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措辞严厉地撰写一份针对约翰·亚当斯的控诉书时，汉密尔顿做了一件形同政治自杀的错事，从而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正如当年的雷诺兹宣传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天生就具有强烈的自残倾向，能够不假思索地向悬崖迈进。18世纪90年代末的那段时间，最能显现出他的这些性格。古维内尔·莫里斯曾经评论说，汉密尔顿“一旦形成某个想法，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1]

汉密尔顿发现很难消除心中的仇恨。如果他不喜欢某个人，他会一直想着，最终会通过付之于文字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评论说：“他天性率直，一旦对公众人物或政策形成某种看法，他总是不吐不快，这种脾气有时会让他引火烧身。”[2]即便是艾丽萨，在后来也承认她那受人崇拜的丈夫的性格“对于民主社会而言，或许过于直率和独立”。[3]

在汉密尔顿担任监察长期间，他一直克制着压抑在心中的对亚当斯的怒火，但是到了1800年7月，他的部队被解散了，他在脱下军装后，开始随心所欲地抨击总统。他要报复此前遭受的所有冷落和诋毁，所有对自己私生子身份的羞辱。在麦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雇后，汉密尔顿不仅仅对他们表示同情，还鼓励他们保存能揭发总统的内部文件。“请允许我提个建议，”他对皮克林说，“你们应当保留这些文件的副本和摘录，从而能够向世人揭露杰斐逊和亚当斯的真面目。”[4]皮克林赞成汉密尔顿的计划：“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必要无所顾忌地将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呈现在大家面前，也许我有能力提供一些事实。”[5]由于怀疑亚当斯和杰斐逊达成了秘密的竞选协议，汉密尔顿告诉麦克亨利：“请尽可能提供你看到的他与杰斐逊先生联手的迹象。”[6]

汉密尔顿最终与那些牢骚满腹的内阁成员合作，包括三人内阁小组中未被解职的小奥利弗·沃科特，能干但没有魄力的财政部长。即便亚当斯认为沃科特比麦克亨利和皮克林更忠诚，沃科特还是认为总统是一个火药桶。关于亚当斯，他告诉费舍尔·埃姆斯说：“我们知道他性如烈火，睚眦必报……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暴躁、自私。”[7]沃科特反对亚当斯跟法国和平共处的提案，认为那是纯粹为了拉选票而设计的“外交游戏”。[8]然而，沃科特有时也对汉密尔顿曝光亚当斯的想法不置可否，他认为“人们已经相信他们的总统是疯狂的”。[9]最终沃科特确信亚当斯会垮台，于是告诉汉密尔顿，必须有人写点东西，“揭露那些将亚当斯塑造为一个高贵形象的人是多么愚蠢”。[10]

在对亚当斯的长篇控诉中，汉密尔顿大量参考了麦克亨利、皮克林和小沃科特提供的资料。汉密尔顿知道，这三个人会被亚当斯指责为叛徒，然而，如果缺乏这些文件的支撑，他的宣传册就失去了可信度。在联邦党高层，关于亚当斯神经质的故事或许已是耳熟能详，但它们在圈外却鲜为人知。汉密尔顿还强调亚当斯无礼对待内阁成员，以免读者误以为他对亚当斯的指责仅仅是出于对解散军队的私人怨恨。亚当斯对前内阁成员的行为感到震惊，他的三名离职的阁员竟然出卖了他。“在汉密尔顿宣传册中，”他对一位朋友说，“有许多材料应该是只能由我和内阁成员传阅的”。[11]在这些揭发文件中，亚当斯看见了“背叛和出卖”的影子。[12]

8月初，汉密尔顿处于战斗的心境。7月12日，《黎明报》刊登了一篇指责他的文章，称这位“道德高尚、人品端方的财政部领导”在职时，成立了一个操控媒体和政府雇员的“阴谋集团”。[13]汉密尔顿对这篇胡说八道的文章很生气，他告诉沃科特说他可能提起诽谤之诉：“你瞧，我现在有多么好斗。”[14]

