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5月下旬，在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为汉密尔顿洗脱嫌疑之后，因预感战争即将爆发，汉密尔顿告知华盛顿自己暂时不会辞职。最终，他确实参加了战争，但不是与欧洲强国开战，而是对付美国边疆的拓殖者。那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是一场反对征收国内蒸馏酒精消费税——俗称“威士忌税”——的武装反抗，该税种的颁布是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组成部分。威士忌税可以称作美国历史上第一项“罪孽税”，因为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二篇批评说：“可能再没有一种东西像烈酒一样，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浪费。”[1]

威士忌税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必然让美国人联想到《印花税法案》以及可憎的英国税收征收制度。然而，这个税种构成了联邦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汉密尔顿是决不会放弃的。如果取消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税种，他就必须提高关税，从而可能造成更多的走私和逃税行为，刺激国外的贸易报复。政府还需要军费用于征服印第安人，在受到威士忌税影响的边疆地区，如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这些军事行动尤其活跃。

威士忌税获得通过后不久，联邦征税员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还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蒙住眼睛，遭到鞭打。1792年5月，汉密尔顿试图通过降低税率来安抚反叛者，但收效甚微。那年夏天，菲利普·费雷诺印刷了极具煽动力的信件，把汉密尔顿征收的税种比作在英国统治下独断妄为的苛捐杂税：“美国政府诸事都想模仿大不列颠宫廷的腐败规则，从征消费税开始了其可耻的道路。”[2]1792年8月，汉密尔顿最不愿意看到的暴民统治噩梦成为现实，抗议者用恐怖手段威胁威廉·福克纳上尉（Captain William Faulkner），因为他把房子租给了威士忌税检查员约翰·内维尔上校（Colonel John Neville）。汉密尔顿接到关于这起事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他们手持餐刀逼近福克纳，威胁说如果他不能发下毒誓，保证这里不再是检查办公室驻地的话，就会剥掉他的头皮，给他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最后还要把他的房子和财产都化为灰烬。”[3]第二天，30个骑在马背上的武装分子涂黑了脸，闯进福克纳的房子里，想要抓住内维尔并杀死他。

大概就在此时，匹兹堡正在举行一场大型集会，试图赋予这种公开违法行为以合法性。集会书记员是出生于瑞士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艾伯特·加勒廷，他曾在哈佛大学教法语，说话带有明显的高卢口音。加勒廷个子很高，身材干瘦，窄脸、鹰钩鼻，性格是出了名的懒散。决议很可能就是加勒廷起草的，宣称抗议者将“把每一个可能阻碍（消费）税法运行的措施坚持到底，直到我们能够完全废除它”。同时，征税员应当遭受“他们应得的耻辱惩罚”。[4]后来，加勒廷把自己在这次会议中充当的角色描绘成“我唯一的政治过失”，然而，汉密尔顿对这样的过失总是记忆犹新。[5]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1793年末，加勒廷宣誓就职美国参议员后，很快摇身变为坚定不移的汉密尔顿批评家。

汉密尔顿拒绝容忍非法行为，也不认为狂暴的抗议者像后来的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伟大，他请求华盛顿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否则“违抗精神将自然而然地扩散，政府权威将会衰竭”。[6]汉密尔顿当时态度异常坚决。他担心联邦权威在偏远地区仍然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稳固地加以确立——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允诺，如果必要的话可诉诸武力。他希望华盛顿发布声明，警告逃税者罢手，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将要派遣部队镇压。华盛顿的应对方式更为温和一些。他发出了遵守税法的呼吁，但他认为使用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并很犹豫是否要调用部队来对付国内的反对者。他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派遣部队，批评家们只会声称：“真相大白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了什么目的而筹建军队了。”[7]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预言。

