅了他之前的那些荒谬行为。即使汉密尔顿的传记作者布罗德斯·米切尔，也认为亚当斯“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英雄。他那前后矛盾、惹人讨厌的行为将不再有人注意，因为当需要决议的时候他是正确的。他将这个国家从与法国的战争中挽救了出来，正如汉密尔顿和其他人就在不久前将美国从与英国的战争中挽救出来一样”。[2]亚当斯将他总统任期内对和平的维护形容为“我王冠上最耀眼的钻石”，并且请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下面这些话：“这里躺着的是约翰·亚当斯，在1800年以一己之力维护了美国与法国的和平共处。”[3]亚当斯后来提到了汉密尔顿及其同伙们的“非常狠毒的阴谋诡计”，争辩说，他为了争取与法国的磋商谈判，“牺牲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并长期遭受他们的愤恨”。[4]

亚当斯的成功来得太晚了，未能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因此又沾上一些苦乐参半的味道。时运不济致使他认为自己不走运、不被喜爱也没人欣赏。他的拥护者附和他的观点，认为他表现出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亚当斯的动机并不纯洁。在执政早期，他对法国采取了当时主流的强硬立场，然后在1800年大选时，他却做出倾向和解的姿态以迎合共和党人。通过这样做，他在几个比较关键的州中颇受选民欢迎。乔治·克林顿说过：“向法国派遣了一个特别使团并实现了和平的亚当斯，差一点就成功阻止杰斐逊先生当上总统了。如果共和党人没有提名杰斐逊参选总统，我们就会支持亚当斯先生。”[5]向法国派出的和平使团无疑是亚当斯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胜利，但它证明了他的智慧的同时，也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狡黠。

到1800年12月中旬，杰斐逊和伯尔将获得相同数量的选举团投票，这把总统职位的竞争推到成员即将大量离职的众议院那里，此时众议院仍由联邦党人掌控着。尽管缺乏宪法机制来区分对总统和副总统的投票，但在共和党人的理解里，杰斐逊是总统候选人。杰斐逊不允许共和党选举人为确保他当选总统而减少给伯尔的选票。一开始，伯尔以高姿态面对与杰斐逊票选平局的状况，这也正是杰斐逊期望看到的。他给共和党人塞缪尔·史密斯写信，宣布放弃挑战杰斐逊的不敬念头，“我与杰斐逊先生获得同样的票数是相当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结果就是如此，任何熟悉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绝对会放弃竞争”。[6]

然而，至少有一位英明远见之士怀疑伯尔动机不良，那就是汉密尔顿。他意识到，国会中的联邦党人或许更偏爱伯尔，而非杰斐逊。得知出现平局后，他立刻给小奥利弗·沃科特寄去一封信，以防患于未然：

至于伯尔，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个人的性格连大多数偏爱他的朋友都不为之辩护。他破产了，而且无法挽回，除非洗劫他的国家。他的政策没有别的动机或目标……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破坏我们的制度，为自身攫取永久权力和财富。确切地说，他就是古罗马时期叛变者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的现代美国版。[7]

这是一份有力的控诉书：在古罗马，喀提林因其私生活上的**不羁和意图破坏共和国的叛国阴谋而臭名昭著。为了阻止伯尔，汉密尔顿决定支持他的老对手托马斯·杰斐逊，并告诉沃科特说，杰斐逊“远不是那么危险的一个人，个人品德也算正派”。[8]他还认为杰斐逊远比那个被高估的伯尔有天分，后者是“比明智狡猾得多，比能干笨拙得多。在我看来，在实干能力上他也逊于杰斐逊”。[9]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支持，是最不可思议的倒戈。面对汉密尔顿必须在他的两个敌人中选择而不是选择约翰·亚当斯所造成的困境，没有人感到高兴。“这个——应该说是这两个——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嫉恨的人现在凌驾于他之上。”亚当斯带着我们可以理解的心情，幸灾乐祸地说。

