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艾丽萨·汉密尔顿来说，她的世界塌陷了，如此残酷，如此彻底。三年间，她不得不面对四位亲人的死亡：她的长子、她的妹妹佩吉、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此外，她还要忍受着大女儿精神失常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汉密尔顿死亡的消息进一步恶化了她父亲菲利普·斯凯勒的病情，艾丽萨只好待在奥尔巴尼服侍他。斯凯勒痛风复发，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剧痛，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静养。“我相信上帝会让我长寿的，这样我就可以对我亲爱的孩子和她亲爱的孩子们尽到一个父亲和祖父应尽的义务”，菲利普·斯凯勒对安杰莉卡·丘奇说，艾丽萨“知道我是多么喜爱我亲爱的汉密尔顿，我是多么喜爱她和她的孩子们”。[1]可惜上帝却有自己的打算。1804年11月18日，在女婿汉密尔顿殒命威霍肯四个月之后，菲利普·斯凯勒也撒手人寰了，被安葬在奥尔巴尼的乡村墓地。

当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自己身上之后，艾丽萨怎样才能支撑下去呢？决斗过去一个月后，她收到威廉·S.史密斯上校写给她的慰问信。史密斯上校告诉她，辛辛那提协会准备在三一教堂为汉密尔顿竖起一幢纪念碑。在她的回信中，艾丽萨隐约提到了使她顽强生活下去的力量。在遭受“失去最亲爱的丈夫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后，她祈求“所有基督徒都应服从上帝的旨意”。除了宗教的宽慰，她也从富于同情心的朋友和家人对其丈夫的尊重中汲取了力量。她写道：“正直、睿智和仁慈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惋惜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我这颗受伤的心，人们在纪念我逝去的亲人时所表达的那份无上的荣耀和高度尊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2]

艾丽萨对汉密尔顿忠贞不渝，这证明了他们的婚姻虽然有玛丽亚·雷诺兹和其他一些不幸事件的影响但依然牢不可破。怀着一颗宽容之心，艾丽萨对丈夫的缺点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在决斗两个月后，她在给纳撒尼尔·彭德尔顿的信中把汉密尔顿称为“我深爱的圣洁的丈夫，我的守护天使”。她认为上帝带走汉密尔顿，仅仅是为了平衡她的人生账目，先让她在婚姻中享受莫大的欢乐，然后给她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有双份的幸福，现在我必须预料到痛苦……我的丈夫的灵魂已归天堂，但他的躯体却仍在尘世，我依然与他同在。”[3]她无数次地阅读丈夫留下的信件，以致它们因磨损过度而支离破碎。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汉密尔顿在决斗前夜写给她的缠绵悱恻的诀别书，以及他们在莫里斯城恋爱期间汉密尔顿送给她的爱情十四行诗——这是一些发黄、变脆的纸片，由于纸张已经风化，艾丽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缝合在一起。

艾丽萨对“她的汉密尔顿”保持着绵延不绝的爱意，即使他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财务泥沼。汉密尔顿去世的时候，或许算不上破产，却没有留下任何现金。共和党曾妄言，汉密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勾结英国军需官损公肥私，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不攻自破。杰斐逊的支持者们传言，当美国恢复君主政体时，等待汉密尔顿的伦敦银行秘密账户，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位美国的经济奇才在有生之年没有积累多少财产，他的遗嘱执行人甚至担心如果在当前行情下拍卖其固定资产——主要是格兰其庄园和纽约西部以及俄亥俄河谷中的土地——只怕仍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古维内尔·莫里斯被汉密尔顿的巨额债务吓呆了，他向鲁弗斯·金透露：

我们的朋友汉密尔顿在拮据中离世，他的债务可能需要一个职业人士勤恳工作多年才能偿清。他的债务在5万到6万美元之间，他投资的房地产赶上好年景能卖7万到8万美元，但如果现在就去抵押拍卖，最多只能值4万美元。[4]