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大部分苏格兰、爱尔兰后裔把酒类视为最钟爱的饮料，其自制蒸馏器的人均保有量是美国最高的。在有些地方，威士忌普遍到了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地步。在偏远闭塞的农村，农民大量种植小麦，却没有办法解决阿勒格尼山脉的运输问题，因为山上只有狭窄的马道。他们最终找到了出路：把粮食蒸馏成为威士忌，倒入小桶，驮在马背上，翻山越岭地运到东部市场。也有一部分威士忌通过船运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当地农民相信，让他们承受汉密尔顿消费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是不公平的，他们怨恨一切对其家庭酿酒的乐趣的干涉。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矛盾在1794年再次激化，当时汉密尔顿正受到家庭问题的痛苦折磨。他的第五个孩子，当时不满两岁的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病得很重，这让再度怀孕的艾丽萨非常忧郁。虽然汉密尔顿几乎从不休假，但这次他恳求华盛顿说：“请允许我去乡下旅行几天，看看新鲜空气能不能对孩子有所帮助。”[8]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艾丽萨和他们“深爱的约翰尼”都不见好转，汉密尔顿延长了假期，并在母子俩前往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寓所时，送了他们一程。勤勉的汉密尔顿向华盛顿道歉：“当时汉密尔顿夫人虚弱的健康状况与孩子的状况息息相关，我相信他们值得我付出拖延假期的代价。”[9]在玛丽亚·雷诺兹事件之后，内心愧疚的汉密尔顿继续扮演着对孩子百般宠爱的家长角色。

正当汉密尔顿照顾家人之时，威士忌消费税的反抗者大肆毁坏着那些遵守消费税的邻居的蒸馏器。他们再一次地恐吓坚守岗位的威士忌税征税官约翰·内维尔上校。内维尔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他给逃税的农民发了传票；当愤怒的农民包围了他的住所时，他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请求民兵支援。十几个民兵试图拦住500名暴民。反抗者向内维尔的房屋持续射击一个小时，还烧了他的粮食、畜棚、马厩和篱笆。他们还绑架了该地区的政府执行官戴维·伦诺克斯（David Lenox），直到他发誓决不再向逃税者发传票后才被释放。最后，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都逃离了这个地区，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们走的时候“迂回行进，以免遭到袭击并至暗杀”。[10]

8月1日，6000名叛乱分子聚集在匹兹堡郊外布拉多克的土地上，从此自发随意的暴力变得更具系统性。一个叫戴维·布拉德福德（David Bradford）的组织者陶醉于《匹兹堡公报》（Pittsburgh Gazette）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把罗伯斯庇尔吹捧成群众的光辉楷模。他强烈要求仿照雅各宾路线创建“公共安全委员会”，并于几周后力劝他的同志们搭起断头台。为了得到武器，叛乱者决定袭击位于匹兹堡的政府卫戍驻地，布拉德福德还吹嘘：“我们将打败从山那边过来的第一支军队，并缴械他们的武器和辎重。”[11]

在时常被暴乱梦魇缠绕的汉密尔顿眼中，这不仅是民众的反抗，而且他看到了反政府的叛国阴谋。这个极少优柔寡断的人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7500字的说明，回顾了自消费税实施以来征税官所遭受的报复性暗杀。汉密尔顿希望撕掉暴力表面所谓可容忍的“民间违抗”的外衣，并且证明它们规模浩大、性质恶劣、有所图谋。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洞察到更深远威胁的人。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认为西部暴乱是“成系统、有秩序的计划，目的是削弱，甚至可能是颠覆整个政府”，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希望动用“一支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平息动**的局面。[12]华盛顿认为反叛构成了对宪法秩序的直接威胁，于是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宣布匹兹堡周边地区进入无政府状态。

到了法律强制执行的阶段，汉密尔顿相信军队绝对优势的展示往往能避免诉诸武力：“一旦政府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就应该像大力神一般展示力量，从而起到震慑作用。与所获得的益处相比。这场行动的开销不值一提。”[13]在8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当汉密尔顿与国务院官员会面时，他建议他们向西部派遣部队。他劝说华盛顿组建一支12000人的跨州民兵队伍，以镇压预计有7000名武装分子的反叛。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反对派遣军队，理由是害怕这样只会促成反叛者的团结统一，他呼吁“调解的精神”，这个观点得到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认同。[14]

