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于1795年2月中旬离开费城之后，他们在纽约市租了几间房子逗留数日，之后他们动身前往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期望能在那里过上安宁的生活。汉密尔顿发现，他还是难以获得一些私人空间。纽约市的富商巨贾热情款待他，场景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在2月下旬，商会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足足有200人参加，“没有能容纳更多人的房间了”，一家报纸是这样评论的。[1]这是一次愉快的盛宴，商界和农界人士都表达了他们对汉密尔顿的祝福。他本人则接受了9次全体敬酒，先前华盛顿和亚当斯每人才得到3次。纽约市逐渐取代费城和波士顿，成为美国的主要港口，汉密尔顿被尊为当地繁荣的守护神。在祝酒词中，汉密尔顿向当地的商界人士表达了他的敬意：“纽约的生意人们，愿你们永远享有船长的荣誉、领航员的技能和港口的财富。”[2]两个星期之后，纽约市长理查德·瓦里克授予汉密尔顿荣誉市民称号。与众多在纽约市找到新身份的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对曾经收留自己的这座城市怀有特别的感情。“在我曾经收到的诸多同胞对我的珍贵赞许中，”他告诉瓦里克，“没有哪个能比得上我现在得到的荣誉。”[3]
在汉密尔顿辞去政府职务之后，英国艺术家詹姆斯·沙普尔斯（James Sharples）为他创作了一幅彩色蜡笔画，从这幅画像可以看出，虽然曾在费城劳心焦思，曾遭到杰斐逊党人的恶毒谩骂，但汉密尔顿仍然保持愉悦的心情。沙普尔斯刻画出了一个有着锐利的双眼，神情愉悦的睿智男性，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英挺的鼻梁，发际线却已经后移。纵然心底深藏绝望，汉密尔顿仍然处于盛年，有能力规划自己的宏图大业。
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引发了对其前途的种种猜测。一些捕风捉影的人认为他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实是其老谋深算之处，他想接替华盛顿继任总统。那些恶意的批评者和虔诚的赞美者都没能想到，他的初衷只是希望过上一段宁静的生活。在州长克林顿先生于1月宣布他将不参加重新选举之后，媒体便认为汉密尔顿可能是未来的州长，他的老上司尼古拉斯·克鲁格会成为副州长。汉密尔顿让菲利普·斯凯勒澄清这一猜测，他不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野心家。当一位纽约律师问汉密尔顿，是否允许自己提名他竞选州长。汉密尔顿没有作答，只在备忘录上写下了以下内容：“这封信也许不怀好意。关于未来我不会回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与当时充满疑忌的气氛十分相称。
实际上，真相很简单。汉密尔顿身负重债，急需赚钱。这一事实足以驳斥那些说他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员的传言。如果汉密尔顿真的犯下什么错，那就是他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他离职时比他入职时还要穷，在执掌整个国家的财政之后，他告诉安杰莉卡·丘奇：“我得稍稍照顾一下我自己了，事实上我需要更多照顾。”[5]他打算“远离我的政坛并认真照顾我自己的小家”。[6]汉密尔顿任职财政部长时，每年赚得3500美元，这远远不足以支付他那日渐繁茂的家庭所需的各种消耗，当然也比不得他做律师的收入。他拥有的只是一些日常家具，他估计自己需要五六年稳定的工作才能够将外债还清，从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这种负债生活的方式与杰斐逊等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人不同，因此他只有辞职了。在汉密尔顿辞职之后，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其间流露出对汉密尔顿的些许不满：“报纸大张旗鼓地声明是贫困让他回到律师界生活的。”[7]
汉密尔顿对于自己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倒从不避讳。华盛顿总统收养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提斯（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讲述了汉密尔顿在提出辞呈之后出现在总统大楼时的情景。当汉密尔顿面带微笑进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助手们已经在那里了。“祝贺我吧，我的好朋友们，”他说道，“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总统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辞呈，我再次成为一个普通人了。”汉密尔顿注意到他们沮丧的神情，接着说：“我的全部身家连500美元也不到。我把青春年华奉献给这个收纳我的国家。现在，我的家庭有权对我提出要求。”汉密尔顿拿起桌上的一本宣传册，将它打开。“嗯，是宪法，”他说，“现在，请记住我说的话。只要我们仍然是一群崇尚美德的年轻人，这份文件就会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福祉和共同的幸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垂垂老矣，腐化堕落，它将很难把我们长久地联结在一起。”[8]这种对美国未来的惶恐观点预示汉密尔顿不会满足于在财政部所取得的成就，他将重返政界。
在艰辛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汉密尔顿并非对财富的吸引力无动于衷，他也想生活得舒适一点，但是他不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取财富。他在离职之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他故地重游纽约之时，他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找到了他，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特鲁普“习惯借些小钱给他（汉密尔顿），好让他补贴家用”。[9]友善的特鲁普当时已经发迹，现在是著名地产商查尔斯·威廉姆森（Charles Williamson）的代理，后者代表了一批在美国投资的英国富商。1795年3月末，特鲁普力劝汉密尔顿参加一个在西北地区购买房产的项目：“我可以说，我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成为帮助你这样的绅士累积财富的经纪人了。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活得潇洒自在，他就不可能被人当作绅士。”[10]特鲁普还说，法律这个行当将会使汉密尔顿疲惫不堪并且10年以后他甚至无力养家糊口。
