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女巫的统治(1 / 1)

汉密尔顿传 罗恩·彻诺 5020 字 4个月前

约翰·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美国政治陷入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野蛮状态,偏执使得两党彻底放弃了互信。与其他好战的联邦党人一样,汉密尔顿越来越多地把不同政见抬升到“叛国”的高度,夸张地进行抨击。例如,在一张报纸上,他攻击杰斐逊的支持者“与其说是美国人倒不如说是法国人”,并断言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复仇的渴望,他们已经准备好“把他们国家的独立和福祉作为牺牲品摆放到法国的祭坛上”。[1]共和党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把不喜欢的政策说成是与英国结盟的人的背叛行径,说他们重新向乔治三世卑躬屈膝。双方别无二致地使用贬损对方的标签——共和党人被称为“雅各宾分子”,联邦党人则被称为“英国佬”,这些称呼都是身怀恶意且异常偏激的情绪的直接反映。在那一段低沉的日子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似乎都走下了神坛,成了很容易犯错误的凡夫俗子。

1798年,国会大厦发生的一件小事预告了这种充满仇恨的情绪。来自佛蒙特州的众议院议员,一名顽固的共和党人马修·莱昂(Matthew Lyon)开始嘲弄来自康涅狄格的联邦党人罗杰·格里斯沃尔德(Roger Griswold)对贵族政治的认同。当格里斯沃尔德反过来奚落莱昂在独立战争期间被说成“胆小鬼”时,盛怒之下的莱昂,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并向对方吐口水。格里斯沃尔德抄起一根山胡桃木棍准备上前痛打莱昂,结果后者用火钳予以还击。两名国会议员最终像市井流氓一般在地上厮打起来。“党派之间的敌对在不同政见的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隔离墙”,杰斐逊在给安杰莉卡·丘奇的信中忧郁地写道。[2]

XYZ信函的公开导致费城的气氛更为紧张。配有粗纱带黑帽章的联邦党人和佩戴法国三色帽章的共和党人之间经常大打出手。高唱《马赛曲》的歌手被嘘声赶下舞台。一伙联邦党人袭击了共和党人的报纸《黎明报》,不但砸碎了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窗户,还给他敬重的祖父的雕像抹上泥巴。城里传言亲法破坏分子可能会四处纵火,约翰·亚当斯在总统宅邸外面布置了卫兵,并且在府内储存了大量武器。

1798年的六、七月间,亚当斯总统的声望滑向低谷。就在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就华盛顿麾下几位少将的排名纠缠不清时,国会颁布了4部臭名昭著的法案,以求消除分歧,威逼共和党人服从政府。这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文件合称《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6月18日通过的《归化法》(the Naturalization Act),把居民加入美国国籍、拥有选举权所要求的居住期限从5年延长到14年;6月25日通过的《外侨法》(the Alien Act)赋予总统不用听证会,甚至不必给出合理解释,就可以将被视为威胁治安的在国外出生的居民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6日通过的《外国敌对势力法》(the Alien Enemies Act)赋予总统另一项权力,他可以将任何向美国宣战的国家的公民归入外国敌对势力的范畴,这加速了到法国移居者的外流;接着就是这一系列腥风血雨的最**,7月14日的《镇压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该法规定,凡是诽谤美国政府和国会,或者蔑视、诋毁其名誉的意图、宣传被认定为犯罪,发表“任何虚假的、造谣中伤的或者用心险恶”的文字也会被定为犯罪。[3]如果被判有罪,罪犯可能面临最高200美元的罚金和两年监禁。

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受到党派利益的驱使,暴露出不得体的本位主义。联邦党人想遏制爱尔兰移民的流入,因为后者通常亲法,追随共和党人的事业。来自波士顿的国会议员哈里斯·格雷·奥蒂斯非常尖锐地宣称,“考虑到在颠覆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又扰乱了我们安宁的秩序”,美国“不希望成群结队的野蛮的爱尔兰人以及世界其他动乱地区的人打乱我们的宁静生活”。[4]