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好战与伦道夫的求和之间做出了颇具政治大家风范的折中决定。他发布了声明，告知叛乱者必须在9月1日之前停止，否则政府将出动军队。与此同时，他宣布将由一个三人专门小组与当地公民协商谈判。威廉·布拉德福德被选为三名专员之一，就在他启程前往西部之前，汉密尔顿告诉他，他准备采取“任何合理的变革”以使消费税能更合乎民意。“因为事实上，”他告诉布拉德福德，“一切未得采纳的政策微调都和这个部门的意愿相一致。”[15]8月17日，三名专员与忧心忡忡的匹兹堡居民进行了会谈，居民说“人多势众、极端暴力的”激进分子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消费税抵制到底。专员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强制执行法律必须动用“国家武力”。[16]

在武力冲突若隐若现的时刻，诺克斯告诉华盛顿，他必须去缅因州处理一些紧急的地产事务，虽然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推迟行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竟然同意了让诺克斯在此危急关头离开，而这意味着作战部的职责暂时又落到了汉密尔顿已不堪重负的肩膀上。这又一次昭然若揭地证明了华盛顿对于汉密尔顿的多面能力，以及汉密尔顿主张动用军队的坚定立场的充分信任。

汉密尔顿发现自己陷入了异常痛苦的困境。他被众多紧急事务包围着。“我几乎腾不出片刻时间。”他对艾丽萨说。当时他正在向军用供应商分配合同，为宾夕法尼亚西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17]他忙于订购马匹、帐篷以及其他军用储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推掉这些本不该由他做的工作。然而，艾丽萨从奥尔巴尼捎来的消息令他非常悲痛：尽管对小约翰尼采取了鸦片酒和石灰水疗法，他的病情仍在恶化，艾丽萨腹中胎儿的情况也很不稳定。每一次撕开来信时，汉密尔顿的手都在颤抖，他担心信中会带来儿子的死讯。“唉，我亲爱的，我的担忧如此沉重，我的伤心如此剧烈，”他告诉艾丽萨，“我日益感受到这个孩子对我是多么珍贵，我不停地向上天祈求他的康复。”[18]汉密尔顿的信件体现出他对家庭的热爱以及他渊博的医学知识。对于孩子情况恶化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给予了艾丽萨详尽的指令：

如果他的情况恶化，你应该停止使用鸦片酒，试试冷水浴——更确切地说，逐步停用鸦片酒，在夜里而不是早晨使用，然后再彻底停掉。晚上把凉水放在厨房，早晨先让孩子把头浸到水里，然后是全身，把头部包好，迅速离开水中，用毛巾把身上擦干，给他穿上法兰绒睡衣。在他从水中出来的同时，迅速给他喝两茶匙白兰地，其中混上足够的水，以免让他喘不过气来。仔细观察他的嘴唇。如果有发热的迹象，就继续用冷水浴。如果他打寒战，就停用这个办法。[19]

这听上去不仅仅是书本知识。他通过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许是少年时代的军旅经历，掌握了相当多的照顾病人的常识，因而被他照顾的病人都觉得他非常体贴。这个月末，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开始恢复，汉密尔顿把妻子和病中的孩子送到纽约城，在那里有尼古拉斯·菲什和伊莱沙·布迪诺悉心地照顾他们。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事态急转直下，朝着与政府公开冲突的方向发展。

1794年8月23日的早晨，费城的《美国每日广告报》的订阅者读到了一封署名“塔利（Tully）”的言辞激昂的警告信。这位作者忧心忡忡地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骚乱破坏宪法秩序。他声称，联邦政府的敌人非常狡猾，因此他们不会直接攻击政府，而是故作温和，并利用消费税作为借口挑起事端。尽管身体状况欠佳，汉密尔顿在接下来的9天时间里又写了3篇署名“塔利”的公开信。同往常一样，他那富于警觉的头脑详细阐述了种种可怕的后果：“无政府状态一旦开始，必然导致君主专制。”[20]汉密尔顿认为，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在于“对宪法和法律的不可侵犯的尊重”。[21]他相信，对新政府实力的最大考验即将来临。

“塔利”刚刚开始发表言论，3名专员就已经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归来，向华盛顿内阁提交了前景暗淡的评估报告。经过长达8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伦道夫决定，由州长亨利·李统率召集弗吉尼亚州的全体民兵，并另外征召一支15000人的部队备战。会后，汉密尔顿又开始为组织额外的军需供给而奔忙。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担心有一个制造混乱的派别企图推翻政府，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宪法。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迟了派遣部队的时间。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民兵军官唆使支持了暴动者，法官为抵制消费税而开脱辩护。他断言，宾夕法尼亚州的官员从未惩罚过任何践踏威士忌税制度的人。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动乱的恐惧可能会蔓延到各州。当马里兰州召集民兵执行消费税法时，士兵突袭了他们的长官，并在法院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的旗杆；亦有传说叛乱者将要洗劫国家兵械库以掠夺武器。