汉密尔顿的斗志有多强？这在1800年8月1日就已经很清楚了，听说亚当斯称他为“英国走狗”，汉密尔顿整个夏天都处于暴怒之中。他用盛气凌人的口吻给总统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

不断有人告诉我，您在不同场合宣称国内存在一个英国党，其中包括联邦党的很多领导者或有影响力的人物，您明确指出我是此派系的一员。阁下，我不得不指出，您不应该在未经验证的前提下，就做出可能会伤害别人的断言或暗讽。[15]

汉密尔顿要求对方出示相关证据。正如亚当斯从以上措辞中所获知的那样，汉密尔顿向美国总统发起了一场荣誉之战。很多战斗都始于一方专横地要求另一方对某些谣言做出解释。由于对方语气傲慢，也可能是深知难以证实自己的指控，亚当斯没有回复。汉密尔顿料定亚当斯不会理睬自己。10月1日，他又给亚当斯发去了一封继续追问此事的短信，称那些不利于他的断言是“卑鄙、恶毒、导致别人痛苦的诽谤之语，甚至缺乏一个托词来掩饰操纵者的愚蠢和卑劣”。[16]这些言辞用在一位总统身上绝对属于无礼，由此断绝了二人再有任何交往的可能性。

一旦付诸行动了，具有战斗精神的汉密尔顿就不会停下。猜到汉密尔顿即将发表公开信，联邦党骨干疑虑顿生。乔治·卡伯特告诉汉密尔顿，对亚当斯谨慎又不失温和的批评会让胜利的天平向平克尼倾斜，但要联邦党人废弃亚当斯只恐为时已晚。他担心汉密尔顿的过激行为会引起猜忌和纠纷。“尽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从揭示亚当斯的不当行为中获得一些利益，”卡伯特写道，“我仍认为您不应当把个人声誉押在这场斗争中。这会让对手得渔翁之利，并指责您是一名危险分子。”[17]左右摇摆的沃科特也提醒汉密尔顿，他的信可能会引起联邦党人的分裂，但汉密尔顿并没有被吓住，还是义无反顾发出了他的信。

汉密尔顿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反对亚当斯的文字会弄得满城风雨。起初，他认为这只是一封会流转于新英格兰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权势人物之间的私人信函，他希望那里的选举人能够帮助平克尼战胜亚当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黎明报》和其他图谋不轨的共和党报纸很快就获得了他的信，并节选刊登在报纸上。

他们是如何获得汉密尔顿的信件的呢？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是伯尔拿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有选择地向报刊提供了节录。事实上，披露玛丽亚·雷诺兹宣传册的那个约翰·贝克利很可能是向《黎明报》输送消息的渠道。共和党人知道，发表汉密尔顿的信件会加深联邦党内的分裂。贝克利幸灾乐祸地看着汉密尔顿的失误，并希望给他的前程致命一击。“他妄图篡夺华盛顿的军事指挥权，掩盖丑恶的罪行，他的生命必将在耻辱中终结。”贝克利对一位朋友这样说。[18]亚当斯的外甥威廉·肖（William Shaw）证实，那封信函“立即被送给身在费城的前众议院书记员贝克利，他将其中的节录发表在《黎明报》上，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这件事”。[19]

那些出现在《黎明报》和其他共和党报纸刊登的摘要迫使汉密尔顿改变计划，以宣传册的形式公开发表自己的信函。他更希望人们能阅读整篇文章，而不是敌人别有用心的节选。此外，汉密尔顿也把这些文字作为对亚当斯未回复质问的一种反击。因此，与惯用的匿名做法相反，汉密尔顿这次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份54页的宣传册在1800年10月24日发行，汉密尔顿当时正在奥尔巴尼的纽约最高法院参加一个案件的辩论。现在这些文字已经在全国人民中传播了，而不是局限在特定的范围。