菲利普·斯凯勒已经把大部分家产分给八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他剩下的财产大约值3.5万美元，根本无法偿付汉密尔顿的债务，因此艾丽萨继承到的遗产远不及汉密尔顿当初估计的那么乐观。她继承了奥尔巴尼和萨拉托加周围的一块农地，每年只能带来750美元微不足道的收入。她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由于商业投机活动流产而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菲利普·斯凯勒在去世时留下大量房地产，却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斯凯勒家族的财富光环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为了让这个家庭摆脱经济困境，古维内尔·莫里斯在汉密尔顿的朋友中间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捐赠基金。他不得不打消人们的幻想：汉密尔顿的孩子们有一个富甲一方的外祖父，从来没尝过缺钱的滋味。莫里斯和另外100多位捐赠者共筹集到约8万美元，而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还捐献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这笔基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秘密，汉密尔顿的后裔经过一代人之后才知道它，它被纽约银行悄悄保存至1937年。

遗嘱执行人不忍心把艾丽萨从格兰其庄园赶出去，于是以3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它，随后又半价回卖给她，以保证她能够在那里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样慷慨的行为虽然让艾丽萨避免陷入贫困境地，但是并没有缓解她对金钱的焦虑，她还需要低声下气地去寻求贷款。决斗发生三年后，她恳求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帮忙救急，告诉他：“我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冒昧恳请您借给我300美元。”[5]虽然艾丽萨以前并没有铺张浪费，但总算衣食无忧，现在，她却不得不省吃俭用。尽管生活艰辛困顿，她却一直惜守着汉密尔顿在离别信中留给她的一项神圣任务：照顾好他那现在已经失明了的可怜的堂姐安·米切尔。艾丽萨让她在格兰其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并在1810年给了她630美元帮助她摆脱困境。

艾丽萨从来就不曾放弃这样的想法：政府实质上是亏欠她丈夫的，包括经济上的和精神上的。在独立革命结束时，汉密尔顿放弃了一笔军官应得的抚恤金。出于一名国会代表的“微妙顾虑”，他竭力想避免一切个人利益与公职的冲突，尤其是在老兵退役补偿这个棘手问题上。[6]同样出于一种类似的高风亮节，他也放弃了奖励给官员的土地。艾丽萨在选择政治时机这个问题上并非生手，她耐心等到杰斐逊在1809年离开白宫，才去向看起来较为宽容的麦迪逊总统游说。到麦迪逊卸任时，坚持不懈的艾丽萨·汉密尔顿成功地让国会通过了议案，给予她相当于180公顷土地价值的现金，以及五年的部队薪水——共计约10000美元。

对艾丽萨来说，依靠有限且不稳定的收入养育她的孩子们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她曾哀叹不得不在一个“灾难不断”且“恶意重重”的世界里将他们抚养成人，但是她做得出奇得好。[7]她那五个存活下来的儿子都以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为楷模：法律、政府和军队。次子亚历山大在父亲决斗身亡数周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艾丽萨说：“我深爱的丈夫的遗愿是，让儿子小亚历山大在账房工作，把他培养成一名商人。”[8]

但是当斯蒂芬·希金森邀请小亚历山大到他在波士顿的公司实习时，艾丽萨却无法忍受与儿子分隔两地。她对希金森说：“痛苦已经让我心力交瘁了，而且接二连三的灾难也把我吓怕了，除了让我最亲爱、最体贴的丈夫留给我的孩子们陪伴左右，我还能祈求什么。”[9]后来，小亚历山大成了一名律师，追随威灵顿公爵在海外作战，在1812年战争期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重返美国，最终成了纽约的联邦地区检察官。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艾丽萨·朱麦尔与背信弃义的亚伦·伯尔离婚时，正是他担任朱麦尔的代理律师。

第三个儿子詹姆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在1812年战争中当上了一名指挥官，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担任代理国务卿，后来成了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他性情随和、能言善辩，办过一家报纸，与马丁·范·伯伦（Martin Van Buren）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后者常常被认为是亚伦·伯尔的私生子。詹姆斯·汉密尔顿以《宪法》为基准，为奴隶制辩护，后来却在南北战争中证明自己是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为了纪念他父亲的出生地，他在哈得孙建造了一座名为“尼维斯”的小屋。