9月9日，华盛顿再也无法按捺情绪。“如果法律遭到践踏而冒犯者免受任何惩罚，如果少数支配多数，那么对于共和政体的政府来说，其结局就是死路一条。”[22]他担心寒冷天气即将来临，便命令部队开始向宾夕法尼亚西部进发。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一直不愿镇压起义，因此招募的民兵来自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汉密尔顿同时肩负着财政部和作战部的重任，时时奔忙，片刻无歇。他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订购皮鞋、毯子、衬衫、外套、医药箱、水壶、步枪等物品，完成了整个部队的装备。按照他的习惯，他对每一项都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述，特别是在制服的问题上。“上装应当采用水手服通常使用的材料，”他指示道，“并且应当像水手服那样，不要下摆，但长度要足以保护身体。裤子，更确切地说是背带裤，也应当采用牢固粗糙的便宜的毛纺材料。”[23]

华盛顿虽身为西部远征理所当然的统帅，但他不希望介入太深。“总统的行动视情况而定，”汉密尔顿对鲁弗斯·金说，“如果事态有扩大趋势，他会率兵出征。反之，他会留守。”汉密尔顿自己从未放弃对军事荣誉的热爱，并且非常渴望参与其中，“如果允许，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24]作为消费税的发明者，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由他陪同军队是有好处的：“在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中，如果某项措施对同胞有所威胁，而其公认的顾问或提案人亲身参与到威胁当中，这必然能带来良好的影响。”[25]华盛顿同意了汉密尔顿的请求。然而，国务卿伦道夫感到自己有义务提醒华盛顿：“外界对汉密尔顿中校随军出征之事议论纷纷，汉密尔顿总是陪伴统帅左右也引起许多人的关注。”[26]

汉密尔顿一直牵挂着身怀六甲的艾丽萨。在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前一天，他试图用轻松的口气安慰他的孩子：“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不会打仗，并且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不过是一次惬意的骑马旅行，我想这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27]9月30日的清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优雅地开拔赴战去了。他们在市场大街登上一辆马车，向西行进赶上了大部队。他们很快就穿越了一片祥和的农田。如果说乘坐马车似乎显得不够英雄气概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到华盛顿已是62岁高龄，禁不起连日的马上颠簸之苦。汉密尔顿为总统安排了旅程，并且小心翼翼地宣布，如果总统在私宅下榻，而不是当地小旅馆，他一定要支付费用。在汉密尔顿照顾华盛顿的过程中，将军和他昔日的副官一定都重温了某些似曾相识的回忆。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从前侍候将军的日子。另一方面，39岁的汉密尔顿已经凭借自身的声望与头衔成为强有力的人物。与华盛顿成为总统相比，他的前任副官跃升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10月4日，两人抵达了他们与大部队的集合地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南部阵列的卡莱尔，此地距匹兹堡还有一半的路程。他们检阅了3000人的队伍，随后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到了12000人。当素来非常高效率的汉密尔顿听说衣服和军火还没有运到的时候，他大发雷霆，并对负责人予以训斥：“看在老天的分上，派个可靠的人去催促他们吧。这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28]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卡莱尔扎营的时候，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使者在昔日的织工、现任国会议员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的率领下，试图说服他们打道回府。使者说，现在西部乡村的居民无须强制就会自愿缴纳消费税。华盛顿的答复是，如果他的军队不会遭到炮火袭击，那么他也不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不会就此止步。汉密尔顿的态度更为强硬。当芬德利提到一个自称重建秩序的人时，汉密尔顿说：“如果看见他，就用刺刀捅死他，或枪毙他，或在一棵树上吊死他。”[29]汉密尔顿把这次远征视为对政府意志的头等考验，自然无意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军队驻留在卡莱尔时，有一个名叫大卫·钱伯斯（David Chambers）的年轻人捎来了州长亨利·李的消息。此人后来留下了关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的生动描述：