在“雷诺兹宣传册”中，汉密尔顿暴露的仅仅是自己的有勇无谋；在亚当斯宣传册中，他却同时展现了自己的错误判断和亚当斯的反复无常。麦迪逊兴冲冲地致信杰斐逊：“我们欢庆吧，共和党人或许会大获全胜。”[20]《黎明报》的主编威廉·杜安更是欢呼雀跃，“对相关党派而言，这一本宣传册的杀伤力就超过了美国所有报社员工的努力”。[21]联邦党人对汉密尔顿的糊涂行为目瞪口呆。诺亚·韦伯斯特说，汉密尔顿的“野心、自负和傲慢”，让他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枭雄”的危险。[22]对宣传册的咒骂声在几代人甚至在最崇拜汉密尔顿的人中间都余音不绝。亨利·卡伯特·洛奇将这封信诋毁为“一件冲动之下的荒唐事，在紧锣密鼓且前途未卜的总统竞选行将开始之前，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疯了”。[23]

《汉密尔顿关于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公共行为与品性的信函》，是对亚当斯私人生活和总统职责的无礼审查。作者称，他曾欣赏亚当斯：“无数人崇敬亚当斯先生在革命初期的作为，我也不例外。”[24]然而，18世纪8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国会任职期间，亚当斯的光环消失，因为后者“不幸”表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一种是极端的自负，一种是足以让任何人失色的嫉妒”。[25]汉密尔顿把担任总统后的亚当斯描述为“一个是与非、才智与荒谬的复杂混合体”。[26]尽管承认亚当斯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家，但同时批评了他在处理对法关系时出尔反尔的行为，叙述他怎样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及对詹姆斯·麦克亨利“充满羞辱的非难与苛责”。[27]

汉密尔顿不满足于列举亚当斯对政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开始倾倒个人宿怨。他抱怨说，总统在华盛顿去世之后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并引证说：“亚当斯先生肆无忌惮地对我恶意凌辱……称我丧失了一切道德准则……并且诬蔑我是‘英国党’的领导人。”[28]如此专门的申辩让汉密尔顿显得小肚鸡肠，更像一个藏怒宿怨、斤斤计较之人，而不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政党领袖。

宣传册的最后部分似乎尤其荒唐。在抨击亚当斯的不端行为后，他又支持亚当斯连任总统，并建议选举人在亚当斯与平克尼之间公平投票。他预言，如果联邦党人团结起来支持二者，那他们一定能“把忠诚的联邦党人确信不适合参选的第三个人排除在外”，矛头直指杰斐逊。[29]对于一个有着汉密尔顿这般无与伦比的才智的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部疯狂的拙作，只是一纸怨言而已。

然而，无法否认，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素描全部来自他的见闻。亚当斯并不像汉密尔顿断言的那样已经“发疯”，但他的确放纵自己做出有失体统的行为。这些行为中，有胡说八道的疯话，有诅咒，有下流的评论，还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形。汉密尔顿引用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人对亚当斯的私下议论，并综合了内阁成员和其他联邦党人所目击的有关亚当斯的古怪、善变的行为。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尽管汉密尔顿有政治偏见，但“他提出了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萦绕在亚当斯的名声周围的问题：如果一位开国元勋在性格稳定性上有极大的缺陷，人们会怎么想”？[30]

一些联邦党人证实了这些描述的准确性。马萨诸塞的本杰明·古德休赞叹了汉密尔顿的勇气：“在涉及亚当斯先生的问题上，明哲保身的策略一直迫使我们保持沉默。公众亦因此形成对他有利的看法，当然也就反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了。”[31]来自马里兰州的前参议员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同样也在为这封信叫好：“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本宣传册的观点是真实的。毋庸讳言，亚当斯先生不适合担任总统，所有选举人和民众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我认为，对公众隐藏他的不称职是一种叛国行为。”[32]也有一些联邦党人，比如新罕布什尔州的威廉·普卢默，低调地说汉密尔顿以文字形式公开宣传实属鲁莽之举：“亚当斯先生执政期间的确有很多不合规范或时宜的行为。他故意忽视或者毫不掩饰蔑视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或许是他随心所欲的证明，但也可能是岁月削弱了他的才智和耐心。”[33]