第四个儿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是一名律师，同样参加过1812年战争。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父亲的生活传记，并将他父亲繁杂似迷宫一般的文稿做了整理。

第五个儿子威廉·斯蒂芬，虽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但有点离经叛道。在西点军校毕业后，他参加黑鹰战争，在伊利诺伊州测量过公共土地，在西部前线尽情享受单身汉的自由生活。1849年，他加入到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潮中，在萨克拉门托开了一家店铺给矿工提供服务。1850年他因感染霍乱在当地病逝，是除了长兄菲利普之外唯一先艾丽萨而去的孩子。

最小的儿子小菲利普，是一个心肠温软、多愁善感的人。他娶了安德鲁·杰克逊政府时期财政部长和作战部长路易斯·麦克雷恩（Louis McLane）之女为妻。小菲利普在其哥哥詹姆斯手下做过一段时间的助理联邦检察官，但更倾向于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并逐渐获得了“穷人的律师”的美誉。[10]大女儿安杰莉卡在一位医生的精心照料下也勉强活着，据一位朋友说，这是艾丽萨“滴血的心”上的“一处创痛”，最终，她死于1857年。[11]小女儿小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担当起了照顾其母亲晚年生活的重任。

在决斗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艾丽萨一直得到姐姐安杰莉卡的无私帮助，后者是她与过去和已逝丈夫之间最强韧的纽带。作为纽约社交界的红人，安杰莉卡直到最后一刻都忙于参加种种宴会和聚会。1806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丘奇在纽约州北部一块继承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安杰莉卡纪念馆，以表达对母亲的敬意。1814年3月，安杰莉卡·丘奇香消玉殒，享年57岁，她也被安葬在三一教堂的墓地，与令她迷恋一生的妹夫相伴。约翰·巴克·丘奇第二年回到了英格兰，1818年4月死于伦敦。

在守寡的前十几年里，艾丽萨不得不忍受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们都曾与她的丈夫有过激烈交锋，无意去缅怀他。随着“联邦党”成了一个贬义词，她开始了漫漫征程，要为她丈夫的成就讨回公道。她一直想要一部关于丈夫的权威传记，由于约翰·梅森牧师、蒂莫西·皮克林等人都没有完成，她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儿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让他编辑汉密尔顿的文稿，公布大量的历史文献，充分颂扬这位可敬的长者。艾丽萨抓紧一切机会访谈上了年纪的政治家，设计详细的问卷，恳请他们回忆有关她丈夫的尘封往事。她奔赴芒特弗农，借来汉密尔顿写给华盛顿的信件，她知道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与正在消失的革命年代的回忆赛跑。“我担心实现不了我的目标，”她在1832年给她的女儿小艾丽萨的信中谈到这个似乎注定失败的计划，“大多数你父亲同时代的人也纷纷过世了”。[12]这一规模宏大的传记计划，直到艾丽萨去世后七年才宣告完成。

花费数十年的光阴保护她丈夫的遗产，使得艾丽萨更加忠于他的生活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她永生不能忘记的：玛丽亚·雷诺兹事件的曝光。在这件事情上，她毫不犹豫地谴责詹姆斯·门罗。18世纪20年代，门罗结束了两届总统任期之后，曾去华盛顿特区拜访艾丽萨，希望冰释前嫌。艾丽萨当时大约70岁了，住在女儿家。当女佣将这位前总统的名片呈上来的时候，她正与15岁的外甥坐在后院里。这位声名显赫的来访者并没有使她欣喜若狂，她反而感到疑惑。“她手上拿着名片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她的外甥说，“她的声音降了下来，像平时生气时那样，轻声咕哝：‘这个人为什么来看我？’”外甥说门罗想必是路过此地顺便表达一下敬意。她犹豫不决，但最终答应见面。“我去看看他。”她说。[13]

于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女人身板笔直步履强健地走进屋子。她一进入客厅，门罗便起身向她致意。艾丽萨当时却一反常态，她站在那里直面这位前总统却并没有邀他入座，这与她温婉的性格完全不符。门罗鞠了个躬，像已经排练好的讲演那样开口说道：“我们相识已有年头了，如今，时过境迁，人事消磨，我们也行将入土，不如彼此原谅，忘却旧怨。”[14]

