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汉密尔顿一样，约翰·亚当斯也曾被人批评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跟杰斐逊和麦迪逊不同，并不是在一个贵族化的舒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亚当斯自小家境贫寒，如今却被他们迅速扣上了这顶帽子。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雷茵特里（Braintree），父亲是一个辛勤劳作的人，夏天种地，冬天做鞋，勉强营生。尽管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生活艰辛，但他们家的先祖却值得夸耀。他的祖上是1630年第一批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我的祖辈生活在布伦特里，全是自立的乡绅。”[1]

亚当斯是沐浴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德行中完成教育的：崇尚节俭、勤奋、自律、服务大众和谨言慎行，反对炫耀和浮夸。亚当斯年轻时写道：“高谈阔论总是招来蔑视，即使这个人天赋异禀，富有才华，工作勤奋。”[2]他经常用紧张甚至是痛苦的奋斗，追求那些可遇不可及的人生目标。他渴望出人头地、被人肯定，内心却从未真正获得满足。

亚当斯的正式受教育始于6岁。15岁那年，亚当斯进入了哈佛大学，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曾在伍斯特的一所学校短暂任教，随后进入律师行业。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结婚，阿比盖尔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喜好政治和读书。当约翰·亚当斯肩负外交使命周游世界时，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在家里打理农庄，抚育子女。在汉密尔顿来到北美之前，亚当斯就抵制过《印花税法案》，他还曾为在1770年波士顿惨案中杀害五位殖民地居民的英国士兵辩护。这次办案显示了亚当斯最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之一：刚愎自用。

这项法律工作展现了亚当斯那有悖常理的独立性格，这也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他天生就像小说《牛虻》（The Gadfly）的主角那样，总是对主流正统思想持怀疑态度。像汉密尔顿一样，他对革命有矛盾的感情，既不满英国王权的压迫，又看不惯造反的殖民地人民。他清楚地知道正义的事业很容易变成暴行。在美国独立之前，他扪心自问，如果殖民地的居民无视皇室权威，“那些暴徒和乌合之众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在日记中坦承：“我有种说不出的焦虑。”[3]

在大陆会议上，高呼独立的最富**的声音来自约翰·亚当斯，他跳起来，滔滔不绝地演讲。这个在当时初出茅庐又争强好胜的律师一直担心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或暴乱的状态。1776年他对一个朋友说：“亲爱的先生，有一件事情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否则我们都得完蛋。那就是必须强调对各级领袖的尊敬和仪态。”[4]他在邦联国会承担的责任多如牛毛：他是90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其中25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他自诩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伯乐——发掘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邀请杰斐逊执笔《独立宣言》。亚当斯还抽出时间为马萨诸塞州起草了一部宪法，并出版了一本《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对其他州的宪法产生了影响。

亚当斯先后出使伦敦、巴黎及阿姆斯特丹等地。1782年，他说服荷兰承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并向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借来200万美元贷款。在巴黎期间，他与富兰克林、杰斐逊交往密切。但与他们相反，亚当斯拙于社交，难以适应当时的氛围。他的朋友乔纳森·修厄尔（Jonathan Sewall）有点担心，“他不会跳舞、喝酒、游戏、恭维、脏话、与绅士聊天、与淑女调情，关于社交，他一窍不通”。[5]此外，富兰克林的享乐主义也令亚当斯反感，他发牢骚说：“他的生活都不够体面。”[6]然而，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望对亚当斯的自尊心造成了打击，因为亚当斯一直自认为高人一等。

富兰克林对亚当斯的描述入木三分：“他对国家有贡献，诚实可信，时常显示出智慧，但有些时候在一些问题上却绝对缺乏判断力。”[7]富兰克林是最早点破亚当斯有点妄想症的人之一，这在后来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负面影响。在1783年，富兰克林抱怨亚当斯时常“胡言乱语”，怀疑自己和法国外交大臣德·维吉尼斯伯爵（Comte de Vergennes）“阴谋对付他，这完全是他胡乱想象的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8]同样，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后来也看出亚当斯“对侮辱异常敏感，无论是出自想象，还是确有其事。他觉得外界对他和他所热爱的美国事业充满敌意。敌人似乎无处不在”。[9]