总的来看，只有一小部分政客支持汉密尔顿，大多数联邦党人和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这篇言辞冲动的文章，令人遗憾地让汉密尔顿显得虚伪和轻率，尤其是当人们把他再次与雷诺兹宣传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罗伯特·特鲁普说，汉密尔顿的信遭到了一致谴责：“就轻率这一点来看，它和之前汉密尔顿发表的涉及自身隐私的宣传册相同，我们的朋友无一例外谴责他的鲁莽，我们的敌人更是欢呼声一片。”[34]特鲁普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恐怕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杰斐逊当选总统，他坚信，这本宣传册会损害汉密尔顿对忠诚的联邦党人的影响力。[35]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杰斐逊也相信这本宣传册让亚当斯连任的梦想化为乌有。

看到自己的私人信函被广为传播，汉密尔顿起初感到手足无措，稍后又声称乐于看到它被传播。和亚当斯一样，他被骄傲冲昏了头。乔治·卡伯特告诉汉密尔顿，就连他最“值得尊重的朋友”都指责他不该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自我和自负”。[36]当特鲁普说他害怕对联邦党的事业造成冲击时，汉密尔顿则坚持认为它正被人们以“极大的热情”阅读着，并且将“给我们带来好处”。[37]汉密尔顿严重偏离了常识，他甚至向麦克亨利和皮克林征求“最新秘闻”，试图再发表一篇拓展性文章。[38]看到自己的言论被擅自公开，麦克亨利惊呆了。小奥利弗·沃科特对汉密尔顿的“续写计划”很警惕，敦促麦克亨利给他写信，“责令”他不要做出此类行为。[39]经过慎重考虑，汉密尔顿总算打消了这个念头。

毋庸置疑，亚当斯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他对这本宣传册不屑一顾，以免抬高它的身价。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对作者的遗憾比对我自己的遗憾更深，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对他的伤害更甚于我。”亚当斯落井下石，再次对汉密尔顿做出荒谬指控：汉密尔顿曾敲诈华盛顿，威胁说要发表“关于他的品性和行为的宣传册”。[40]对亚当斯而言，在全国大选前夕公开回应只会加重联邦党高层的混乱。阿比盖尔·亚当斯私下给汉密尔顿取一些经常被用来形容她丈夫的绰号，并嘲笑他“软弱、自负和野心勃勃”。[41]

亚当斯的确写了一篇驳斥汉密尔顿宣传册的文章，却听任它躺在抽屉里覆满灰尘。然而，他和汉密尔顿一样无法长时间保持沉默，在汉密尔顿去世之后，他公开了这篇文章。汉密尔顿死的方式并没有让亚当斯感到不安，他说：“不允许自己的品性蒙受无耻的诽谤，即使中伤自己的人被一颗子弹击中脊柱，在愧疚中死去，也不能平息他对自己的伤害。”[42]1809年，亚当斯开始利用《波士顿爱国者》（The Boston Patriot）刊物为自己的总统生涯做精心辩护，每周一期的连载持续了将近三年，亚当斯表现得完全就像汉密尔顿多年前就声称的那样变化无常。他完全否定汉密尔顿的宣传册，声称它“出自凭空的臆想、混乱的谣言和伪造的材料”。[43]他并不满足于消除宣传册的影响，展示出汉密尔顿所声讨的另一个特征：睚眦必报。亚当斯重提汉密尔顿生于外国，与美国人的性格格格不入，指责他并非真正的爱国者，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子，批判他幼稚浅薄，对军事知识一知半解，甚至谩骂他是一名无能的财政部长，只会整天正襟危坐地撰写“充满野心的报告”，推诿部下去操持部门工作。跟大多数人一样，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对别人身上的缺点异乎寻常的敏感，事实上，这些缺点他们本身都有。

尽管联邦党人同室操戈，他们却在总统竞选中出人意料地几乎与共和党人平分秋色。杰斐逊和伯尔每人得到73张选票，打了个平手，而亚当斯和平克尼也分别拉到65张和64张选票。不出所料，新英格兰各州无一例外都支持亚当斯，而杰斐逊则几乎笼络到整个南方州县的支持。曾让汉密尔顿和伯尔陷入政治闹剧的1800年纽约州选举，对大选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纽约州将全部12张选票一致投给共和党人，使其占据了绝对优势。大卫·麦卡洛指出了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杰斐逊，这位痛恨城市的农业立国论倡导者，所获得的最后政治胜利却要归功于纽约这个大都市。”[44]