艾丽萨明白，门罗试图在他们中间画上道德等号，并试图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平摊给双方。虽然人到暮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年，她依然不能轻易原谅这一切。“门罗先生，”她对他说，“如果你来是要告诉我你感到内疚，你感到抱歉，认为对传播针对我亲爱的丈夫的那些不实陈述和诽谤性的故事而内疚，如果你是来说这些的，我理解。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对不起，时间的流逝和行将入土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什么。”[15]门罗哑口无言，没做任何评论。听到这位上了年纪，穿着寡妇黑色丧服的小女人严厉的话语，无异于当头一棒。这位前总统于是拿起帽子，祝安后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因为艾丽萨·汉密尔顿尽量让自己在她丈夫的故事中不留痕迹，因此她几乎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在提及她的一些材料中，她被刻画成一个整天以泪洗面神经衰弱的人，天天捧着《圣经》，除了汉密尔顿的遗孀之外再无其他身份。事实上，她有着非凡的意志和刚正的人品，在后来寡居的日子里她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寡妇、孤儿和贫穷的儿童奔走呼号。1806年3月16日，决斗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艾丽萨和其他信教的女性联合成立了纽约孤儿救助协会，这是纽约第一个私立的孤儿院。或许，再也没有什么比为了孤儿而努力奋斗更能表达她对汉密尔顿的柔情了。协会的章程可能不是艾丽萨拟定的，但她无疑支持它的信条：“罪恶不是导致孤儿悲惨境地的原因，对他/她的保护可能造就栋梁之才，上帝特意把他神圣的悲悯赐予这些孤儿。”[16]显然，宗教热情已经渗入艾丽萨对丈夫的情感之中。她的朋友杰西·本顿·弗里蒙特（Jessie Benton Frémont）说，她拥有“独特的怜悯心、罕见的正义感和关爱生命的天性。她把这一切都献给了孤儿们”。[17]

很多年里，艾丽萨都是孤儿院董事会的骨干，并担任副院长之职。1807年，她前往格林威治村出席了孤儿院总部的奠基仪式，那将是一幢两层的木楼。1821年，她升任院长，负责照顾在该孤儿院居住并接受教育的158名孩子。在接下去的27年里，她效仿汉密尔顿坚忍不拔的精神，承担起孤儿院方方面面的工作。她四处筹钱，租赁房产，走访公立救济院，调查人们的满意度，募集燃料、鞋子和《圣经》。她经常给大一点的孤儿寻找一些工作机会，还帮助一个孩子被西点军校录取。她还将该协会的资金存放在州财务委员会中，这一点不由让人想起她的丈夫。在为该协会取得纽约州的许可证后，她游说州议会每年为协会拨款。“妈妈，你就像个锲而不舍的乞丐。”有一次她儿子开玩笑对她说。“我的孩子，”她反驳说，“我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放弃其他人。造物主已经给我指明了这一职责，还给了我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和爱好。”[18]1836年，当一座壮观的新孤儿院在第73街和河滨大道奠基时，她仍在担任院长。艾丽萨在她的密友乔安娜·贝休恩的帮助下带领这一组织蓬勃发展。“母亲越来越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女士，”乔治·贝休恩说起她母亲与艾丽萨诚挚的友谊时说，“她们两个都具有坚定不移的性情……我母亲更谨慎一些，汉密尔顿夫人较为随性，争执偶有发生，但往往以两人相互拥抱迅速结束，看到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欣慰。”[19]

和其他福音教徒一样，艾丽萨热切地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识文断字，这样才能学习《圣经》。1818年，她又来到了州议会，为汉密尔顿免费学校争取到许可证，该校是曼哈顿区华盛顿高地的第一所教育机构。它坐落在上曼哈顿187大街和188大街之间艾丽萨捐赠的一块土地上。她建立这所学校也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