如果汉密尔顿贪恋金钱，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真诚的朋友热切地希望他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致富。然而，尽管为特鲁普的关心所打动，汉密尔顿还是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得当的信，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汉密尔顿做出决定时他充分考虑到了威廉姆森代理的是外国人这一事实，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一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希望自己断绝与国外的一切瓜葛。汉密尔顿担心，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恐怖行径也许很快就要登陆美国了，断头台以及其他东西或许都要来了，他本人可能也会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即将要玩的游戏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对特鲁普说，“它可能就是真正的自由、财产、秩序、宗教，当然还有脑袋。特鲁普，届时我将尽力保全你我二人的性命。”他并不奢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只要能在乡间安然度日，已经心满意足”。[11]于是，汉密尔顿拒绝了为赚钱去冒险。最终，他接受了查尔斯·威廉姆森提供的律师职位，但是却没有参与土地交易。
那个春天，汉密尔顿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尔巴尼与艾丽萨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的，不时穿梭于这个小小的临时家园和曼哈顿松柏大街63号的办公室之间。他还憧憬过去欧洲旅游一次（这将是他到达北美以来第一次出国），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宝贵的时间花在家人身上。从公职中解放出来，汉密尔顿看起来比过去几年轻松了不少，与艾丽萨说话时的语气也变得诙谐起来了。一天，没有及时订到从纽约去奥尔巴尼的马车车票，他告诉艾丽萨：“我得试试渡船，我明天就去，我必须祈祷和煦的春风把我迅速带到爱人的怀抱。”[12]5月份，汉密尔顿甚至休了一个星期的长假，与他的朋友亨利·格兰（Henry Glen）一起从纽约的斯卡奈塔第到撒斯奎哈那河坐马车走了一个来回。然而，汉密尔顿并不能轻松多久，夏天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纽约，参加一个包括许多纽约名流显贵在内的顶级诉讼客户见面会。由于设在下曼哈顿的这个据点，汉密尔顿离国家政治中心费城的距离，并不像实际的地理距离那么遥远。
汉密尔顿离开美利坚政坛是如此迅速，以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即便法律事务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的，他也没有放慢写作的步伐，并且还积极投身于他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大争论之中，那就是《杰伊条约》（Jay Treaty）引发的骚乱。约翰·杰伊在前一年夏天一抵达伦敦，汉密尔顿的个人代表安杰莉卡·丘奇就主动接待了他，并邀请他参加她的社交晚宴。像其他精力充沛的男性一样，杰伊为安杰莉卡·丘奇的魅力所倾倒。他告诉汉密尔顿：“安杰莉卡真是一个性情温柔、令人愉快的女人。”[13]在参加了一些社交圈子受到真诚款待之后，杰伊知道，他即将谈判的条约会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他提醒汉密尔顿：“我们不可以达成一个会遭到误解的条约，那会毁掉我们民族的团结，并且会让不和谐的种子生根发芽。”[14]
当与英国订立的所谓《杰伊条约》的草稿传到费城时，汉密尔顿仍然是俗务缠身。杰斐逊宣称，汉密尔顿第一眼看到这份文件时，私下批评该条约“很糟糕”，还说它“婆婆妈妈”。[15]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知道的是，汉密尔顿对这份条约草案做出了非常睿智的评论，他针对第十二条向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条约第十二条对美国同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设置了太多的限制条件。
1794年11月19日，杰伊正式签署了条约。他没有在冬天挑战北大西洋，而是在英国一直待到春天，因而条约的官方文本随着他直到1795年3月7日才到达费城。这并不是一份能取悦美国人的条约，华盛顿决定在“绝密”（麦迪逊语）中将它掩饰起来。[16]也许因为杰伊是一位热情的废奴主义者，他没有强迫英国赔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带走的奴隶。他也没有为被英国海军俘虏的美国海员争取一个满意的赔款方案。美国人民原以为他能坚持战争时期一个中立国的传统特权，然而他似乎把这个基本立场都遗失了。对共和主义者而言，杰伊犯下的最不可容忍的错误是他给了英国在进口商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而英国却没有对美国的进口做出相应让步。不过，杰伊还是取得了一些细微但却显著的胜利。不列颠同意撤除西北的边界贸易站，允许美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的情况下采取仲裁措施，有限制地允许美国小型船只进入西印度群岛。对杰斐逊的支持者而言，从最初的形式上看，《杰伊条约》是联邦党人向英国霸权屈辱投降的条约，背叛了同法国源远流长的联盟关系。
然而，在联邦党人的眼中，杰伊在最重要的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首先，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引爆战争无疑是自取灭亡，而杰伊与英方的谈判终于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外，通过把国家的命运与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杰伊也确保了美国的贸易能够直通海外市场。关于这一条约，作家约瑟夫·伊利斯（Joseph Ellis）曾经评论道：“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英国的舰队联系起来，这在整个19世纪都对美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保护作用。”[17]
5月末，也就是杰伊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华盛顿召集参议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秘密讨论这一条约。汉密尔顿对后果心急如焚。“各行各业的商人的普遍观点是，”他对鲁弗斯·金说，“不批准条约将会在总体上阻塞经济计划和公司运营。”[18]汉密尔顿并不赞成与英国重新谈判，他只是希望参议院能就是否删除对美国不利的第十二条达成一致意见。亚伦·伯尔率先表示反对，他希望独立战争后被掠夺的黑奴以及其他财产“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赔偿”。[19]他还对其他10个条款表示了反对。参议院最终不顾伯尔的反对在6月24日以微弱的赞成票优势通过了《杰伊条约》，还增加了一个附加条款：对第十二条内容做部分保留。