一听说是李将军的公文到了，汉密尔顿立即拿起来仔细阅读，他看上去是个很杰出的人。华盛顿则较为矜持地与我谈论道路情况和路程问题。华盛顿显得低沉、冷漠、严峻，而汉密尔顿则表现得亲切、有礼貌、率直。汉密尔顿亲自准备了公文的回复函，并鼓励我快速、忠诚地履行此次使命。与此同时，（他）从钱包里掏出了赏钱。[30]

后来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脉时，钱伯斯又遇到了汉密尔顿，后者以“一个父亲的亲密与仁慈”带他亲历了一次行军。[31]

汉密尔顿喜欢军营的男子汉气概。他先为自己搭起一个很棒的帐篷，然后四处大步巡视，和士兵们交流独立战争时期的故事。汉密尔顿向来不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人，但他坚持纪律，决不宽恕违规失检的行为。他常常在天黑之后在营中巡视，突然出现在值班的岗哨面前。有一次，汉密尔顿发现一个出生于有钱人家的年轻哨兵懒洋洋地坐着，步枪斜靠在身上，于是责备了哨兵的懒散。当这个年轻人抱怨士兵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时，“汉密尔顿扛起枪，来回正步走，直到换班才下岗，”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后来写道，“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军营，从此再不需要重复这样的教训。”[32]汉密尔顿与这支非正规民兵队伍打交道的经历，坚定了他长期以来坚信中央政府需要常备军的信念。“在对西部叛乱分子的远征中，”他后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唯恐军中相当一部分人会突然想到掉头回家，而不是继续向前进。”[33]声势更为浩大的联邦军队却是共和党人所害怕的，麦迪逊向杰斐逊报告，费城现在的“时髦语言”是常备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巩固法律所必需的”。[34]

华盛顿决定，如果军队状态良好，他此行的终点就是卡莱尔。于是，10月末他返回了费城，留下汉密尔顿和李将军掌管这支比他自己在独立战争时期所领导的军队还要庞大的部队。士兵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泥泞的道路前行。尽管条件恶劣，汉密尔顿的身体反而康复了。他甚至在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中拿自己的英勇行为开起了玩笑。在一封标注着“费城以西300公里”的信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安杰莉卡，我现在身处如此遥远的地方，正在赶路前往西部，打击和征服那些邪恶的叛匪，但是我不会承诺在你脚下堆满战利品。浩浩****的军队已经让那些疯子的勇气冷却下来，现在唯一的问题似乎是如何最有效地预防返程的激动与忙乱。”[35]

华盛顿只不过让汉密尔顿执掌了军队的一翼，共和党报纸的想象力就已经开始肆意驰骋了。威士忌叛乱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妖魔化的汉密尔顿成了马背上的军人，军事行动背后就是专制统治。此时弗雷诺的报纸已经彻底败北，反汉密尔顿情绪的主要来源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在当时即将扬名于世的报纸《黎明报》（Aurora）担任编辑。正当汉密尔顿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泥泞不堪、车辙累累的路上行进时，贝奇却从他的统率中看到了阴谋：“有些人私下议论他不请自来，许多人甚至敏感地猜测到，他指挥部队仅仅是迈向更隐秘计划的第一步，不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促进一己私利。”[36]并未因此受到困扰的华盛顿把这篇冗文寄给汉密尔顿，后者回复：“我早就知道人云亦云的看法毫无价值。”[37]

远征军在暴动地区并未遇到公开抵抗。许多拖欠税款的酿酒商被围捕，其余的要不投降，要不逃进了山里。有时候，粗暴的酗酒士兵的行为比威士忌叛乱分子还要令人担忧，至少有两名无辜的平民死于民兵之手。华盛顿将这些士兵送交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审判，由此设立了重要的先例。

汉密尔顿为所到之处显露出的敌意与疏远感到惊骇，这更使他坚信必须把革命倾向彻底根除。他希望罪犯流离失所，甚至遭到驱逐——这是他宽容的移民观点中重大转变的开始。“不能草率处理这些问题，”他对鲁弗斯·金说，“宾夕法尼亚州政治腐败之严重远超出我的想象。”[38]通过选举上任的官员也参与叛乱的情况特别让他感到烦乱。