敏感的亚当斯对杰斐逊却有一种亲切感，即使后者那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令人不安。跟汉密尔顿一样，亚当斯觉察到，杰斐逊那哲学家般安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庞大的野心。[10]然而，杰斐逊也指责亚当斯的急躁脾气。他对麦迪逊说：“他憎恶富兰克林，憎恶杰伊，憎恶法国，也憎恶英国，他会拥护谁？他的性格特点之一是‘唯我独尊’，我差点就没看出来。”[11]四年后，杰斐逊又对麦迪逊说起亚当斯，这次评论更为激烈。杰斐逊认为亚当斯“目中无人、易怒、看不清局势，不考虑自己的动机对他人的重要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12]尽管有这些看法，但总的来说，杰斐逊还是很欣赏亚当斯热心和欢乐的精神，认为他是一个守传统、有道德底线的人。两人从1791年开始交恶。当时，杰斐逊盛赞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并将之与“在我们中间产生的政治异端邪说”做比较，矛头直指亚当斯的《论达维拉》（Discourses on Davila），认为亚当斯在为总统世袭制摇旗呐喊。[13]在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之后，他和亚当斯在随后的3年中几乎没有信件往来。

约翰·亚当斯相貌平庸，他身材不高，大腹便便，一张圆圆的脸，还有双下巴，肤色苍白。不过他的眼神富有穿透力，肥厚的眼皮下目光如炬。他思维活跃，口中老是念念有词，但富有想象力，比如他曾用极度夸张的笔法评论托马斯·潘恩：“上了年纪的好色之徒……野猪和母狼产下的介于猪和狗之间的杂种。”[14]因为他在日记和信件里将自己内心的所有想法都和盘托出，所以较之其他国家缔造者，我们更能深刻了解他。人们把无数形容词用于约翰·亚当斯身上：反复无常、固执己见、讨人喜爱、过分敏感、率真诚实、博学多闻、口无遮拦、慷慨大方、行为乖张、目光短浅、脾气暴躁、明哲保身、勇敢无畏、生性好战、刚愎自用、异想天开……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他的人生就是一个经常变化的万花筒。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恰如其分地评论他这位千变万化的祖父：“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能够积极加入别人的谈话，然而一旦被激怒，他会变得‘极端狂暴’。”[15]

亚当斯有许多心理因素导致的身体疾病，他时常**、颤抖，这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他曾对别人说：“我的体质就像一个玻璃泡。”根据他的病史，他有过头痛、乏力、胸闷、视力下降以及失眠等症状。[16]在1776年，他说自己“面如土色，视力下降，两眼红肿，走路颤颤巍巍”。[17]他在阿姆斯特丹时似乎就有些神经质，畏惧社交，还经常发脾气。后来，他一直抱怨“手发抖”。牙周炎让他掉了几颗牙，随后他讲话开始含混不清了。等他成为总统时，61岁的约翰·亚当斯已经成了一个矮胖的瘪嘴老头。

但是最破坏其形象的并非他那日趋衰老的年龄，而是他的虚荣心。他年轻的时候承认：“我知道，爱慕虚荣是我最主要的缺点，也是我的最蠢笨之处。”[18]至少有30次，他故作姿态让人给他绘制肖像，再对结果吹毛求疵。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劳神苦思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他担心对手会让自己相形见绌，或窃取自己应得的荣誉。这种虚荣心使他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1812年，亚当斯告诉本杰明·拉什：“从1761年以来，已经50多年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中。”[19]传记作者约瑟夫·伊利斯在研究亚当斯时说：“深埋在他心中的是对个人功绩疯狂到无法控制的欲望。他痴迷地追逐名望，固执地认为历史会对他做出不公正的评价。这种念头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应该被载入史册的伟人，倒更像是一只困兽，一个可怜的疯子。”[20]

缺乏安全感也滋生了亚当斯对其他开国元勋的妒忌。他甚至为华盛顿的“无神论”感到哀叹，说他是一个被别人的阿谀奉承冲昏了头脑的“老笨蛋”。[21]他认为，华盛顿更适合被称为“英雄”而不是“领袖”。在后期的文章中，他又挑剔华盛顿的才干，说他“不拼错单词就写不出句子……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只有肤浅的认识”。[22]类似的，成为总统后，亚当斯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浮夸、好色、诡计多端，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在华盛顿政府中不合理地凌驾于自己之上。