由于担心公众对条约的反应，华盛顿仍然拒绝让公众审查条约的文本。汉密尔顿则向华盛顿建议，希望能够面向公众公布条约，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公众的过度恐慌。7月1日，由共和党的一名议员泄露出去的完整文本刊登在费城的一家报纸上，引起了美国政坛前所未见的骚乱。麦迪逊称这一令人震惊的后果就像“电流传遍合众国的各个角落”。[20]杰伊首当其冲，成为共和党人发泄愤怒的替罪羊。他刚刚辞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职——汉密尔顿回绝了替代杰伊就任大法官的建议——并且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举为纽约的州长，而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出任副州长。杰伊遭到恶意报复。在他纽约的住宅附近，各个大厦的墙上都写着一些巨幅的咒骂文字：“约翰·杰伊，去死吧，那些不诅咒约翰·杰伊的人都去死吧，那些不在屋里点起灯彻夜诅咒约翰·杰伊的人统统都去死吧！”[21]
《杰伊条约》重新点燃了公民惹内两年前激发起来的怨恨情绪，斯坦利·埃尔金斯和艾瑞克·麦克基特里克曾经写道：“尽管实际上人们从该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份国际条约受到如此多的指责。”[22]横扫各大城市的怒潮再一次暴露了美国两个主要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许多的城市焚烧了杰伊的肖像。杰伊自嘲地说，借着这熊熊火光照路，他可以走遍美国。对汉密尔顿而言，这些抗议确实应验了他的预言，杰斐逊的追随者的确是改头换面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在7月14日，查尔斯顿的市民庆祝了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他们拖着英国国旗走街串巷，最后在英国领馆馆前付之一炬。
这样嘈杂无序的游行让人们想起了革命中的巴黎，虽然长矛上没有串上保皇党人的头颅，但也足以震惊首都。小奥利弗·沃科特记录下了这样一幅场景：“有人把条约抄本扔到人群中，他们把它放到竿子上。大约300人组成的队伍朝着法国公使的官邸进发，那里正在举行庆典活动。暴徒后来又去了乔治·哈蒙德家，在欢呼和喝彩声中烧掉了条约。”[23]约翰·亚当斯当时目瞪口呆，后来才回忆起华盛顿的住宅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人包围着，一天又一天，吵着嚷着，要求对英国开战的，咒骂华盛顿的，为法国爱国人士和道德高尚的共和党人喝彩”。[24]
在此事发生之前，离任的汉密尔顿基本上没有打扰以前的内阁同僚，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是，华盛顿现在想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汉密尔顿对贸易以及其他问题拥有全面的知识和见解，他的地位难以替代。华盛顿完全明白，《杰伊条约》注定不受共和党人欢迎，他希望至少能说服自己该条约是有益的，并知道该如何辩护。在7月3日，他曾经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信上标明了“私密”字样，他请汉密尔顿评估一下条约。他毫不吝啬地恭维汉密尔顿，称赞汉密尔顿对贸易政策的认识“科学、深邃、全面”。[25]华盛顿还道歉说，他让汉密尔顿从律师业务中分心了，如果他实在太忙的话完全可以拒绝这一请求。华盛顿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一定在暗笑，他知道汉密尔顿一定会尽快给出一份非常正式的分析意见。果然，7月9日、10日、11日，汉密尔顿分别给华盛顿寄去了三份翔实无比的条约分析意见。他肯定了旨在解决《1783年和平条约》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前十条，并指责限制美国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第十二条，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条约的第十八条，因为第十八条列出了一份长得让人无法想象的不列颠可以从美国船只上没收的违禁物品清单。然而，《杰伊条约》总体精神是有益的，让人难以拒绝的，它的目的是为美国争取和平。“有了和平，我们的贸易就能迅速发展。如果这一时期发生战争，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发展和繁荣。”[26]
如此迅速收到汉密尔顿的意见，华盛顿着实吃了一惊。他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你的研究和阐述如此详细，给你增添这么多麻烦，我备感惭愧。”[27]华盛顿只是在一两点上与汉密尔顿稍有不同，在其他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他给汉密尔顿的信件再次确认了杰斐逊的追随者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总统从不回避与汉密尔顿的意见分歧，但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们俩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他失去了乔治·华盛顿有力的支持，失去了与之相伴时那份可贵的理智和分寸感。从先做副官，然后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代理人一直得按照他的礼节行事。现在，他不再是华盛顿的下属了，汉密尔顿甚至能更快地察觉到威胁和挑战，并且在争论中采用一种舍我其谁的口气。某种至关重要的制约消失了。
这在汉密尔顿为《杰伊条约》发动的论战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参议院通过了，可是华盛顿还没有在上面签名。条约引起的战争对汉密尔顿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政治冲突了。他把这场战争当作决定美国命运的末日之战，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美国的命运而战。那年夏天，他觉得自己在纽约是置身于半战争状态的氛围之中。法国的三色旗甚至在商界精英聚会之地——唐提咖啡屋上空高高飘扬。在他比较担心的时期，汉密尔顿仿佛看到杰斐逊党人的死囚押送车载着他和其他联邦党人驶向美国制造的断头台。“尽管无法确信，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们的‘雅各宾分子’为一些人准备好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汉密尔顿在写给小奥利弗·沃科特的私人信件中说，“事实上，这个城市的民兵是靠不住的，从他们长官的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突发事件中的一种资源，我们只好求助于军事驻地中的正规部队。”[28]
要让汉密尔顿相信他的反对者也同样胸怀坦**是越来越难了，他把他们视为一种蓄意破坏的邪恶力量。早在春天的时候，海军准将詹姆斯·尼克尔森（James Nicholson）——亚伦·伯尔的密友艾尔伯特·加勒廷的岳父——已经对他提出恶意指控。尼克尔森声称，汉密尔顿在作为财政部长期间，在伦敦一家银行藏匿了10万英镑的资金，他公然指责汉密尔顿一边领取政府薪金，一边与英国暗中勾结。汉密尔顿的一位友人为他打抱不平，要求对方拿出证据。镇定自若的尼克尔森回应说，如果汉密尔顿本人提出请求，他自然会公布证据来源。“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汉密尔顿并不曾提出这样的要求，”约翰·贝克利告诉麦迪逊，似乎这就成了汉密尔顿有罪的证据，“尼克尔森亲自告诉我这些细节，还说，一旦汉密尔顿的名字出现在公职候选人的名单上，他就会立刻将内情公开。”[29]共和党人能够将这样的流言蜚语当作绝对正确的事情，难怪汉密尔顿疑心有人密谋陷害他。