联邦党人普遍遭受的另外一种痛苦是媒体轻率的不计后果的行为。18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报纸的数量翻了一番还多,一些党派支持的小报专门负责人身攻击。杰斐逊承认,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而言,这些报纸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引擎就是媒体,”他告诉麦迪逊,“每个人都必须在财力和智力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5]约翰·亚当斯从很早就厌恶共和党媒体中的许多人物。1798年,年仅29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死于黄热病,亚当斯曾把贝奇说成是“心狠手辣的诽谤者”,并说“黄热病让他停止了罪恶的一生,送他去见他祖父。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对我的肮脏嫉妒和复仇怨恨”。[6]

由于对那些针对她丈夫公开发表的喋喋不休的文字深感痛苦,阿比盖尔·亚当斯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支持《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在国会通过《镇压叛乱法》之前,她曾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共和党人报纸进行“缺德、卑鄙、恶意的谩骂”。[7]她接着说,“如果换成其他国家,贝奇和他的报纸早就被查封了”。[8]她希望《外侨法》将会被用来驱逐麦迪逊离任之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导人艾伯特·加勒廷。她认为加勒廷及其杰斐逊派的同事都是“国家的卖国贼”而已。[9]同时,她也不相信移民,断言“应该更为谨慎地密切监管外国人”。[10]

当然,最令共和党的新闻记者头疼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8年5月21日,纽约的共和党律师威廉·凯特尔塔斯(William Keteltas)对汉密尔顿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他对养育其至青年的祖国忘恩负义。凯特尔塔斯把他比作恺撒:“因为恺撒野心勃勃地要奴役整个罗马,布鲁图刺杀了他。暗藏狼子野心之人对美国的威胁不次于恺撒对罗马自由的威胁,难道不是吗?”[11]在次日的同一份报纸上,汉密尔顿做了回应,他对作者做了大胆的推测:“从他提及恺撒和布鲁图来看,他显然在暗示会有暗杀活动。”[11]

约翰·亚当斯总是试图回避对《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责任,通过这些法律是他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失误。诚然,他没有授意国会通过这项惩罚性法案,但法案在他任期内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并得到了他的默许。在汉密尔顿去世之后,亚当斯毫无顾忌地指责他应该为这些糟糕的法案负责。亚当斯1797年刚就职的时候,就强调,他收到了汉密尔顿建议实施针对外国人和叛乱分子的新法备忘录。1809年,亚当斯在回忆录中添油加醋,声称实际上自己坚持了原则,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建议,“我从未举荐过相关建议,国会却采纳了这些措施,考虑到当时需要这两部法案,我便批准了。虽然颁布这两个法案被看成是战争举措,是为了抵制亲法分子或意欲向法国妥协的人,我却对它们可能引起的轩然大波感到惴惴不安”。[13]亚当斯再次同时站在两个立场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家和一个《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不情愿的支持者。但真实的情形是,在亚当斯就职之后,汉密尔顿起草的备忘录从不赞成推行这样的法案。

那么,汉密尔顿究竟如何看待这些臭名昭著的法律呢?他担心美国的“内奸”,因此赞成打压移民的活动。“我的意见是所有的外侨都应该离开美国。”这就是美国最著名的在外国出生的公民所表达出来的令人失望的态度,他一度是为移民奔走呼号的颇具影响力的代言人。当然,他主张凡事都要适度,他告诉皮克林,“我们对待侨民时,不能过于残忍”。[14]形成对照的是,他第一眼看到《镇压叛乱法》的时候吓了一跳,随即向财政部长沃科特抗议说:“我粗略看了一下,该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太过分了,这些条款除了能引发内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我衷心地希望,这件事能从长计议。我们不要建立专制政体。活力与暴力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15]