镇压威士忌叛乱的联邦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议。威廉·芬德利相信，汉密尔顿乐于见到这个炫耀政府力量的机会。他留下了一系列事件的记录，尽管是一面之词，从中也可窥见汉密尔顿审讯暴乱首要分子时的冷酷无情和审问手段。汉密尔顿对待那些他认为是领导者的人特别苛刻。有一次，他审问一个名叫梅杰·鲍尔斯（Major Powers）的人关于艾伯特·加勒廷在叛乱集会中的角色。鲍尔斯的回答非常不配合，汉密尔顿建议他花一个小时恢复记忆力。芬德利说，鲍尔斯被扔回集体牢房时，有人用刺刀指着他的头。一个小时以后，汉密尔顿“突然展现出所有的恐怖手段，（他）告诉梅杰·鲍尔斯，自己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一个有着诚实本性的人却不愿说出真相。汉密尔顿表示，自己已经从别的地方知道鲍尔所掌握的事情”。[39]鲍尔斯被军事管制了8天之后无罪释放。

另一名由汉密尔顿亲自审讯的嫌疑犯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也遭遇了礼貌而严厉的对待。“他想对我彬彬有礼，但很快就觉得颇为尴尬，因为意识到我处于俘虏的困境并正在被监禁。”[40]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问布拉肯里奇是否策划推翻政府。在两天的审讯中，汉密尔顿记下了详细的笔录，然后释放了布拉肯里奇，宣布他是被人诬陷的。财政部长肯花费两天时间判定一个人无罪，这种行为起到了表率作用。但威廉·芬德利却只谈到汉密尔顿“施予”布拉肯里奇的种种“恐怖行为”。[41]布拉肯里奇本人认为，武力威胁能使联邦政府兵不血刃地平息威士忌暴动，这与汉密尔顿的预见完全一致。

芬德利讲述了自己落在汉密尔顿手上的审讯过程。汉密尔顿认为芬德利在报纸上发表了13篇反对他的匿名文章。芬德利说：“他高声指出，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曾说过中伤他的话，还写文章诬蔑他。”汉密尔顿非常愤怒，身为民选议员的芬德利和加勒廷，竟然教唆支持肇事者。“汉密尔顿对当地民众如此信任外国人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加勒廷和我都是外国人，本不足为信。”[42]令出生于爱尔兰的芬德利大惑不解的是，偏偏是汉密尔顿从所有人中跳出来反对他的移民背景：“我想，任何对汉密尔顿部长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他反对其他人的外国人身份而感到吃惊的。”[43]

舆论对于华盛顿在镇压威士忌叛乱中对于坚定与温和的平衡把握赞许有加。行动中死亡人数很少。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政府赢得了新的威望，并且展示了一个民主社会无须诉诸专制手段就能处理公众混乱状态的实力。与欧洲智慧的信条正相反，民主政治并不一定会退化成无法无天的混乱。汉密尔顿希望处罚一些作奸犯科者，杀一儆百，但亨利·李颁布了特赦令，除150名据称已承认“罪孽深重”的犯人以外，其余人都免予起诉。有两名造反者被指控叛国通敌罪并且罪名成立，然而华盛顿以其一贯的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汉密尔顿担心这种仁慈只会助长无法无天的气焰。

在后来的一次公开检讨会上，华盛顿谴责了紧随公民惹内到来而萌芽的民主共和党社团。总统的意见激怒了詹姆斯·麦迪逊，他评价说，这些言论也许是华盛顿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并进一步证明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傀儡。[44]麦迪逊愤怒地说：“他们的策略是把民主政治和对暴动的憎恶联系起来，把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和那些组织联系起来，并且把总统搁在另一个党派之首的位置，以对付两者。”[45]麦迪逊认为威士忌叛乱是建立常备军的序曲，而这将限制美国的自由精神。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认为这场起义再一次印证了汉密尔顿的权力野心及其对于华盛顿思想的魔鬼般的控制。杰斐逊向来讨厌“邪恶的”消费税，并且武断地称之为“汉密尔顿暴动”。[46]杰斐逊把华盛顿比作“躲在船舱里的船长”，年事已高，昏睡之间“已被一个无耻的领航员引入了敌人的港口”。[47]

