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履行新部队监察长职责的同时，汉密尔顿仍会抽空料理一些案件。刑事案件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他比较喜欢内容涉及宪法问题的民事案件或者能产生丰厚律师费的商业案件。在偶尔承接的刑事案件中，他通常会为劣势方免费提供律师服务，这再次说明，历史上把汉密尔顿描述成一个骄狂的势利之徒是不正确的。1800年春天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名叫利维·威克斯（Levi Weeks）的年轻木匠被错误地指控谋杀。如同在战后一些涉及亲英派案件中的表现一样，汉密尔顿无法接受公众要求，对当事人实施残酷报复。

在纽约的犯罪记录中，利维·威克斯一案经常被称作“曼哈顿水井惨案（Manhattan Well Tragedy）”，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在这起案件中再次相遇。乍一看，案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纯洁少女被流氓男友无情抛弃的老故事。1799年12月22日那个下雪的夜晚，22岁的古里尔马·桑兹（Gulielma Sands）离开了她在格林威治大街的住所。她寄居在亲戚家，房东是贵格会中令人尊敬的凯瑟琳和伊莱亚斯·林夫妇（Catherine and Elias Ring）。人们相信她跟她的男友利维·威克斯私奔了，威克斯也是这栋房子的租客之一，并且有人看到她离开前与他在谈话。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威克斯独自一人回到了伊莱亚斯·林的家，询问桑兹是否已上床睡觉，却惊讶地发现她压根儿就没回来。1月2日，人们在曼哈顿公司所属的一口水井内发现了桑兹的尸体，死者衣衫完好。或许是因为他创办了这家公司，因此亚伦·伯尔和汉密尔顿还有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为利维·威克斯辩护，否认谋杀指控。

古里尔马·桑兹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尸斑，脸部和胸部瘀伤严重。公众被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震惊了，街头小报猜测她已经怀孕才被威克斯谋杀的。伊莱亚斯·林和凯瑟琳夫妇对这一猜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莱亚斯回忆说，桑兹失踪的那个晚上，威克斯回家时，“看起来面如死灰，浑身上下就像一个簧片那样不停抖动”。[1]林夫妇甚至在其经营的家庭旅馆举办了令人感到恐怖的展览。他们将棺材中桑兹的尸体展示了三天，然后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搁了一天，以满足人们残忍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判断她是否怀孕（验尸陪审团说她没有怀孕）。声讨利维·威克斯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据一名当地人的日记记载“人们几乎不谈论别的事情，只有曼哈顿公司水井里有一个可怕的幽灵的流言在满天飞舞”。[2]对威克斯的诉讼带着浓重的女巫般的复仇情绪。起诉书中说道：“在他的眼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却被魔鬼的怂恿所驱使和**”，威克斯在谋杀之前“毒打并辱骂了”桑兹，然后将她推进了水井里。[3]

人民诉利维·威克斯（The People v. Levi Weeks）一案3月31日在华尔街上旧的市政大厦，也就是华盛顿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联邦大厦里开庭。参加的群众人山人海，治安官不得不将“无聊的看客驱逐出法庭”。[4]利维·威克斯能够听到群众在外面要他以血还血的高呼声：“处死他！处死他！”[5]该案在汉密尔顿的律师职业生涯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当时作为法庭书记员，也就是后来担任《纽约晚间邮报》（New-York Evening Post）主编的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速记稿，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尽管科尔曼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由哪位辩护律师发言，我们仍可以有根据地做出一些猜测。比如，以华丽的风格开始辩护的那名滔滔不绝的律师，让人更多想到是汉密尔顿，而不是平时说话较为简洁朴实的伯尔。

我知道，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势力图谋摧毁被告的名誉，意欲不经庄严公正的审判就将其作为宗教迫害的祭品……我们已经见证了为激发群众热情并将公众愤怒的矛头指向被告人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为什么尸体要以一种最无耻最令人震惊的方式在大街上展示几天呢？通过这种方式，先生们，舆论开始不利于被告，这位年轻人早在当庭审判之前就受到了众人的谴责。[6]