不幸的是,在经过一次修改之后,汉密尔顿还是选择支持《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在其他事情中,他对苏格兰出生且披露“雷诺兹丑闻”的詹姆斯·I.卡伦德一直耿耿于怀。到了1799年底的时候,汉密尔顿力劝参议院议员乔纳森·戴顿起诉这些外国出生的新闻记者,声称:“他们即使公开藐视并违反法律,却还能被允许继续从事破坏性活动,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难道这类法律形同虚设?”[16]汉密尔顿从来不是一位不假思索的批评家,他一直反对媒体的不正之风。他公正地支持《镇压叛乱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称赞的思想:在诽谤案件中,应当把言论的真实性作为抗辩事由。此前起诉方只需证明被告的言论毁坏他人名誉就可以了,不必证明那些指责是否是真实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涉及美国新闻自由的一起重要案件中,汉密尔顿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说:“虽然现在《镇压叛乱法》被冠以令人反感的别称,但总有一天,它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有价值的特征。”[17]然而,对共和党人而言,《镇压叛乱法》最鲜明的特征是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共和党人明白这些新法律具有鲜明的党派特色。“参议院提出的《外侨法》是一个永远让其父母蒙羞的怪物。”麦迪逊告诉杰斐逊。而杰斐逊也立即应和道,“该法案是一件令人无比恶心的事物”。[18]杰斐逊不再愿意主持让他心生怨恨的参议院立法工作,他悄然离开费城,躲在蒙提塞罗长达4个半月。愤怒之余,杰斐逊坚定地相信,人民的常识会纠正这些错误。他告诉弗吉尼亚的一个同事,“耐心点,我们就会看到女巫的统治结束了,他们的魔咒会消失,人们在明白是非后会让政府执行正确的原则”。[19]他相信,虽然乔治·华盛顿牵制了联邦党人最危险的倾向,但在亚当斯的统治之下,联邦党还是已经“登上阿波罗的太阳车,并解开了缰绳,就像法厄同一样,鲁莽而疯狂[21]”。[20]

杰斐逊的预测惊人得准确,他察觉美国走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联邦党人表现出的专横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异己。他断定,如果联邦党人继续这样鲁莽行事,最终将失去他们通过XYZ事件赢得的优势。或许执掌了近10年的权力已经让联邦党人感到疲倦了,盘踞在他们心中的不再是希望,而是恐惧。他们曾经建立了一个持久稳定的政府,但现在却不信任他们创建的如此优秀的机制的力量。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尽管杰斐逊在批评联邦党的施政措施时心生怨恨,他却以乐观的态度描述了未来——《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让共和党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而联邦党中,亚当斯的支持者和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间愈演愈烈的争斗从本质上削弱了该党的力量。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采取行动,而是坐等联邦党自我毁灭,正如詹姆斯·门罗所说,“如果我们对联邦党听之任之,它会更快覆灭”。[21]杰斐逊和麦迪逊缺乏这样的耐心,尤其是在汉密尔顿成为新军队的监察长之后。杰斐逊认为,共和党人有义务阻止《镇压叛乱法》,他后来解释说,该法案“显然毫无意义,国会就像是在命令大家跪拜一尊金身塑像”。[22]随着联邦党人逐渐控制了政府,这位政治魔术师联手麦迪逊,要为两个州的立法机关起草法律提案,宣布《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违反宪法。两人隐匿作者身份,试图制造一种公众反对浪潮风起云涌的假象。杰斐逊为肯塔基州的议会起草了决议,麦迪逊则为弗吉尼亚州起草。肯塔基的决议案在1798年11月16日通过,弗吉尼亚的决议则是在12月24日获得通过。杰斐逊的传记作者杜马·马隆(Dumas Malone)提到,如果当时杰斐逊的行为被人发现,这位副总统或许就会受到煽动叛乱的指控了,甚至可能会被处以叛国罪。

在起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的时候,杰斐逊使用了甚至连麦迪逊都觉得过分的语言。关于《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他警告说:“除非扼杀在襁褓之中,否则这些法案必然将美国推进革命和流血的深渊。”[23]他不是在号召人民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予以反击,他是在号召必要的时候对自己就任副总统的联邦政府进行革命。在润饰杰斐逊的文字时,肯塔基立法机构删掉了他宣称法律“无效”的字眼。较为温和的麦迪逊说,在对抗惹人讨厌的法律时,州政府应该“介入进来,以阻止邪恶进一步扩散和发展”。[24]对于一个在制宪会议上主张联邦政府应当对州的法律拥有否决权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的提案中,杰斐逊和麦迪逊提出了激进的州权理论,事实上已经损害了美国宪法的地位。