汉密尔顿的朋友蒂莫西·皮克林后来评论说，消费税仍然是“威士忌爱好者特别讨厌的东西”，而杰斐逊废除该税的誓言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因此可以这么说，毫无疑问，是威士忌爱好者让杰斐逊先生当上了美国总统。”[48]

汉密尔顿知道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民众对他心怀怨恨，因此当11月末他离开匹兹堡时，他要求安排六名士兵骑马实行特殊护卫。经过近两个月的路途劳顿和日晒雨淋，他一路疾驰奔向费城，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艾丽萨——她正体验着十月怀胎的艰辛，并由于他不在身边而备感孤独。就连远在伦敦的安杰莉卡·丘奇都知悉了这紧急的情形。她写信给艾丽萨：“亲爱的，我知道，在他远行的这段时间里，你很不快乐。你是多么令我牵肠挂肚。”[49]11月24日，亨利·诺克斯对汉密尔顿讲述了艾丽萨为他的归来而做出的真挚祈祷：“看上去她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流产的危险，这让她非常紧张。”汉密尔顿一家的“医护天使”爱德华·史蒂文斯在此时出现，对艾丽萨进行了护理，并让她放心，她并没有危险。尽管如此，诺克斯告诉汉密尔顿，她“非常渴望你能在身边。为了让她安心，这封信在总统的要求下送达”。[50]

后来艾丽萨确实流产了，汉密尔顿为此深深自责。“我心爱的艾丽萨最近一直身体不好，”12月初他写信给安杰莉卡·丘奇时，没有直接提到这次流产，“感谢上帝，她现在恢复得不错，只是还有些虚弱。这都怪我由于远征而不在她的身边……你将看到，尽管你可能会鄙视我，我还是要对她做出补偿。”[51]自从玛丽亚·雷诺兹的丑闻曝光以后，汉密尔顿竭力呵护自己的家庭，但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无休止需求没有留给他自己必要的时间，如今，他的离家远征酿成苦果。

汉密尔顿相信，他要做的伟大工作已经完成。1794年12月1日是他返回费城的日子，他告诉华盛顿，他将于1月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有人怀疑，这样仓促的决定是否与艾丽萨的流产有关。艾丽萨对汉密尔顿的爱是无私的，但她不喜欢以政治为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也为丈夫所遭受的无休止的攻击而感到厌恶。看到丈夫所做的牺牲并未得到承认，她很痛苦。安杰莉卡·丘奇听说汉密尔顿要离职的传闻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信给艾丽萨：“这个国家将失去她最好的朋友，而你，我亲爱的艾丽萨，将是唯一一个需要或者乐于这种变化的人。我倾向于相信，是你的影响促使他想远离公共事务。”[52]丘奇知道汉密尔顿兴趣广泛，所以赞成汉密尔顿暂时远离政治稍作休整，她对艾丽萨说：“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和我们谈论政治。他那些轻松可爱的闲聊对我们都有好处。”[53]

对华盛顿而言，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是一个转折点；是他让汉密尔顿成为了新政府的原创者。后来，得到授权撰写华盛顿传记的约翰·马歇尔读到华盛顿的往来信件时，非常震惊于其中汉密尔顿来信“所占的比例”。[54]在批复汉密尔顿辞呈的信中，华盛顿写下了他前所未有的至高赞美：

你所展现出的每个方面都让我看到，我对你的才干、努力和正直的信任是恰如其分的。我能坦率地向你表达我的赞扬，因为我所说的一切皆有大量信息为据，而这些信息是不会欺骗我的，同时也令人心服口服地证明了你值得公众的尊重与爱戴。我最真挚地祝愿你幸福快乐，我的祝福将伴随你引退后的日子。[55]

这封信说明了为什么华盛顿往往不太重视杰斐逊派对汉密尔顿的诽谤中伤。无论是身为将军还是位居总统，华盛顿有无数机会观察汉密尔顿，并且他看到的都是能力、奉献和正直。作为给汉密尔顿的另一份礼物，华盛顿让他在财政部的副手小奥利弗·沃科特接任部长职务。