利维·威克斯竟然能够聚集一个由3位纽约著名大律师组成的团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经历了曼哈顿公司骗局之后，汉密尔顿恐怕不会对伯尔有多少好感。他接手辩护工作可能是出于他与利维的兄弟埃兹拉·威克斯（Ezra Weeks）的友谊，他曾雇用埃兹拉在纽约市北部为自己修建一幢周末度假住宅。汉密尔顿会与伯尔合作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审判是在将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选举的前夕进行的，3名律师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想错过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刑事案件中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审判速度之慢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55名证人花了3天的时间出庭作证，庭审每天都持续到深夜。精力充沛的辩护团队为利维·威克斯构建了可靠的不在场证据，声称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与埃兹拉在一起吃饭。在用餐期间，汉密尔顿新宅的建筑设计师小约翰·B.麦库姆（John B.McComb, Jr.）也来了。他们看到利维精神很好，很快乐，把丰盛的食物一扫而光。根据医学专家的说法，辩护人也得出了对他们有利的意见：古里尔马·桑兹尸体上的瘀青很可能是由于浸泡或者由于尸体解剖本身所致，因此死者也有可能是自杀。（验尸官的报告已经断定，死因是溺水而非殴打。）辩护律师也对伊莱亚斯·林夫妇的证言表示质疑，他们证实男主人伊莱亚斯·林可能已经与古里尔马·桑兹私通，另外，桑兹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天真少女，她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林家的形象由一个被破坏了的上流社会成员云集之所，变成了一个类似暗娼流莺聚合的地方。

随着审判的进展，辩护人对理查德·克劳奇（Richard Croucher）提出了怀疑。他是一个品行值得怀疑的女装商人，他一直极力煽动民众对利维·威克斯的怨恨。克劳奇一年前从英国来到纽约市，也是乌烟瘴气的林宅中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房客。他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之一，似乎在迫不及待地传播利维·威克斯和古里尔马·桑兹之间的暧昧故事。在辩护律师的质问下，他承认曾与威克斯发生争吵，从而引发人们对其证词可靠性的质疑。

庭审中的一段插曲后来成为流传于汉密尔顿崇拜者当中的一段传奇。当克劳奇出庭做证时，汉密尔顿在对方脸庞的两侧放置蜡烛，让他显得面目狰狞。据说，为了威吓克劳奇认罪，汉密尔顿言之凿凿，“陪审团将留意他面部的每一块肌肉和游移不定的眼神。我恳请你们从这个人的外貌看透他的内心”。[7]然而，亚伦·伯尔后来声称是自己从辩护席上抓起烛台，拿着它走向克劳奇，戏剧般地宣布“仔细看看杀人犯吧，先生们！”[8]心虚的克劳奇魂飞魄散，惊恐地逃离了法庭。我们通过科尔曼的速记稿可以看到，这个著名的时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名证人证实了克劳奇令人生厌的性格，随后，“被告的一名辩护律师托着烛台靠近站在人群中的克劳奇的脸，询问证人说的是否为站在人群中的这个人。证人回答‘是’”。[9]汉密尔顿或者伯尔很可能快速地把蜡烛放到克劳奇前面，在烛光因晃动而产生的摇曳中，克劳奇看起来因为心虚而退缩了一下，但他从未承认犯罪。克劳奇的嫌疑在三个月后被增强：他在藏污纳垢的林家住宅中强奸一名13岁女孩，被人当场抓获。

案件拖到1800年4月2日凌晨一点半时终于结束了。被告连续受审44个小时，身心俱疲。汉密尔顿提到，在座者似乎都已“累倒”，因此他放弃结案陈词的权利，只是说“相信人们会根据事实做出公断”。汉密尔顿很自信，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繁冗的解释”了。[10]他和他的同伴们让人信服地证明了利维·威克斯的确不在命案现场，这一点无懈可击。负面证词或者不值一提，或者不足为惧，并且被告也不存在残忍杀害未婚妻的作案动机。陪审团对此表示认同。威廉·科尔曼在速记稿的末尾写的是：“陪审团休庭商议，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做出裁决：无罪释放。”[11]这份裁决宣告了辩护律师的胜利，却让林夫妇颜面扫地。汉密尔顿大步走出法庭时，凯瑟琳·林挥舞着拳头咆哮：“如果你今后能善终，我将认为上天也缺失正义。”[12]

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华尔街法庭慷慨陈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选举州立法机关而在4月底进行的地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纽约政治：它可能会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由于约翰·亚当斯牢牢地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而托马斯·杰斐逊同样在南方也是如此，因此选举的关键就在靠近大西洋的中部州的选票，尤其是有12张选票的纽约。根据宪法规定，各州有权决定如何选出本州的总统选举人，纽约州的方法是由州参众两院联合投票。联邦党人在两院中均占大多数，然而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共和党和联邦党却平分秋色。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市的投票结果会影响到州立法机关席位的平衡，进而影响纽约州的选举人名单，最后影响到总统选举。

杰斐逊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3月初对麦迪逊说：“如果纽约市的选举结果偏向共和党人”，则全国大选的最终获胜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13]在汉密尔顿身边的联邦党人也认为，4月的选举给了他们一个阻止亚当斯连任的重要一步，希望能够找一位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联邦党候选人。罗伯特·特鲁普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说：“这次选举将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亚当斯先生旧日的盟友中弥漫着嫌弃他的情绪。”[14]