汉密尔顿和尼克尔森之间的争执成为1795年7月发生的几件大事的背景。在纽约市，雪片般的传单飞舞了数日，敦促市民在7月18日中午到市政厅集合，“讨论一种向总统表达他们对这一亲英条约不满的恰当方式”。[30]波士顿的市民一致表达了对《杰伊条约》的谴责，汉密尔顿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民主俱乐部的领导人也正在曼哈顿的街角处发表言辞激烈地反条约演讲。为了想出办法消除抗议，民主俱乐部于19日晚间在唐提咖啡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汉密尔顿和鲁弗斯·金在《杰伊条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号召支持者第二天也到市政厅集会，举行一个反游行示威的活动。
第二天，当钟声敲响12点的时候，汉密尔顿出现在主街西侧历史悠久的荷兰大厦的露台上，正好面对市政厅。500多人蜂拥而至挤在这个十字路口，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的宣誓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但是6年前和谐的一幕如今却见证着合众国早期发生的丑陋的冲突。在露台上，汉密尔顿大声呼喊着，要求对方报出集会领导者的姓名。恼怒的人群也大声回应道：“让我们选出一个主席。”[31]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S.史密斯（William S. Smith）被选举为主席，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主持集会。彼得·R.利文斯顿站出来批判《杰伊条约》，汉密尔顿粗暴地打断他，质问他是否有资格第一个讲话。经过投票后，现场的绝大多数人赞成利文斯顿第一个讲话，他才重新开始讲演。但是，现场人声鼎沸，太嘈杂了，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于是他建议条约的反对者沿着华尔街向三一教堂出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条约反对者都跟随着他，当汉密尔顿响亮地陈述其辩护意见时，有500多人阴沉着脸在听他讲。一家报纸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强调“在市民得以形成他们的意见之前需要充分讨论，然而人群发出的鄙夷的声音、咳嗽声还有嘲骂声淹没了他的声音，彻底打断了他的讲演”。[32]这真是一幅不同寻常的场景：前财政部长屈尊从奥林匹斯山下来向反抗者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说道，当他父亲要求游行示威者表现出点尊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有人向他投掷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他的前额。他一边低头躲闪，一边说，‘如果你们用这种方式反驳他人，我这个律师也只好辞职了’”。[33]另一位联邦党人塞思·约翰逊证实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一些石块朝着汉密尔顿先生扔了过去，其中一块击中了他的头部。而另一位愤怒的联邦党人则说道，‘雅各宾分子企图打伤汉密尔顿的脑袋，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把他的智商降到跟他们同一个水平。’”[34]很长时间以来，条约的反对者就在策划这样的斗殴场面，他们围成一圈，仪式性地烧毁《杰伊条约》。当杰斐逊得知汉密尔顿在大街上受到石块攻击时，他并不感到恐怖或者悲伤；相反，他有点得意洋洋，对麦迪逊说：“利文斯顿的支持者用石头和棍棒攻击他，这说明他的党派已经脱离群众了。”[35]显然，杰斐逊认为这会使《人权法案》的撰写者——麦迪逊欣喜若狂。
作为一个身份如此尊贵的人，汉密尔顿遭受了莫大的侮辱。反对和抗议最终演变成他所惧怕的骚乱。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行为也有一些挑衅的色彩，有失体面。当他让“那些遵守秩序的朋友”跟着他上街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答应了。汉密尔顿等人在街头遇到一场争执，冲突双方是联邦党人律师乔赛亚·奥格登·霍夫曼（Josiah Ogden Hoffman）和几个月前诽谤汉密尔顿的詹姆斯·尼克尔森。当时，汉密尔顿希望能够阻止这场争执，但是却再次受到尼克尔森的挖苦指责，尼克尔森说他是一个“亲英分子的教唆犯”，说汉密尔顿根本没有权力打断他们的争吵。汉密尔顿试图将这个与己结怨已久的人赶回家。尼克尔森又说，他不需要听汉密尔顿的话，还指责汉密尔顿曾经逃避过一次决斗。这对任何绅士来说无异于投下了一颗燃烧弹，怒火在汉密尔顿心中燃烧。“没有人能断言你说的是真相。”汉密尔顿反驳，他还希望尼克尔森能答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场所来一次决斗，他希望“给尼克尔森先生点颜色瞧瞧”。[36]
汉密尔顿堂而皇之的表演还没有结束。离开尼克尔森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的家门前停了下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就是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最小的弟弟，后来成为纽约的市长，汉密尔顿称其是一个“鲁莽、愚蠢、放纵且顽固的”人。霍夫曼和彼得·利文斯顿正在这里就《杰伊条约》舌战。[37]讨论越来越激烈，到最后爱德华·利文斯顿和鲁弗斯·金要求大家另找地方解决争议。“汉密尔顿走了进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后来说，“宣布如果论战双方愿意通过个人途径进行较量的话，他是非常乐意的，还说他愿意经受对方的车轮战，一个一个来吧。我正要跟他说他的决定有失体面，但他却转过身去，抬起一只胳臂，说他准备好与整个‘可恶的小集团’成员一个一个较量了。”[38]利文斯顿觉得汉密尔顿必定是“因为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影响力而恼怒，竟然言语粗鲁，甚至企图动用街头暴力”。[39]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惊人之举：汉密尔顿竟然不顾身份，准备与他的反对者在街头大打出手，好像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恶棍一样。彼得的兄弟马图林·利文斯顿（Maturin Livingston）沉静自若地告诉汉密尔顿，他愿意接受汉密尔顿的提议与他决斗，“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地点由他决定”。[40]汉密尔顿说，他已经约了另外一场决斗了，但是一旦他和尼克尔森的决斗解决之后，他会抽出时间与利文斯顿决斗的。显然，汉密尔顿完全不担心连续接受两场致命的挑战。他一向在乎自己的名声，懂得如何利用这种荣誉之战来震慑敌人。
