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中所展示出来的领导才能看，他并非仅仅是联邦党人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更是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可以通过无以计数的信函、演讲和文章来动员他的支持者。最让人吃惊的是，政治工作不是他忙碌生活的全部，甚至算不上是最耗时的部分。“我埋头于商业活动中，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离职两年之后，他是这样对鲁弗斯·金说的。[1]大家都承认，他是纽约最好的律师，他的客户都是奥尔巴尼以及整个纽约州的社会精英。“在每一个重大案件或者每一个商业案件中，人们总是聘用他做律师，”詹姆斯·肯特说道，“他是纽约商界最著名的律师。”[2]有了这份利润丰厚的工作，他现在的收入是其担任财政部长时的3到4倍，但是他并不想一味追求高回报。有一次，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特揶揄他：“我听说，钱在你脚下你都不会弯腰去捡……你天生是个政治家，永远会心系政治。”[3]
汉密尔顿的政治生命和律师生涯经常出现交集，他处理过许多因国外势力捕获美国船只而发生的海事保险案件。他也在著名的《宪法》案件中做辩护。1796年初，他去了费城，在最高法院为自己任职财政部长期间开征的马车税的合法性做辩护。“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一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他的整个论证条理清晰、扣人心弦，堪称经典。”[4]法院最终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即国会有权管理“除出口之外的一切应征税资产”。[5]最高法院不仅支持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政府拥有征税权的观点，同时首次就国会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做出了裁决。
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因此，汉密尔顿没有时间像杰斐逊那样发展自己在科学、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兴趣。汉密尔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度操劳，渐渐开始变得健忘了。在离职几个月后，他写信给第一合众国银行，想知道自己的账户余额，因为他把存单丢了。这是该银行的传办人讲的。汉密尔顿的确没有给自己放几天假。1795年夏天，他做了一次长达三周的旅行，去了纽约州北部的偏远地区，参观了卡育加湖的几个印第安部落。从他保存的一个粗略的日记中似乎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商业旅行，涉及一宗土地买卖，由部落领导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氛。1796年秋天，汉密尔顿与两个朋友在长岛度过了五天的美好时光，他们狩猎、骑马，这次旅行可能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此前他因肾功能紊乱被迫戒掉了香槟酒。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说：“我们打了一些松鸡，并让他骑了马，以期他能有个好胃口，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好转。”[6]汉密尔顿对旅游的兴趣仅限于此。一个通过自己的财政政策将整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竟然从来没有安排一次环游美国的旅行，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汉密尔顿的旅程从未涉及欧洲，甚至是美国南部，一来是因为工作繁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家庭的眷恋。在其长岛之旅后，他为了一桩案子匆忙赶往奥尔巴尼市。他在从斯凯勒家写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回到你身边，出现在亲爱的孩子们面前。每次被迫离开你们，我都心情沉重。上帝保佑你，我的爱人……无限爱你的汉密尔顿。”[7]汉密尔顿给艾丽萨写过许许多多如此情意绵绵的信件。无论身上有什么缺点，他始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深情的丈夫，时常牵挂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玛丽亚·雷诺兹事件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
汉密尔顿夫妻身体力行地长期照顾一些孤儿。1795年10月1日，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儿子，同他的导师隐姓埋名来到纽约。汉密尔顿对拉法耶特侯爵印象极佳，并认为法国大革命浪潮过去之后，他还能在法国重获民心。但是拉法耶特儿子的到来给乔治·华盛顿提出了难题。拉法耶特侯爵依然被奥地利人监禁在奥尔米茨，而侯爵的儿子希望美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将侯爵解放出来。出于对其父拉法耶特的尊敬，华盛顿非常渴望接受他的儿子，但是《杰伊条约》引发的骚乱却使事情变得复杂。华盛顿被指责有反法倾向，而拉法耶特，尽管是美国独立战争无可争议的英雄，却已经被贴上法国革命叛徒的标签了。