纽约市选举的重要性为善于钻营的投机政客亚伦·伯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知道共和党人希望从北方地区选出一位副总统候选人，以求在地域上平衡全国的投票。如果他能让纽约投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他可能就会成功地利用这一功绩，要求一个仅次于杰斐逊的职位。伯尔知道，在美国当时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北方的一个叛逆者如果与南方的共和党势力联手，可能会成为扭转乾坤力量。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心中一直担心的梦魇：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共和党势力在选举中达成某种交易。

在那年春天纽约市的选举中，汉密尔顿和伯尔不顾身份，亲自投身到下曼哈顿选区的政治洪流中。4月15日，汉密尔顿与他的联邦党盟友在唐提咖啡馆聚会，大致确定了竞选州众议员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大多是非典型的纽约市民代表，包括一名陶工、一名瓦匠、一名船具商、一名杂货商及两名书商。这可能是想战胜共和党的迂回战略，也可能是反映了许多富有的联邦党人不愿意付出时间去做收入微薄的州立法者，尤其是现在的纽约州首府还搬到了奥尔巴尼。伯尔则以他惯用的以静制动策略，耐心地等待汉密尔顿先披露名单。当伯尔看到一张写满联邦党候选人名字的纸片时，他“非常认真地通读了一下，接着把它折好放进口袋，最后说‘我会让他彻底完蛋的’”，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道。[15]

伯尔的候选人个个老谋深算，地位显赫。他劝说离任的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克林顿复出，还把曾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哈罗修·盖茨也列了进去，伯尔最近的律师合伙人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亦在邀请之列。伯尔深谙政治结盟艺术，可谓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与克林顿家族及利文斯顿家族都达成协议，缔结了强大的统一战线。看见这份耀眼的名单，汉密尔顿以为伯尔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意在州议会任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和党的总统选举人如何产生。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不同，伯尔深谙选举大战的窍门，并乐于采用为别人所不齿的拉票伎俩。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即便热衷于选举，也绝不愿承认参加选举是因为它能给自己带来“乐趣、荣誉和利益”。[16]然而，伯尔在那年春天组织的竞选活动中用尽各种技巧和手段，其中很多方法甚至沿用至今。选举中的一条规则令联邦党人占据了优势，即合格选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不动产。为了绕过这道障碍，伯尔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让居民们把不动产集中起来，然后声称他们的共同财产符合让他们投票的条件。为了得到德语区的选票，他还专门派出了精通德语的说客。在一个竞选可随意为之的时代，伯尔能让年轻的追随者在选战中表现出与自己一样的热情。他们列出了纽约市的投票者，并用了很长的篇幅列举其政治倾向、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等。伯尔派选战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筹集竞选资金，传授他们应对不同的潜在捐款者的技巧。“不要问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他会说，“如果我们开口要钱，他会很生气，拒绝为我们工作……把这个人的预期捐款额度增加一倍。如果能让他免于出力，他肯定愿意慷慨解囊。”[17]尽管拥有贵族血统，伯尔却是一个乐于推销自己并精确估计目标的人。他在几个时政问题上捕捉到获胜的机会，于是公开抨击《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以及被用来支持汉密尔顿军队建设的不受欢迎的赋税。“伯尔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意志，勤勉果断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海军准将詹姆斯·尼科尔森对艾伯特·加勒廷如是说。[18]

那年4月，外出散步的纽约人常常会看到汉密尔顿或亚伦·伯尔在街头对着人群发表演说，有时在同一地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人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但在争取选民支持时却各不相让。共和党报纸恐怕很难相信汉密尔顿的工作其实并不顺利，他们只看见他像将军召集士兵去参加战斗那样呼吁支持者：“汉密尔顿不知疲倦地向吃惊的人群发表演说。每天都看到他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赶路。有时，他对一个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促膝长谈，给予其勇气；有时，他又和一群人笑逐颜开……他大谈百折不挠的意志，大谈美德！”[19]看到身为贵族的伯尔屈尊俯就，深入曼哈顿的大街小巷拉票，联邦党媒体表现出同样的惊讶：“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否应该以这种低姿态走上街头拉拢每一位选民呢？”[20]伯尔家的大门对竞选团队完全敞开，不仅提供茶点，还在地板上摆放了一些卧具，供工作人员休息。一位纽约商人在日记中记录到道：“伯尔上校将他的家敞开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种委员会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在他家开会。”[21]

在三天的投票期内，伯尔继续展现出活力。为了防止联邦党人耍花招，他在各个投票站安排人专门把守，每个投票站都有人10小时不间断地值班。一名地方的国会议员告诉詹姆斯·门罗：“伯尔主持得很周全，他工作投入，连续24小时奔波在市内各个投票点，不分昼夜。”[22]为了确保选票数，他专门安排马车接送共和党的支持者到现场投票。在这3天内，汉密尔顿也同样刻苦。他骑着马奔走呼号，发动支持者，完全无视共和党地盘上的一些反对者对他高喊“坏蛋！恶棍！”[23]