共和党人的报纸《阿耳戈斯报》（The Argus）呼吁两天以后再来一次大规模抗议《杰伊条约》的集会。此次集会通过一项反对条约的决议，之后，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纷纷效仿。对汉密尔顿来说，这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周，他还得去最高法院为马车税的合法性辩护，那是他在任职财政部长时启动的一项税收政策（最后，这个案子直到第二年2月才进行辩论）。在遇见尼克尔森两天后，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信给他，约定一个星期以后决斗：“我在星期天无故受到你的侮辱和嘲讽，这使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再安排一次与你见面的机会，见面的目的你应该心知肚明。”[41]汉密尔顿根本就没有致歉，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挑战。他的老朋友尼古拉斯·菲什作为他的助手起草并向尼克尔森送去了这封信。没过多久，性格冲动的尼克尔森就草拟了一篇回复，同意与汉密尔顿决斗，并建议在第二天早上把事情了结。他声称，如果拖延决斗，汉密尔顿的家人必定非常惶恐，况且事情可能会泄露。回信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丝轻蔑，“但愿您能轻易平复家人的紧张情绪”。汉密尔顿认为在下个周一之前百事缠身，无暇过早决斗。[42]他的口吻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因被迫与一位贱民谈判而感到恼怒。很显然，汉密尔顿感觉自己稳操胜券，能够任意摆布尼克尔森。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各自的助手行色匆匆地跑来跑去，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十有八九，汉密尔顿认为尼克尔森只是装腔作势，会在最后关头妥协。但是，汉密尔顿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让特鲁普做作遗产执行人，并写信告诉他修订遗嘱之事。汉密尔顿尤其关心一沓手稿，他将它放在一个皮箱里，上面标注着“JR，转交奥利弗·沃科特”。[43]根据推测，JR指的是詹姆斯·雷诺兹，在必要时，这些有关雷诺兹事件的资料会交给沃科特保管。
汉密尔顿在1795年立下的遗嘱，有助于解开一些谜团。包括汉密尔顿与他父亲的关系，后者五年前移居到圣文森特岛。他们从未彻底断绝联系，断断续续有一些书信往来，只是语气不太自然。詹姆斯·汉密尔顿在给他著名的儿子的一封信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向汉密尔顿夫人和你们的孩子们致敬。”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44]詹姆斯·汉密尔顿从他儿子那里借过七百块钱。汉密尔顿现在担心，如果他在决斗中死掉了，他的债主会向年迈的父亲讨债。他告诉特鲁普他已经考虑给他父亲一种特殊保护，使他免受债权人的骚扰，不过后来又反悔了：
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在遗嘱中添加一些内容，以保证我父亲的生活。然而，现在看来，这或许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不能确定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所以我什么都没做。我唯恐他们向他讨债，增加他的负担。尽管有人告诉我，他在苏格兰拥有高贵地位，但他在西印度群岛经商的时候已经破产了，现在生活拮据。我曾劝他投奔我，可他年迈体衰，恐怕不能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45]
汉密尔顿似乎在压抑一些没有明说的敌意。在他的叙述中只有怜悯却没有任何温暖，他将听任债主摆布他的父亲。尽管现在从财政部的繁忙公务中脱身，但是汉密尔顿从未表达出想要去探望一下圣文森特岛的年迈父亲的意思。
这份遗嘱再次显示出杰斐逊党人的想象是多么荒唐：汉密尔顿利用公职谋取了一笔财富并将这笔钱存于一家英国银行。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还欠他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5000英镑，他还担心无法偿还债务：“劳碌了一生，万一我有什么差池，只能拜托他人关照我的家人了。”[46]汉密尔顿说过，一旦他未能将债务还清就死去，他完全信得过约翰·巴克·丘奇的“友谊和慷慨”。[47]
最终，汉密尔顿得到了尼克尔森的致歉信，是尼古拉斯·菲什让尼克尔森在逐字审阅了自己草拟的致歉信后签上了名字。至于汉密尔顿提出的7月18日的第二场决斗，因为对方的妥协得以化解。马图林·利文斯顿否认自己曾散布过汉密尔顿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谣言，也没有指责过他是胆小鬼。虽然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的反对者挑起的这两起事关名誉的纠纷中笑到了最后，但是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他让自己的好斗本能信马由缰地驰骋，表现出他缺乏正确的判断力。没有华盛顿的指导或者公共职务，他再次暴露了桀骜不驯的火爆脾气，这对他而言是无益的，而且降低了他的威信。他也再一次让人们看到，在为美国社会塑造一个全新的法律和司法结构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人骨子里依然潜藏着旧式的族斗意识。当发生激烈的个人冲突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不是本能地求助于法院，而是借助于决斗场。
在街上遇到《杰伊条约》的反对者4天之后，汉密尔顿公开发表了一些意见。共和党人早就以罗马名字为笔名对这一条约进行过批判了，比如罗伯特·R.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卡托”，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德西乌斯（Decius）”和“辛纳（Cinna）”，汉密尔顿则撰写了《辩护》（The Defence）系列文章，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发表了28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尽管这些文章存在争议，但这恐怕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作品。和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一样，《辩护》系列文章喷涌而出，有些时候甚至每个星期都有两到三篇文章。统计下来，汉密尔顿前前后后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文章，这期间他竟然还在做全职的执业律师。这些作品在争议声中迅速完成，是又一部汉密尔顿风格的鸿篇巨制。