即使在那年夏天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汉密尔顿也注意到了伯尔在新泽西、罗得岛和佛蒙特的竞选阴谋，并断言他是佯装听命于杰斐逊。唯有伯尔曾参与公开拉票活动，杰斐逊、亚当斯和平克尼皆保持绅士风度，坚持回避巡回演说。伯尔和杰斐逊结盟是一桩将纽约州纳入共和党阵营的权益婚姻。“的确，我从未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杰斐逊后来谈到伯尔的时候说，“只是将他视为一支扭曲的枪或一件变形的武器，他的目标你永远捉摸不透”。[11]杰斐逊两次寻求这支扭曲的枪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足以显示他的玩世不恭和通权达变。反过来，伯尔依然认为在1796年大选中杰斐逊食言而导致自己在弗吉尼亚州只获得一张选票。“至于我的杰斐逊，”伯尔刻薄地写道，“在上次竞选发生那些事之后，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再出现在争议之中……若必须如此，我显然不应该再次被人玩弄”。[12]

尽管伯尔宣布他会把总统的职位让给杰斐逊，联邦党的领导人还是纷纷给汉密尔顿写信，谈及支持伯尔，以此终结弗吉尼亚政治主导地位的权宜之计。因为伯尔对金钱和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跟他达成一笔交易。与伯尔的道德沦丧相比，他们更担心杰斐逊的无神论（牧师告诉他们的会众，如果杰斐逊成为总统，他们将必须把圣经藏起来）和乌托邦思想。很多联邦党人认为，机会主义者要胜过一名危险的思想家。费舍尔·埃姆斯担心，杰斐逊“荒唐到完全相信自己的胡言乱语”，而伯尔至少还可能“给这个国家一些活力”。[13]约翰·马歇尔及其他人也认为，伯尔比杰斐逊更安全，杰斐逊有可能会重新制定宪法，让其符合“雅各宾派”的原则。

如果不得已必须做出选择，汉密尔顿更喜欢选择一个有原则的错误之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原则的人。“与伯尔利用联邦党人的扶持当选总统相比，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政治事件会更令我痛苦。”汉密尔顿告诉沃科特。如果联邦党选举了伯尔，人们将看到“莫大的耻辱和失败，因为他们竟然试图将政界最卑劣的人扶上政府第一把交椅”。[14]汉密尔顿从未用这样的言辞形容过亚当斯或杰斐逊。“任命伯尔为总统将使我们的国家在国外蒙羞，”他告诉塞奇威克，“与他达成的一切协议都不能够信赖”。[15]与其他联邦党人不同，汉密尔顿不认为伯尔将是一个疏于政务但毫无害处的总统。“他乐观到对一切事物抱有希望，大胆到敢于尝试任何事情，恶劣到不对任何事情有所顾虑。”汉密尔顿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16]从律师圈子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身背巨额债务，很可能愿意接受外国政府的贿赂。他向联邦党人详细讲述伯尔与荷兰公司的肮脏交易，以及曼哈顿公司背后的可耻骗局。

担任监察长之时，汉密尔顿曾与伯尔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将之复述给罗伯特·特鲁普和另外两个朋友。“监察长阁下，你现在处在军队领导人的位置上，”伯尔跟他说，“您拥有无上的才华和广泛的影响力。我们的宪法只是可悲的造纸机。您有权废除它，并给我们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也是您应该为您的朋友和国家做的事。”对此，汉密尔顿回答说：“首先，伯尔上校，我手下这点人马不足以达成您所提到的事；其次，即使足以达成，我也会因考虑到一种叫作‘道德’的东西而放弃这个企图。”当时已成为杰斐逊党人的伯尔重提美国的对法事宜，蔑视汉密尔顿前瞻后顾的态度，他说：“监察长阁下，对伟大的灵魂来说，世间一切都是有道德的！”[17]

汉密尔顿坚决反对伯尔，他告诉联邦党内的友人，如果他们选伯尔出任总统，他将立即从该党，甚至从公务生活中退出。汉密尔顿警告说，倘若支持伯尔，那么联邦党人等于“亲手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书”。[18]他还担心伯尔会排挤自己在政党中的领导地位，甚至召集对两党不再抱希望的人，试图组建另一支党派。无论如何，汉密尔顿都担心自己会遭遇冷落。难道他以政治生命为赌注去阻止亚当斯连任，只是为了给伯尔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到1800年12月末，正如汉密尔顿事先警告的那样，伯尔改变了主意：他不会刻意谋求总统职位，可是，倘若众议院选择他而不是杰斐逊，他也不会推辞。伯尔告诉塞缪尔·史密斯，他对别人说他即便当选为总统也会放弃的说法很生气。共和党人拥护他成为副总统，现在却不愿看到他当选总统，这个事实令他愤愤不平。伯尔以挑衅的姿态将事情推到危机的边缘。1月初，汉密尔顿听说伯尔获得了联邦党人的支持。到1月末的时候，他又听说联邦党人一致决定支持伯尔对抗杰斐逊。