1800年5月1日午夜，当地政界获悉，这场激烈的选战终于有了结果：共和党人在纽约市大获全胜，把汉密尔顿控制下的联邦党地盘变成了共和党的堡垒。这预示着美国政治将发生逆转，因为杰斐逊有望得到纽约州的12张选举人票，而1796年他却未能从这里拿走一张选票。最终以仅仅三票的差距输给了亚当斯，这一变化真是令人意外。伯尔为他的胜利深感自豪，的确他也有理由自豪。他向一名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说：“我们通过更为优秀的管理击败了你们。”[24]西奥多·罗斯福评价说，一位“注重政治细节且手法娴熟的政客，击败了具有政治家风范的汉密尔顿，虽然后者也毫不犹豫地放低姿态，投身于谦卑的政治选举活动之中”。[25]

5月4日，选举失利的汉密尔顿和联邦党同任举行了一次党内核心会议，会场内混入了共和党媒体人。《黎明报》报道说：“失落的与会者神情萧索，甚至有些绝望。”[26]一想到杰斐逊可能成为总统，他们手足无措。在汉密尔顿的倡议下，他们决定恳请州长杰伊召开州议会，出台推选总统选举人的新规定。他们试图以各地区公投的方式来产生总统选举人。在对这一建议进行激烈讨论时，《黎明报》指出，“当有人说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内战时……在场的一个人竟然说导致内战也比杰斐逊当总统好”。[27]

汉密尔顿的这项提议可能是他官场生涯中最专断、最不民主的一次行动。一年以前，伯尔曾带头向州议会提出修改现行的推选总统选举人办法：不是由州议会推选，而是由各地区民选。被联邦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把这份提案否决了，但现在汉密尔顿又痛苦地重拾了这种想法。5月7日，汉密尔顿告诫杰伊，最近的选举将很有可能让“宗教上是信仰无神论，政治上是激进狂热”的杰斐逊就任总统之职。[28]他将共和党形容为一个具有危险因素的混合物，其中一些人支持“通过剥离政府的一些权力推翻政府，还有一些人希望效仿拿破仑进行一场革命”。[29]汉密尔顿承认共和党人必定会全体反对他的提议，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一时代，过于谨慎就会一事无成。严格遵守规则，就很容易牺牲社会的本质利益”。[30]很难想象这些话竟出自一位把毕生奉献给法律事业的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由此沾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事实上，这个建议无异于以法律的名义进行欺诈，将会置该州绝大多数投票人的意志于不顾。”[31]汉密尔顿似乎没有意识到，请杰伊用逾越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法治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一名具有严格操守的政治家，杰伊被汉密尔顿的信吓得目瞪口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从未予以回应。在信纸的背面，他不以为然地写道：“为某个政党的目的提出一项议案，不是我的作风。”[32]杰伊的沉默是对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批评。

汉密尔顿如何评价自己这个不光彩的提议呢？他认为杰斐逊对宪法缺乏热情，一旦当选总统，可能会解散联邦政府，把美国带回《邦联条例》的混乱时代。汉密尔顿这样想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让人感觉他似乎想废除宪法或对宪法做出重大调整。“正确的宪法理论是这样的，”杰斐逊对吉迪恩·格兰尔（Gideon Granger）说，“我们宪法的真谛就在于各州平时互相独立、自成体系，战时又结成一个整体。”[33]如果这套理论付诸实施，汉密尔顿殚精竭虑建立的一系列联邦体系都要被取消。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汉密尔顿应该知道杰斐逊是在夸大其词。一个狡猾务实的政客往往隐藏在狂热的言论之下。

伯尔感到他所觊觎的奖赏似乎近在咫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由于在纽约州议员选举中战绩辉煌，共和党人在费城召开核心会议，认为副总统候选人应从纽约州产生。尽管也曾考虑过乔治·克林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但毕竟是伯尔一手策划了这场胜利，大多数人认为他才是不贰人选。杰斐逊和伯尔暂时消除了芥蒂。伯尔还记得在上一次总统选战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全力支持自己，但最终只给了他一些不痛不痒的支持。杰斐逊后来承认，他在1800年曾利用伯尔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在书中写道：“伯尔上校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很快就对他的种种行为感到鄙夷，并习惯性地提醒麦迪逊先生不要过于信任他。”[34]伯尔在纽约州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候选人位置。杰斐逊说：“我提名他担任更高级的职位，主要是尊重他在纽约州选举中为共和党立下的汗马功劳。”[35]事实上，杰斐逊对伯尔缺乏敬重，更谈不上欣赏。如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合作关系将维持下去。仅此而已。