对华盛顿而言，在个人情感和政治需要之间，他的确是感到进退维谷，难以取舍。他想让汉密尔顿把这两个年轻人送到费城，但为了谨慎起见，汉密尔顿认为推迟几天更好，于是把这两个年轻的法国人带到了家中。艾丽萨回忆说：“总统及华盛顿夫人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但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他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样做。于是那个小家伙和他的导师就在我们家度过了一个夏天。”[8]事实上，他们一直住到冬天。在这6个月中，汉密尔顿一直在安慰日渐憔悴、情绪低落的年轻人。终于，1796年4月《杰伊条约》的危机结束时，年轻的拉法耶特被允许去见华盛顿。
这时离拉法耶特侯爵从监狱获得释放尚有一年多的时间。在经历了“死一般寂静的5年”之后，他给华盛顿写了封信。[9]怀着激动和欣慰之情，汉密尔顿给拉法耶特写了封长信，信中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将历经政治变迁和人生沉浮而长存……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国家是如何爱戴你，希望你能幸福。如果这个国家未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情感，我也不会爱它”。如果拉法耶特去美国寻求庇护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两党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就是对您的热爱。”[1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少在一封信中使用三次“爱”这个字。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共和党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变本加厉。在反对派看来，他能够从纽约操纵政府。汉密尔顿对外地的内阁成员的影响日渐加强，这倒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与他们之间大量的信函往来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不是通过粗暴简单的手法介入内阁，而是谆谆不倦地引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这一点也实属显然。
汉密尔顿同他的继任者小奥利弗·沃科特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早在1795年4月，汉密尔顿确实自愿指导沃科特如何维护美国的信用，他对沃科特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给我写信。”[11]当时政府费用在增加，财政赤字高居不下，共和党人多有怨言。汉密尔顿乐意在幕后保持这种影响力，但主要还是沃科特视汉密尔顿为上级，想求教于他。沃科特不断向汉密尔顿请教技术性问题，从法国的私掠船只到政府贷款，无所不包。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中，沃科特问了汉密尔顿7个关于财政管理的难题。他尚未走出汉密尔顿的光环，甚至哀求：“麻烦您简要回答一下下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吧。无论多么简短，我都不会在意。对于您亲手建立的体系，您的意见会让我的行动多些果断，少些犹豫。我真的需要帮助，这里没有审计官。”[12]在另一封信中，沃科特坦言：“公共事务当然举足轻重。我还不是很清楚，如何理顺财政部门的公共事务……能收到你的建议，我将不胜感激。”[13]面对这些问题，汉密尔顿可能会觉得自己似乎仍是执政官。关于在新政府中应该如何施政，汉密尔顿仍站在答疑解惑的权威位置。
1795年9月，汉密尔顿恭恭敬敬地给华盛顿写信：“阁下，如需差遣，请您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顾虑。”[14]华盛顿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在10月底，他让汉密尔顿帮他准备一下国会开幕式上的年度讲话，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份讲演稿，好像他还在领着政府的薪水一样。
问题的关键是，华盛顿第二任期的内阁成员要比第一任期的差好多。联邦主义者威廉·普卢默比较过汉密尔顿和沃科特：“前者真是一个天才，并且具有坚定不移的品质；后者是一个诚恳的人，然而其才智远在其前任之下。”[15]关于其他内阁官员，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华盛顿身边的确缺乏可以咨询的合格人选。当时，社会舆论对政治派系颇有微词，从而削弱了有识之士服务政府的积极性。华盛顿尴尬地向汉密尔顿提及，他正在物色接替埃德蒙·伦道夫的人选。他还绝望地说：“国务卿的位子空着，我该怎么做？”已经有四个人拒绝了该职位。“我诚恳地向你请教，希望你能友善地谈些意见。”[16]华盛顿让汉密尔顿试探一下鲁弗斯·金的意见，结果金成了第五个拒绝为国务院工作的人。汉密尔顿对华盛顿说，鲁弗斯·金拒绝是因为“肮脏恶毒的谣言的矛头”一再指向政府官员。[17]
华盛顿找到第七个人时才最后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人就是脾气火暴的蒂莫西·皮克林，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不折不扣的汉密尔顿的崇拜者。跟沃科特一样，皮克林也经常向汉密尔顿请教。当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部队里结识的老朋友詹姆斯·麦克亨利接管国防部长一职时，汉密尔顿在内阁里一下子有了三位至交。内阁清一色由联邦党人组成，这绝非偶然。华盛顿告诉皮克林，让并非全心全意拥护自己施政方针的人进入内阁无异于“政治自杀”。[18]在与杰斐逊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教训，放弃了超越政治派别的天真想法。现在，他和联邦党结成更坚实的同盟，其中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看到总统身边汇集了汉密尔顿的信徒，反问杰斐逊：“现在，共和党人的真理能透过什么样的官方渠道到达总统的耳朵里呢？”[19]