面对伯尔登上总统宝座这可怕的一幕，汉密尔顿不得不对杰斐逊做出最坦率、最客观、最诚恳的评价。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人将杰斐逊贬损为懦夫，指责他挥霍无度、纵情享乐，热衷于煽动民众。联邦党人罗伯特·G.哈珀嘲笑杰斐逊适合去做“大学教授或者哲学协会的主席，但不应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首席执政官”。[19]但现在，汉密尔顿不得不与自己早先时候宣扬的、如今已根深蒂固的观念做斗争。

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承认自己曾说过许多不利于杰斐逊的言论：“我承认他的政治主张有些盲目和狂热……他城府很深，冥顽不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忽略事实真相，是一名可鄙的伪君子。”[20]同时，他认为杰斐逊空谈多于行动，可能会抛开自己的信念，成为一名谨小慎微的总统。汉密尔顿准确地预言，杰斐逊对法国的偏爱一旦失去政治价值，将会被无情丢弃（1800年1月29日，杰斐逊在获悉拿破仑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时写道，“美国人有必要明白，他们的品性和处境与法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21]这些言论被汉密尔顿念叨了10年）另外，他不相信杰斐逊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偏袒国会权力。汉密尔顿尖锐地指出，无论何时，杰斐逊都会支持总统权力，似乎是知道自己某日会继承总统职位，因此他不愿削弱行政部门的力量。汉密尔顿告诉特拉华州的詹姆斯·A.贝阿德：“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把自己视为享有期待权的人（也就是，对将来的继承有法定权利的人），他热切希望得到这个总统的职位。”[22]

围绕杰斐逊和伯尔的激烈辩论混杂在一堆关于联邦党人拒绝放弃权力的杂乱报告中。共和党人的一个设想是，穷途末路的联邦党人会阻挠两名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亚当斯会挑选一名继任者来领导临时政府。汉密尔顿的对手之一，参加过“威士忌叛乱”的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甚至猜想汉密尔顿将在僵局中控制住政府的军队突然袭击首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凯恩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共和党人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否决，那么有20000名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将开赴首都，逮捕所有另择他人为总统的众议员。伯尔表示赞成，任何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联邦党人都应该被“武力镇压”。[23]

听闻有人企图采取非法手段，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为不安，他认为任何干涉选举的行为都将是“最危险的，最不合适的”。[24]联邦党人对共和党的阴谋抱有自己的想象，汉密尔顿稍后声称，如果杰斐逊没有当上总统的话，共和党的各个团体已经串通好了要“剥夺重要联邦党人的领导权并掌握政府”。[25]一份联邦党报纸引证，杰斐逊的党羽正在酝酿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如果伯尔成为总统，“我们将进军首都，将他作为篡位者赶下台”；如果联邦党人胆敢“把总统的位子给蒙提塞罗的哲学家以外的人，10000名共和党精兵将即刻利剑出鞘，捍卫被侵犯的民权”。[26]当众议院试图缓解杰斐逊与伯尔之间的僵局时，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会火上浇油。直到1801年2月11日，各州总统选举人投票的情况在参议院正式公开，确认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杰斐逊和伯尔各自得到了73票，打成了平手。

此时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期满，联邦政府已迁入新首都波托马克。宣布选举结果的那一天飘着雪，被选定的作为首都的地方还是一个布满泥沼的破败村庄，几幢民居环绕着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亨利·亚当斯挖苦说，这是“没有身体的双翼”），白宫附近也是如此。[27]国会大厦的北翼楼尚未封顶，宾夕法尼亚大街散布着一根根树桩。鹌鹑和火鸡到处乱跑，不时响起猎人的枪声夹在建筑施工的声音中。这是个典型的南方市镇，居住了大约10000名白人市民，700名自由的黑人，还有3000名奴隶。实际上，将白宫和国会大厦建立起来的600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奴隶，他们的工资都被主人们克扣了。联邦政府的规模依然很小，他们从费城搬离时，所有的行政档案加起来只装了8个箱子。