汉密尔顿相信，联邦党1800年春天在纽约市的失败让约翰·亚当斯对他的连任前景感到如此担忧，促使他下定决心清除内阁中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以迎合更多的共和党选举人。在5月3日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杰斐逊看出纽约的选举结果已经对亚当斯造成沉重打击。杰斐逊称：“他的情绪明显受到影响。他走过来对我说：‘好吧，我知道你会在这场竞选中胜过我。我只能说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效忠于你。’”[36]

约翰·亚当斯后来声称，1800年5月，他幡然悔悟，认识到汉密尔顿不怀好意地控制了他的内阁。实际上，这个想法早就埋在他的心底，关于内阁分裂的传闻在前一年夏天已经传开了。当华盛顿试图终止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媒体大战时，他采用的是命令的方式。与华盛顿的做法迥异，亚当斯满腹牢骚，气急败坏，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亚当斯是一个专于内心的人，好像不太合群，”约翰·弗林写道，“而华盛顿则是一个精力旺盛、雷厉风行的商人和农场主，他用在读书上的时间相对较少，喜欢用行动说话。”[37]华盛顿在部下心目中有威信，熟知部下的秉性，这些都是亚当斯难以企及的。

亚当斯越来越频繁地公开指责皮克林和麦克亨利是英国人的棋子，蓄意反对自己与法国议和的计划。财政部长沃科特在1799年12月告诉他的一个同事，亚当斯总统“认为皮克林上校、麦克亨利和我自己是他的敌人，他对汉密尔顿将军也非常不满。他认为在美利坚合众国内存在着一个英国党”。[38]亚当斯显然会忘记自己说过这些诋毁之词。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George Cabot）告诉沃科特，“总统否认他曾经称我们为‘英国党’，他记不起自己有说话如此放纵的时候，认为他是被误解了或者别人的转述有误”。[39]众议院发言人塞奇威克也曾对汉密尔顿说过类似的事，证明总统贬低他的联邦党同仁：“他经常指责那些他上任之初信任的人是英国党。”塞奇威克说，亚当斯经常大声呵斥他的内阁，警告他们“别想控制他”，怀疑“这个以汉密尔顿为首的派系……试图让美国陷入对法战争，并与大不列颠建立更亲近的关系”。[40]费舍尔·埃姆斯说，亚当斯独断专行，就像是“中了邪”。[41]

亚当斯脾气暴躁，容易动怒，这并非汉密尔顿的一面之词。除汉密尔顿之外，还有许多人见识过他的心浮气躁、肆意宣泄，甚至是暴跳如雷。特拉华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A.贝阿德（James A. Bayard）告诉汉密尔顿说，亚当斯这个人“很容易情绪爆发，这让他完全不能理性思考问题。这是我亲眼所见。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支持者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皆被他抛之脑后”。[42]共和党内部也流传着亚当斯性情暴烈的说法。杰斐逊回忆说，亚当斯曾满口脏话地对内阁成员大声咆哮，气急败坏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甚至“把他的假发扯下来摔到地板上，狠狠地跺上几脚”。[43]杰斐逊的盲目追随者詹姆斯·卡伦德在一系列文章中攻击亚当斯，后来被搜集整理为一本书叫《我们的前景》（The Prospect Before Us）。他指出：“亚当斯先生的理政方式就是一场从未停歇的狂风暴雨。无论他开口还是动笔，皆是威胁和咒骂。”[43]卡伦德因自己这番指责性的发言而入狱9个月。他得到杰斐逊的暗中支持，但直到卡伦德将杰斐逊写给他的信件公之于众之前，杰斐逊一直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

许多作为汉密尔顿左膀右臂的联邦党高层更倾向于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竞选总统。平克尼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律师，来自商人势力强大的南卡罗来纳州。独立战争时期，平克尼升任准将，后来又参加过制宪会议。考虑到他在XYZ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新部队中作为汉密尔顿的高层同僚，平克尼的候选人资格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由于抛弃现任总统有一定难度，联邦党人计划推选平克尼出任副总统。联邦党众议员在费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平等地支持亚当斯和平克尼，从而让我们摆脱杰斐逊的魔掌”。[45]但是如果平克尼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得到的票数比亚当斯高，他可能在联邦党人的支持下轻松成为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亚当斯认为，平克尼的高涨人气，是汉密尔顿一手策划的阴谋，意图是用更听话的人来替代自己。汉密尔顿则认为亚当斯不可靠，而平克尼的性格脾气更适合总统一职。他支持平克尼是一个有风险的战略，因为亚当斯是一名在任的总统，而且美国人民呼吁查尔斯·平克尼当总统的声音不可能太高。