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辩护”被认为是几人合作完成的。汉密尔顿原计划只讨论《杰伊条约》的第一部分，主要针对与《1783年和平条约》有分歧的条款，总计28篇文章。鲁弗斯·金撰写了另外10篇关于商业和海事的文章。杰伊州长一直与此二人保持密切联系，但是却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之后再添点什么。“杰伊原本准备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或许由于个性散漫，或许他认为不在作品上留痕迹更明智，也可能是他发现这些作品已经很完美，故而放弃了最初的想法，这是鲁弗斯·金亲口告诉我的。”[48]
汉密尔顿采用了曾经使用过的大胆策略，他先在敌人的阵地《阿耳戈斯报》上发表了首批21篇文章，这份报纸曾经刊登过罗伯特·利文斯顿署名“卡托”的文章。汉密尔顿选择了来自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的罗马将军卡米路斯（Camillus）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这位罗马将军可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一个睿智而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同胞却误解了他，认为卡米路斯没有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无畏的卡米路斯揭示了令人不悦的真相，最终为他的正直付出了被流放的代价。后来在高卢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人们想起他，将他从流放中召回，以拯救他们的城市，由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笔名的选择非常能够告诉我们汉密尔顿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说明他察觉到自己没有从民众那里得到应有的认同。
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写作起来非常平和，他将草稿给詹姆斯·肯特过目，令肯特惊诧的是，汉密尔顿在交稿时间迫近的巨大压力下仍然不忘稽考，“他所写的几篇文章在付印之前给我看了看，我的注意力被精辟、严谨、一语中的的写作风格所吸引，一切观点都有他的调查研究做论据。比如，他并不满足于直接引用格劳秀斯所引用的论述，而是查阅拉丁文原著进行考证”。[49]
在7月22日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抨击了《杰伊条约》的反对者的动机，他看出他们想推翻《美国宪法》，让美国站在法国一方卷入到战争之中，并把他们自己的人推向总统宝座：“在公众的眼中，如果总统卸任的话，有三个著名的人物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继任者——亚当斯先生、杰伊先生和杰斐逊先生。”[50]汉密尔顿断言，共和党批评家之所以如此贬低条约，是为了破坏杰伊当选总统候选人的机会。由于亚当斯也是一位联邦党人，所以实际上，汉密尔顿在清晰地暗示：对条约的抗议是为扶助杰斐逊竞选总统的策略。非常有趣的是，在阅读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写来了一篇嘉许性的评论：“就首篇文章来看，我断定这部作品必定出神入化。相关问题有望得到鞭辟入里、令人叹服的解释。”[51]
华盛顿曾批评说，《杰伊条约》被“恶毒的解释”和“错误理解”歪曲了，因此汉密尔顿打算逐一剖析这些条款。[52]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更广阔的政治背景讲清楚。同英国发生战争并非无稽之谈，汉密尔顿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经济计划。他告诫人们，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贸易、航海和商业资本无疑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53]他批评共和党人是“战争党”，认为年轻的国家需要一段和平岁月。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强盛国家的萌芽状态”，欧洲势力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会扼杀这个年轻的国家：“如果有某些外国势力怀着嫉妒和恶意看着我们日渐强盛繁荣，它们必定清楚，如果要想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幼年时期是最好的选择。”[54]因此，美国最好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过早地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辩护》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汉密尔顿克制、冷静的一面，他认为除非面对**裸的侵略或者人民受到屈辱，否则不应该轻易开始战争。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卡米路斯”的名字写作。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见诸报端的两天之后，他就在同一份报纸以“菲洛·卡米路斯（Philo Camillus）”的名字开始发表一系列类似的文章。接连几个星期，菲洛·卡米路斯都在赞扬卡米路斯，并抨击共和党对手。多产的汉密尔顿热衷用新的化名给他自己化名写的文章做评论。他还以“贺雷修斯（Horatius）”为署名，称颂了另外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指责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观点唯唯诺诺，屈从任何来自法国的言论”。[55]在这样一个狂热的时期，汉密尔顿还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在威廉大街的会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诫他的支持者：“如果条约没有通过，我们可能迎来一场国际战争；如果条约通过，我们则可能迎来一场国内战争。”[56]并不只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心爆发内乱，从费城传来了财政部长沃科特的报告：“我不认为会发生危险的骚乱，但这一个月足以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57]在第三篇《辩护》里，汉密尔顿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态度诚恳，我们必须怜悯他们的无知；如果他们动机不纯，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虚伪。”[58]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向普通民众抵御欺骗的能力致敬，“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孩童，幻想用小糖球和玩具博取信任和依赖”，民众会令这些人失望的。[59]