在计票完毕之后，闹剧的**从参议院转移到了众议院。16个州各投一票，以反映各州代表团的多数意见，最后的胜利者需获得多数票也就是9张票以上。联邦党人在即将换届的国会中仍占有多数席位，他们对伯尔的偏爱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联邦党人的选票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各州，所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在第一轮投票中，6个州投了伯尔，8个州投了杰斐逊，后者只差一张票就能胜出。其余两个州，佛蒙特和马里兰的代表团中代表们的意见势均力敌，没有选出多数意见，最终弃票。由于伯尔和杰斐逊都没有得到9票，僵局为更多的流言打开了大门。有传闻说，弗吉尼亚州的国民护卫队已经整装待发了。

在汉密尔顿那抨击亚当斯的宣传册面世之后，汉密尔顿在联邦党内的势力一落千丈。他的判断现在也受到了质疑，他的行动被归因于个人恩怨。第一轮投票的僵局证实了他的感觉：自己的权威正在变弱。罗伯特·特鲁普写道：“汉密尔顿对此非常懊恼！为了挫败伯尔当选，他已经竭尽所能了，但一切都是徒劳……汉密尔顿声称，他在联邦党内的影响力一去不复返，他不再有用了。”[28]尽管如此，汉密尔顿也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已经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说，他能够很理智地支持杰斐逊，如果后者“确保以下几点：维护当前制度，尤其是关于政府信用的主要规章；维持一支海军；保持中立。那么他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杰斐逊”。[29]杰斐逊似乎拒绝任何交易。在合众国早期，关起门来达成的秘密协议，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君主制的残余。然而，汉密尔顿的策略是迂回前进，以求最终胜出。

在国会大厦上演的最终对决是一段漫长难熬的历程。第一次会议枯燥地持续了20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休会。茶点被端到口干舌燥的与会人员座位上。一些人披着外衣打盹，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板上小憩。一位起初因病缺席的众议员也被冒着风雪接过来了，安置在隔壁房间的一张行军**，等着在必要的时候投票。在这让人筋疲力尽的五天里，议员们煎熬了35轮投票，结果一直就是最初的8票对6票。旷日持久的进程不禁让人担心，绝望的联邦党人会将选举拖延到既定的3月4日就职典礼之后，再把他们指定的候选人送上总统宝座。

杰斐逊和伯尔事后都发誓说，他们在这35轮投票中都很清白，没有耍任何手段。近来美国史学界倾向于为伯尔开脱，认为他并没有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徇私舞弊，也未与人达成私下交易。在他投票前数周写的信件中，浪漫的情书似乎要比关于总统竞选的信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他的妻子，西奥多西娅于1794年死于胃癌）。除了桃色关系，伯尔还忙于纽约教区的政务，以及为自己唯一的掌上明珠西奥多西娅筹办婚礼。尽管如此，伯尔并没有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消极等待，他的沉默和怠慢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他将违逆共和党选举人的意图，挑战总统职位。乔安尼·弗里曼写道，伯尔犯下了“一个实质性的错误是，他一点都没有掩饰他对该职位的兴趣”。[30]汉密尔顿毫不怀疑伯尔正在谋求总统职位。罗伯特·特鲁普对鲁弗斯·金说：“汉密尔顿常说，他能够证明这一点，并且让任何法庭和陪审团都满意。”[31]

这种局势简直就是为杰斐逊而设计的，他善于开展隐晦、迁回的行动，坚决否认自己将为打破僵局而妥协，并告诉詹姆斯·门罗：“我已经向联邦党人非常明确地宣布，我不会通过投降来获得执政地位，我不会将双手绑起来入主白宫。”[32]无疑，杰斐逊相信自己所言属实，实际上，他对自己撒的谎要比对别人撒的还要多。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谈到杰斐逊时说：“他的记忆总是迎合自己的意愿，在开始欺骗别人之前，他似乎先欺骗了自己。”[33]他现在对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他拒绝了与联邦党人的谈判。

帮助代表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人是詹姆斯·A.贝阿德，一名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人。贝阿德是一名体格健壮的律师，因穿着讲究而出名。他在联邦党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投票给伯尔，已经重复了35次。作为一个小州的唯一代表，他的地位相当特殊：如果他改变自己的投票，那就意味着特拉华州的立场发生了逆转。整整两个月，汉密尔顿接二连三写信给他，将伯尔的缺点和异端逐一列出。在信中，汉密尔顿争辩说，伯尔非但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而且不断利用“群众一时的热情”：“我曾听他以赞成的口吻，说法国的体制，是将人的思想解放出来，让它有自然赋予的力量；当他挖空心思反对银行体制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场。”[34]