显然，亚当斯准备清洗内阁，并非因为他刚刚意识到汉密尔顿控制了内阁，而是他猛然醒悟到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劣势，正如纽约州选举所证明的那样。几乎没有人责怪亚当斯清理内阁中的庸人和不忠诚的人，他早就该解雇他们了。但是，他整肃内阁的手段过于专横，无异于一场政治屠杀，由此加深了联邦党高层的裂痕，再次证实了汉密尔顿对其不得体行为的怀疑。

内阁清洗始于5月5日，亚当斯将蒙在鼓里的詹姆斯·麦克亨利从晚宴上匆匆召回。爱尔兰出生的麦克亨利不太适合国防部长的职位。他是个敏感、温和的人，喜欢诗歌，说话的声调总是抑扬顿挫。作为内阁成员之一，他也对总统喜怒无常的脾气和难以捉摸的决定感到困惑。他曾说，亚当斯的“高兴、幽默、机智、友善、冷酷、醉酒、清醒、生气、平和、呆板、猜忌、警惕、自信、内向、开放，总是用在错误的场合或者针对错误的人”。[46]

亚当斯召回麦克亨利，假意与他讨论国防部的一些事情。就在麦克亨利要离开的时候，亚当斯突然对纽约市选举结果表示愤慨，指责麦克亨利密谋反对他。尽管毫无证据，亚当斯却指责汉密尔顿故意让联邦党人在纽约州议员选举中失利。目瞪口呆的麦克亨利说：“我从未听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做过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不是事实。”对此，亚当斯回答说：“先生，我知道真相，我希望你想一下，然后去告诉汉密尔顿。”[47]接着，亚当斯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

汉密尔顿是个阴谋家，是全世界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一个无赖，并且跟加勒廷一样都是外国人。杰斐逊先生和他相比更像个男人，也比较明智。我相信如果担任总统的话，杰斐逊先生会做得更加得体。我知道这一点，我宁愿在他的手下当副总统，甚至一个常驻海牙的公使，也不愿让汉密尔顿之流就任总统……你就是汉密尔顿派来的走狗。他控制华盛顿，如果有可能，还将继续控制下去。华盛顿硬塞给我3个图谋控制我的部长，但我不会乖乖就范。[48]

他继续喋喋不休。论及汉密尔顿去年秋天在特伦顿市的现身，他责怪麦克亨利没有事先提醒自己。他指责麦克亨利对国防部管理不善，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最后他说：“先生，您不能再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49]

麦克亨利如木雕泥塑一般，与其说是因为被突然解职，还不如说是因为亚当斯那些“无礼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语”。他告诉他的外甥，总统“说话的态度像是在劝对方相信自己是个精神病人”。[50]麦克亨利刚刚在即将成为政府驻地的华盛顿特区购买了豪宅，离职对他而言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亚当斯后来对“伤害了麦克亨利的感情”表达了歉意，但是汉密尔顿知道麦克亨利不是唯一一个领教过总统发火的人。他写道：“大部分部长和国会两院的一些杰出议员都曾遭受过总统呵斥和羞辱”。[51]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麦克亨利一直未能忘记他的伤痛。后来，在看到亚当斯为他自己的那一届政府辩护时，他跟皮克林说，“他仍然自诩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依我看，亚当斯会带着他的虚荣、愚蠢以及那些我们看到却不为公众所知的缺点踏进坟墓”。[52]

在驱逐麦克亨利后五天，亚当斯写信给蒂莫西·皮克林，试图让国务卿主动提出辞呈。没想到，这位昔日的大陆军军官，哈佛毕业的高才生性格非常固执，不听从任何摆布，即便对汉密尔顿也是如此。汉密尔顿承认他的“性格有点偏激和固执”。[53]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并强烈反对派代表前往巴黎议和。阿比盖尔·亚当斯把皮克林描述为一个“脾气不好报复心极强的人”；亚当斯则认为他心怀鬼胎，冷酷无情，“脸上总是戴着一副面具，有时是丝质的，有时是铁打的，有时是铜制的”。[54]亚当斯认为，皮克林一直是汉密尔顿在其内阁中的主要心腹，是一个极其可恶的家伙。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皮克林崇拜汉密尔顿，甚至想为他写一本授权传记。亚当斯指出：“皮克林先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海关税收员，但他还不具备担任国务卿的资格。他把汉密尔顿视为偶像，无法不偏不倚地判断美国总统的意见和感受。”[55]当皮克林得知亚当斯的这番评论时，他决定不让亚当斯如愿以偿，因而拒绝主动辞职。亚当斯开除了他，并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无私、最慎重、最高尚的举动”。[56]