在评论《1783年和平条约》时，汉密尔顿指出，《杰伊条约》将创设一个双边委员会，解决债务、英国掠夺美国船只以及美国与加拿大国境等纠纷。他认为，英国唯一拒绝的条款是支付近3000奴隶的赔偿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尊严问题，汉密尔顿认定不值得为这个问题牺牲条约。这个立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写道：“抛弃这些曾被允诺给予自由的黑人，给他们重新戴上镣铐，这种做法是丑陋和可憎的。”[60]汉密尔顿不避忌讳，大胆提出自己的言论，认为美国和英国都违反了《1783年和平条约》。至于《杰伊条约》是否会让美英缔结“联盟”关系，汉密尔顿说：“这样的观点是对人民理解力的一种侮辱。”[61]然而，论及条约不会让美国和英国联系得更紧密，以及这个条约是商业性的，且缺乏政治内涵时，他显得不够坦率。汉密尔顿的亲英观点带有深厚的感情色彩，这是他不愿承认的，因为这有悖于他的实用主义政治倡导者形象。与此类似，他对法国的抵制也源自他情感上的嫌弃和对美国利益的清醒评估。麦迪逊确认该条约当然会损及美国的中立国身份：“我担心，条约批准以后，会使我们立即跟法国决裂……我担心同法国交恶会成为国内战争的导火索。”[62]
批评家们认为，杰伊在他的条约中奉献了合众国的一切，回报却甚少。汉密尔顿反驳说，不列颠也做出了相当让步，修改了它长久以来的“殖民独占制度”，并向美国做出了任何第三国不曾得到的让步。[63]他认为，这将使美国的海外贸易激增。大胆、自信、具有世界眼光的汉密尔顿认为，美国不必惧怕与其他国家建立商业关系。“美国的基本准则是乐于和全世界发生联系，”他写道，“它们无须担心商业机构间不受控制的竞争，只要允许它们平等竞争即可。”[64]
待到汉密尔顿完成八篇“辩护”以及三篇以“菲洛·卡米路斯”之名写的文章之时，华盛顿已经不顾媒体的反对在1795年8月中旬签署了《杰伊条约》。人们最初对条约的期望并不高，但是美国的经济却在同英国的贸易中蒸蒸日上，同法国的贸易却从1789年巴士底狱风暴以来下降了一大半。在条约被肯定以后，汉密尔顿仍然笔耕不辍。条约需要“辩护”成为其最权威的解释。
汉密尔顿成为无可争议的条约捍卫者。费舍尔·埃姆斯认为他比共和党的批评家高明多了，他写“辩护”完全是在大材小用，浪费才干：“朱庇特的雄鹰利箭在爪，猛掷出去，箭头并未指向大力神，而是麻雀和老鼠。”[65]尽管有不同的政治说辞，杰斐逊也承认，共和党人无法解除汉密尔顿投下的蛊毒。对杰斐逊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他正在蒙提塞罗，终日饱受风湿之痛。他也在阅读约翰·贝克利转给他的“辩护”系列文章，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他担心汉密尔顿会在论战中取得胜利，9月21日，他终于坐不住了，转而求助于麦迪逊，请求麦迪逊再次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在信中，杰斐逊表达了对汉密尔顿才华的敬畏，以及美国历史上最笨拙的赞美，他告诉麦迪逊：
对反对共和党的人来说，汉密尔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不记得有多少次，他单枪匹马就成为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好几次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很可能就此毁灭。但是，共和党给予汉密尔顿充足的时间，让他得以运用他的才能和斗志帮助自己绝处逢生。所以我们也许适当地反对他一下，会更好，而不是穷追猛打。事实上，当他继续前进时，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手。[66]
在杰斐逊寻求帮助之前，麦迪逊在他对汉密尔顿的言谈举止进行的批评中已经流露出骄傲自大的情绪了，他说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卡米路斯的言论中体现出来的亲英色彩跟条约本身一样邪恶和脆弱。”[67]现在杰斐逊请他反驳汉密尔顿的那些言论，麦迪逊反而畏缩不前。
尽管麦迪逊从与汉密尔顿的言辞争斗中退缩了，但是他仍然在发动一场强大的立法斗争来反对《杰伊条约》。他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对《宪法》所做的解释是不符合传统做法的，这会引起全面的宪法危机。事情还要退回到他们同心协力合著《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逝去的岁月，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起阐述了为什么宪法赋予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任期长，成员学识渊博。现在麦迪逊觉得论证《杰伊条约》是否得到批准在众议院的职权范围之内也是可以的，因为众议院有权规范商业活动。关于这种令人吃惊的观点，传记作者加里·威尔斯认为，这不仅仅“是在松动《宪法》架构的基石，更是在篡改《宪法》的本意”。[68]
还有一次，杰斐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遵循平民主义的众议院应该保持对经济事物的控制，因为涉外事务被分派给了贵族化的参议院。为了抵制条约，他现在改变了立场：“我相信我们立法机关的平民主义分支不会赞同它，并且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千夫所指的法案。”[69]
汉密尔顿从《杰伊条约》受到的立法威胁意识到，众议院的否决权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平衡。幸运的是，汉密尔顿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他能够重新发动一场支持条约的运动。鲁弗斯·金刚刚完成就条约中的商业问题而做的几篇“辩护”文章，这让汉密尔顿抓住了机会，顺手在系列文章中加入有关《宪法》的新话题。在1月初，他用“辩护”系列的最后两篇文章揭示了让众议院扼杀条约是多么荒唐可笑。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先例，“即使有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总统还是不能签署商业或结盟条约。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可能没有什么条约不会与那些反对者的原则发生冲突”。[70]如果麦迪逊的新理论能站得住脚，联邦政府将无法管理同外国的国际关系，也不得不将此类职权交给争吵不断而又专横武断的众议院。
这个年轻的国家在最基本的统治问题上似乎遇到了另外一场冲突，这就是一场关于宪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斗争。在麦迪逊的领导下，共和党人似乎想冒着一切危险扼杀这一条约。约翰·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国家的各种活动停滞不前……一切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争论中来了。”如果共和党人依旧“一意孤行，并且不可理喻”，他警告：“《宪法》将变成一纸空文……除了政府解体、立即爆发战争外，我看不出其他的可能性。”[71]在这一争论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美国的商业发展缓慢，物价下跌，进口衰退。