贝阿德不愿看到选举陷入僵局，但又无法抗拒联邦党人支持伯尔的声浪。当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暗示为了宪法他可能会投票给杰斐逊时，立刻有人呵斥他为“逃兵”！[35]自那次会议以后，贝阿德私下会见了杰斐逊的两个朋友——弗吉尼亚州的约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as）和马里兰州的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很可能受到汉密尔顿密集的来信的影响，贝阿德提出了联邦党人支持杰斐逊的一些前提条件：他必须保持汉密尔顿的财政制度不变，维持海军，留用内阁以下的各级联邦党官员。在与杰斐逊交谈之后，史密斯向贝阿德转达了杰斐逊的意见，说联邦党人不必担心上面提出来的几点，肯定能做到。这看起来像是一场交易，贝阿德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作为一名做事滴水不漏的政客，杰斐逊漫不经心地将自己与史密斯的会谈称作“一次私人会面，没有产生任何政治结果”。每一个涉及此事的人都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蒂莫西·皮克林声称，“某些众议员”把选票卖给杰斐逊，作为回报，他们得以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伯尔也处在同样的位置，做出同样的许诺”，他将会取代杰斐逊成为总统。[30]

也许是受到汉密尔顿的影响，贝阿德后来声称他早就怀疑伯尔是在利用联邦党人。在国会进行第36轮投票时，他提交了一张空白票，同时，佛蒙特州和马里兰州的联邦党人把原来的弃权票给了杰斐逊，杰斐逊获得了10票，明显取得了胜利。被两党同时抛弃的伯尔将在被人遗忘的政治角落度过余生。虽然他获得的票数排名第二，赢得了副总统一职，他同时也招致了总统当选人杰斐逊的憎恶。杰斐逊可能将他的胜利归功于汉密尔顿，也同样归功于其他一些政客。汉密尔顿先用宣传册给了亚当斯当头一棒，虽不致命却也给他留下了伤疤，接着又阻挠伯尔向总统宝座逼近，并为联邦党人和杰斐逊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未能取得连任资格的在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有了创造先例的机会，并很体面地结束了他的任期。但是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天中，他独自沉思，哀悼不久前死去的酒鬼儿子查尔斯，尽管他拒绝再与儿子见面。1801年3月4日，亚当斯，这个秃顶瘪嘴的坏脾气老头，在清晨4点爬上一辆公共马车，于杰斐逊宣誓就职前八小时动身前往马萨诸塞州。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拒绝参加其继任者就职演说的总统。“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哀叹道，“上帝保佑，但愿不要随之而来一个恐怖的时代。”[37]

在那天早晨10点，亚伦·伯尔在参议院大厅宣誓就任副总统，然后退到那张他将坐满四年的椅子上，开始管理参议院。临近中午，杰斐逊在亚当斯内阁的陪同下现身。为了显示出共和党人的朴素，新总统身穿普通的服装，在一队态度谦卑的民兵后面游行。大获全胜的杰斐逊相信他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完全可以在就职演说中展示宽宏大量。在安抚的语气中，他用温柔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发表讲话：“我们各有其名，却是原则一致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38]正如约瑟夫·伊利斯说过，在杰斐逊演说的手写稿中，他并没有把“共和党人（republicans）”和“联邦党人（federalists）”的首写字母大写，这使得他的著名演讲所展现的雅量大打折扣。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杰斐逊说要“把联邦主义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杰斐逊似乎又表达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观点。[39]

汉密尔顿遵从杰斐逊与联邦党人达成的心照不宣的交易，在纽约市密切关注就职演说的全过程。他很高兴看到杰斐逊承诺尊重短期债券制度、国债和《杰伊条约》。汉密尔顿写道，“我们将这份就职演说，视为他希望真诚地收回以前的误解，总统向国民保证不会去尝试那些危险的变革，在本质上将会跟随前任的脚步继续前进”。[40]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两党联立基调不会持续太久。

汉密尔顿凭直觉准确地感知，杰斐逊一旦就职，将不会拒绝他在野期间所唾弃的行政权力。麦迪逊被任命为国务卿，艾伯特·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加勒廷一直是汉密尔顿的批评者，他在竞选期间发表了一本宣传册，声称汉密尔顿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公共债务的规模。虽然他在当国会议员时猛烈抨击合众国第一银行，但是担任了财政部长之后，加勒廷还是发现了汉密尔顿创立它的意义，而当国会议员时他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同时，汉密尔顿回到其作为无冕先知地位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