与亚当斯近距离接触三年之后，从皮克林口中流传出诸多关于总统辱骂汉密尔顿的故事。“有一次，当有人向亚当斯（总统恨他）提到汉密尔顿上校的名字时，亚当斯说：‘从他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记得了这个年轻的浑蛋。’”[57]亚当斯向皮克林抱怨说，之所以同意汉密尔顿担任监察长，因为参议院把“汉密尔顿塞到了我喉咙中”。[58]皮克林则认为，是亚当斯害怕汉密尔顿，是因为对手比他聪明能干。他说，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憎恨已经到达了内心最深处，因此就连提一下汉密尔顿的名字“似乎都足以掀起隐藏在内心的怨恨。关于汉密尔顿好色的传言，也许正是出自亚当斯之口”。[59]

亚当斯接连罢免了两位汉密尔顿的亲信，令共和党人欣喜若狂，却让联邦党人摸不着头脑。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皮克林认为，亚当斯愚蠢地先后驱逐两位要员，是因为他和共和党对手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他与法国议和，并把我和麦克亨利革职，他们就支持他连任总统。”[60]联邦党的一些媒体附和这种观点。特伦顿市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写道，亚当斯这样做是因为与“杰斐逊先生达成了政治协议，是一项最神秘、最重要的协议”。[61]

罢免内阁要员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亚当斯又将新军遣散，这种行为暴露出他对汉密尔顿的报复心理和其心胸的狭隘。汉密尔顿说：“这个人比我以前想象得还要疯狂，我不得不说一些类似他疯了之类恶毒的话”。[62]除了感觉自尊心受伤以及壮志难酬，汉密尔顿还认为亚当斯在玩弄权谋。他更欣赏一个诚实的对手，而非虚伪的盟友。汉密尔顿告诉西奥多·塞奇威克，“我将不再对亚当斯负责，即使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杰斐逊当选。如果我们必须对政府的首脑心怀敌意的话，就让他是一个我们能够反对且我们不对其负责的人吧”。[63]汉密尔顿天生不会妥协。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准备毁掉联邦党而让杰斐逊成为总统，也不愿意与约翰·亚当斯和平共处。

亚当斯直接针对汉密尔顿进行的一系列人身攻击，让本已混乱不堪的局势雪上加霜。6月2日，麦克亨利秘密致信汉密尔顿，添油加醋地描写了5月5日自己与亚当斯的冲突，声称总统指责汉密尔顿是外国出生的私生子。汉密尔顿像往常一样对其出身极为敏感，尤其是听到波士顿一家共和党报纸说：“他出生于英属小岛，有一个令人生疑的父亲。这些因素将让他永远无法登上总统的宝座。”[64]汉密尔顿必定对亚当斯的这些话火冒三丈，他立刻给战友威廉·杰克逊写信：“从没有人像我这样受到如此不公平的迫害，作为公众人物，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最恶毒的攻击，我的出身也成为羞辱我的话题。”[65]接着，他主动提到自己的父母，说父亲长期经商失利，母亲曾嫁给约翰·迈克尔·拉维因，后来离异。他撒下了一个心酸的谎言，说他的父母结婚了，但是由于他母亲先前离婚时的一些条件限制而不被法律所接受。随后，这个满心伤痛的人自豪地补充：“事实上，要论家庭出身，我比大多数利用先祖来标榜自己的人更有优势。”[66]

汉密尔顿没有把这封信寄给杰克逊，而是与厄姆斯·麦克亨利分享了其中的内容。麦克亨利聪明地给他提出建议：

我真诚地相信，您的朋友都认为那些围绕您出身的话题不过是捕风捉影，另有企图。我们不会因为敌人对您的攻击而减少对您的关心和尊敬。我想，最谨慎、最宽容的做法是让您的传记作者或知道真相的朋友来解释这件事。[67]

一个像汉密尔顿这般拥有崇高地位的人，不得不在事业的这个阶段为自己的出身辩护，可以想象，听到亚当斯不停地挖苦自己的家庭和身世，汉密尔顿的内心有多么痛苦。

麦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职后，汉密尔顿开始更大胆地实施驱逐亚当斯的计划。大多数联邦党人不愿公开反对亚当斯，但有些人乐意在某些地方让他失去一两张选票，从而让他的竞选搭档查尔斯·平克尼获得更多优势。6月，借口向即将解散的军队告别，汉密尔顿在新英格兰逗留了3个星期，探查当地联邦党人的立场，事实上，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平克尼拉票。在马萨诸塞州的牛津市，汉密尔顿视察了一个步兵旅。波士顿的一家报纸报道，汉密尔顿“对部队纪律明确表示赞赏，对属下的进步深感高兴，对他们注意着装和礼仪表示欣慰”。[68]这次视察令人回想起华盛顿告别大陆军的情景。在牛津挂满彩旗的长廊下，伴随着铿锵的军乐声，汉密尔顿设宴款待那些行将离别的军官。他举起酒杯向华盛顿致敬。然后侃侃而谈，发表了一篇“令在座者无不动容的演讲”。[69]