回顾亚当斯的任期，有两三个特点值得格外注意，因为这正是汉密尔顿批评的焦点。亚当斯羞怯、敏感、易怒，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总体上说，我的脾气相当平和，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极其愚蠢，或者欺骗、伪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类的事情，也会暴跳如雷。”[23]他不善于应对压力，通常会强压怒火，直到耐心尽失，骤然爆发。他告诉本杰明·拉什：“我经常感到焦躁不安，因此未考虑自己的言行或文字可能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24]

大多数时候，他会注意谈吐得体、举止端庄，讲一番场面话或恭维话，但仍会不时流露出好斗的情绪。上了年纪之后，他谈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拒绝在沉默中忍耐，我会叹息、抽泣、抱怨，甚至会尖叫。我必须羞愧地承认，有时我甚至会说一些粗俗的脏话”。[25]

如果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在处事风格或脾气秉性上再接近一点的话，他们也许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亚当斯说：“深得人心永远都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过去或是将来我都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明白，一个人必须对民众的错误有正确的判断力，并对他们予以监督，有时甚至需要承担他们不满意而带来的种种风险。否则，长远来看，他不可能为人民做出什么有益之事。”[26]像汉密尔顿一样，亚当斯深信民众渴望自由，但怀疑他们是否愿意用一套牢固的权力制衡体系来约束他们的代表。两人皆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都欣赏英国的制度，反对乌托邦思想，不相信民主能够净化人性的浪漫想法。他们认为，平民和国王都可能成为暴君，都担心法国大革命在美国重演。在亚当斯眼中，法国的一系列事件散发着“血腥、恐怖，充斥着谋害和杀戮，不乏野心和贪婪”。[27]

另一方面，亚当斯缺乏汉密尔顿那样的经济头脑。他更支持小农场主，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持保留意见，认为它体现了“商业的唯利是图”。[28]他不喜欢银行，认为汉密尔顿的制度将会不知不觉掏空穷人们的口袋，并使“贪婪的坏习气”污染美国的整个气氛。[29]亚当斯任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漠视现役军队建设，罔顾加强美英关系——这与汉密尔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无论两人的政治观点是否一致，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在性格方面截然不同。汉密尔顿在社交场合圆滑机智、八面玲珑。他要比亚当斯文采飞扬多了。传记作家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说，亚当斯年轻时“不习惯娱乐环境，他身处其中时常感到尴尬，觉得周围人在嘲笑他。有时人们的确如此，令他备受伤害”。[30]年轻的亚当斯害怕别人的嘲笑，而年轻的汉密尔顿却因感受到命运的鼓舞而情绪高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亚当斯贬低汉密尔顿，认为他是一个自鸣得意、目空一切之人，蔑视他没有经历18世纪6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洗礼。费舍尔·埃姆斯指出，亚当斯往往把不是在独立战争中“打拼出来的”的名誉不当回事。[31]按照这个标准，汉密尔顿是一个中途闯入者，一个好吹嘘的迟到者，压扁身体挤进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荣誉榜。亚当斯直到死时还把汉密尔顿看成是一个“野心太大导致精神错乱的人。在亲英分子支持下他的虚荣心膨胀起来。他的眼睛里只有美国的最高职位。对于妨碍他的人，无论长幼，他都怀恨在心。”[32]

虽然亚当斯在本质上是一位耿直的爱国人士，但他对汉密尔顿的攻击却显得有些卑劣。他关注的是汉密尔顿的私生子身份，以及在国外出生这一事实。他描述汉密尔顿“出生在一个比科西嘉更小的地方，其祖先不但猥琐，而且声名狼藉”。[33]有一次，借用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话，他生动地将汉密尔顿形容为“苏格兰小贩的浑蛋小崽子”。还有几次，汉密尔顿成了“尼维斯岛的苏格兰克里奥尔人”或者“克里奥尔败类”。[34]亚当斯声称，作为一个外国人，汉密尔顿缺乏美国人性格的知识，也不能够真切地理解独立战争支持者的情感，“他几乎不可能把握美国人民的观念、情感和原则”。[35]对于汉密尔顿自我奋斗的传奇，亚当斯毫无敬佩之感。他告诉本杰明·拉什：“汉密尔顿有个非常大的缺陷，他的祖先臭名昭著，他的出生地和教育又是外国的，他的人生财富就是无尽的贫穷。”[36]在亚当斯的嘴里，汉密尔顿的不幸更像是他的个人缺陷。