在力挺条约的过程中，联邦党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资源是乔治·华盛顿，他是美国人生活中统一的化身。对杰斐逊而言，联邦党是一支仅仅依靠总统的特殊地位来苟延残喘的衰弱力量，而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共和党人认为敲碎不能批评华盛顿这一禁忌的时机已经来临了。共和党人的媒体再次有意无意地将行政部门和不列颠君主国之间联系在一起。果然，1795年12月26日，菲利普·弗雷诺写道，华盛顿想通过批准《杰伊条约》，将自己提升为国王，“他的诸多愿望（通过条约可以看出），只有在一个世袭君主国和贵族院中才能得到满足。”[72]这种恶语中伤也曾经发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但现在矛头指向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总统对一些流言蜚语也已有所耳闻，比如杰斐逊正在领导一伙人诋毁他，将他说成是一个老糊涂的人，又说他容易成为汉密尔顿及其君主政治制度阴谋的牺牲品。杰斐逊一再向华盛顿申明，这类令人气愤的言语并不是从他那里流传出来的。然而，约瑟夫·伊利斯却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历史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杰斐逊正是这一场诽谤诬蔑活动的组织者，最主要的实施地在弗吉尼亚，而它的总部却在蒙提塞罗。”[73]
在华盛顿早期的总统生涯中，詹姆斯·麦迪逊是他最可靠的顾问，也是他最信得过的心腹。现在，在1796年的3月初，麦迪逊冒着与华盛顿决裂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支持国会的一项要求：总统得公开他向杰伊发出的命令，即杰伊谈判磋商的秘密指令。汉密尔顿在相当程度上也曾经参与讨论这些命令。汉密尔顿非常愤怒，强烈要求华盛顿保护相关讨论资料的私密性。不愧是汉密尔顿，他一下子为这些行政特权的正当性列出了13条理由。如果麦迪逊得逞，“必须在众议院公开所有应该保密的讨论”。[74]一旦开启这样的先例，“将对政府的谈判力量造成致命打击”。[75]在接下来的几周，汉密尔顿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3月末，他向华盛顿建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理睬众议院。汉密尔顿警告，如果众议院取得否决条约的权力，那么行政权就会垮塌，“它会在行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全能的立法机关”。[76]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再次陷入了直接的对抗，即执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究竟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呢？
当华盛顿拒绝向国会提供在条约问题上的命令以后，汉密尔顿如释重负。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之后，麦迪逊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许诺将在实施条约所必需的拨款上设置障碍，以期迫使条约无法实施。汉密尔顿希望华盛顿向国会提出严正抗议，他举例说：“他们这样做肯定会给我们的对外关系留下深深的创伤，必定会让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政府彻底失去信任。”[77]或许是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之下，联邦党人组织了几次会议，宣传请愿事宜，以推进条约彻底实施。“我们必须让公众了解我们的观点。”汉密尔顿告诉鲁弗斯·金。[78]对条约持对立看法的双方都以过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许多城市组织的集会演变成支持或反对条约的表决大会。当纽约市召集大规模反对条约的游行示威时——就在同一个场所，汉密尔顿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初次演讲——汉密尔顿激烈抨击了那些参加者。他回忆起华盛顿、杰伊以及其他被指责向英国出卖灵魂的人战争时期的光辉岁月：“我试问一下，你能相信这些人一下子变成了大不列颠的傀儡，而背叛他们的祖国吗？”[79]
麦迪逊坚信大多数议员支持他，但目前来看，联邦党人的运动让许多议员改变了立场。亚当斯提到，麦迪逊因失败而心绪不宁：“麦迪逊先生看起来愁容满面，脸色苍白，形容枯槁。”[80]1796年4月30日，联邦党人在国会中以51对48的微弱优势勉强取得了胜利，成功地为《杰伊条约》的执行争取到资金。汉密尔顿的几篇“辩护”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传记作家布罗德斯·米切尔（Broadus Mitchell）总结道：“可以这么说，汉密尔顿为条约所做的论证改变了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天平。”[81]对麦迪逊而言，投票结果验证了华盛顿的能力，也证明联邦党人的恐吓战术是成功的。他相信投票背后暗藏阴谋，认定北方商人和银行家贿选，他没有意识到，或许正是因为美英贸易的蓬勃发展，普通市民才赞同该条约。
在《杰伊条约》问题上的争吵让麦迪逊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与华盛顿的友谊。华盛顿对麦迪逊的口是心非感到非常愤慨，他将大陆会议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公开，向世人表明，包括麦迪逊在内的起草者曾拒绝赋予众议院阻挠行政机关缔约的权力。麦迪逊认定这是汉密尔顿在捣鬼，是他唆使华盛顿做出这一“毫无教养可言的举动”，尽管这的确是华盛顿本人自己做的事情。[82]华盛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原谅麦迪逊，没有咨询过他的意见，没有邀请他重回芒特弗农。对这位身材矮小、学识渊博的共和党领袖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挫折。联邦党人的宣传册的作者威廉·科博特（William Cobbett）幸灾乐祸地说起麦迪逊：“作为一名政客，麦迪逊已经气绝身亡，四肢冰冷而僵硬，被掩埋在人们永远的遗忘中。”[83]然而杰斐逊却不肯承认《杰伊条约》的通过是由于其本身的优点，更不愿意承认是汉密尔顿发人深省的文章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将联邦党人的胜利归结为华盛顿的声望，“这个人对民众的影响超过了所有人”。[84]
逐渐看清杰斐逊和麦迪逊的真面目之后，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流露出更多暖意。尽管汉密尔顿不再是内阁成员了，但他依然是一个可以帮助华盛顿使其政治权力符合《宪法》的人。这两个人一起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他们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行政部门执掌对外政策这一原则。就在众议院针对《杰伊条约》投票之前不久，华盛顿感谢过汉密尔顿，感谢“他在研究这一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并向汉密尔顿表达了他“热情的友谊和诚挚的敬意”。[85]华盛顿此前从未如此强烈地向汉密尔顿表示过他的友好之情。对汉密尔顿来说，《杰伊条约》的胜利代表着他与华盛顿合作的巅峰。在解决了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所有棘手问题之后，这一条约搬掉了最后一块阻碍同英国改善关系以及持续繁荣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