共和党的《黎明报》紧盯汉密尔顿的举动，该报撰文称，汉密尔顿正跟“著名的贵族们”在一起旅行，当他们的马车在波士顿散架之后，这家报纸将这一偶然事件解释成“美国贵族政治垮台”的一个征兆。[70]当他在波士顿受邀出席一个欢迎晚宴，当地的联邦党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他必定对受到如此款待得意扬扬。一家报纸评论：“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小镇举行的集会中，这一次是规格最高的，到场的都是城里的达官贵人。”[71]汉密尔顿所到之处，听众的脑海中都会被召唤出法国式革命发生在美国的可怕景象。他甚至告诉一位听众，谁成为下一届总统并不重要，“如果他不是胜利之师的头领，他的脑袋待在肩膀上的时间不会超过4年”。这听起来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是，汉密尔顿确实相信，如果雅各宾派在美国掀起一场屠杀，噩梦将会成真。

在昆西度过了夏天和初秋，约翰·亚当斯夫妇清楚汉密尔顿此行的政治意图，我们不难理解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切齿之恨。费舍尔·埃姆斯说，亚当斯说自己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停”，他措辞“激烈，甚至破口大骂”。[73]阿比盖尔把汉密尔顿贬为“小麻雀将军”，形容他的旅程“纯粹是一场竞选宣传活动，为了感受新英格兰数州的动向，让那些可能在其影响下给平克尼投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74]对阿比盖尔来说，汉密尔顿“粗鲁无礼，厚颜无耻”，是丈夫身边的一个政治暴发户。[75]她说，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昨天还是一群乳臭未干、不成气候的小子，现在却试图推翻一位将身家性命置之脑后、克己奉公的可敬人物。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害群之马”。[76]说这话的时候，她似乎忘了汉密尔顿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亚当斯夫妇咬定汉密尔顿党人是阴谋家，称他们是“埃塞克斯派”。这些“阴谋家”大多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县，包括费舍尔·埃姆斯、乔治·卡伯特、本杰明·古德休、斯蒂芬·希金森、约翰·洛厄尔（John Lowell）和蒂莫西·皮克林。

汉密尔顿此行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大获全胜。他宣称“第一流的人”支持平克尼，“第二流的人”支持亚当斯，但是他碰到的更多的是后者，这是他没有想到的。[77]许多拥戴亚当斯的人直接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坚持推选平克尼的话，他们会把投给他的票收回来以确保亚当斯的胜利。与亚当斯反目成仇的汉密尔顿并不理会这些警告。虽然是一名无与伦比的行政家和高明的理论家，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却缺乏相应的天赋。

汉密尔顿不擅此道的一个最明显例证是游说罗得岛州州长亚瑟·芬纳（Arthur Fenner）。芬纳说，汉密尔顿在一群军官的前呼后拥之下来到他家，随后直奔总统选举的话题。汉密尔顿强调，只有平克尼才会赢得广泛的支持，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而亚当斯不可能再次当选。芬纳大发雷霆，“我当时质问他，亚当斯先生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应该把他排除在外”。[78]芬纳支持前往法国议和，认为麦克亨利和皮克林是罪有应得。汉密尔顿指出：“亚当斯已经没有希望，平克尼和杰斐逊才是下一届的搭档。”多少年来，汉密尔顿一直将托马斯·杰斐逊视为魔鬼的化身，如今，他却宁可选择杰斐逊，也不愿选择亚当斯，这意味着对亚当斯的强烈憎恶已经让他失去了洞察力。

汉密尔顿漠视外界批评，加紧为平克尼拉票。朋友们警告说，他正在挑起一场危险的仇恨，但他置若罔闻。7月，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党议员小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 Jr.）访问罗得岛州，听到一些关于汉密尔顿的负面传闻。拉特利奇告诉汉密尔顿：“罗得岛州的许多居民都猜忌和怀疑您。他们认为您反对亚当斯先生是出于个人原因。如果当年您在华盛顿将军去世后被任命为新军队的总指挥，您肯定会继续坚定地拥护亚当斯先生。您努力让平克尼将军当选，因为他会遵循您的意愿来管理政府。”[79]朋友劝汉密尔顿悬崖勒马，因为拉票活动的效果已经事与愿违，但他对这些忠告仍置之不理。他从新英格兰之旅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一心要去启迪那些“无知”的选民认识到亚当斯的劣迹。他的惯用方法只有一个：滔滔不绝地演讲，展示所有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