实际上，所谓汉密尔顿玩弄女性的传言大多出自古板的亚当斯。他说：“我所知道的汉密尔顿是一个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凡夫俗子，却偏要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他荒****，和老富兰克林是一丘之貉。”[37]他甚至说汉密尔顿“性器官过于发达，连妓女都难以满足他的**欲”。[38]“他的通奸和**的行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显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提及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丘奇关系暧昧）”[39]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斯越来越反感汉密尔顿，致使他相信了所有贬低汉密尔顿的流言。而且，唯有亚当斯一人指责汉密尔顿在财政部就职期间玩忽职守，将工作推给下属，自己在费城逍遥快活。在一封信中，亚当斯暗示，汉密尔顿之所以能够效率极高地写作，口若悬河地演讲，其实是因为他长期吸食毒品。晚年时，他冷漠地告诉一位朋友：“戴达姆的教区牧师蒙塔古曾经跟我说过——尽管我无法保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汉密尔顿在写作时，或在酒吧及其他公共场合演讲时，嘴里总是嚼着鸦片。”[40]尽管如此荒唐地造谣中伤汉密尔顿，亚当斯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告知默西·沃伦：“我从不中伤我最痛恨的敌人，也不鼓励任何人这样做。”[41]

亚当斯担任副总统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参议院度过的，在那里，他创下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纪录——31次投出全场唯一的反对票。虽然就职位而言，联邦政府中只有华盛顿一人高于他，但他却时常发牢骚说，这是“人类已经发明的或者所能想到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42]最后，华盛顿几乎不向他咨询，把他放逐到权力的边缘地带。

在亚当斯1797年3月4日作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宣誓就职之时，他身着灰色套装，头发扑粉，手持一柄礼剑。华盛顿显示出一个成功的离任总统的安静从容，而亚当斯似乎显得不太自信。他后来告诉阿比盖尔，当时一直担心自己会突然晕倒。

在许多方面，亚当斯十分腼腆，不喜欢把自己当作权力的象征。他对阿比盖尔说：“我厌恶公众演讲，回答记者的问题，宣读公告；讨厌被别人评头论足、指手画脚……我不喜欢招待会，也不喜欢正式接见活动。我不愿意在上千人面前讲话，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说的。”[43]除了继承华盛顿留下的重担，亚当斯还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虽然从政多年，他却从未执掌州政府或联邦政府。有一段时间，美国几乎因党派纷争而四分五裂了，亚当斯因此讨厌所有政党。作为总统，亚当斯是联邦党的名义领袖，但他却梦想成为一名超越党派的总统。看到他放弃政党领袖的责任，渴望权力的汉密尔顿非常乐意担当这种角色。亚当斯后来承认，他知道与“联邦党的教皇”汉密尔顿分道扬镳时，会招致汉密尔顿的“手下发动整个政党来诅咒并驱逐我”。[44]在担任总统期间，亚当斯经常夹在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并不多见的情况——出任美国总统，却不愿担任党派的领袖。

第一次总统权力交替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内战、专制和外敌入侵的恐惧。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为了安抚联邦党人，亚当斯表现出政治家风范，保留了华盛顿内阁的核心成员，其中包括三位后来被他斥为“叛国者”的政要：蒂莫西·皮克林留在国务院，小奥利弗·沃科特留任财政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留任国防部长。[45]这三个人都与汉密尔顿过往甚密，都属于联邦党内顽固的亲英派，被称为联邦党的高层。为什么亚当斯会迁就这样一个可能后患无穷的格局？他说：“华盛顿已经任命他们了，如果我把他们撤了，有人会闹翻天的。”[46]渐渐地，亚当斯开始对其内阁成员心生不满，他感觉自己像无助的猎物，被汉密尔顿及其亲信愚弄戏耍。汉密尔顿却不认为亚当斯能轻率地逃避责任：“当总统提名内阁成员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替换。如果身边的人无论能力还是品行都让他不信任，那么问题一定出在他自己身上。”[47]