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没有觉察到,他们支持的法案同《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一样有害。加里·威尔斯写道:“如果其他州也效仿他们拒绝执行联邦法令,这种做法对自由的威胁远远大于误入歧途的《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因为在众人的嘲弄和选举的双重压力下,后者很快就失去了力量。”[25]“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在理论上的危害是深刻且长久的。汉密尔顿及其他一些人争辩说,联邦宪法高于州法,它直接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宪法才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开头,并得到专门会议而不是州立法机关的批准。现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竟然诉诸一个过时的理论:即《美国宪法》是各州的协定,而非全体美国人民意志的体现。照此逻辑,倘若各州认为联邦法律违宪,就完全可以不加遵守。这无疑会导致各州之间灾难性的纷争,最终使美国分崩离析。乔治·华盛顿对“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感到震惊,以致他对帕特里克·亨利说:“如果有组织地顽抗下去,他们最终将‘肢解联邦或制造独裁’。”[26]强调州权的原则,特别是杰斐逊起草的方案流毒甚广,直到南北战争之后还有一定的追随者。这场纠纷结束之际,未来的美国总统,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写道:“‘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种下了州立法机构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甚至脱离联邦的祸根,我们今天正在吞食它的苦果。”[27]

对汉密尔顿而言,“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威胁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些提案把每个州塑造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他无法接受各州可以违反联邦法律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剂“毒药”,并直接断言这剂毒药会导致“政府被更换”。[28]他询问一名联邦党的高官西奥多·塞奇威克(Theodore Sedgwick):“尊敬的阁下,您会怎么处理弗吉尼亚这件事?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求政府展示足够的智慧和果敢。”[29]汉密尔顿希望“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能够提交给一个特殊委员会审议,那将暴露出它们将会如何破坏宪法,并为“一贯阴谋推翻政府”提供证据。[30]就像杰斐逊相信共和党人能够将《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转化为己方优势一样,汉密尔顿也认为,联邦党人也可以从错误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提案”中获益。“如果运作得当,”他对鲁弗斯·金说,“这事将会由坏变好。”[31]

在这个意在封杀不同政见的4部法案中,《镇压叛乱法》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共和党的编辑因伪造不足信的指控而被起诉。因为高举“取消《印花税法》”“取消《镇压叛乱法》”“取消《侨民法》”“取消《土地税法》”“美国暴君下台”“要求和平,总统引退”的旗帜和标语,一些人被控犯有重罪,送交法庭。[32]一名共和党编辑错误地把汉密尔顿计划组建的部队称为一支“常备军”,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千美元的罚金和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另一位编辑大胆发表“异端学说”,指责政府一味扶持富人,牺牲平民利益,他最终在铁窗内度过18个月。佛蒙特州国会议员马修·莱昂因为批评总统“对可笑的浮华、愚蠢的谄媚和利己的敛财怀有无限渴望”,而获致四个月的监禁。[33]最奇特的案件是对新泽西州卢瑟·鲍德温(Luther Baldwin)的起诉,他在醉酒状态下,说期盼迎接亚当斯的礼炮直接落到总统的屁股上。共和党最有影响力的6家报纸中,有5家被联邦党控制的司法机构依据新法取缔。

在《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生效期间,长期以来被绯闻纠缠不清的汉密尔顿对纽约最重要的共和党报纸《阿耳戈斯报》提出了诽谤诉讼。在发行人托马斯·格林利夫1798年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安·格林利夫(Ann Greenleaf)接过了他的旗帜,继续对亚当斯政府发起挑战。由于《镇压叛乱法》的撑腰,绰号“挥向雅各宾主义的鞭子”的国务卿皮克林要求纽约地方法官审查《阿耳戈斯报》,看它是否“胆大妄为地诋毁政府”。[34]由于该报发表了“联邦政府腐败无能,无意维护民众自由”的煽动性言论,安·格林利夫受到起诉。[35]1799年11月6日,她的罪名又增加了一条,《阿耳戈斯报》发表文章称,汉密尔顿为了让费城的《黎明报》保持沉默,试图以6000美元的价格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遗孀玛格丽特·贝奇手中买下该报。玛格丽特·贝奇声称,她极端愤怒地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坚持说她永远不会把它出售给联邦党人而让自己的丈夫蒙羞。除了自己从未投标这个事实外,令汉密尔顿深感烦恼的是《黎明报》对资金来源进行了一连串复杂的推测。该报质问,汉密尔顿既然无力支付詹姆斯·雷诺兹1000美元,他哪里来的6000美元?《黎明报》的作者给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这笔钱来自于“英国的秘密活动经费”,并宣称“汉密尔顿先生也许会以一种更好的办法压制《黎明报》,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只会令人感到卑劣”。[36]