约翰·亚当斯坚信，是汉密尔顿的宣传册葬送了自己的总统生涯。亚当斯后来说：“如果汉密尔顿的目的是击败现任总统，那么他选择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45]还有一次，亚当斯斥责汉密尔顿及其朋党是“先自杀然后指控我谋杀”。[46]后来，有一些学者质疑过宣传册对投票产生的直接影响。要知道，在汉密尔顿发表宣传册之前，大多数州的总统选举人已由州议会选出。在那些尚未选出选举人的州，其最终结果也和事先预料的差不多。汉密尔顿曾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使查尔斯·平克尼在其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获得支持，但共和党人却将整个州的选举名额收入囊中。

许多评论家认为，汉密尔顿逐渐消耗了自己的声望，他的宣传册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特鲁普说，“我相信，他的宣传册没有改变选举中的任何一张票”。它所暴露出的“极其不冷静”属于汉密尔顿而非亚当斯。[47]联邦党人并未遵从汉密尔顿的建议，即为确保平克尼当选，减少给亚当斯的选票。这是汉密尔顿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以及在联邦党内无可争议的地位。不过，纵然这本宣传册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轻如鸿毛，它还是加速了联邦党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的崩塌。亚当斯确信，汉密尔顿的“野心、诡计和密谋会摧毁联邦党的事业”。[48]联邦党将继续存在一二十年，但除新英格兰之外，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联邦党的衰败粉碎了汉密尔顿重获高层领导权的任何机会，更不用说当总统了。

为什么汉密尔顿导致了联邦党人内部的这场混乱呢？像往常一样，他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全国性的危机状态，要么是法国的侵略，要么是内战，并确信亚当斯会玷污联邦制。还不如踢开亚当斯，让杰斐逊管理一段时间，以免联邦党的纯正意识形态被掺入杂质。在评述亚当斯对联邦党的领导时，汉密尔顿说：“如果要为一个少德无才、刚愎自用的人牺牲我们的事业，我将退出该党，独自展开行动。”[49]汉密尔顿确信自己有能力收拾残局。他未曾料到的是，在侵扰亚当斯美梦的同时，他也毁坏了自己的事业。联邦党自此一蹶不振。

1800年总统选举中的这场喧嚣，隐藏着重塑美国政体的需求，并导致了共和党成为多数党的意识形态巨变。由于汉密尔顿的信没起到任何作用，在角逐联邦众议院席位时，共和党人以更大的优势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得到65个席位，联邦党人则获得41个。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联邦党人一连串不得人心的行为的失望：《杰伊条约》，《侨民法与镇压叛乱法》，敌视法国的政策，汉密尔顿麾下的庞大军队，以及为军备征收的税款。1800年选举第一次揭示了美国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核心力量——民意，它排斥任何被认为是极端行为的事件。

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之争还揭示了联邦党存在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这或许可以解释联邦党最终的消亡。詹姆斯·麦克亨利向小奥利弗·沃科特抱怨他们的领导人说：“这些人只是相互通信，在引导民心方面却毫无建树。”[50]联邦党人只是向选举人大声疾呼，却从未尝试发动一场基础广泛的民众运动。汉密尔顿意欲主导选举人，他想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而不是征询民意。他采取了强硬的、永不妥协的立场，并因在一个渴望简单的政治文化中拥有深奥思想而沾沾自喜。汉密尔顿是一位成功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却不是普通选民的合格领导者。他过于聪明，以致无法吸引大众的好感。费舍尔·埃姆斯在谈及汉密尔顿时说：“普通人不想要一个‘因天赋和教养而高高在上’的领导者。”[51]