避免被共和党口中的“真理”所骚扰，也许正是华盛顿的本意。从执政后期的肖像画来看，他显得心浮气躁，早年的平和冷静**然无存。他看上去精力耗散，目光浑浊，军人气质也不复存在。总统深受背痛、假牙和风湿的困扰，拜访者经常看到他面容憔悴、疲倦不堪。共和党人的攻击使他怒不可遏。他后来希望退隐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不再被“一些声名狼藉的三流作家在出版物上谩骂和诬蔑”。[20]
华盛顿决定放弃三连任是一件大事。他原本没有任期限制，许多美国民众期待他终身执政。在领导者都渴望攫取更多权力的年代，他却选择了放弃。辞职是他能向共和党批评者所做的最为庄严的回应。在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之时，他曾让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一份告别演讲稿，当他决定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就将这份演讲稿存放起来了。现在，在1796年的春天，他公开了这份草稿。就像在美国独立战争接近尾声时一样，华盛顿希望能做一个临别陈述，这或许会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持久性原则以具体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了让麦迪逊的草稿符合新形势，他转而求助汉密尔顿。此时，他不再掩饰对这位曾经下属的喜爱，在送给汉密尔顿的手写便笺上皆标注“私人”字样。他越来越把汉密尔顿当成平辈至交，而汉密尔顿也以感激作为回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华盛顿竟然让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在制宪会议上拥护总统终身制——来起草这份告别演说。汉密尔顿协助建立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先例，即总统任期最多两届，这个先例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才被打破。在1796年中旬，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寄去了一份潦草的稿件，一部分内容是麦迪逊写的演讲词，一部分是华盛顿为了显示出过去四年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变化而加上去的内容。[21]他让汉密尔顿按照他的意思以另外一种形式修改一下，最好能把旧的演讲词弃之不用。[22]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能用言简意赅的文风，尽量避免提及个人或者使用有争议的表达。这一目的是创作出一份超越时代束缚的文稿，使美国走出损害公务的党派之争。华盛顿添加的材料中提到：“报刊充斥着谩骂。他们不顾事实，恶意捏造，曲解我的政治观点。”[23]这一回，脾气急躁的汉密尔顿谨慎地删去了这些激烈的言辞。
汉密尔顿倾尽全力完成了这项任务，对华盛顿列出的包罗万象的主题做了深刻而又杰出的阐述。那个夏天，他为华盛顿准备了两份文件。其中之一是润色麦迪逊和华盛顿的草稿，另一个就是他本人写就的演说词。华盛顿更喜欢后一份文件，于是最后的定稿就是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改定的。但是，总统觉得汉密尔顿的草稿有点长，他希望能够优雅和简练一些，以便报纸能够毫无删减，全文刊登。“我想，任何一家公报专栏恐怕都无法一次容下这篇讲稿。”他告诉汉密尔顿。[24]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老练的代笔人了，于是汉密尔顿飞快地将他的草稿缩减得更简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对演说词进行反复的琢磨和润色，直到它得到一致认可。偶有几处，汉密尔顿式的声音透过字里行间传了出来，比如在控诉派系斗争时，写道：“这些争斗可能成为一种助力，使狡黠奸诈、缺乏原则的野心家颠覆民众权力，凌驾于政府统治之上。”[25]然而，整体而论，他们两个人的意见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诞生了一篇文学史上的“奇文”。如果汉密尔顿是语言大师的话，那么华盛顿就是指引方向的守护神。这篇文章在开篇之处感谢了美国人民，这感人肺腑的一部分恐怕不是汉密尔顿写出来的。相反，气势如虹的中间部分，还有对政治事件洞若观火的体察无疑体现了汉密尔顿的特长。
很难分清这篇文章的哪些部分出自华盛顿，哪些部分出自汉密尔顿，因为二人的许多观点是重合的。两人都对《杰伊条约》引发的争端表示痛心，对法国威胁派出外交使节和舰队感到义愤填膺。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若不是因为国内在条约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吵，他更希望坦率地向法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应当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决定中立并对交战各国严格遵守中立国规范之后，我们不会受天底下任何国家的政治派别的指使，除非我们和一些国家签署的条约要求我们这么去做。”[26]告别演说词提到了这件事。