从艾丽萨晚年的一幅画像来看，她是一位有着慈祥脸庞和坚毅双唇的妇人。满头银发在寡妇帽下整整齐齐地从中间分开，乌黑的大眼睛依然像少女一般亮如秋水。惊叹于艾丽萨永不衰竭的活力，杰西·本顿·弗里蒙特说：“她秀雅的面容刻满勇气和精神；她双眼深不可测，让原本沉闷的脸庞呈现出一些生机。”[20]“我仍然记得，当我住在哈得孙河沿岸离她儿子家很近的地方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人总是在一个中途小站下火车，翻过两道篱笆，穿过草地，抄近路前往儿子家。她不愿到城里等马车来接她。”[21]她的意志力和精神让人吃惊。在孤儿救助协会的一次周年庆典上，90多岁的艾丽萨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令所有人震惊。她“身材矮小，昂首挺胸，一袭褚衣，那是自她的黑发第一次被束在寡妇帽下起就再也没有更改过的造型。现在，她的头发已经和那顶帽子一样白”。[22]弗里蒙特指出：“她身体机能的良好程度令人惊叹，谈吐中依然流露出早年赋予她特殊魅力的从容和睿智。”[23]

1848年，91岁的艾丽萨搬到华盛顿特区，与她那在失去丈夫西德尼·奥古斯塔斯·霍里（Sidney Augustus Holly）后独居的女儿小艾丽萨住到了一起。在他们靠近白宫的H大街的住处，作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遗老，艾丽萨格外珍视自己的身份。跟她丈夫一样，她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喜欢款待邻家那些年幼的奴仆，并把蓄奴的那些州讽刺为“非洲州”。艾丽萨总是忙着编织或缝制垫子，到访者对她有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在白宫的宴会上也常常看到她的身影。“我在餐桌边等着汉密尔顿将军夫人的到来，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1846年2月一次宴会结束后，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总统在其日记中写道，“她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良好的记忆，与她谈话是件妙趣横生的事情。”[24]后来，艾丽萨还帮助她的朋友朵莱·麦迪逊（Dolley Madison）筹集修建华盛顿纪念碑的善款，直到临终前，她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当历史学家本森·J.洛辛（Benson J. Lossing）采访91岁高龄的艾丽萨时，他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一个哭哭啼啼或阴郁孤僻的人：“她性格开朗，有着淡淡的幽默……言谈举止和蔼可亲，让人无法抗拒。”[25]

1852年冬天，艾丽萨和女儿是与一个年轻的亲戚伊丽莎白·霍利（Elizabeth Hawley）共同度过的。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让这位亲戚深感诧异。1853年1月1日上午，由于阴天以及绅士访客明显稀少的缘故，她的情绪有些低落，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还未到中午，“天气转晴，来访者又如潮水般涌来”，她在给姑妈的信中写道，“房间中挤满了人，接待了几百名拜访者……绅士们带着孩子来拜见汉密尔顿夫人，许多客人都是专程赶到这里的。或许你乐意了解详情，我希望我有空儿告诉你那些著名的议员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来的时候穿着制服，英姿飒爽；紧跟着进来的是纽约的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忽然，密集的人群分开，她惊讶地看到，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也朝艾丽萨走过来。“我看到他时，感觉他比传闻中要胖一些，那是我见过他最健壮、最英俊的时刻。他和汉密尔顿夫人一起小坐片刻，并邀请她安排时间共进晚餐。”[26]一个月后，95岁的艾丽萨带着女儿赴白宫参加晚宴，她们一进门就引起一片掌声。菲尔莫尔总统关怀备至，第一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她。每个人都渴望接触这位美国历史的活化石。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坚信会在来世光荣地与汉密尔顿团聚。她珍藏着汉密尔顿送给她的一个小信封，信封背面点缀着一句浪漫的隽语：“你治愈了我所有因爱而生的创伤。”[27]对艾丽萨来说，这些伤痛从来就没有过去。1854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会通过了取消限制奴隶制扩展到西部新开发地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汉密尔顿呕心沥血建立的联邦岌岌可危。11月9日，艾丽萨·斯凯勒·汉密尔顿去世了，享年97岁。她的寡居生活持续了55年，这比决斗前她活的那些日子还稍稍长一些。她被埋葬在她梦寐以求的地方：三一教堂汉密尔顿墓地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