汉密尔顿渴望声名清白地离任，他迅速地将离职计划告知众议院发言人米伦伯格。他希望留给特别调查委员会一些时间来完成所有刨根问底的调查，以免有人会说三道四，怀疑他有什么隐藏的问题。悄然隐身幕后并不是汉密尔顿的风格，他为1月19日提交众议院的最后一份关于政府金融的大部头报告鼓足了气力。他希望描画出广阔未来的方针。华盛顿不久以前要求国会赎回公共债务，并“避免不断累积的债务最终殃及政府”。[56]国会就具体的提议展开了争论，而不是着眼于总体计划。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汉密尔顿一成不变地把公共债务看作公共福祉，这种误解让汉密尔顿很是恼火。他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债务可能是公共祸根。“法国的负债招来了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财务窘境的后果就是走向推翻政府之路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可怕场面。”[57]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汉密尔顿并不能改变别人的偏执成见，认为他始终赞成大量的公共负债。杰斐逊对一个朋友谈起公共债务：“两派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共和派希望明天就清偿债务，而财政部（联邦党人）一派希望债务永远存在，因为他们发现这对腐蚀立法者非常有帮助。”[58]

债务理应受到关注，因为消耗在债务成本上的联邦支出高达55%，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汉密尔顿致国会的临别赠言——“关于进一步支持公共债务的计划的报告”——接受了共和党的挑战，并提出了三年内偿清公共债务的方案。他希望开征新税种，稳定旧税种，并且他努力表明自己一直在为尽快减少债务而奋斗。他不能忍受为威士忌暴乱平反正名，他指出，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所有盈余全都直接用于降低公共负债。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一个多月之后，他的计划得到国会批准，变成法案。然而，亚伦·伯尔等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令汉密尔顿愁眉不展，他认为这些修改损害了他的方案的“精髓”。他对鲁弗斯·金说，这种行为让他“很受折磨”，并斥责这是“对国家荣誉的可恶暗杀”。[59]他感到迷惑，为什么当他这个来自异乡的移民为国家命运呕心沥血之时，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居民却对此漠不关心。

眼看政府和国家沾上一个难以去除的污点，我的心非常痛苦。难道我比那些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人更像美国人吗？为什么我感到如此痛苦，而其他人却冷眼旁观？到底是因为我是一个傻瓜、一个浪漫的堂吉诃德，还是因为美国人天生有心智缺陷？如果不是因为有你，还有少数人……我们当中存在轻视众生的风气……我毫无保留地向你**我的心声。我万念俱灰，愁容满面。我认为一个好政府的目标就是面对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60]

在这封言辞夸张的信件中，汉密尔顿再一次地流露出了自己对于美国前途的绝望心情。言行不再受到公职约束的他愈发经常地陷入愤怒的深渊。在汉密尔顿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本性的疏远性，他一直有一种悲伤，感觉自己虽人在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无根可依的局外人。最终，国会基本上未加改动地实施了汉密尔顿的方案，否决了伯尔提出的修改意见。汉密尔顿面对威胁的反应有些过激了，他表现出一种抑郁的特质，一种夸大问题的倾向。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从事公共事务的专家，他却始终不能培养起自我保护的外壳。

尽管失望重重，40岁的汉密尔顿在离开费城时，心中一定还是充满了成就感的。威士忌暴动已被平息，国家财政繁荣，关于他的调查也以响亮的无罪宣告而终结。几乎在所有由他发起的重要项目中，他都大获全胜——无论是银行、债务承担、公共债务融资、税务系统、海关业务，还是海岸护卫队——尽管约翰·昆西·亚当斯多年以来对汉密尔顿恶言相向，后来却也评论道，他的财政系统“运作起来就像是为重建公共信用而施展的魔法”。[61]在汉密尔顿就职时已破产的美国，现在享有的信用等级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相上下。他为自由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并帮助实现了总统角色从被动的行政长官到积极的政策制定者的转变，为美国未来的崛起建起了运行机制的总体框架。他展示了政府的创造性功能，并促进了各州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他清晰阐述了其宪法基础，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关键原则，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维护巩固了华盛顿政府。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我们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能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对我们的机构和历史产生如此直接和持久的影响。”[62]汉密尔顿的成就无可比肩，他适逢政府的初生时期，得以在这张白纸上自由发挥。如果说华盛顿是“美国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那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疑就是“美国政体之父”。