告别演说的核心是号召美国保持中立，抛弃个人和党派的标签。但是，其中却充满汉密尔顿曾用于推进《杰伊条约》时的争议性言辞，在告别演说的公正的气氛中，汉密尔顿批评了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浪漫幻想。当提及一个国家期待另一个国家的无私支持是愚蠢的想法时，他重申了驳斥杰斐逊的一个旧论：法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帮助美国，只是为了打击英国。在谈及美国应该避免与外国长久结盟这个主题时，他指出：“一个国家沉溺于习惯性的仇恨或喜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奴性。”这个论述呼应了他早先的观点，即共和党有亲法反英倾向。[27]关于宗教和道德，他的评述在定稿时稍有改动。即使如此，他仍对主张“无神论”的法国大革命表示担忧：“宗教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具。一个试图颠覆或损害它们的人不可能被称为爱国志士。”[28]
演说中有关国内事务的部分基于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意图的透彻理解，他恳请大家保持团结，并列举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他提到派系斗争可能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呼吁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以保护自由；申明公共信用和控制赤字的必要性；提到了遵守宪法的神圣义务。在一个被纷争撕裂的国家，汉密尔顿勾勒出一幅和谐的蓝图：农业和商业是互利互惠的。北方和南方，西部边陲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是互补的。将这些因素转化成优势唯一所需要的事情就是国家的统一。
这篇告别演说词将用于出版，而非公开演讲，因此华盛顿还就刊印的时机和地点征询过汉密尔顿的意见。1796年9月19日，这篇文章被刊登在克莱普尔的《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并马上被其他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对美国政策的冷静阐述；另一方面是对共和党扰乱国内和谐的抨击。凭借登峰造极的艺术手法，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从关于《杰伊条约》、威士忌叛乱以及其他事件的争论中提炼出了一个主题，并赋予它普世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背景的事件逐渐黯淡下去，留给那些名言警句的是神谕一般的力量。对中立国身份和一项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所做的论证影响尤甚。“这是首次全面、权威地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这样写道。[29]一个世纪以后，这份文件已经变成了经典文本，如今美国国会每年在华盛顿生日之时都会高声朗读这份演说词。
尽管现在的美国人对这份演说词顶礼膜拜，但当时共和党人的反应却是满怀怨恨，忽略了它对统一的迫切要求。一份报纸指责华盛顿的文字是“脑子有问题的人写出来的废话”。[30]在《黎明报》上，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又将荒诞无稽的老调翻出来重谈：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与英国沆瀣一气。贝奇还做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举动，他把《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写给华盛顿的信公开发表出来，这封信诅咒华盛顿快点死亡，并说“世人难以判断你到底是个变节者，还是个骗子；你到底是放弃了原则，还是根本就没有原则”。[31]虽然汉密尔顿并非谦恭忍让之人，但为华盛顿和国家效力时却甘愿隐身于幕后。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知道这篇演讲稿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比如艾丽萨、罗伯特·特鲁普和约翰·杰伊。艾丽萨埋怨丈夫不肯居功，时常提起这篇文章的由来。40多年之后，她证实了演说词的确是汉密尔顿写的：
他写这篇文章时，是访客少的时候，或学徒不在的时候，以免有人打扰他。他会让我坐在身边，边写边读给我听，他说，这是为了知道文章读起来是否能够引起共鸣。他说：“亲爱的艾丽萨，你之于我就好比莫里哀的老保姆之于他。”[17]他曾给我读过整篇文章，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我见证了大部分文字的出炉。[32]
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词面世之后，又以宣传册的形式在各地出售。艾丽萨非常高兴地回忆起她和丈夫在逛百老汇大街时，一个老兵和他们搭话，想卖给他们一本。汉密尔顿买了一本，笑着对妻子说：“他不知道我掏钱买的是自己的作品。”[33]
汉密尔顿将演说词的核心作用一直对外保密，因为华盛顿的崇拜者担心泄露这个秘密，可能把华盛顿从神坛上拉下来。他们成功了。在汉密尔顿死后，他的演说词底稿和与华盛顿的所有通信都委托给鲁弗斯·金保管。在19世纪20年代，艾丽萨和他的孩子们不得不提起诉讼，请求鲁弗斯·金归还这些文件，最终，金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手稿。后来，艾丽萨撰写了关于这篇演讲稿的回忆录，以便“我的孩子们能熟悉了解他们的父亲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他在华盛顿将军执政期间给予他的帮助。他们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安定团结”。[34]