数年来,汉密尔顿都在努力消除绯闻带来的影响,维护他的声誉。现在,他确信,随着“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的发布,所有这一切都经过周密策划,是推翻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在《阿耳戈斯报》刊登那篇冒犯他的文章的那天,他给纽约的首席检察官乔赛亚·奥格登·霍夫曼写信,要求他对诽谤者提起刑事诉讼。他把愤怒发泄到这封信的遣词酌句中,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承受着“最恶毒的诽谤”,但他没有提起诽谤的起诉,只是“以鄙视回应怨恨”。他接着说:“但现在,出于公众利益考虑,我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做法。对方推翻我们政府的企图变得日益清晰,后来竟然形成体系,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散布无耻的谣言,摧毁人们对政府要员的信心。”[37]次日,助理首席检察长卡德沃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拜访了安·格林利夫,通知她被起诉了。安·格林利夫辩解,她只是从其他报纸上转载了引起争议的文章。但科尔登指出,根据《镇压叛乱法》,她的报纸仍然从事了诽谤行为。安·格林利夫随后采取了另外一种辩护方式:她声称自己根本不参与报纸的经营。

文章的编辑大卫·弗罗辛厄姆(David Frothingham)最终成了诉讼的对象,他狡辩称自己是《阿耳戈斯报》的印刷工,试图借此逃避起诉。尽管要履行繁重的监察长职责,但最终汉密尔顿还是亲自参加了庭审,渴望有机会出庭做证。根据一家报纸的描述,首席检察官告诉法庭,汉密尔顿的“名誉(是否保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即将做出的庭审判决。名誉对汉密尔顿而言,比他的财产或生命更重要”。[38]根据普通法,法院不允许汉密尔顿当庭证明对他的指控是否真实——这也许更坚定了他修改《美国诽谤法》条款的决心。他已经在许多公开场合表示,自己从未向《黎明报》做出任何报价,在被问及《黎明报》是否敌视美国政府时,汉密尔顿斩钉截铁地说“是”。最终,弗罗辛厄姆被判有罪,处以100美元的罚金,还被送进布赖德韦尔监狱服刑4个月。

对共和党的媒体而言,弗罗辛厄姆被判有罪具有一项无可估量的价值:它给出了一个重新全面讨论雷诺兹事件的机会,而对这样的事情,读者是永远不会厌倦的。在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中,汉密尔顿被称为“多情将军”。[39]《阿耳戈斯报》和《黎明报》都把他歪曲为一个无情的流氓,先以保护玛丽亚·雷诺兹为借口与她调情,后来又冷酷地起诉寡妇贝奇。《黎明报》嘲弄这位“向女士大献殷勤的尊贵男士”,并补充说“这个人的心必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40]另外一家共和党报纸则暗示汉密尔顿追击《阿耳戈斯报》,是为该报披露了雷诺兹事件而复仇。在说起汉密尔顿时,这家报纸称:“他之所以愤怒,是因为《阿耳戈斯报》向世界公布了他如何展现对落难女性的友情。作为一位慈善之神,他善于将镇痛剂喷洒在穷困潦倒的已婚妇女的伤口之上。这个权势熏天的人竟然愿意屈尊大驾,去减轻那些漂亮的受难女性的伤痛和悲哀。”[41]如果汉密尔顿的目标是摧毁《阿耳戈斯报》,那么他成功了。第二年,安·格林利夫在全国大选前夜关闭了报社,出售了设备,让共和党失去了一个重要喉舌。

汉密尔顿的强硬行动不仅仅涉及这起诽谤诉讼案,招致更多质疑的是,他想组建新军队来对付国内骚乱。共和党人自始至终担心,向美国发起进攻的是汉密尔顿的军队,而不是拿破仑。《黎明报》像往常一样发出警告:“人们有理由相信,‘应声虫内阁’建立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将完全被用于对付国内普通民众。”[42]在某些方面,汉密尔顿的威胁被夸大了。他的军队更多地存在于想象而非现实之中。他从未调动过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动用这些人马之前,他需要得到亚当斯总统的批准。