约翰·亚当斯讲过两个自相矛盾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他认为自己是个无辜的边缘人，长期被深受汉密尔顿影响的内阁成员遗忘在一边。他说，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敌人的帮助，他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清除异己。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声称早就知道汉密尔顿操纵内阁，因为汉密尔顿在华盛顿任总统期间已是一手遮天：“事实是，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真正适合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职的人选不肯接受这两个职位。”华盛顿“只能任命愿意担任此职的人。我认为，这种无奈正是他卸任的真正原因。他并不是心甘情愿退休的”。[48]按照亚当斯的说法，华盛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是“受制于汉密尔顿的管家”而已。[49]亚当斯后来又写道：“我所认识的所有拒绝效忠汉密尔顿的人，最后都引火烧身了……我很快发现，如果事先得不到各个部长的同意及汉密尔顿先生的认可，我的议案多半会在参议院遭到否决。”[50]

亚当斯就职后，汉密尔顿曾上书总统，为新政府的政策建言，这个举动激怒了总统。亚当斯说：“这封枯燥的长信，包含了一系列对总统、参议员及众议员的说教。我读完之后，觉得此人一定是疯了。我非常不喜欢这封信，所以直接把它扔了。”[51]华盛顿眼中的珠玉却被亚当斯视为敝屣。毫不奇怪，汉密尔顿渴望维持自己在华盛顿执政时期享有的决策影响力，他仍想成为总统的智囊，为这个国家出力；又或许，他是想试探一下在亚当斯当政时他能享有多大的权限。后来，在他写给皮克林、沃科特和麦克亨利的诸多信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汉密尔顿失去权力之后的失落。

华盛顿在咨询其内阁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关心和谦卑。相比之下，亚当斯经常不尊重内阁成员，把朋友和家人——尤其是阿比盖尔——当作值得信赖的顾问。内阁感觉亚当斯冷若冰霜，反复无常，习惯发号施令，而不是集思广益。小奥利弗·沃科特——他同亚当斯关系比较密切——是这样冷嘲热讽的：“亚当斯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就像朱庇特统治下的奥林匹斯山一样。（总统）忽略朋友或敌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被要求倾听、恭敬和服从，不得有违。”[52]

作为大陆会议的一员以及出使欧洲的外交官，亚当斯曾非常勤勉，也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忍受了与妻子长达五年的分离，堪称典范。但后来，阿比盖尔身体欠佳，特别是在亚当斯任副总统后期时，她风湿痛频发，只能留居马萨诸塞。亚当斯因此经常告假，每年都有九个月时间不在办公室。在一次外交危机中，华盛顿向内阁抱怨这位逃避责任的副总统：“由于副总统离开办公室去了波士顿，所以我没有机会征求他的意见，否则……否则我还是希望跟他商量商量。”[53]

担任总统后，亚当斯的私人安排同样满满当当，似乎经常不在总统府，他经常莫名其妙地避居于马萨诸塞的宅邸中，这致使他与内阁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执政第一年，他在昆西待了四个月，而华盛顿第一年担任总统时，无论公私事务，总共外出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亚当斯还时不时草率地逃离自己的政府，最多的一次他在马萨诸塞住了七个月，一直通过信函遥控管理国家。华盛顿对这种行为无法理解并抱怨：“这会让朋友心生不满，敌人将开怀大笑。”[54]当然，在亚当斯看来，让自己和内阁疏远的罪魁祸首是汉密尔顿。他苦涩地说：“我是总统，但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55]很显然，内阁的不忠与亚当斯经常缺席有关。大卫·麦卡洛指出：“亚当斯能在重大事情上出面是当时内阁成员的最大愿望，他在与不在肯定会有所不同。”[56]

对联邦党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利的局面。共和党领导人杰斐逊和麦迪逊则表现出严格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判断力。这两个弗吉尼亚人精明能干，彼此亲密无间，都有非同寻常的耐心和自控力。曾在华盛顿领导下团结执政两年的联邦党则面临分裂，因为它的两位领导人——汉密尔顿和亚当斯虽然出类拔萃，却无法停止相互对抗并相互憎恶。两个人都是急躁且容易冲动的人，往往做出不计后果的判断。两个人还都擅长抨击他人，可惜这种才能被用于了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