尽管华盛顿在位期间，人们对他争议不断，但历史学家认定他与亚布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最杰出的三位总统。华盛顿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合理的公共信用、中立的外交立场、稳定的政府，以及切实可行的《宪法》。作为久居权力中心的行政管理天才，汉密尔顿应该能分享华盛顿很大一部分荣誉。然而，汉密尔顿为什么没有在1796年或其他时间成为总统候选人呢？在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精英推举的年代，作为联邦党的重量级人物，他具备明显优势。但汉密尔顿从未提及自己是华盛顿的接班人，也从未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过一张选票。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拥有卓越治国才能的人竟然从未登上过权力的巅峰，甚至没有参与总统竞选，这个矛盾如何解释？谜团的部分答案在于，当时的政治人物从未结盟支持汉密尔顿。显然，他不可能挑战华盛顿的总统资格，并且就像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所说的那样：“无疑，我才是接班人。”[35]亚当斯说得不错。汉密尔顿自己也说过，就本身的条件而论，亚当斯、杰斐逊和杰伊才会被视为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汉密尔顿已经离开政府重操律师旧业了。更何况，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仅仅提及他的名字就能引发辩论。他的追随者崇拜他，而他的敌人却视他为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虚张声势的人。
还有其他理由也能说明为什么汉密尔顿没能获得那种荣誉。尽管有幸拥有一个伟大的行政头脑，也有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汉密尔顿始终没有学会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样收放自如。他的领导理念高尚，但有局限性：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必要时不能屈从于民意，而要帮助民众摆脱幻想或自我陶醉的状态。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单纯的道德世界，不擅长与人妥协或达成共识。华盛顿和杰斐逊都善于回应民众的呼声，而汉密尔顿则对普通人的好恶缺乏兴趣。尽管是一个公认的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杰出人物，但他还是缺乏伍德罗·威尔逊在定义“政治领袖”时所提及的一种关键品质：“对他所领导的人抱有深切的感情，这种情感来自洞察力而不是智力。”[36]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缺乏的就是这种与美国民众的玄妙的联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麦迪逊一直说“汉密尔顿永远不可能获得总统一职”的原因。[37]
还有一个根本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汉密尔顿为什么不愿意竞选总统。在1796年选举期间，诺亚·韦伯斯特，当时是联邦党派的编辑，在他的报纸《密捏瓦报》（The Minerva）上暗示汉密尔顿是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按照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詹姆斯·T.卡伦德的说法，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共和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急急忙忙向纽约派遣了一位信使面会汉密尔顿，告诉汉密尔顿：“如果韦伯斯特再发表类似文章，我们会立即把玛丽亚·雷诺兹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这一消息的确被传达给汉密尔顿了，因为此后，《密捏瓦报》就沉默了。[38]
汉密尔顿知道自己不会接替华盛顿，但他并不打算在1796年扮演被动角色，毕竟那一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也是第一次由各党派控制的选举。当时，人们还不习惯候选人出面拉票或撕去矜持的伪装，因此政党领袖的影响力被放大。于是，麦迪逊为杰斐逊摇旗呐喊，杰斐逊则躲在朋友身后。同样，联邦党的领头人物约翰·亚当斯也宣布：“我决定当一名这场愚蠢而又不道德的游戏的沉默观众。”[39]
起初，汉密尔顿告诉一位记者，他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杰斐逊当选总统：“所有人必须抛却一切个人恩怨和偏见，所有事务都必须让位于摒除杰斐逊。”[40]“考虑到联邦党在弗吉尼亚州的势力较弱，他甚至打算支持与当地共和党越来越疏远的帕特里克·亨利，以分散杰斐逊在南方的支持率。”当亨利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之后，他转而找到了另一个异军突起的南方人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一位独立战争时代的英雄，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曾经是美国驻西班牙和英国的外交官。