但是,有证据显示在这位监察长的脑海中除了外忧,还有内患,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通过之后。在1798年12月27日给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的信中,汉密尔顿再次反对裁军,并指出“仅仅针对国内可能出现的动乱,目前正规部队的数量还不是很充足”。[43]从弗吉尼亚州关税征收员、联邦党人威廉·赫斯那里,汉密尔顿得知一起针对联邦政府的武装叛乱可能正在酝酿之中。赫斯说:“如果您问,‘你们州的共和党分部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无非是分裂,以及砍掉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许还有其他少数人的脑袋。”[44]赫斯的报告误导了汉密尔顿,他认为弗吉尼亚的执法机构正在购买武器对抗联邦政府。

到此时为止,汉密尔顿认为,可能有必要镇压弗吉尼亚州的叛乱,这与他以国家军队取代各州民兵的主张完全一致。“无论什么时候,试图靠民兵来降服一个难以控制的强大的州,”他告诉西奥多·塞奇威克,“事情的最终结果将会使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蒙羞。当一支高机动性的军队被组建起来之后——已出现明显的出兵理由,就将他们派往弗吉尼亚——然后根据法律采取行动,让弗吉尼亚州尝尝对抗政府的滋味。”[45]杰斐逊密切地关注汉密尔顿。他告诉一位支持者:“我们的拿破仑,可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政治救助’。”[46]

对联邦法令的暴力抵制并没有如汉密尔顿所预见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发生,而是在宾夕法尼亚东部出现。抵制活动集中在费城北部的3个县——巴克斯、北安普敦和蒙哥马利,这里是德意志移民的聚居地。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容易受到谣言蛊惑,例如他们相信亚当斯总统正打算筹办自己的儿子与乔治三世女儿的婚礼。当地居民对征收联邦财产税以资助对法战争感到不安,并且拒绝重新评估不动产。这一抵制活动的头领是约翰·弗莱斯(John Fries),他过去是箍桶匠、拍卖商,曾担任过民兵上尉,并且有10个孩子。在司法官员逮捕了一群抗税者之后,弗莱斯带领150名武装起来的民兵袭击了伯利恒监狱,并解救被逮捕者。亚当斯总统在1799年3月12日决定派遣军队镇压骚乱,发布公告命令军队镇压“普通司法程序不能制伏的强大团体”。[47]宣布完这一紧急事项之后,亚当斯在同一天离开费城,躲到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市。

由于汉密尔顿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他不得不着手处理所谓的“弗里斯叛乱”。没有总统的领导,他感到处处掣肘。“关于这次叛乱,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指示,”他向华盛顿抱怨,“就如何进行弹压,各方意见莫衷一是,立场摇摆不定。”[48]财政部长沃科特对总统在这场危机中不合时宜的“外出”,感到十分沮丧。他从费城写信给汉密尔顿说:“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却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这或许会助长更恐怖的叛乱。总统不在现场指挥,政府的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让它的朋友气馁。”[49]

为了对付骚乱,汉密尔顿集结了一支部队,既有民兵又有联邦政府的常规军。与以往一样,汉密尔顿始终认为良好的心理意味着成功的一半,因此他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活动。就像平定“威士忌叛乱”一样,他仍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浩浩****开往宾夕法尼亚东部。大军押着60名犯人回到费城,首犯在庭审中被定为叛国罪。1800年春,亚当斯总统改变了立场,不顾内阁的一致反对,赦免了弗莱斯和其他两名已经定罪的骚乱者,称他们是“无知、可怜的德国人,他们对我们的语言和法律一无所知”。[50]亚当斯认为把叛国罪的指控用在宾夕法尼亚骚乱者的身上太重了。他这种做法可能是因为担心德裔美国人会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倒向共和党。亚当斯的行为让人回想起华盛顿在“威士忌叛乱”之后所表现出的仁慈。但汉密尔顿对此次赦免十分沮丧。

从汉密尔顿失落的神态中,亚当斯总统嗅到了军国主义倾向和独裁统治的气息。他说:“汉密尔顿先生的大脑中,总是摆脱不了可怕的怪物或幻象,他称之为‘危机’,并因此经常做出鲁莽之举。”[51]在后来的几年,总统庆幸自己约束了汉密尔顿。“若非因为我,他可能会让美国卷入对法战争或内战之中。”[52]亚当斯不肯承认的是,自己未能履行强有力的领导责任,听任他与汉密尔顿及内阁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逃回昆西老家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内部冲突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