作为开国元勋中一位理性的智者，汉密尔顿总是扮演着“败兴者”的角色，他经常给民众泼冷水，从不相信人性是可以不断完善的，并再三违背美国政治的第一信条：对选民发表演说时，必须时刻保持乐观。对那些奉承美国民众是地球上最优秀、最文明的人，对否认他们需要向欧洲社会学习的言论，他总是退避三舍。他不善于谈论那些成为美国政治主流的令人振奋的主题。作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例外论”怀疑者，汉密尔顿拒绝相信这个国家无须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如果说汉密尔顿是从阴暗面来审视世界，能够更清醒地看到人类的局限性，那么杰斐逊则是透过“乐观的眼镜”来观察万物，并对人类的潜能充满信心。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相信民主，但前者对被统治者更加不信任，后者则对统治者持较多的怀疑态度。作为空想家和老练政客的怪异混合体，杰斐逊擅于拿捏积极乐观的语汇和满怀憧憬的主题，他的那些词汇和主题成了美国政治的主流。他频繁地向民众的智慧致敬。在1800年大选前，联邦党人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把杰斐逊的竞选方式比作“谎言神龛里飘来的香甜，用于取悦自以为是的狂人和蠢材”。[52]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解释了为什么杰斐逊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说亚当斯一直“像皮条客那样迎合大众的**”。[53]我们应将现在美国独立日中那些自我庆贺的言辞，以及“美国是全人类灯塔”的狂热信念归功于杰斐逊。杰斐逊告诉约翰·迪金森，“我们的革命及其成果将会改善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54]至少在报纸上，杰斐逊对民众的理解似乎比汉密尔顿更面面俱到，后者总是担心民众变化无常和难免犯错。

在讲了这些之后，必须补充一点，将1800年的大选结果简单地视为“进步的”杰斐逊战胜“反动的”汉密尔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联邦党当政时期的3任总统取得了令畏惧联邦政府权力的共和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炫目成就。在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的指引下，联邦党人留给美国一个稳固的联邦政府，包括一家中央银行、偿债基金、高评级信用、税收制度、海关系统、海岸警卫队、海军，以及其他一些保证能够维护自由的机构。他们激活了重要的宪法原则，为美国宪法引入灵活性，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并为行政部门的内外政策设定了积极的基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密尔顿以共和党人不敢想的方式，用一系列财政计划巩固了这个国家。当乌托邦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热情在杰斐逊的诸多追随者中盛行之时，汉密尔顿为这个国家树立了法律原则和资本主义文化。出于对国家权力的畏惧，对中央权威的憎恶，以及对宪法的狭义理解，共和党人会发现，他们即使有机会，也很难创立这些彪炳千秋的历史功勋。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项前瞻性议程：建设一个拥有市场经济和强大中央政府的现代民主国家。在更广阔的经济层面上，他的精英主义视角为民众带去杰斐逊在政治层面上积极维护的自由。在被对手冠以“贵族”头衔的保守联邦党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废奴主义者，这绝非巧合。他们或许信奉精英主义，但他们是开放的、流动的精英，是基于品质和金钱的精英，而非基于出身和血缘，这与南方种植园主阶层形成鲜明对比。北方的经济制度将民主和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并逐渐构成美国的立国之本。1800年大选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正义对邪恶或平民对贵族的胜利。

共和党在1800年大选中的胜利也意味着南方蓄奴州获得了优势地位。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这3名弗吉尼亚州奴隶主将领导白宫24年。这些拥护“民主”的贵族不仅拥有成百上千名奴隶，还利用宪法中最不民主的规定牟利：奴隶制的合法性以及南方各州在计算选票时可以将被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包括在内。（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联邦比例”，约翰·亚当斯就可以在1800年大选中击败托马斯·麦迪逊。）宪法不仅包容奴隶制，甚至还鼓励这种制度。蒂莫西·皮克林猛烈抨击“黑人总统和黑人国会”，指责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五分之三规则”。[55]这种偏见也加剧了美国南方对北方的对抗，也深刻地损害了杰斐逊派所倡导的“民主”形象。在华盛顿卸任之后的72年间，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占据总统职位长达近50年。在这些蓄奴的平民主义者中，许多人被后世颂扬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与此同时，崇尚自我奋斗的汉密尔顿，一位热情的废奴主义者和精英政治的忠诚信徒，却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成为替富人和特权阶层辩护的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