汉密尔顿对平克尼的支持似乎会冒犯亚当斯，因为亚当斯认为自己才是继任总统的最佳人选。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亚当斯是总统候选人，平克尼是副总统候选人。汉密尔顿并未明说更支持平克尼，因为根据当时《宪法》的规则，选举人投票时不用区分总统还是副总统。一些联邦党人准备不投平克尼的票，以确保亚当斯当上总统，这让汉密尔顿非常担心，杰斐逊有可能渔翁得利成为总统或者副总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华盛顿有可能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当不上第一任总统时汉密尔顿的心情）。作为一个党派的首领，汉密尔顿依然坚持着他的正式立场，联邦党的选举人投票时应把亚当斯和平克尼一视同仁。这个提议看似中立，实际上却有利于平克尼。平克尼在南部地区支持率较高，如果他和亚当斯在北方得票数相当，他的总票数会超过亚当斯。
汉密尔顿押错了赌注，以致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程。在作为财政部长时，他同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约翰·亚当斯只有过有限的几次接触。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汉密尔顿后来说，在华盛顿即将离职之时，“联邦党中影响最大的几个人开始怀疑亚当斯是不是担任总统的合适人选”。因为亚当斯脾气急躁，性情易变。然而，在亚当斯“三番五次的请求之后，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他抱有希望”。[41]
在汉密尔顿心目中，理想的总统性格应当像华盛顿一样“多协商，勤思考，慢决策，不犹疑”。[42]相比之下，约翰·亚当斯脾气暴躁，气质阴郁，喜怒无常，与华盛顿的稳健形成了鲜明对比。汉密尔顿将平克尼“谨小慎微、中庸”的性格与亚当斯“虚伪自私、常常嫉妒以及无法捉摸”的性格做对比。[43]这些文字写于选举之后，能够说明汉密尔顿当时深藏内心的一些看法。
起初，亚当斯并未觉察到汉密尔顿在竞选活动中的表里不一。他告诉朋友，汉密尔顿屡次向他提醒，他的一些弱点可能将杰斐逊推上总统宝座，汉密尔顿支持平克尼也只是在他不能赢得大选时的备选方案。当杰斐逊写信告诫亚当斯：“就继任总统这件事而言，您可能被纽约州的朋友算计了一把。”麦迪逊曾劝说杰斐逊不要发出这封信，以免被人们说成是刻意引发联邦党人的内乱。[44]然而，在12月底，埃尔布里奇·格里给亚当斯提供了一份从亚伦·伯尔那里取得的“证据”，说明汉密尔顿私下争取让平克尼而非亚当斯当选总统。亚当斯夫妇都惊呆了。“每当我看到那个好争吵的人时，我总是会想起‘当心那个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18]’这句话。我一直留意着他。”阿比盖尔这样向她丈夫评论汉密尔顿。
约翰·亚当斯回答说：“我不会再关注他的幼稚举动，会像过去一样和他保持距离。”[45]这只是约翰·亚当斯无休止地谩骂汉密尔顿的一个开始，他称汉密尔顿为“一个极其虚伪的小人。我蔑视他在选举中所做的小动作”。[46]他认为汉密尔顿因为平克尼更能顺从他的野心，能够组建“一支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的兢兢业业的队伍”，所以才支持他的。[47]麦迪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汉密尔顿是担心像亚当斯这样的人“太有主见，不会甘当傀儡”而无法实施自己的“幕后阴谋”。[48]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他迅速将愤怒上升为人身攻击，称汉密尔顿为“克里奥尔（Creole）[19]杂种”。[49]亚当斯任总统期间，对汉密尔顿的谩骂从未停止，让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
1796年10月15日，众议院的书记员约翰·贝克利提醒詹姆斯·麦迪逊注意《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署名为“福基翁（Phocion）”的系列文章。贝克利猜测，汉密尔顿就是该文的作者，并猜测他有两重用意：诋毁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杰斐逊；对亚当斯表示一下不冷不热的支持。在10月14日到11月24日这段时间，犀利而多产的福基翁总共发表了25篇关于选举的评论性文字。尽管约翰·亚当斯已经认定汉密尔顿就是作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汉密尔顿的文集和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些文章。文章无疑有着汉密尔顿的典型风格：戏谑、机智、篇幅巨大，有时甚至吹毛求疵。在内容上，作者同样对杰斐逊及血腥的法国大革命颇有微词。汉密尔顿似乎无意掩饰身份，照搬了之前发表的字句。比如，1792年9月29日，汉密尔顿用笔名“卡图卢斯”发表文章，把杰斐逊比作“故作姿态扔掉王冠的恺撒”，称他想“牢牢抓住帝王权杖”。[50]现在，“福基翁”也把杰斐逊比作恺撒，一边“故作姿态扔掉王冠”，一边“牢牢抓住帝王权杖”。[51]汉密尔顿再次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隐藏在共和党朴素外衣下的酒色之徒。
福基翁回顾了杰斐逊的政治生涯：在做弗吉尼亚州长时，英军到达之前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此前，汉密尔顿也曾指出过杰斐逊类似的懦夫行径，说他曾在国家危难时刻离开总统内阁。似乎是在标榜汉密尔顿。福基翁说：“与他相比，那位精力充沛的伟人汉密尔顿有哪些不同？”汉密尔顿问道，好像在为他没有退却做宣传。“他也希望能像那位蒙提塞罗的哲学家一样退休。他有一个大家庭，他的微薄财富在昂贵的城市生活中迅速消散。但是由于他所宣称的罗马精神，尽管他也希望退休，但只要他的国家面临战争危险，他就会一直坚守岗位。”[52]
福基翁的文章包含对杰斐逊所做出的最令人难堪的批评，指责他曾是一位奴隶主，并暗示知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去蒙提塞罗的客人都注意到那里有一些皮肤颜色较淡的奴隶。1786年的一个客人，沃尔尼伯爵非常震惊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一个肤色跟我一样白的孩子被叫作黑人，而且被当成黑人对待，我感到很吃惊。”[53]理论上，杰斐逊可能是赫明斯的全部孩子的父亲。传记作家福恩·M.布洛迪（Fawn M. Brodie）有过这样的记录：“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住得根本不‘远’，她育有7位子女，在每个孩子诞生前，杰斐逊都和她生活了九个月。而杰斐逊不在蒙提塞罗时，她却没生过孩子。”[54]杰斐逊生前只释放过两个奴隶，在遗嘱中释放了另外五个奴隶，这几个人都是萨莉·赫明斯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解放萨莉。萨莉在弥留之际，告诉她的儿子麦迪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杰斐逊的孩子。在1998年，DNA检验证实了杰斐逊（或者其家族的某位男性）很有可能是萨莉·赫明斯的孩子埃斯通的父亲。阅读福基翁的行文，人们猜测，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那里获知了关于萨莉·赫明斯的事情。
在福基翁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列举了杰斐逊为人称道的8项品质，然后逐条加以批驳。杰斐逊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吗？汉密尔顿挖苦说：“如果能证明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暴力……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的品质将会是他担任美国总统的一个宝贵因素。”[55]杰斐逊在技术方面有什么发现吗？汉密尔顿幽默地让人们想象出蒙提塞罗的一个空想哲学家，“为了民众和全人类的利益，把蝴蝶和昆虫制成标本，或敲打出一张旋转椅”。[56]然而，与指控杰斐逊是一个伪善的奴隶主相比，这些讽刺只不过是热身。汉密尔顿指出，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初创作《弗吉尼亚笔记》时，曾经赞成释放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并将他们运往别处。杰斐逊实际的想法是把奴隶“出口到更偏僻的地区，他们或者全部遭到杀害或者成为更低等级的奴隶”。[57]汉密尔顿讽刺杰斐逊认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劣的言论是伪科学。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谈及黑人时说：“他们不是通过肾脏分泌，而是通过皮肤腺体，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非常难闻的气味。”[58]汉密尔顿继续引用：“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异就是肤色：‘无论这些黑色是来自皮肤内的网状薄膜，还是皮肤本身，无论是来自血液、胆汁，还是其他分泌物，它们在性质上都和我们迥异。这种差别是如此真实，仿佛上苍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59]
汉密尔顿还奚落杰斐逊在种族问题上自相矛盾，杰斐逊居然怀疑黑人是否属于人类，把他们定义为：“比人类低级、比猩猩高级的特殊动物……是一种迄今仍难以名状的高级牲畜。”[60]杰斐逊还在这篇文章中表示：“黑人喜欢白人女性，甚于喜欢自己的种族；猩猩喜欢黑人女性，甚于喜欢母猩猩。”[61]随后，汉密尔顿自信地触及杰斐逊最害怕的话题——主人和奴隶的性关系。最后一句话似乎暗示他已经知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了。
这一刻，他（指杰斐逊）非常渴望解放奴隶，以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在另一刻，他发现黑人与人类不属于同一种群，因而如果要解放，必须立刻将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以免玷污了其主人的血统。他完全忽略了不该忘记的事：这种血统混合早在黑人还是奴隶的时候已经发生。他必定从自己身上看到了血统被玷污的充足证据。[62]
在这里，汉密尔顿既讽刺了杰斐逊的偏执，又指出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关系有违社会禁忌，若非是他，这件事可能会沉睡两个世纪。人们或许会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拍手称快。然而，很不幸的是，人们越是深入研究福基翁的文章，汉密尔顿曲线操纵南方投票的痕迹就越明显。他问南方奴隶主是否希望有一个“通过法令迅速释放奴隶的”总统。[63]他打算从两方面打击杰斐逊：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意欲指出杰斐逊对奴隶的同情不够真诚；作为联邦党人，他想恐吓奴隶主，让他们认为杰斐逊可能会出于同情而解放奴隶。
在福基翁笔下，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约翰·亚当斯光芒四射，显然比杰斐逊有优势。汉密尔顿向亚当斯表示了敬意，将他说成是“就其早期所做的勇敢无畏、忠诚可信、坚持不懈而且非常有益的贡献而言，他是一个杰出的公民，也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十分纯净没有污点的人，更是一个完全有资格得到其民众尊重、感激和信任的爱国者”。[64]在1792年，汉密尔顿就已经以“卡图卢斯”为名对亚当斯做出过类似的评价。[65]他还表扬了亚当斯30年来完美无瑕的公共服务操守，认为共和党人的媒体歪曲了亚当斯的政治品格，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就我而言，”汉密尔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拥有黑奴，在杰斐逊先生热切的解放奴隶的愿望和亚当斯先生的制衡体制之间，我会对前者抱以万分的警惕。”[66]
乍一看，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褒扬似乎暗示着一种无条件的支持，看起来也跟汉密尔顿声称的联邦党人应当平等地投亚当斯和平克尼的票这一立场相一致。然而，有人疑惑这是否仍是损毁亚当斯的计谋。汉密尔顿明白，如果他能够发动南方的奴隶主因为解放奴隶问题而放弃杰斐逊的话，他们也同样不会选择亚当斯这样一个废奴主义者，而是会选择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提起奴隶制的问题对亚当斯在南方不会有一点好处，而他又恰恰需要那里的选票。
当1797年2月唱票时，结果几乎平分秋色。亚当斯以71票当选总统，杰斐逊68票当选副总统。平克尼得到了59票，伯尔由于在南方惨败，只得到30票。新英格兰选举人的行为与汉密尔顿的计策背道而驰。有18张票没有投给平克尼。新英格兰数州非常坚决地把票投给了亚当斯，而南方则投给了杰斐逊。亚当斯原本打算，如果自己再次当选副总统，或者因为平票需要众议院裁定时，将立即辞职。然而，他觉得以微弱优势取胜对他的自尊心同样是一个打击，于是迁怒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拥护者。他后来顾影自怜地写道：“那两个政党都无必胜的把握，所以最终亚当斯以一两票的微弱优势胜出。他们准备在下次选举中牺牲他。因此，他的执政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党派的支持，但却受到两个党派的蔑视和辱骂。”[67]亚当斯把自己的这种以微弱优势胜出的责任更多归咎于汉密尔顿而不是杰斐逊，因而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想方设法地惩罚汉密尔顿。
杰斐逊并不介意得票多少，自从辞去国务卿之职以来，他就一直在远离喧嚣的蒙提塞罗山上离群索居。“从1793年到1797年，我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偶尔来几个访客，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我最终感觉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对自身思想有消极的影响……思想完全脱离社会，与世隔绝。”他告诉女儿。[68]凭着对把握机会的感觉，杰斐逊认为当时并不适合共和党人出任总统。法国的局势依然纷乱扰攘，他乐于让亚当斯去应对麻烦。他确定历史的车轮很快将转向自己，因此颇有先见之明地劝麦迪逊多些耐心。
许多共和党人喜欢亚当斯胜过华盛顿，或许唯一的原因是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不那么亲密。支持杰斐逊的《黎明报》庆祝亚当斯如愿获胜，顺便委婉地打击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下：“无疑，亚当斯不会是一个傀儡——他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他会自主行动，而不是听命于其他人。”[69]同样，杰斐逊也祝贺亚当斯当选总统，因为“这或许是唯一一道能阻碍汉密尔顿渗透的屏障”。[70]虽然当时杰斐逊和亚当斯关系疏远，但在巴黎时他们算是好友。大选一结束，他就积极向当选总统的亚当斯示好，并细数汉密尔顿的选战阴谋，唆使亚当斯反对汉密尔顿。他曾对一位心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亚当斯在疏远汉密尔顿，可能背离后者的政见。”[71]汉密尔顿认真观察了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他对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说：“亚当斯先生是总统，杰斐逊先生是副总统，我们的雅各宾分子说他们很满意，狮子和羔羊要躺在一起了。”[72]汉密尔顿不相信双方就此偃旗息鼓，他认为杰斐逊注重意识上的差异而不会轻易妥协。
汉密尔顿也收到警告，说亚当斯准备就他在选举中的不忠行为报复他。那年1月，汉密尔顿在巡夜时腿部受伤，卧床静养。他的夜间巡逻是为了配合众人扑灭一场可能与奴隶叛乱有关的神秘大火。波士顿的斯蒂芬·希金森（Stephen Higginson）告诉汉密尔顿，“盲目或虔诚的亚当斯的党徒”指责汉密尔顿领导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在竞选时为有利于托马斯·平克尼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你和杰伊先生是这个所谓‘政治集团’的首领，还认为是你们两个想要阻止亚当斯坐上总统的宝座。”[73]就这样，汉密尔顿从华盛顿总统无可替代的亲信变成被亚当斯总统完全排斥的人。考虑到亚当斯坚信汉密尔顿有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保留华盛顿的内阁班底的做法让人费解。因为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汉密尔顿的朋友、崇拜者以及以前的同事。亚当斯会慢慢后悔这一决定的，就像他任职时做的其他决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